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要求，为大力培养抗日人才，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6月1日创办了抗日红军大学，次年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上述策略和路线得到了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一批批华侨历经艰险、不远万里奔赴抗大求学，成为抗战中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象。1940年5月，抗大向中共中央报告：“海外华侨中亦有了广大地区的侨胞子弟来抗大学习。”1941年6月1日，抗大领导干部李志民在庆祝抗大创办五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广大华侨青年，也同样的像巨浪般的从国外奔向抗大。”国民党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早在1938年7月，其国防部材料就提到：“抗大已办至第四期，本期学生最多，数达五千人。学生籍贯以东北人占多数，其次数四川，南洋华侨亦有不少。”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延安是抗日大学的都市”，“中国的男女青年们，都像蚂蚁似的向陕西省的延安集中而来。这种倾向殆可说是普及全中国，而且不但是中国，马来、菲列滨、爪哇以及远自美国的华侨，都派人上这里来。”

在华侨与抗战研究领域，学界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已出版学术著作近20部，出版资料与档案汇编、口述史、回忆录、论文集、图文集等20余部，1954—2023年，发表期刊论文约340篇，这些成果涉及七个方面：一是华侨对抗战的贡献，二是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三是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四是区域、国别华侨与抗战，五是华侨与侨居地的反法西斯战争，六是各省籍华侨与抗战，七是华侨人物研究。但是，目前学界尚缺乏对华侨与抗大关系的专门研究，《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一书也只有零星的论述。因此，本文基于相关史料，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奔赴抗大求学的华侨有哪些类型？他们是在什么时间进抗大的？主要分布在抗大哪些机构？来自何地？除《西行漫记》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促使他们下决心奔赴抗大？他们在奔赴抗大的路上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他们与抗大之间有着怎样的交互影响？以期深化华侨与抗战的相关研究。

一、华侨奔赴抗大求学概况

（一）来源与类别

从来源看，奔赴抗大求学的华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全面抗战前已加入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由中共各级组织选派进抗大学习的华侨。例如，出生于缅甸的华侨胡明（胡绵芳），1936年加入共青团，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选派到抗大第二期学习；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李子芳，是菲律宾华侨，1937年秋被党组织抽调到抗大第三期学习；印尼归侨黎韦，1936年因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国民党以“赤匪嫌疑犯”罪名逮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营救出狱，随后送往抗大学习。第二类是全面抗战前已回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国内各地（主要是沿海地区）自发奔赴抗大的华侨。例如，华侨林有声、陈耕国、王寄生（笔名白刃）等是从福建动身奔赴抗大的；越南归侨文迅、陈宏和暹罗（泰国）归侨陈远高则是从香港动身奔赴抗大的。第三类是直接从国外归来的华侨。例如，庄申远、吴志敏、陈振华、高廷炬、许泽国等华侨青年是从菲律宾出发，马不停蹄奔赴抗大的；王耀华、杨柳、张庆川、朱田、韩道良、林柔、谭亮滨、吴慕林、邱朱克等华侨青年是从暹罗奔赴抗大的；蔡白云、钟萍等华侨青年则是从新加坡直奔抗大的。第三类还包括直接回国，先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先入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等干部教育机构，紧接着进入抗大学习的华侨。第二、三类是抗大华侨群体的主体。

（二）时段与分布

华侨奔赴抗大求学始于1937年初。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由保安迁至延安，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并开始举办第二期。据先后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的莫文骅回忆：“1937年春节前后，大批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亡的激情奔赴延安红大”，“这些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平津沦陷区的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也有河南等地学生，还有从南洋来的侨胞。”因此，抗大第二期不仅有第一类华侨，还有第三类华侨。从此时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抗大停办，每年都有华侨在抗大求学。

抗大第三期办学时间为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这期第三大队就有来自马来亚、安南（现越南）的华侨学员。据《新华日报》报道，抗大“第三大队多外来学生，包括全国各省，也有从马来、朝鲜、（中国）东北四省、蒙古、安南等地来的男女学生”。

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至1940年1月结束。据1940年5月10日抗大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第四期有华侨学员64人，第五期有华侨学员79人，详见表1。

1938年12月，抗大一分校成立。林有声、陈耕国、王寄生等华侨由抗大总校转入一分校学习。1939年，由于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到延安的路不通了，国民党在咸阳设立了关卡，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被抓去进了集中营”，因此，一批华侨进步青年只好改道去晋东南抗大一分校求学。在一分校二支队十队，华侨约占三分之一。在一分校三支队十一队，八班共12人，其中5人是来自南洋群岛的华侨；九班共16人，其中10人是来自新加坡、暹罗、印尼、安南和法国的华侨。

