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与西班牙关系日益紧密。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自2021年以来连续三次访问中国，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不断深化，经贸、教育与文化交流显著增强。在这一背景下，华人移民社群逐渐成为连接中西的重要桥梁，亦日益成为学界研究与政策制定中关注的焦点。

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024年公布的数据，在西境内居住的华人总数已超过22万人，15~35岁华人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其中，一类出生于原籍国，在童年或少年时期随父母迁居目的国的年轻群体，即“1.5代移民”，近年来在华人社群中逐渐凸显其代际特征。他们既不同于在成年后移居、文化适应路径清晰可辨的第一代移民，也有别于自出生即扎根于目的国、未经历跨境迁徙的第二代移民。在进入新文化语境之前，他们已初步建立起原生语言、家庭文化与早期社会经验，这些原有认知与生活习惯在其成长过程中与新环境持续碰撞与重构。因此，1.5代华人移民并非简单处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中间代，而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化轨迹、心理过程与认同模式的跨代际群体。

与英美、东南亚等传统移民地相比，西班牙的华人移民社群起步较晚，尚未建立系统化的华文教育体系，也缺乏稳定的族裔话语空间。这些结构性不足使得西班牙的1.5代华人移民在身份建构过程中面临更多阻力与挑战，并使西班牙成为观察非传统移民国家中代际移民认同流变与再定位的典型场域。基于此，本文聚焦西班牙1.5代华人移民群体，借助深度访谈与个案分析方法，探索其身份认同的流动轨迹及其背后的结构性与主体性因素，进一步揭示其在多重语境中向中国认同演变的身份回归趋势及其原因，旨在丰富非传统移民国家中代际移民认同建构的理论讨论，同时为提升针对华人青少年移民的教育干预与社群建设提供依据。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移民身份认同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国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个体如何在多重文化语境中重构自我认同，成为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身份认同并非静态属性，而是受历史经验、文化传承、社会结构与个人实践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动态建构过程。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数量迅速增长，其来源地、地域分布、移民类型以及社会认同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进一步提升了身份认同问题在华人移民研究中的关注度，并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路径与区域性关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者，基于各自社会语境、移民结构与学术传统，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脉络。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学者主要关注移民个体在族裔归属、语言使用、文化适应等方面的表现与选择，强调当地社会接纳度与家庭文化传承之间的张力。例如，波特斯与周敏提出分段同化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认为移民后代的社会融入路径并非线性单一，而是受阶级结构、族裔资本、社会支持系统等多重因素制约，形成主流吸纳、族裔下沉或族群凝聚等不同模式。有关东南亚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历史结构与国家政治语境。如张晶盈认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多重层面，涵盖个体身份、族群归属、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多个维度，既体现出代际传承与灵活变异的统一，也呈现出群体内部差异性与整体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北美及东南亚等传统华人移民研究区域相比，西班牙是较新的华人移民目的地，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经济活动、社区结构与性别分工等方面。李明欢教授从宏观视角系统梳理了西班牙华人社会的历史演变与现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子刚深入剖析了西班牙华人社群经济结构的多元构成；金阳敏和戈麦斯（Gómez）聚焦于西班牙华人侨民身份的社会构建过程，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日常社会实践中所呈现的身份认同动态变化，为理解当代华人移民的社会适应提供了新视角。华金（Joaquín）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了来自中国浙江地区的华人移民在西班牙建立的社会组织与家庭网络，展现了其独特的社群结构与互动模式；阿美利亚（Amelia）采用性别视角，深入探讨了西班牙华人女性的身份角色，为理解性别与移民的交互关系提供了丰富素材；孙歌迪（Gladys）强调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跨国联系，探讨这一联系如何形塑他们在西班牙的身份建构与社区认同；帕洛玛（Paloma）和爱玲（Irene）则将研究焦点放在移民子女的文化身份与社会归属问题上，拓展了对代际认同形成路径的理解。

