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众所周知，在80年前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从经济、人力和政治上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群体与华侨飞行员群体、华侨医护人员群体一道，因其属于战争紧缺、亟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支援祖国抗战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十年来国内有关华侨机工参战的研究和宣传，仍然存在论述以偏概全、统计数据混乱等诸多状况，视野仅仅局限于“南侨机工”群体，不仅未能客观反映华侨机工在中国抗战中的贡献和牺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人对于海外华侨参与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广度和深度的认知。

“机工”是以往人们对汽车司机、修机人员的通称。抗战时期，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洋华侨机工（简称“南侨机工”，另有部分电工等技术人员）踊跃应募回国，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投身被誉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运输军需、货物及参与其他运输、技术工作，成为1939年轰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在此前后，还有相当数量的华侨机工陆续回国服务，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80余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关注南侨机工的人很多，许多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回忆录和论文、著作陆续问世，这使得人们能够较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特别是近十年来，夏玉清利用云南省档案馆、台湾“国史馆”等馆藏原始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对南侨机工进行综合研究，在南侨机工的人数、构成、复员和南返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问题是，南侨机工虽然是华侨机工的主体，但并非华侨机工的全部。局限于“南侨机工”的研究，导致在诸如回国人数、复员人数及牺牲失踪比例等一些关键问题上，现有的资料及研究数据出入很大。实际上，华侨回国机工人数、分布、流动情况相当复杂。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来自海外各地，其总数约达4000人，他们活跃在前线、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甚至海外战场，除了南侨总会招募的3200名“南侨机工”（其中真正留在西南运输处从事滇缅公路运输工作的只有2700余人），还有不少海外侨社组织回国及零星回国的机工（不仅仅局限于南洋地区），但他们不在主流之列，因此普遍被世人所忽略，这是很不公允的，也限制了研究的视野。此外，华侨回国机工牺牲、复员、定居比例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战后国民政府侨委会的有关统计来看，战后国内的华侨机工健在人数至少有1748名，其中有超过936人复员回到了原侨居地，显示并非原有“三个三分之一”之说可以简单概括。有鉴于此，笔者试就已掌握的相关资料，对战时华侨机工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查考与勘正，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南侨机工”人数之谜

关于“南侨机工”的人数、构成及实际服务于滇湎公路的机工数量，尽管以往学者已有所涉猎，但数字来源多元，统计口径不一，统计结果之间有所出入，有必要厘清其来龙去脉。

（一）“三千二百余人”之说的由来

关于南侨总会所派华侨机工的人数，目前学术界及侨务界一般均采信3200余人的说法。此说的根据，一是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提到，“回国者三千二百余人”，其中“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三百余人”；二是1940年关楚璞著《星洲十年》（社会）专刊所列“民国二十八年马来亚回国机工一览表”的统计（详见表1）。该统计显示，由马来亚经越南回国者凡9批2654人，由马来亚经缅甸入滇者凡6批538人，总计15批、3192人。陈嘉庚为征募机工事项的主要经办者，他所提供的数字自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关楚璞的统计则较为翔实，有学者认为这3192人就是当时南洋华侨青年正式到南侨总会或其下属分会、分支机构办理了回国登记手续，最后由南侨总会具体组织上船回国的统计人数。考虑到“在此人数之外，还有一些华侨青年，由于报国心切，径自回国也参加了机工队伍，但却未在南侨总会的统计之中，因此有‘三千二百余人’之称”。

（二）三千二百余人之构成

但是，陈嘉庚的回忆数字较为笼统，关楚璞的统计数字也有不够详尽之处，且关于循缅甸仰光途径回国机工数量，陈嘉庚估计为“三百余人”，关楚璞统计为538人，数字出入较大，因此，均只能作为研究的重要参考。

其实，早在1994年，林少川所著《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即已披露不少反映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与昆明有关机构、个人往来函件的确凿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无疑有助于我们辨析机工回国人数的蛛丝马迹。笔者将相关资料加以对照、鉴别，辅之其他确凿资料，即得出表2如下。

