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留根工程”。19世纪以来，陆续有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的民众南迁至包括新加坡和马来亚在内的南洋地区。“华人虽身处异乡，但强烈的宗亲观念与落叶归根的思想始终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居于支配地位”。他们尤其担心自己的后代因文化失根而被全面同化，故而形成了自办教育、培养后代的共识。自创办以来，新马两地的华文学校从零散的家塾、教馆，发展到社团组织参与下渐成规模的方言义塾，再到与祖国密切联结的新式华校，在教学上经历了从方言施教到通用国语的重要演变。从华语史框架下来看，已有学者在新马两地华语发展演变的探讨中关注到华校教学由方言改国语这一事件，也有学者梳理了晚清、民国至新中国以来中国官方语言的历时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并论及海外华校对官话、国语及普通话的接受。前一类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新马华社的历史语言生态，两地华文学校教学媒介语言的转向只是作为分析的注脚；后一类研究的视野较为宏观，关注的是海外华文教育整体，从中揭示海外华语跨越历史长河的发展演变。但相关研究尚未深入挖掘具有代表性的新马华侨学校从方言教学转为通用语教学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事实上，在国语教学全面普及的过程中，新马两地由不同方言群体创办的华文学校逐渐打破了长久以来畛域分明、各自为政的办学格局，转而成为一致的国家认同下高度凝聚的侨民教育单元。这一转变既是新马两地华文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理解两地华人身份认同变化的关键起点，有必要再对此进行讨论。
本文从语言规划的视角切入，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般认为，语言规划概念首次出现于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Eniar Haugen）在1959年发表的《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一文中。在豪根的理解中，“语言规划是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言语应用”，更强调通过形式的完善解决语言问题。1969年，德国语言学家海因茨·克洛斯（Heinz Kloss）提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规划，“一种以语言本身为修正对象，着眼于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称为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另一种以语言的运用环境为修正对象，解决的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用途问题，称为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继克洛斯提出语言规划的二分类型后，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和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Harald Haarmann）分别提出了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和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两个新概念。其中，习得规划聚焦于语言的学习、推广和普及；“声望规划刻意营造一种有利于语言规划活动取得持久成功的心理环境，被视作语言地位规划的一个先决条件或一种前提。”从学科发展层面来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语言规划与新兴国家实现统一和现代化的目标有关，旨在发展国家的标准语；80年代中后期至今，语言规划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关注语言的多样性。”两个发展阶段更多聚焦当代的语言问题。但在实践层面，发展标准语的规划则可以追溯到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诞生，“以共同语言塑造内聚性的民族文化”，培养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一致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者们不约而同的重要任务。从这一点来看，不难理解费希曼（Joshua Fishman）等学者将国家作为语言规划主体的认识。
若从国家对语言生活的介入这一层面来理解，我国历史上的语言规划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近代这一语言急剧变革时期，聚焦于“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及注音的字母化”方面的探索，不仅为成熟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奠定了重要基础，亦随着侨务工作的开展影响了诸多海外华人社区。基于此，语言规划的视角对于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具有解释效力。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以来语言在形式、地位及习得上的变化，探究新马华文学校教学媒介语转变的相关问题，揭示曾囿于地域藩篱的新马华校是缘何以及如何打破长期以来的地域边界，最终从方言教学转为国语教学的过程，从而试图理解教学媒介语转变背后新马华文学校及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
一、方言认同下新马两地华文义塾的初现与发展