尽管中西学者在西班牙华人移民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整体来看，该领域仍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现有研究多以整体社群为分析单位，对代际差异的探讨较为粗略，往往将1.5代移民笼统纳入移民后代或二代移民范畴，忽略了其在跨文化成长经历中所体现出的身份过渡与流动特征。第二，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多采用静态框架，倾向于将移民个体划归为融入西班牙或维系华人文化的两极模式，未能深入揭示其认同在不同时空与社会关系中的动态调整过程。第三，关于回归议题的探讨也相对稀疏，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层面的归国创业，对移民个体在“留西”与“回国”选择中的文化认同机制与心理动因缺乏系统性梳理与理论建构。

因此，本文聚焦西班牙1.5代华人移民在扎根和回流抉择中的身份调整机制，进一步探讨其如何在多元文化结构中实现自我认同的动态建构。这一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西班牙华人社群内部异质性的理解，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理论延展空间。究设计与实施过程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和民族志方法，实施时间为2020—2024年。研究流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通过深度访谈，与1.5代华人移民展开深入交流，并在访谈后保持联系；二是通过个案研究，参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近距离观察和分析其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与文化适应；三是利用民族志的写作形式，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展现1.5代移民的身份流变路径与机制。

（一）第一阶段：深度访谈

作为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深度访谈能够通过与受访者的直接交流，获取深层次的个人观点、经历与情感表达。依据这一方法，笔者先通过朋友介绍或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与华人移民取得联系。在深入了解后，笔者共选取15位符合1.5代华人移民定义的受访者，并在西班牙疫情解封后与13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与2人进行线上访谈。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设定了一套半结构式问题框架，从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社会活动、文化语言以及与中国的联系四大方面进行访谈，且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灵活扩展，为受访者表达个体独特性留出空间，从而有效平衡了系统性和灵活性。这种访谈形式能够揭示1.5代华人移民在西班牙生活的复杂经历、身份认同的变化以及文化适应的多重面向。受访者的个人信息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6人仍在求学，9人已步入职场。

（二）第二阶段：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通过对少数个体或小规模群体经历的描述、解释和深入分析，以理解特定现象。访谈之后，笔者仍与受访者保持联系，甚至与部分受访者成为朋友并经常一同参加各种活动。笔者从中选取Huihui、Xiaozhi、Yawen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参与他们在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间的个人生活活动，将彼此联系从单纯的访谈拓展至生活中的实际互动，从旁观察并记录他们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实践，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1.5代移民的复杂身份转换过程，并在具体情境下分析他们如何在全球化和跨国社会中进行文化适应和身份重构。

（三）第三阶段：民族志撰写

在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采用了民族志的写作形式，以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为框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合与分析。民族志旨在呈现特定群体在其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互动和象征意义。笔者将与1.5代华人移民的访谈内容和互动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其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以及跨文化适应的方式，系统呈现1.5代移民群体的多元文化表现及身份流动的复杂性，从而为探讨其文化适应与身份选择提供坚实的经验支持和理论依据。身份认同的流变：从疏离到回归

西班牙1.5代华人移民群体较为年轻，目前年龄大多为20~35岁，其代际特征的生成与西班牙华人移民的发展轨迹密切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华人移民在西班牙经历了以初期创业与家庭团聚为主的两个关键阶段，逐步形成一定规模。其中，家庭团聚集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多呈渐进式推进，先是夫妻团聚，随后子女陆续抵西求学并定居，构成了当前1.5代华人移民的主体。访谈显示，2008年前后常被1.5代华人移民视作其移居西班牙的重要时间节点。

作为成长于中西文化交汇语境中的移民子代，1.5代华人群体在迁往西班牙前已有相对扎实的中文基础。到西班牙后，多直接进入西班牙语教育体系，同时在家庭语境中保持了一定的中文语言能力与中华文化认知。基于访谈资料，本文初步归纳出其身份认同演变的三个阶段，即从对华人身份的疏离，经由身份摇摆，最终走向主动回归。这一演变过程通常对应童年时期的迁移、青少年时期的反抗与成年时期的抉择等人生节点，呈现出跨文化成长背景下身份认同的动态流变逻辑。