由表2可知，从1939年2月18日至8月14日，南侨总会实际上至少从新马地区派出11批2999人前往昆明，但档案明确记载编次的只有九批（九批人数合计是2991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第四批”分由经缅甸和经越南两路回国，而南侨总会只把他们算成一批；二是“第二批经仰转昆”的荷属华侨8人，可能因为人数不多，南侨总会没有把它单独列为一批。无论如何，表2的统计结果2999人，不仅囊括了公认的全部九批机工，还加上了来自荷属东印度的8名机工，显然是真实、可靠的，但仍然距离“3200余人”之数有200余人的较大缺口。

笔者认为，这200余人确实存在，他们就是关楚璞所统计的“由马来亚经仰光回国者”的第二批至第五批（该表中的第一批及第六批，表2中已有明确的反映），共计186人。将这186人加上2999人，总计是3185人，正好与3200之数接近。不过，这186人跟取道仰光回国的第四批机工一样，并没有立即回到祖国服务，而是先行前往了仰光的中国驻缅有关单位。其相关证据，是1939年8月28日《陈嘉庚复宋子良寝电》和29日《陈嘉庚询问是否尚需华侨机工函》，以及1939年9月4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复西南运输处函》。前两函称：“经转募仰复兴300余名”；“仰复兴所募，计三百五十名左右，······约九月尾可以全数派完，至本月止已往半数矣”。后函称：“查本会复兴公司前因驻缅运输工程处需要司机、机匠，经委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代为招募司机三百六十名、机匠四十名，共四百名，并应请随时分批送仰以便派赴工作，据报现已多批到达仰光各在案。”由此可知，在为西南运输处代募约3000名机工之外，南侨总会还为其他国内机关代募了约200名机工（即关楚璞统计表中“经仰光回国”的第二至第五批），他们都被陈嘉庚合计为“三千二百余人”。

（三）服务于西南运输处的机工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前往昆明报到、受训的3000名机工中，还有226名机工（包括实到昆明的第六批全部115人、第七批一部分），及第九批66人以上转批到后勤部、军政部等系统服务，因此，真正留在西南运输处系统服务的机工只有2700余人（若加上循其他渠道先后回国在该处服务的华侨机工，大约将近3000人）。这一状况在1941年6月郑琦所拟《华侨机工状况》函中，得到了佐证（详见表3）。

将表3所列各批人数对照表2资料分析可知，它是按实到该处工作的时间分批的：南侨总会派遣的第六批回国机工因属后勤部代招、没有留在该处工作，故表中没有反映；表3中的“第6批”349人，应属表2中经仰光回国的“第四批”344人之陆续回国者，其启程回国日期实际上比表3中534人的第5批还要早。郑琦的统计虽说不够准确，但却大致反映了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在昆明实际接收华侨机工的批数和数量。当然，它没有、也无法全面反映南侨总会的所有派遣批次及人数。

由上可知，“南侨机工”的人数、构成及流向相当复杂，并造成统计上的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在“南侨机工”之外，还存在着数量不菲的华侨机工，二者的边界含糊不清。因此，有必要将研究的视野扩及更大的领域。

二、“南侨机工”之外的华侨机工

服务于西南运输处的华侨机工，并不限于南侨总会所征募、派遣者。除了南侨总会选送的机工，西南运输处还接纳了一些自动回国服务的机工团队和零散机工。据郑琦拟《华侨机工状况》一函附件所述，“本处之有华侨机工，起于民国二十七年。······当时槟城机器工会，曾遣送侨工两批回粤，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务于本处。”“暹罗华侨多人原于抗战以前自动回国服务，及抗战后，本处组织成立，彼辈又向本处投效，以及抗战后自费回国，由海外各地帮会专函介绍来处，请予考核收容者，约计百名。”此外，在南侨总会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批赴滇的同时，南洋其他地区的侨社也有派遣机工团队投效西南运输处者：当第三批机工抵达昆明后，即有“庇能返国机工三十一名”与他们合编为临时大队。