1940年11月至1941年5月，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共有学员1478人，当中有不少华侨。其中一个班全是马来亚华侨。1941年10月，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直属炮兵团教导一、二队及其他三个连队集体进入延安抗大三分校学习，其中一部分人是印尼和马来亚华侨。同月，抗大华中大队成立，下设4个队，学员约500人，其中第四队是华侨青年队，由近100名华侨组成，他们大多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学生，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而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这批学员于1942年4月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

1942年5月，华中大队改为抗大九分校。1943年，一批华侨青年进入抗大九分校学习。同年4月，在苏南反顽战役中，九分校全体人员英勇顽强，近100人受伤，108人牺牲，这些伤亡人员中就有华侨青年。也正是这一年，日本归侨江有生被九分校发掘为美术人才，这是他成长为漫画家的关键一步。与他同在九分校三队学习的还有新加坡华侨王啸平、马来亚华侨蓝芝冰等。

1945年5月，新四军第七师在皖中无为县创办了抗大皖江十分校，学员多数是从上海或其它地区来的进步知识青年，也有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华侨青年。

上述情况说明，进抗大求学的华侨大多是东南亚华侨，少数是来自加拿大、巴拿马、日本、法国等地的华侨，主要分布在抗大总校、一分校、三分校、五分校、华中大队、九分校和皖江十分校。他们大多是男生，少数是女生，如林柔、钟萍、谭岚、董奉然和吕励吾为女生。

（三）人数与规模

根据已有资料，无法统计出进抗大求学的华侨的确切人数，估计有数百人。马来亚华侨彭光涵，1941年在抗大总校被评为模范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侨办秘书长、副主任。他曾说：“抗战时期，到延安学习、工作的归国华侨有多少人？这是许多同志和朋友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我在延安时，曾向招收学员最多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部门负责人询问过。他们给我的答复是：没有专门统计过，无法告诉确切数字，但每个学期都有不少华侨学生。”曾在抗大五分校学习、工作过的部分人员集体回忆时也表示：“当年在盐城抗大五分校学习的归国华侨，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资料可寻，加上漫长时间的消逝和人员的流散，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字。”

二、华侨奔赴抗大求学的影响因素

华侨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才决定奔赴投奔抗大求学的？对于第一类华侨来说，这一问题容易解答，主要是党组织的安排；对于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华侨来说，这一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一书未加说明和注解地断言：“《西行漫记》当时曾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许多爱国侨胞就是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才下决心回国投奔抗大的。”但这种观点难以解释《西行漫记》出版前就有海外华侨投奔抗大的现象。《西行漫记》英文版于1937年10月首次出版，中文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而早在1937年春节前后抗大就“有从南洋来的侨胞”。

为此，笔者大量查阅了第二、三类华侨本人的记述，仅发现两名抗大华侨学员记录了《西行漫记》对自己投奔抗大的影响，一名是马来亚华侨陈明，另一名是泰国华侨张声良，并且他们都没把《西行漫记》放在影响因素的首位。抗大华侨学员更多地谈到了以下影响因素。

（一）中共报刊的宣传

1.《救国时报》的宣传

《救国时报》是中共在国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关报，1935年创办于巴黎，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很大。据抗大华侨学员张道时等人回忆：“在（菲律宾）南洋中学时，我们进步同学经常传阅中共中央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出版的《菲岛华工》小报等进步书刊和小册子，了解到许多有关延安抗大和八路军的情况。延安的革命精神、爱国思想、政治平等、民主生活等，紧紧地吸引着我们，在我们的心头，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我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决心到延安去参加抗战。”据泰国华侨、抗大学员王耀华回忆：“国内抗日爱国斗争的消息不断传来，海外侨胞特别是华侨青年心情激动，精神振奋，互相传颂着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壮烈事迹，争相阅读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等人主办的《生活》《大众生活》周刊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抗日进步报刊。”1938年，王耀华一行7名泰国华侨到达延安，其中6人进了抗大。张声良也提到了《救国时报》。他的母校——暹罗崇实学校有多名学生进抗大求学。该校教师詹尖锋说：“当时有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常刊登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报导和文章，介绍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反映延安‘抗大’和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情况。学生喜欢看，我们就结合抗日形势，为他们讲解分析，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这些都说明，《救国时报》对华侨投奔抗大产生了很大影响。

