在全球化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海外华商作为一个分布广泛、跨国经营的群体，逐渐嵌入世界各地的产业结构与商业网络之中。他们通过横跨国界的商贸体系，实现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高效配置与流动，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全球化经营体系。由此，海外华商网络不仅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互动的重要平台，也成为联结海外华商与中国的关键纽带。

有关海外华商以及海外华商网络，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关于海外华商的整体经济规模、资产分布格局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认知仍十分有限。现有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针对海外华商资产的量化研究寥寥无几，鲜有成果采用大样本量化分析深入解析海外华商资产规模与结构；另一方面，传统研究大多依赖个案观察、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逻辑思辨。少数研究采用小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由于样本规模有限，难以形成具备代表性的普遍性结论。如末广昭、李宗荣等聚焦中型经济体最大的一两百个华商家族的研究，已属于领域佼佼者。覆盖世界各地华商的大规模量化研究之所以难以展开，主要受制于两个瓶颈：一是企业数据的可得性难题，非上市公司的数据难以获得，海量数据处理更需要极大的精力投入、精良的服务器和复杂编程能力；二是华商族群身份的识别标准与技术方法尚未形成共识。

为破解上述难题，本文综合运用多个学科方法与资源进行研究，包括会计学的理论和数据资源，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历史学、族群、移民研究的丰富成果、统计数据和实用方法。令人鼓舞的是，按照本文的测算方法，首次实现了基于公开数据库且可重复验证的海外华商资产量化测算。尤为重要的是，本研究的测算结果通过了严格的多维度交叉检验：在国际层面，东盟五个创始成员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美国的华商资产在世界各国中位居前列，并呈现压倒性优势，符合区域经济格局的普遍认知；在国家层面，以学界研究透彻的意大利华人族裔经济作为验证样本，其华商资产高度集中于纺织服装制造、批发、旅游业，其次为房地产服务、零售和商业服务，与既有文献的关键结论形成相互印证。这些发现不仅验证了方法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更为后续海外各国华商的量化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起点和参考基准。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海外华商资产规模的量化测算，更在于从比较视角出发，通过结构化分析呈现了海外华商资产分布格局与发展规律。本文着重探讨海外华商在何种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更有利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这一探索延续了自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启始的重要思想议题——关于中华文化与现代经济适应性的深刻讨论。该议题贯穿新文化运动、“新儒家”思潮及海外“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等重大思想演进，本文的量化研究有望为该领域提供系统性的数据支持与理论启发。

一、族裔经济与华商发展

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y）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核心问题之一是“为何某些移民群体或少数族裔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又是哪些因素促使他们成为企业家并获得成功？”作为重要的移民来源国，中国的部分移民群体（如温州人或具备雄厚资本者）呈现出创业导向型移民特征，他们往往不会将移民到某一国家视为“既定事实”，而是根据创业环境等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选择。在此过程中，华商在目标国的既有发展状况则成为潜在移民评估创业环境的重要指标。该指标的直接意义在于，若当地已有较为成功的华商群体，新一代华人移民企业家就可能通过族群网络获得丰富的商业资源与支持；间接意义则在于，该指标反映了华商在目标国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对于有意拓展跨国经营的华商来说，华商在目标国的既有发展状况不仅是判断市场潜力的重要依据，也是决策选址、产业配套与资源整合的重要参考。以金融、商务服务、房地产等行业为例，华商往往高度依赖于族裔经济，通过族群网络以及语言文化优势服务于本族群，尤其是富裕阶层。因此，海外华商发展状况日益成为企业跨国投资决策中的关键考量因素。

目前，有关族裔经济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是个体层面，包括人力资本水平、财力资源、移民方式等；二是族群文化，包括族群内部共同的价值观念、企业家精神、凝聚力和信任关系等；三是社会结构，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割裂、种族歧视、族群居住地的相对隔离等。然而，现有研究多以移民输入国视角为主（最常见的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通常将移民的到来视为既定事实，从国际比较角度出发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因而难以提炼出移民商业成就背后的普遍发展规律。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以华侨华人族群作为样本，尝试对海外华商资产进行估算，力图在跨国比较视角下解释全球范围内离散族群获得商业成就的规律。

进一步而言，若能在估算海外华商在各领域的资产总量的基础上，细化至地区和行业维度，则将为跨国投资者评估当地产业配套、同行竞争格局及行业客户基础提供一份“地图”。例如，商务服务业的华商主要服务于华侨华人群体，该行业的资产测算结果对于华人创业者以及中高收入移民在选址与资源配置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华商在各国批发业与零售业的资产规模，则可作为华人移民通过族裔纽带降低交易成本、制定出口决策的重要依据；华商在房地产服务业、金融业与传媒广播业的发展程度则为学者研究华侨华人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提供了关键线索；估算海外各国华商在其他各行业所取得的成就，同样能为中资企业“出海”寻找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提供参考。因此，研究海外华商资产分布格局与发展规律对于理论研究、企业战略决策等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二、概念界定、数据来源、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