（一）身份疏离：融入渴望下的自我否定

1.5代华人移民在初抵西班牙时，普遍面临语言障碍、文化冲击与制度隔阂等多重挑战。由于其大多在青少年时期迁入，早期社会化阶段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西语教育体系融入迟缓，因此常在学校中处于边缘位置。在西班牙求学初始阶段，语言掌握的滞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社会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使他们在课堂参与、同伴交往和课外活动中常常遭遇误解、标签化甚至排斥。

西班牙教育体系中设立了帮助教师（profesor de apoyo）政策，Yawen在小学入学第一年被安排到语言班，班上只有她一名学生，专门接受西班牙语辅导，同时还学习数学、美术等基础课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语言与学业适应压力。然而，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亦暴露出执行差异与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一些受访者反映，辅导班常与身心障碍学生混编，这种安排容易造成自我认知偏差，引发羞耻感与身份困惑。

当时跟我一起上辅导课的，几乎都是有智力障碍或身体残疾的孩子。我当时特别困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有某些缺陷，不然为什么会被安排到这里？这种感觉让我对西班牙的教育体系越来越抵触，后来上学的时候，心里总有一股逆反情绪，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了。

同时，并非所有移民子女都能平等享受教育支持政策，受访者Weiqiang的经历凸显出西班牙大城市中资源分配的不均与教育体系内隐形的偏见。

我12岁刚到马德里公立学校时，根本没安排语言辅导课。数学课上连作业要求都听不懂，同学就笑我是“chinito”，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带有歧视意味的“小中国人”。上厕所的时候，总有人盯着我看，我向班主任反映，她却说这是文化差异，你要学会适应。还有就是体育课上，当地孩子故意挤撞我，老师看见后反而训斥我，说我语言不行没法沟通，这么多学生哪有时间单独管我！

这一系列经历使Weiqiang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与身份焦虑。他坦言，那段时间特别想快点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一度对自己的中国背景感到羞耻。他曾反问自己：“我来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中国学的东西，这里什么都用不上。”

这种否定原有文化的心理在多个受访者中均有体现。他们试图通过语言模仿、行为适配乃至文化回避来抹平身份差异，期望借此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例如，有受访者主动为自己起西班牙名字、刻意模仿当地人的穿着饮食，甚至在家庭内部减少对中文的使用。然而，现实并未给予他们所期盼的回应。身份上的他者化在细微的社会互动中不断显现，使他们在努力中反复受挫。受访者Ana回忆了她在大学课堂中的一次遭遇，至今仍令她印象深刻：

第一节课，老师看到班里有亚洲面孔，就说这门课很难，如果西班牙语水平不够，建议不要选这门课。轮到点我名的时候，她问我西班牙语水平等级是多少。我说我从小就在西班牙上学和生活，没有参加过等级考试。尽管我西班牙语表达得已经很流利，她仍然反复强调我应该去做语言测试。她好像就是无法相信我就是这里的人。

这类事件凸显了外表差异在身份认定中的关键作用：即使语言熟练、教育背景本土化，族裔外貌仍成为被怀疑身份的理由。这种文化合格但身份不被承认的落差，往往引发更深层的认同挫败。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这是西班牙1.5代华人移民在初期适应过程中普遍经历的主动同化阶段，他们试图通过放弃原有文化资本以换取社会接纳。然而，这种单向度的适应模式因遭遇结构性歧视与持续的族裔化认定而难以成功。因此，在这一阶段，其身份认同呈现出显著的撕裂感：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外来者标签，主动调整以趋近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又因反复的社会排斥与文化误读，不得不重新面对自身的族裔身份。这种认同路径的双向错位，不仅导致1.5代华人移民在文化归属上的摇摆与不安，也在其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为其日后走向身份认同回归打下基础。