2.《解放》《群众》等延安出版物的宣传

根据越南归侨、抗大学员文迅的记述，在香港时，“我们在青年会图书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解放》杂志，上面登载有关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启事，我们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给我们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一条很好门径。”据菲律宾归侨王寄生回忆，在集美中学，“有一天，吴其进同学收到一本《群众》杂志，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还登着招生简章。读过后，我的心立刻飞向延安，决定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越南归侨、抗大学员钟怀琼说：“1938年春季后，我阅读延安出版的抗日刊物时读到抗大付〔副〕校长罗瑞卿等革命家宣传抗大的文章和诗歌，使我产生了向往延安抗大的愿望。”陈明也提到了《解放》对他的影响。可见，延安出版物对第二类华侨影响较大，但由于在国外发行量较少，对第三类华侨的影响较弱。

（二）华侨社会三大支柱的影响

1.华文报刊

海外华文报刊在促进华侨奔赴抗大求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前面已提到《菲岛华工》对张道时等人的影响。抗大华侨学员庄申远回忆道：“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巴西市半工半读······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巴西中华学校校长张昭明（抗日烈士）以华侨记者的身份回祖国，采写了一篇介绍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文章。文中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倍加赞扬，文章描述了他在国内所见所闻。这篇报道在华侨中引起很大反响，我读完这篇文章，仿佛听到祖国的召唤，恨不得立即飞回祖国参加抗日。”马来西亚华侨沈光回忆道：“当地华侨报纸不时刊载先期到达延安的我的朋友、同学的来信，报告他们在延安的生活情况。”文迅说：“那个时候，香港有不少报纸写文章报导过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有的用很醒目的标题写着：‘有为的青年到延安去！’······报导了许多进步青年，为了追求真理投笔从戎，奔向延安的事例，我们看后，对延安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之情。”

2.抗战团体

与中共有着紧密联系的海外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起到了很好的发动与组织作用，投奔抗大的海外华侨此前一般都参加过此类团体。共产党员黄耀寰等人领导的暹罗各界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在发动与组织泰国华侨进抗大方面尤为突出。王耀华回忆道：“‘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更加紧张。我参加的组织（华侨救国会）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输送一批青年回国参加抗战。我得此消息，就向组织提出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要求。1937年11月的一天，得到通知，晚上到启明学校开会······黄耀环〔寰〕同志庄严地向我们宣布：根据本人申请，组织决定，你们是第一批送往延安抗大学习的同志，由杨柳、张庆川负责带队。”此后，暹罗“抗联”继续向抗大输送生源。抗大学员谭亮滨回忆道：“抗战爆发前夕，我在泰国一家银器厂和汽车修理厂做工。那时，我已加入了进步组织‘暹罗各界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到1938年4月中旬，一个22人组成的‘抗联第四归国服务团’已组织就绪。（抗联）领导委任我为领队，携带募捐物资，乘坐一艘丹麦轮船，于1938年4月20日动身回国······到延安后，我与吴慕林、邱朱克两同志由组织决定到‘抗大’第四期二大队学习”。缅甸华侨抗日救亡团体也积极为抗大和陕公输送生源。缅甸华侨许金荣说：“缅华文艺界救国后援会知道我们的去向后，积极赞成，并写介绍信给抗大与陕公。消息传开了，一个姓苏的青年也表示愿同我们一起回国参军。”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也毫不逊色，其骨干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的委托，先后介绍成百名华侨青年到陕公和抗大学习。马来亚抗敌后援会总部领导人蔡克明更是以身作则，1937年底亲赴抗大学习，1939年初回到马来亚，除带回许多宝贵资料外，还带回许多延安流行的歌曲，使《延安颂》等歌曲很快在马来亚传唱开来。