实际上，就笔者所知，除了南侨总会正式为西南运输处、后勤部、军政部代募、遣滇的大约3000名机工及为财政部所属单位代募、遣仰的近200名机工外，循各种渠道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团队并不鲜见，有些机工回国时间甚至早于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其来源也不局限于南洋地区；只不过，他们留在西南运输处服务的不多，大都到了其他系统和地区，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形。

（一）以机工为主的回国服务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华侨机工参加了各种由海外侨团组织的以机工为主体的回国服务团队。例如，1938年初，英国华侨40人组成“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返回祖国；同年4月中旬，“非洲罅沙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开赴国内，人数多达54人；8月，由汽车司机、电工、木工、铁工等76人组成、以黄富求为队长的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从仰光登轮回国，于10月到达武汉，被军政部编制为一个中队、三个分队投入前线抗战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有4批华侨青年从马尼拉回国参战，其中第一批15人即是机工；马来亚吉隆坡华侨曾组织回国机工服务队，一行73人由钟谆生领队经香港赴东江一带服务；1939年夏，一批德国华侨机工28人，经越南西贡、河内进入国内。此外，还有以王文松为团长、由35人组成的新加坡华侨机器工程回国服务团，以及由冯维、刘茂桂率领的暹罗华侨汽车司机工友归国服务团，等等。

（二）参加战地救护团队的机工

许多华侨机工参加了各种由海外侨团组织的、以医护人员为主体的回国服务团队，负责运送救护车及医药器材。例如，七七事变后，暹罗华侨技术人员包括机械工人、护士、汽车司机等数百人立即组织回国服务团，由侨商黄有鸾医师慨赠巨资，代购船票、食物、用品等，欢送回国；1937年12月10日，巴城养生院院长柯寿全组织的救护队启程回国。该救护队配备华侨捐送的9辆救护车及大批医药器材，应有机工同行（柯寿全组织的救护队前后共有4批，每批均有10余人）；1938年4月9日，由黄锡歆率领的苏门答腊华侨汽车同业及机师回国救护团一行20人，自带汽车4辆、药品一批，回国入国民党四路军总部服务。

（三）在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的机工

还有一些华侨机工径直前往延安等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例如，1938年8月及翌年2月，马来亚柔佛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分两批回国服务，其中第一批15人在团长彭士馨的率领下乘轮回国，经香港、广州、长沙，于10月15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们留下两名队员，将一辆汽车交给八路军办事处转送新四军，其余13人继续前行，经襄阳、西安，于11月1日抵达延安，受到边区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年年底，又有马来亚华侨青年黄君武等17人回国投效。在香港“八办”的帮助下，他们带着八路军所需的大批药品，驾车由九龙出发，直奔陕北。“当他们到达延安时，受到了边区人民和八路军极其热烈的欢迎。”华侨机工在延安受到欢迎和信任，当时毛泽东所用的司机就是马来亚归侨梁国栋，其座车实际上只是一辆救护车而已。

由上可知，回国服务华侨机工来源、数目及去向脉络大抵如此：第一，早在全面抗战爆发、西南运输总经理处成立之前，即已有海外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散布在全国各地。第二，西南运输处成立后，首先接收了槟城机艺工程队的32名侨工（其中有28名机工），因“感于侨胞之热诚，且正在需用驾驶修车及电工等技术人才，特请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种侨胞回国服务”。由此，南侨总会在南洋地区为西南运输处代募机工，响应者众，有大约3000人正式组团分期分批前往云南昆明（其中有344人先赴仰光组装新车），另有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复兴公司驻缅运输工程处委托招募的机工约186人到了缅甸仰光。抵滇的3000名机工，受训后并没有全部留在西南运输处系统服务，其中有将近200名机工（包括第六批实到115人、第七批之一部分及第九批66人以上）转批到后勤部、军政部等系统服务，真正留在西南运输处系统服务的机工只有2700余人（若加上循其他渠道先后回国在该处服务的华侨机工，大约将近3000人）。第三，除了南侨总会代募的机工外，还有许多华侨机工（包括南洋华侨机工）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回到国内服务，有的服务于西南运输处系统，更多的则分散在其他系统及地区（包括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的甚至随中国远征军服务于海外战场。