（二）身份摇摆：文化夹缝中的认同张力

在身份认同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家庭作为1.5代华人移民个体持续嵌入的重要社会空间，其价值传递与文化再生产机制对子女的族裔归属感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然而，1.5代移民又处于一种文化半继承状态：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以西班牙语为主的语言环境中，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受到当地社会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其父母多秉持传统华人文化理念，强调家庭责任、等级秩序与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差异在其青年时期表现尤为突出，许多受访者提及与父母在语言沟通、教育期待、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摩擦甚至冲突。

在家庭角色的具体实践中，许多1.5代华人移民被动承担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家庭职责。如父母经营的百元店或杂货铺常需子女轮流协助，周末亦不例外。若子女拒绝，父母则通过强调亲情和责任加以劝导。这种以情感和义务为基础的劳动参与机制，虽在家庭经济层面具有现实效益，但也牺牲了1.5代华人移民与同龄人交往和发展的空间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其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心理隔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与当地社会的深入接触与融合。

作为长女，在成长过程中我不仅协助父母照料生意，更需承担对两个弟弟妹妹的生活照料与学业督促等责任。我虽然深爱弟弟妹妹，但我的童年是在责任压迫与情感缺席中被动度过的。弟弟妹妹获得了来自父母和我的双重关爱，而我什么都没得到。所以，我一直都想离开家，我想逃避，我想离开这里，而考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样我就可以实现自我独立。

然而，这种逃离在情感层面往往难以奏效。Yawen虽最终如愿进入马德里高校就读，实现了地理空间上的相对独立，但情感纽带却未能真正切断。父母频繁致电要求她继续履行家庭责任，如关心弟妹生活、协助家庭事务等，却极少关心她在新环境下的生活与学习状态。最后，她依然按照父母要求，时常关心弟弟妹妹的学业。由此可见，面对家庭责任压力，1.5代华人移民虽有逃离，却在潜意识中内化了华人传统价值观，并在行为层面上不断予以实践。

受访者David的经历为此现象提供了另一角度的佐证。作为计算机硕士毕业生，他原本计划前往德国发展，谋求更广阔的职业前景与更高的收入，但最终选择留在马德里。

我的父母已经年老，语言又不好，去政府部门或者医院都需要我的陪同，如果我走了，弟弟年纪又小，我不知道以后父母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这一看似理性的选择，实则反映出他在情感与道德上的双重负担——尽管其教育经历和思维模式已深受西班牙社会的影响，但家庭内部的不对等依赖结构仍使其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义务的牵制。

上述案例所揭示的，正是1.5代华人移民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典型矛盾：一方面，他们因接受西方教育而倾向于个人主义、自主决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亲属责任的内在规训，又使他们在家庭期待与个体愿望之间不断调适与折中。这种情感逃离的失败，不仅凸显出家庭在身份认同路径中的持续塑造力，也暗示了1.5代移民在身份流变过程中，往往从最初对原生文化的排斥与疏离，逐渐过渡到一种隐性而内化的文化承继状态。这一阶段的身份认同建构并非通过语言选择或外显认同所体现，而是经由责任承担、伦理判断与亲情再协商的实践过程，逐步完成其对中国身份的再嵌入与再认识。

（三）主动回归：认同重构中的情感再发现

尽管1.5代华人移民尝试疏离华人属性，但早期家庭经历的深层影响使其难以完全切断与原生文化的联结。成年以后，随着受教育阶段的结束与职业抉择的到来，其身份认同问题重新显现。