3.华文学校

华文学校及其进步教师的指引也是华侨青年奔赴抗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抗大华侨学员陈明表示：“在我爱国进步思想的逐步形成中，（马来亚钟灵中学）教我们国文的林老师，对我思想的熏陶最为深刻”，“我决心要回到祖国，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在我把这一心愿倾诉给林老师时，他十分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会有这一天的，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献身祖国的理想和抱负。你这样做很好，有几个同学已经走了，你既有此心就赶快去做准备吧。’”抗大华侨女学员谭岚回忆道：“1937年，我在曼谷中华中学读书时······真正给我指出正确道路的是教我世界语的邱及老师。他经常组织我们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我们一些积极要求回国参加革命的同学讲：‘你们想回去救国，怎么救？我看要投奔到延安去。’······到了1938年的7月初，我和另一位同学商量好，下决心回国。邱老师通过抗联给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封好后让我们带到香港交给廖公（廖承志同志），说廖公会安排我们回国的事。”抗大华侨学员庄申远说：“1938年8月21日，在进步老师介绍下，我和吴志敏、陈振华、高廷炬、许泽国等五位华侨青年，怀着一颗救国爱民的赤子丹心，未向家人辞别，就离开菲律宾，毅然投奔中华民族的革命圣地延安。”菲律宾怡朗华商中学进步教师陈曲水、郑士美等人先后组织了两批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到延安抗大学习和参加抗日战争。

综上，促使第二类和第三类华侨奔赴抗大求学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中共报刊的宣传和华侨社会三大支柱的影响，其次才是《西行漫记》。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功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与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三、华侨奔赴抗大途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在抗大学员中，华侨学员奔赴抗大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最多的，因为他们的路途最远、最艰险，经费开支也是最大的。正如黄耀寰对即将奔赴抗大的王耀华等人所嘱咐的：“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远离父母和家乡，越洋跨海，投身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过好生死关、气候关、生活关、走路关······”最终，困难与挑战被他们一一化解。

（一）路费筹措的困难

抗大华侨学员多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或者是低工薪人员。他们大多要自筹路费，这绝非易事。张道时等人回忆说：“最困难的实际问题是筹划路费。我们多数同学一无财产，二无职业，两手空空。况且要跑这么远去冒险，家长不会同意，更不会资助路费······大家分头想办法筹备路费。有的同学用各种名义向亲友借钱；有的知心朋友了解我们的意图，就慷慨支援我们一点钱；有的同学没有任何筹款的门路，只好硬着头皮，从父兄的小摊贩店铺里，每日偷三五分硬币，经过几个星期，终于也积累了几块钱。”马来亚华侨陈明以要学校生活费的借口弄到了路费。新加坡华侨钟萍一连几个月，白天上学，晚上教夜校，假日打零工，拼命地积攒路费。

国内沿海地区的归侨去抗大的路费也不菲，筹措难度也较大。归侨林有声说：“从交通闭塞的安溪到祖国的大西北抗日前线，不用说困难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我们节衣缩食，节省一切费用，储备路费。另一方面各人写信回家，要家里迅速寄下学期的学费来，以便作为旅行的路费。”文迅回忆说：“经过商量后，只好由各人向亲友想办法，不够之数则互相支援。我和陈宏的路费，则由陈宏到越南向亲戚们筹措。几天后，陈宏就在越南的亲戚中筹集到了钱，然后悄悄地偷跑回香港。”陈远高则回到广东潮安，卖掉家中仅有的几亩田地。钟怀琼把二、三亩水田卖出，得到部分路费，然后又跑到越南筹措路费。

概括起来，华侨筹措投奔抗大路费的办法有五个：一是想方设法从家里弄钱，二是跟亲友借钱，三是节衣缩食，四是打工挣钱，五是卖掉田地。

（二）日军制造的困难

侵华日军毫无人性的狂轰滥炸给奔赴抗大的华侨制造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不仅造成交通中断，行路困难，更对其形成了死亡威胁。华侨学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置生死于度外，继续前行。据文迅回忆：“我们在广州住的这三天中，日本飞机天天在白天来轰炸······由于敌机的不断轰炸，从广州至英德这段铁路被炸毁了，不能通车，我们要去汉口，必须先在广州乘船至英德附近，然后才能上火车······火车走得很慢，每天上午八九点钟以后，便不断遭到日机空袭。每次空袭，我们的火车就不得不停下来，把所有的旅客都疏散到田野上去隐蔽。”对于此种困难，他们早有心理准备，并共同约定：“若是被炸死就在路上埋掉算了，若是被炸伤则要及时互相关照救护。”许金荣说：“火车刚到广州郊区，就遇到敌机疯狂轰炸，所以便停下来，直等到深夜才进站······之后，我们又搭上火车，沿途几次遇到警报，只有夜间行车旅客才稍放心。”钟怀琼是从越南陆路回国的，尽管路线不同，但同样要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天天侦察轰炸广西和越南接界的镇南关，汽车很难通过，费了不少时间，才到达广西宜山县”。侵华日军的交通封锁和武力拦截也给投奔抗大的华侨制造了很大麻烦，尤其是武汉和广州失陷后，华侨不得不绕道大西南去延安，或者改道去华中根据地各抗大分校。