海外华商本身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在不同语境下解读其含义存在差异。基于海外华商资产分布格局与发展规律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最严格的定义，将海外华侨华人控制的境外企业定义为海外华商企业。本文以“控制”替代现有主流文献定义中的“投资兴办”，主要是因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始人未必最终能控制企业。例如，某全球市值顶尖的美国上市公司，其华人创始人的股权在上市后稀释至3%，董事会成员大多为非华人，无论从股权控制还是董事会控制来说，该企业都不归类为华商企业。基于族裔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本文定义的控制人身份严格限定在华侨华人，企业注册范围也严格限定在境外。因此，本文所指的海外华商企业不包含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企业，也不包含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内地（大陆）控制的企业。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毕威迪公司旗下的全球企业数据库（以下简称ORBIS数据库）作为测算的底层数据。相比于其他同类型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具有如下突出优势：第一，该数据库规模大、覆盖面广，包含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6亿家企业，使本研究后续得以较全面掌握华商在海外的分布格局及发展规律；第二，该数据库收录的企业类型丰富，涵盖了海外各类规模的上市及非上市企业，使本研究得以将过往测算中忽略的许多中小型、非上市企业纳入考量；第三，该数据库收录的信息完备，包括企业层面的主营业务、财务信息，人员层面的董事会、管理层及实际控制人信息，有助于本研究综合研判企业的华商属性并了解其经济实力。

（三）海外华商企业资产的判定流程

1.姓氏拼写法直接判定“华侨华人”身份

要对华商企业做出判断，首先需要对华侨华人身份有一个合理且一致的判定。在此，本文采用陈方豪等开发的华侨华人姓氏拼写数据库及判断算法。该算法以工商注册数据的企业人员中外籍及港澳台身份人士登记的姓名为语料库，兼容中英文环境，且综合考虑了威妥玛式拼音、邮政式拼音及中国内地（大陆）的汉语拼音，可以兼容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地及各式方言的变体拼写。陈方豪和熊瑞驰以该算法筛选并构造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内地投资的涉侨企业数据库，其加总后的时空、行业、组织特征皆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实际特征相一致，显示该算法在识别华人身份上的合理性。

针对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与华人的姓氏拼写存在混淆的情况，笔者进行两方面处理：第一，与陈方豪等的处理保持一致，从维基百科上提取上述三个国家的常见姓氏列表，如在特定国家同时判定某人可能为本地人和华人，优先判定其为本地人。第二，对于作为移民大国的美国，笔者根据科尔构造的族裔姓氏拼写数据库，将高混淆度的姓氏按族裔成比例进行划分。

2.姓名本地化国家补充判定“华侨华人”身份

尽管本研究采用的华人姓氏判断算法可以对绝大多数仍然保留中国姓氏特征的华人进行识别，但在以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受当地政策影响，华人经历过较为彻底的姓名本地化进程，大多数华人放弃了自身具有华人特征的姓氏，转而使用与本地族裔相近的姓名。这些东南亚华商管控的企业集团，通常还会进行跨国多样化经营，使东南亚华商企业的判定测算变得十分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东南亚华人的姓名本地化做手动调整。

针对位于东南亚的企业，本研究做了四个方面的手动调整：第一，首先通过ORBIS数据库追踪到部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并结合彭博社、维基百科的信息对其华商身份进行核实与更正。第二，根据史塔威尔与历年福布斯排行榜中提及的华人富豪及其名下企业，对ORBIS数据中的华商企业进行了手动核实及补充。第三，针对泰国的情形，根据末广昭、贝特朗提供的华商企业名录对ORBIS数据中的华商企业进行了手动核实及补充。第四，针对印度尼西亚的情形，根据廖建裕、印尼中华总商会会员名单对ORBIS数据中的华商企业进行了手动核实及补充。

3.海外华商企业的识别标准

按照本文的严格定义，海外华商企业的识别标准最好采用实际控制人为华侨华人的企业。然而，跨国层面追溯华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与实际股权结构面临多重困难：一是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数量众多，且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数据披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难以根据公开数据构建完整的跨国股权网络；二是股权的垂直结构具有内在复杂性，令追溯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控制人成为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例如，许多自然人实际控制人通过多层股权结构间接控制底层企业，而在涉及跨境情景时，许多中间的特殊目的公司往往注册于股东信息隐匿的避税港，这进一步增加了识别工作的难度。