西班牙学者爱玲（Irene）的研究表明，西班牙华裔青年在学成后往往选择回到中国大城市寻求工作机会，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重塑，也折射出西班牙经济相对衰退的现实，多数华裔青年希望“受聘于西班牙在中国的公司”，从而实现中西资源的整合与个人身份的双重锚定。调查发现，这一现象在1.5代华人移民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其回归路径表现出职业驱动下的主动回归、亲缘牵引下的归返与被动回退等多重形态，呈现出高度分化特征。

首先，主动回归型的1.5代华人移民往往基于职业发展逻辑，选择回到中国以实现自我价值与身份提升。中国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具备国际化视野与跨文化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受访者Xiaozhi本科阶段在西班牙主修信息技术，期间他曾利用假期回中国，在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实习，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毕业后，他通过华为的校园招聘顺利入职，起初在深圳接受系统培训，目前已被派驻阿根廷，从事项目拓展相关工作。由此可见，与前一阶段的文化回避或家庭逃离相比，基于职业驱动的主动回归更强调个体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契合与重塑，身份认同在此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与战略性倾向。

当然，也有一部分1.5代华人移民选择以在地嵌入的方式实现身份回归，即虽留在西班牙，但通过与中国资源的深度对接完成职业与身份的再定位。他们往往选择以个体户身份在西班牙创业，开展与中国市场相关的业务，如移民中介、房地产服务及留学咨询等。借助中西语言能力与双重文化背景，他们有效整合跨国信息资源，为在西华人移民提供定制化服务的同时，也在西主流社会与华人族群之间构建起实用性的连接网络。此类职业实践体现了1.5代华人移民在现实策略中主动回归华人社群，通过在地——跨境的经济嵌入，强化与中国的联结，从而完成对“在西班牙的中国人”身份的再确认。相比融入主流社会的路径，他们选择正视并接纳自身的族裔属性，使中国身份认同在职业实践与文化情感中重新获得主体地位。

其次，部分个体选择亲缘归返，即伴随家庭成员返回家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身份的再定位。该类移民个体的回归行为常常归因于父母的情感归属与养老安排，其决策并非完全自主，而是源于对家庭结构和亲属责任的回应。例如，受访者Emily因父母决定回浙江照料年迈的祖父母，在完成硕士学业后亦回国就业。尽管其职业路径具有一定的本土嵌入性，但其身份认同仍深植于家庭伦理结构之中，是一种情感驱动下的回归。与西班牙社会中相对弱化的家庭关系不同，中国语境下的家庭伦理使1.5代华人移民更容易在情感层面重构身份，从而在行为层面进行回归实践。

最后，还有一些1.5代华人移民因未能适应西班牙生活而被动回归，即因未能有效适应所在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而被迫选择重返原生文化体系，以弥补其在异国社会中的归属感缺失。例如，受访者Huihui因在西班牙语言学习困难及教育资源获取不足，未能顺利升学，其社会活动范围长期局限于家庭经营场所及华人社交圈。在这种高度孤立的生活状态中，他逐渐对西班牙社会产生失望与疏离，最终选择回国并在家乡餐饮行业就业。尽管回归后的工作性质较为基础，但他却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了更强的归属感与文化共鸣。此类回归虽缺乏规划性，但其身份认同反而在文化再嵌入过程中得以稳定与重构。

总体而言，1.5代华人移民的身份回归并非单纯的地理位移，而是一种融合空间迁移、文化再嵌入与策略性身份选择于一体的多维文化再定位过程。无论是出于职业理性所作的主动选择，基于家庭责任牵引的亲缘归返，抑或因异质文化错位而引发的被动回流，这些路径最终均指向对中国身份的再认同与文化归属的重建。此过程标志着其身份流动的第三阶段：在经历早期的文化疏离与家庭拉扯之后，逐步走向对中国文化与身份的再协商与主体性重构。在这一阶段，中国认同已不再是外在赋予的标签，而是一种由个体主动建构的身份选择。素