（三）国民党制造的困难

国民党为了阻止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设置了许多关卡，制造了许多麻烦。投奔抗大的华侨一进入内地，就不得不极力应对。据钟萍回忆：“国民党特务也没放过我们，处处设障碍，阻挠爱国华侨到延安去。到广州不久，就有特务跟踪，他们耍了许多花招，一会儿到旅馆盘査，一会儿以接待华侨为名请我们吃饭，一会儿又给我们代劳买车票······”在西安火车站，国民党宪兵会逐个盘查，拦截去延安的青年，华侨青年就借口“去西北联大读书”来蒙混过关。据谭亮滨回忆：“到达广州白鹅谭后，在远处就望见码头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宪警。他们为了封锁海外华侨归国抗战，特别是用物资支持八路军、新四军，便在陆路、水路布下了层层关卡，对归国华侨进行严格搜查。”西安城内，国民党特务猖獗横行，就连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及附近也很不安全，有些特务装扮成擦皮鞋的、摆烟摊的，专门绑架和逮捕革命者和进步青年。钟怀琼在广西遇到了更严峻的形势，他回忆道：“我拜访了原准备与我同往延安抗大学习的三位琼海中学同学，他们告诉我，现在不能去延安了，如果被国民党抓住，以汉奸论罪，还说有抗大毕业的3位女青年从延安来广西工作，都被捕入狱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乘坐同乡汽车司机开的商车去贵阳。”即便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也很不太平，国民党布下了重重关卡，极尽阻挠、刁难、破坏之能事。谭岚说：“我们是在晚上9点多钟从（西安）‘八办’出发踏上北去的征途的。开始几天，全是晚间行路，白天休息。因为从西安到铜川沿途布满了国民党的一道道关卡，听说以往已有不少青年在途中被扣留、鞭打或投进集中营。在经过三原、耀县时，我们没敢进城，从城外绕小路而行。”如果没有国民党的百般阻挠，那么进抗大的华侨会更多。

（四）长途徒步跋涉的挑战

西安到延安约800里，当时既无铁路，也无长途客运汽车，抗大华侨学员除少数人机缘巧合地搭上顺风车外，大多数人只能在黄土公路上步行，往往要走十几天。这对于没有行军经验的他们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但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据张道时等人回忆：“步行800里，说说容易，真走起来，才知并不简单。第一天就差点累垮了。因必须走90里，才能赶到有八路军兵站的目的地，天刚亮即出发，直到天漆黑了，才到达宿营地。出发时大家有说有笑，又唱又跳，到中午，有的同志开始腰腿一扭一拐了，脚底板起泡了。下午，更难了，顺序行进的班排队列也乱了，三三两两地掉了队。到宿营地，一踏进兵站，大家就一头躺倒在地铺上，再也不想动弹了。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腰酸腿痛，脖子发硬，喉咙冒火，手和脚都肿了起来······第二天虽然路程稍短了些，但走得比第一天更吃力了。脚底板放掉的水泡，又重新出现，而且更多更大了，有的还打了重泡、血泡，痛得一步一咬牙。过了耀县，进入山区，要爬山了。有的同志坚持着爬到半山腰，就累得直翻白眼，半步也挪不动了。”类似场景在其他抗大华侨学员的回忆录中屡次出现。虽然面临千难万险，但这些困难并未阻断华侨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信念与步伐。

四、华侨与抗大的交互影响

这一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抗大对华侨学员的影响，二是华侨学员对抗大的影响，三是抗大华侨学员群体对抗战的影响。

（一）抗大对华侨学员的深远影响

第一，抗大是革命熔炉，教育了华侨学员，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身心，使他们找到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精神成为他们终生奋斗的不竭动力。王耀华表示：“在这所革命的熔炉里，我们聆听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报告，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和教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校风及革命传统教育，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钟怀琼晚年回忆道：“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当年千方百计投奔革命的艰苦历程和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里锤炼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第二，抗大改变了华侨学员的人生轨迹，把他们培养成革命战士，培养成中国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培养成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华侨孔迈说：“抗大这所革命熔炉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钟萍说：“8个月的抗大生活，我好像换了一个人。进延安的时候，我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华侨姑娘，而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了。当我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深深感到事业的分量、肩上的重责，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进抗大是华侨学员一生的光荣，是他们人生从此轰轰烈烈的开端，离开抗大后他们在事业上走向了成功与辉煌，不少人成长为党、政、军高级干部。例如，1949年后，张振凤担任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林有声担任了江苏省军区司令员，钟嘉华担任了安徽省军区副政委，王耀华担任了安徽省安庆军分区副司令员，彭光涵担任了国务院侨办秘书长、副主任，黎韦担任了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陈远高担任了广东省体委主任，陈宏担任了汕头地区副专员，陈明担任了中国侨联副主席，谭岚担任了陕西省侨联副主席，白刃成长为名满全国的军旅作家，等等。