抗战时期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其侨居地区、派遣团体、返国途径、服务地区、所属部门（党派）都不一样，情况较为复杂（见下图）。

三、三个“三分之一”之辩

与华侨机工回国数量一样，华侨机工的复员（即战后返回原侨居地）数量，迄今也是莫衷一是。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战后机工去向的统计，还影响到对该群体战时为国牺牲及失踪人数比例的正确估计。

（一）华侨机工复员数量

关于华侨机工复员数量，现今有“460多名”、“千人之多”（包括南侨机工及眷属，其中机工467人）及“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等多种表述。这三种表述之中，前两种并无出入，而后一种说法若不计眷属，其数字实际上也是与前两种说法相一致的。究其数字由来，无外乎都是根据1946年10月26日、11月15日和11月29日从昆明集体启程南返的三批机工的统计人数而来。但这460多人即使加上零星南返的，也远远不及千人，与复员机工“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通常结论相差甚远。

笔者以为，上述三种说法都有根据，却并不全面，因为其资料都是仅仅源自今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华侨机工档案。如所周知，华侨机工战时既已遍及滇缅公路沿线及云南、西南一带，战后分布地区当更广泛，从云南复员的机工尽管占了大多数，但仍然会有很多遗漏。当年主持华侨机工复员登记及奖金发放事项的机构是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其统计数字理应更加全面、权威。有鉴于此，笔者近日特地翻阅了侨委会的有关资料，发现两则相关统计，兹照录于后。

“关于华侨机工，在廿八年应南侨筹赈总会之号召回国服务者，共三九一三人，其间为国牺牲或中途星散者约过半数，战事结束，自应予以复员。去年开始调查，其由云南省华侨互助会及滇粤侨务处与由本会分别登记者，计第一批一一五四人，第二批二五一人，第三批一二五人，第四批二一八人，共为一七四八人。本会既向行总联总商定遣送，复请外交部交涉入境，更由本会与交通部加发奖状及服务证明书。又呈请行政院核给奖金计每人美金二百元，所合国币六十七万元，统共国币一，一七一，一六〇,〇〇〇元，亦经先后在京、渝、昆、筑分发。各批机工领到奖金以后，办完出国手续，截至卅六年二月底止，已有九三六人，其余仍在加紧遣送中，关于登记及遣送情形，略如上述。”

上列表格及文件，前者系侨委会1947年2月15日后编印，后者系侨委会于同年4月份编印，编者都是主管华侨机工复员登记及奖金发放事项的侨委会，资料均为离复员时间不久的1947年，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尽管二者的数字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且后者所谓的“三九一三人”之说与前述笔者考证之档案记载的九批“2999人”出入很大，可能系对所有海外回国服务机工的统计，但至少表明：第一，侨委会于1946年在5个城市一共登记了4批1748名华侨机工，并向每人发放了67万元国币的奖金；第二，截至1947年2月底止，已复员华侨机工936人，实际复员人数应该还要多一些。

（二）健在、复员、定居及牺牲、失散比例推算

由此，我们大抵可以明确，战后华侨机工健在人数至少有1748名（尚不包括在中共军队及机构服务的机工），其中有超过936人做了复员登记并领取了奖金（其中绝大部分随后南返东南亚原侨居地）。不过，侨委会的登记和遣送对象，究竟是仅仅针对由南侨总会代募的机工，抑或是所有在国统区服务的机工，仍然难以断定。如果是前者，以回国3200人计，则复员约占30％，定居约占25％，另有45％牺牲或失散；如果是后者，以3913人计，则复员约占25％，定居约占20％，另有55％牺牲或失散！

顺带提一句，在失散的人员中，实际上还包括了少量在战争结束前就已提前返回侨居地的机工。包括回国途中潜逃者、服务期间潜逃者、1940年几批数十人公开组织返回南洋者、参加远征军入缅作战后返回侨居地者等，其总数应逾百人。

四、结论

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不仅仅是云南地方侨史“南侨机工”的独特篇章，更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开展更多的回顾和探讨。从上述考辨的华侨机工回国抗日史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南侨机工”概念无法涵盖“华侨机工”群体