1.5代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流变，并非孤立个体在特定时点的心理反应，而是长期处于多重社会结构与文化力量交互作用中的动态建构过程。其从主动疏离到重新确认华人属性的身份轨迹，反映出中华文化认同在其内在认同体系中的再度强化。与二代移民经“他人叙述”构建中国形象的方式不同，1.5代华人移民对中国的认同常具有情境性和具身性特征，其在祖籍国的生活经验与感官记忆在身份回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当地教育环境与社会歧视

在初抵西班牙的社会化阶段，1.5代华人移民普遍展现出一种主动“去中国化”倾向，试图通过削弱自身与华人文化的外显关联来降低社交阻力与身份异化感。例如，一位受访者回忆称，其在小学时期有意识地避免在校园中使用中文，而家长在为其准备学校午餐时，也常刻意选择当地常见的夹心面包（bocadillo），而非传统中式饭食，以尽量减少因文化他者形象而引发的不适与排斥。这类行为虽出于对主流社会的适应性考量，实则反映出一种内隐的文化回避与身份压抑机制。

此外，即使在语言掌握与学业表现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其华人身份仍难摆脱成为社会标签的宿命。多位受访者提到，尽管自幼在西班牙受教育，仍常被教师或同学以“你的西语说得真好，你学了多久了？”等话语相待，未将其视作本地成长的个体。这类赞赏式话语实际上将其语言流利视作额外努力的结果，而非自然成长的常态，隐含着主流社会对其本地性与归属权的否认。

这种持续存在的族裔刻板印象与身份误读，不仅限制了1.5代华人移民在西班牙主流文化语境中的真正融入，也加剧了其在认同建构过程中的心理撕裂。长期来看，这类排他性的社会定位经验逐渐削弱了他们对西班牙社会的认同黏着力，转而促发对原生文化的反思与再靠近。

（二）文化仪式中的情感内嵌

家庭不仅是华人子女语言与行为习惯的早期学习场所，更是中华文化持续传承的重要媒介。尽管1.5代华人移民多在西班牙接受教育、成长社交，但仍深受家庭内部文化模式的影响。

华人家庭日常生活中往往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元素，例如使用中文或家乡方言进行沟通，遵守传统节庆习俗，传承长幼有序、尊亲孝道等伦理观念。这种文化实践并非形式上的文化纪念，而是在重复与仪式中构建出稳定的文化归属框架。有受访者提及，其父母在春节当天会提前关店，全家一同筹备年夜饭；大年初一还会给国内亲友打视频电话拜年，延续红包、吉语等传统礼俗。1.5代华人移民在迁往西班牙前已有部分中华文化体验，对诸如春节、中秋等节日的情感记忆更为具体深刻，这种“记得住”的文化参与，强化了其在西班牙再度参与节庆活动时的情感回响与文化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春节逐渐被西班牙部分城市认可并制度化，华人社团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大型庆典活动亦成为1.5代华人移民重塑身份认同的重要外部支撑。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每年农历新年前后都会举行长达数日的春节文化节，包括新春庙会、烟火表演、舞龙舞狮等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华人参与，也得到了西班牙主流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报道。这些公共文化事件增强了华人群体的集体自豪感，也为1.5代华人移民提供了重新理解并认同中华文化的社会空间。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年由家庭传递的文化实践逐渐从外部规范转化为情感资源，成为1.5代华人移民应对身份焦虑与社会定位不确定性的内在支撑。这种情感的内嵌，促使他们在青年阶段的身份选择中，倾向于主动接纳并肯定自身的华人属性，将其视作稳定而具归属感的身份定位。