（二）华侨学员对抗大的积极影响

第一，华侨学员万里迢迢、历经艰险而来，丰富了抗大生源，壮大了抗大队伍，激励了抗大其他学员。抗大一分校学员李光远说：“我属五期四队”，这个队的学员“约三分之一是东南亚的华侨子弟。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从泰国回来的青年华侨。他们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比仇恨而奔回祖国，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感到钦佩。”华侨学员在抗大的优异表现，也让抗大学员们在学习上你追我赶，共同进步。抗大学员杨枫回忆道：“我们女生队也从不落后。记得有个华侨同学董奉然，她在打靶时，三枪就打了30环。”原抗大一分校政委李培南高度评价华侨孔迈在民运工作上的表率作用，“后来担任（抗大一分校民运工作团）副团长、支部书记的孔东平（孔迈）是归国华侨，普通话讲得很生硬，但他有决心有信心到工农群众中锻炼，学习群众，在群众中生根发芽。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呢！所以民运工作团在晋东南，特别是在山东，发挥了很大的工作队的作用。”

第二，华侨学员源源不断地进抗大求学，不仅证明了抗大办学的成功，也扩大了抗大在海内外特别是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于华侨学员与海外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会把抗大的资料、声誉、经验传播到海外去。如前文提到的蔡克明就是这样，影响了不少华侨。原抗大领导干部李志民表示，抗大九分校“培养了近百名华侨青年干部，在国内和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抗大校史增添了光彩”。

第三，华侨学员发动海外华侨捐助抗大，在经济上支持了抗大扩大办学。1938年初，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女生队鉴于抗大“经费的万分困难，不能招收很多的学生”，便发起劝募运动。在校内第一次劝募联欢茶话会上，南洋某华侨巨子的公子与香港某巨商的小姐带头，各捐5000元法币，并表示各自负责完成27600元的劝募任务。劝募运动由此正式启动。华侨学员纷纷写信，呼吁捐助抗大，他们让家中寄钱来，有的人把来延安时带的钱也捐献了。很快，海外华侨响应了他们的号召，纷纷给抗大捐款。抗大把捐款都用在了办学上，学员人数大幅增加，1937年第三期仅为1272人，1938年第四期增长至5562人。

（三）抗大华侨群体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大华侨群体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增强了抗战力量，为敌后战场的发展、根据地的巩固、海外华侨工作的开展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们说：“你们大多数从国民党的大中城市里来，也有从海外来的华侨，也有从国民党军队里来的。你们壮大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华侨学员在抗大毕业后去向有三：一是大部分人主动请缨上前线，到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工作，浴血奋战；二是一部分人因革命需要而回南洋工作；三是一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或继续深造。他们都投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在各自岗位上出色地工作与战斗，特别是其中一些人立下了赫赫战功，一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1938年，中共中央从抗大、陕公、鲁艺抽调21人组成海外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为抗大华侨学员蔡克明、蔡白云；工作团成员艰苦卓绝地在海外开展了大量工作，但不幸的是，蔡克明牺牲于马来亚，蔡白云病逝于越南；华侨李子芳，抗大结业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皖南事变中带病投入突围战斗，不幸被俘，后被国民党毒杀；华侨余自克，抗大毕业后到山东抗日，率领一个班冲上炮楼，不幸中弹牺牲；华侨刘金佘，抗大毕业后分配在延安兵工厂工作，是模具班班长、先进工作者，1944年为完成一项紧急模具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危房工作，不幸被房梁打伤头部而牺牲；华侨林士带，抗大毕业后遵照组织决定，回家乡工作，1942年不幸被国民党军警抓进集中营，备受严刑拷打，但始终守口如瓶，忠贞不屈，1943年英勇就义。抗大华侨学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抗大精神，为抗战奉献了青春和热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歌。

（摘自：张绍春、虢啸虎：《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策略与路线的积极响应——以华侨奔赴抗大求学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