鉴于上述困难，本研究采用将董事会成员中持有股权的华人董事占半数以上作为识别华商企业的标准。按照现代公司治理体系，股权和董事会控制可以决定企业的战略和经营方针，ORBIS数据库提供了持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的信息。虽然持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不必然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但他们必定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参与者，且与企业实际控制人保持紧密联系。因此，企业董事会股东的族裔构成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家企业的族裔经济特征，也能反映企业的实际控制情况，从而可以帮助笔者利用公开数据识别华商企业。

4.海外华商企业资产测算流程

图1展示了海外华商资产规模测算的全流程。本研究按照如下步骤进行估算。第一步，从ORBIS数据库中提取企业数据与人员数据，两者可通过唯一的毕威迪企业编码进行匹配。第二步，从企业人员数据库中筛选出持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并使用陈方豪等构建的华人姓氏拼写数据库与算法，依次根据姓名判断董事会成员的华人身份。第三步，将董事会成员的华人身份信息归总到企业层面，将持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中半数以上为华人的企业初步判定为华商企业。第四步，针对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华人姓名发生过广泛本地化的东南亚国家做特殊处理，通过手动收集权威杂志及期刊上证实的著名华商企业，从而对华商企业形成补充判定。第五步，将最终得到的华商企业（子集）资产按照“国家—行业”层面进行加总，计算从属特定行业的华商企业在所在国家层面的资产比例。第六步，将全体被ORBIS数据库收录的企业资产按“国家—行业”层面进行加总。第七步，在“国家—行业”层面推算华商资产的规模，各“国家—行业”层面的资产加总起来即完成整体海外华商资产规模的推算。

三、海外华商资产分布格局

（一）总量特征

表1呈现了经本研究测算后的海外华商资产总量特征。本文以持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为华人作为海外华商企业的判定标准。经由华人姓氏算法判定的海外华商资产规模估算为29286.74亿美元，经由姓名本地化调整后补充判定的海外华商资产规模估算为4293.27亿美元。在此定义下的海外华商资产总规模估算为33580.01亿美元。

综合而言，根据本文的测算，海外华商资产规模大致为3.36万亿美元，该结果与之前的同类估算得到的结论相比，量级相同，规模偏小，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并未涵盖港澳台地区的企业与港澳台商人及华侨华人在中国内地控制的企业，并且采用了以董事会股东的族裔构成而非实际股权作为判定标准。可以说，本文对于华商企业概念的界定与资产测度更为严格准确。

（二）区域特征

海外华商资产分布具有规模集中而区域广泛的特征，如图2所示。绝大部分（76.96%）的华商资产分布于亚洲地区。这点并不令人意外。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是华侨华人密集分布的区域，也是许多闻名于世的大型华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其中，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与高净值人群财富中心，也是该地区唯一的发达经济体，成为许多华商进行资本融通与财富管理的金融枢纽，因此，汇集了大量的华商资产。华商企业的资产也广泛扩展到了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其中，北美洲占20.71%，这既与许多北美地区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领域的华商崛起有很大关系，也和几处避税港地区（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位于北美洲有关。

进一步分析图3可知，从分布地的性质来看，有74.51%的华商资产分布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定的避税港地区。这一分布格局的成因在于跨国经营的海外华商集团往往将大量资产集中于低税率地区，通过转让定价、特许使用费等方式进行国际税收筹划，导致实际经济活动的所在地并不一定与资产分布地相同，体现了资本全球化下测算离散族群经济活动的复杂性。

（三）行业特征

海外华商所属行业多元化且以传统行业为主导。如图4所示。其中，金融业与商务服务业是华商资产最为集中的行业，占比分别达到了38.50%和27.07%，这既与东南亚华商广泛涉足高资产特性的银行业的情况相符，也与华商常以顶层的控股公司对多样化的底层行业进行控股投资的事实相一致。此外，华商的优势行业还包括制造业（11.43%）、公共与居民服务（8.25%，酒店业、餐饮业归属其中）、建筑与地产（5.80%），每个领域都有诸多华人大亨为人所知。最后，批发零售业、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农业分别占海外华商总资产的2.89%、2.51%、2.47%、0.55%、0.42%。

从海外华商资产的行业整体构成来看，华商的优势领域多分布在金融投资与商贸融通等传统领域，在高科技领域的表现则稍显不足。

四、海外华商资产发展规律

海外华商群体的发展作为现代全球经济的重要现象，其发展规律深刻反映了族裔经济与东道国环境的交互作用。探究影响海外华商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深入理解华商群体的发展规律至关重要。为此，本文聚焦于经济、人口、制度、文化和地理五个层面，系统考察海外华商资产的发展规律。本文采用海外华商企业资产占东道国企业总资产的比例作为衡量海外华商资产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经济层面，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人均GDP作为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人口层面，借鉴劳赫和特林达德的研究方法，计算改革开放初期各国华侨华人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以反映东道国历史上对移民的接纳程度。制度层面，利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A衡量东道国政府对劳动力、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限制程度，反映其制度环境的开放性。文化层面，参考科古特和辛格的方法，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计算各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刻画文化差异对华商发展的影响。地理层面，参考梅耶尔和齐尼亚戈的研究，法国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数据库中四项海外各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指标，用以反映空间距离因素对华商分布演变的作用。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一）经济层面