（三）发展对比下的中国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与西班牙长期以来的经济低迷与结构性停滞形成鲜明对比。尤其自2008年欧债危机以来，西班牙青年普遍面临就业困境与社会流动受限，促使部分1.5代华人移民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选择。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普遍提到回国所带来的强烈视觉与心理冲击。还有受访者表示，即使每年都回去一次，但每次看到的都不一样。高铁、扫码支付、网上购物等的高速与便捷，让他们觉得中国发展特别快，生活特别方便。这些具体而生动的体验，不仅打破了他们幼年出国时留下的祖籍国发展落后的刻板印象，也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积极认知与情感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语言与文化在西班牙教育体系中逐渐获得认可，西班牙多个自治区陆续在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逐步将其从课外活动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一位受访者回忆，高中时期学校宣布即将开设中文课程，班主任在课上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并以轻松语气对他说道：“你就不用报了，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机会留给其他人吧。”这反映出中文作为有用语言、中国作为值得了解的国家，在西班牙社会中的地位获得提升。这种文化象征意义的变化，使部分1.5代华人移民在西班牙社会语境中感受到华人身份的积极价值，成为其身份重构过程中的关键情感触发点。

这一跨国比较视野不仅是现实判断的体现，更展示了一种向上认同的心理迁移过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现代性与未来的象征，国家形象的积极转变与个人身份认同相互映照，强化了中国人身份的吸引力。

（四）媒介连接下的虚拟归属

数字媒介的迅速发展，为1.5代移民提供了一个无需地理迁移即可持续与中国联系的虚拟空间。在这一虚拟场域中，他们可以绕过现实社会中身份与地域的限制，重建与祖籍国之间的文化连接。与主要依靠传统媒体或亲属来往获取中国信息的第一代移民不同，1.5代移民更倾向于通过B站、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主动接触中国的流行文化、社会议题与政策变化，在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中不断更新对中国的认知图景。

多位受访者表示，相较于TikTok，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抖音，原因在于其内容更契合自身所熟悉的语言环境与文化语境，中国的综艺节目与电视剧不仅更易理解，也更容易引发共鸣。这一情感表达揭示出数字平台不仅作为信息通道存在，更作为情感认同的媒介参与文化归属的建构。

此外，在西班牙主流媒体的表述中，中国常被称为“亚洲巨人”（gigante asiático），虽然这一称谓带有一定的他者化色彩，但也客观上强化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形象。这种宏观叙事与个体在网络日常中所体验到的中国崛起的现实印象相互印证，使得身为中国人不再意味着被动承载某种文化负担，而是转化为一种值得认同与主动归属的身份资源。

因此，在跨地域、跨媒介的文化参与中，1.5代华人移民逐渐形成了一种遥距归属，不仅在认知层面与中国保持连接，也为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回归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支持力量。

本文以生活在西班牙的1.5代华人移民为研究对象，聚焦其身份认同的动态演变与重构过程，旨在理解在跨国社会结构与多重文化交汇背景下，该群体如何在异域成长与祖籍文化延续之间进行身份协商与归属建构。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本文系统探讨了其从早期趋同西班牙当地主流的同化努力，逐步转向中国身份认同的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促成这一转变的具体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1.5代华人移民的身份流变并非个体层面孤立的心理选择，而是深受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影响的社会过程。一方面，他们在住在国教育体系与主流社会中所遭遇的边缘化经历，以及长期存在的族裔化他者标签，使其在认同上始终难以获得完全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文化传承机制、节庆仪式与情感责任逐步内化为稳定的身份支点，为其回归祖籍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同时，在全球社会流动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转变与制度吸引力的增强，使1.5代华人移民在比较中构建起向上认同的价值逻辑；数字社交平台的参与，更在空间上打破了归属的地理边界，使其能够在想象的中国图景中重建身份认同的坐标。

因此，西班牙1.5代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应被理解为一个跨时间、跨空间、跨结构的流动性过程，其身份认同变化并非对原生文化的简单认可与回归，而是一种在全球社会框架下，重新定义自我、重建意义的能动实践。这一发现不仅回应了华人移民研究中关于认同稳定性与文化适应性的经典命题，也为理解高流动性背景下的新生代族裔群体提供了理论与经验的双重启示。

（摘自：史志龙：《1.5代国际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以西班牙1.5代华人移民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