在以往研究与叙事中，由于种种原因，“南侨机工”受到广泛关注，而忽略了更广泛存在的“华侨机工”群体，从而限制了研究视野，不利于在全球史视野和大历史观的要求下，充分评估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与付出的牺牲。在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认为，一般场合下用“华侨机工”概念代替“南侨机工”更为妥当，这更符合华侨机工为国奉献的史实。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提出“华侨机工”这一概念，并非要否定既有的“南侨机工”概念，这两个概念内涵不同，各有侧重。南侨机工这一概念虽然也很重要，但容易给人以偏概全之嫌。考虑到抗战时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是全球性的大事件，使用“华侨机工”概念显然更为合适。这一概念更契合机工回国服务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当年无论是国民政府官方还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以“华侨机工”来称呼该群体和个体的。将回国服务华侨机工重新正名为“华侨机工”，也有利于深化对南侨机工的既有研究。

（二）华侨机工来源地遍及海外各地、数量达4000人

抗战时期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既来自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暹罗、缅甸、菲律宾等南洋地区，也来自非洲和欧洲的英国、德国等国家；既有南侨总会代为招募、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名义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也有海外各地华侨社团组织、资助回国的华侨机工和华侨个人直接回国服务者。由于输送渠道较多，导致数量统计出现混乱，但综合分析各方面史料，抗战时期先后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总数应约为4000人（包括在国统区以外如中共抗日根据地服务者），其中由南侨总会代募的约3200人。华侨机工侨居地背景的多元特征和统计数量的不同口径，其实反映了海外华侨参与祖国抗战的空前广泛性，而不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地区。鉴于华侨机工来源地遍及海外各地，笔者认为在叙述这一宏大历史事件时，用“华侨机工”概念替代沿用已久的“南侨机工”称呼，当更为严谨、客观。

（三）华侨机工分布与流向具有跨地域特征

华侨机工的服务处所，主要分布在昆明的西南运输处、仰光的复兴公司、国民党军队及机关、共产党军队及机关，而以昆明的西南运输处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华侨机工的服务处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流动性，不少人即由西南运输处流向国民党军队及机关、甚至流向共产党军队及机关的，还有部分华侨机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直接参加中国远征军、为中缅印战区的盟军服务。华侨机工分布与流向的跨地域特征，恰恰彰显出中国抗战的国共合作背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使得华侨机工服务地区超出了国统区和中国战区的界线。

（四）华侨机工牺牲失踪与战后去留人数应打破三个“三分之一”的既有认知

按照国民政府侨委会的统计口径，在国统区服务的华侨机工以3913人计，登记复员的华侨机工有936人以上，则复员南返侨居地的约占25％，定居国内的约占20％，牺牲或失散的多达55％。显然，这与多年以来学术界关于南侨机工牺牲、幸存和复员人数各占“三分之一”的既有认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华侨机工牺牲或失踪高达55%，无疑直观昭示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华侨机工群体所付出的人身伤亡的重大损失。

近十余年来，关于“二十四拐”在贵州晴隆县被重新发现（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把它当作滇缅公路的象征性路段的错误），以及陈达娅、陈勇对南侨机工中海南籍群体的深入挖掘和探索，夏玉清对南侨机工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等等，都是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现如今，老机工均已陆续作古矣！笔者之所以仍不辞辛劳、醉心于对华侨机工的上述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繁琐的考证，也正是受到了他们崇高献身精神的感动，希望世人对于华侨机工的基本史实有合乎实际的、更加全面的认知：回国服务抗战的不仅仅是来自东南亚的“南侨机工”，还有来自非洲、欧洲等地的华侨机工；华侨机工群体最少也有4000名，而不仅仅是南侨机工的3200余名。无论是从来源之多、人数之众、分布之广、流动之频还是牺牲或失踪的比例来看，华侨机工均远远超越了原有认知的“南侨机工”。笔者在此强烈建议，在研究和宣传这一特殊群体时，重新聚焦于“华侨机工”，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摘自：黄晓坚：《超越“南侨机工”——抗日战争时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新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