由表3可知，东道国人均GDP与海外华商资产比例呈微弱正相关，但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p>0.1）。这反映出华商发展的独特历史路径：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海外华商资产扩张趋势普遍存在，并未显著依赖东道国的经济禀赋。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传统观点，表明海外华商发展在一定程度具有相对独立性。海外华商的发展不仅反映了族裔经济的自组织能力和高度适应性，还展现了其长久以来秉持的自力更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这与奥尔兹和杨伟聪提出的“竹网经济”相契合——海外华商既扎根于族裔网络，又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网络。这种双重嵌入的网络结构使得海外华商能够有效应对全球经济的风险与挑战，推动资本资源的迅速流动与扩展。

（二）人口层面

从长远来看，移民政策与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对海外华商资产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国家对海外华商资本流向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东南亚国家普遍鼓励和支持华资向外投放，而其他少数国家则限制这一趋势发展，但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印证。根据表4可知，1980—1990年，华侨华人占当地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海外华商资产比例则增加1.12至1.15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华人占当地人口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海外华商资产占比越大。可见，那些历史上对中国移民接纳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具备更高的社会包容度，从而为华商的经济活动营造了更友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其资本积累与资产扩展。这印证了学者提出的移民社会资本代际传递效应，即后代能够更好地利用先辈积累的资源与网络，稳固后代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

（三）制度层面

海外华商能否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资源和信息流通，往往取决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世界经济自由度是衡量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标，包括法治程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市场开放度四大维度。经济自由度越高的国家，通常对劳动力、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能提供更大便利，创造更有利的制度条件。实证结果显示，世界经济自由度越高的国家，海外华商资产比例越大（见表5）。分组回归进一步显示，自由经济体中的华商资产发展受经济自由度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市场、制度环境越自由、包容、开放，海外华商资产发展越有利，且这一规律在经济自由型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文化距离

作为非正式制度之一，文化对海外华商能否顺利融入东道国文化圈，适应当地贸易环境并拓展商业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笔者采用文化距离四维度和文化距离六维度来探究文化距离与海外华商资产发展之间的关系。表6显示，文化距离四维度每扩大1单位，海外华商资产比例就下降1.9%，而在文化距离六维度模型中，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这表明海外华商所在国与中国文化差异越大，尤其是在商业信任的建立和市场规则的认知方面，文化差异越大形成的非正式的制度性障碍越大，使得海外华商难以顺利融入东道国文化，从而限制了其资产发展。

（五）地理距离

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对两国之间信息获取、资源共享以及双边贸易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表7显示，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与海外华商资产比例呈负相关，表明海外华商所在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越邻近，海外华商资产发展越有利。地理距离的邻近使得信息流动更为高效，资源共享更为便捷，从而推动了华商在东道国的经济活动和资本积累。

五、结语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海外华商的迅速发展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构成了海外学界“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现实底色。自20世纪80年代起，海外华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亦不言而喻，同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海外华商仍将发挥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局限，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充分反映海外华商在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缺憾，也导致中国及移民目的国在制定相关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时缺乏定量依据。同时，出国移民、出口导向型企业及跨国投资企业在选择目的地时也亟需相关的参考指标。

本文根据华人姓氏判断算法，利用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对海外华商控制的企业资产进行了全面估算，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海外华商资产规模总量约为3.36万亿美元，海外华商资产的地域分布格局为亚洲约占77%，北美洲约占21%，与华侨华人的数量分布状况基本一致。其中，分布在经合组织认定的避税港地区的华商资产约占75%，体现了资本全球化下测算离散族群经济活动的复杂性。

第二，海外华商的行业分布格局体现为商务服务业占比38.5%，金融业占比27.1%，制造业占比11.4%，公共与居民服务业占比8.6%，建筑与地产占比5.8%，批发零售业、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农业分别占比2.9%、2.5%、2.5%、0.6%、0.4%。这种行业分布格局反映了华商传统的经营偏好，也表明华商在高科技领域仍有待拓展。

第三，海外华商的发展规律表现为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越近、文化差异越小、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华人占当地人口比重越大、制度环境越好，该国华商的发展就越成功，但与所在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不大。从一个侧面说明，海外华商的发展既源于自身的努力与智慧，也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机遇和广阔舞台。

（摘自：陈方豪、吴战篪、杜文馨、赵子乐、周圣楷：《海外华商资产分布格局与发展规律——以ORBIS全球企业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