鸦片战争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有一些民众到南洋一带谋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孱弱的清王朝打开国门，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并通过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将外国商人招募华工出洋的行为合法化。在清政府的许可下，外商开始大规模输送华工出洋，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洋。在缺乏祖国保护的情况下，讲述同一种方言的中国移民倾向于聚集在一起生活，相通的语言保障了沟通的顺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彼此信任、相互扶持的基础。在基于方言的交往模式下，新马华社逐渐形成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和海南人几大方言群体，并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特征。虽然都是华人，但不同方言群因语言不互通而相互区隔，甚至因经济竞争而产生冲突、发生械斗，这种内边界分明的情况也影响了早期华文教育的面貌。
在英国占领马来亚之前，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尚无法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在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教育以实用为取向，并不是一项单独分离出来的活动。当英国逐步将马来半岛纳入其殖民统治后，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在经济上倚重华人，在政治上拉拢马来贵族精英，弱化其对殖民统治的反抗。相应地，其发展的教育体系也沿袭了同样的分层格局，创设了以培养社会精英、政府官员为取向的英文学校，以及面向马来平民子弟、以普及知识和实现社会化为取向的本族语学校，使教育服务于殖民地的社会结构。而作为外来移民的华人，其教育问题则被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未得到殖民政府的足够关注。
当时，南移出洋的华人多怀有落叶归根的心态，尽管归途不定，但仍憧憬着结束漂泊，回到故土的一天。因担心子女为异俗所染而数典忘祖，一些富庶之家开始聘请塾师教育子弟，使他们得沐儒家文化。当时这类学堂多设立在富商或塾师家中，所面向的仅是华人中的富家子弟，底层华人家庭的子女仍处于求学无门的困境中。有感于这种现实，一些有实力的方言帮领袖肩负起捐资兴学的使命，开始自发创办义塾，支持所属方言群体的子弟学习语言文化。在各方言群体之中，最先举办华文义塾的是闽帮商人陈金声，他领导创设的崇文阁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学校。“在筹建崇文阁的过程中，陈金声慷慨捐出八百八十元叻币，在他的带动下，闽帮富商洪俊成、黄崇文、许丝绵及曾举荐等人也纷纷出资响应。”5年后，陈金声又联合其他12位闽籍富商合力创办了萃英书院，两者同为义学性质，招收闽籍儿童，“以闽南语为教学媒介语，教授《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受闽帮兴学义举的影响，其他方言群体也萌生了自办教育培养后代的意识，纷纷设立义塾使各帮子弟得以教养。在远离家乡的异域环境中，兴办一所免费性质的学塾绝非易事。在缺乏殖民政府的经济支持，也未得到清政府扶持的情况下，校舍的落实、办学经费的募集、师资的选聘等问题均靠各方言帮成员自行解决。因资源有限，为本帮利益考虑，各义塾只限招收本帮子弟，采用本帮方言来教学。在方言形塑的强烈地域认同下，各帮群的领袖尚意识不到以一种共同语言来整合华人社会的可能和必要，更谈不上统一义塾的教学媒介语，因此日渐形成了不同义塾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
二、晚清政府的语言规划与新马华校的官话传习
根据社会语言学者的界定，语言规划的主体是政府或专业的社会团体，动因在于解决国家的语言交际问题。但从历史来看，晚清的语言变革却是自下而上的，最早源于那些深受西学影响、远离政治中心的文人对救亡图存的反思。他们将语言问题视作诸学的根本，不约而同地尝试从形式上简化语言，解决汉字难学、方言歧异的问题。得到清廷官员的关注和支持后，这一自发实践一步步由边缘向中心上移，最终获得了统治阶层的认可，使官话的通用语地位得以确认。虽然这一时期还未有专门的语言规划与管理机构，但这种实践过程已具备了语言规划的雏形。
（一）传习官话：晚清语言统一意识的萌生
19世纪90年代以来，晚清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一批知识精英意识到了开启民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自强抵御外侮的必要性。他们在中西语言文字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的对比中，掀起了一场效仿西方拉丁文字，旨在提升民间识字率的切音字运动。自福建文人卢戆章率先利用拉丁文及其变体推出切音字著作《一目了然新阶》后，1892—1910年，在蔡锡勇、王炳耀、蔡元培、王照等多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下，以不同方言音为基础的切音字方案迅速问世。彼时受“学战”和“国民”两大思潮的影响，一众晚清文人致力于通过一种“我手写我口”的音符文字来解决底层民众识字困难的问题，他们全面反思了汉语在字音、字义、字形、字体，文法、文体上存在的不足，将解决之法落在寻求言文一致上，又在探索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统一各地方言的意识。1898年，福建生员林辂存上书都察院，呼吁“以卢戆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首次将民间文人自发的语言规划实践推向官方。庚子国难后，“开民智”与“洽民情”的问题愈发受到上层官僚的重视，“前礼部主事王照以北京音为基础创制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时任翰林院编修严修的支持”。两年后，赴日考察教育归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受日本国语运动凝聚民心的触动，亦致信管学大臣张百熙呼吁推行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他认为这种与日本假名类似的字母方案正是“小学尽教国人的捷速途径”，且“此音皆是京城声口，又可使天下语音一律”。吴汝纶本是桐城派古文名家，他对于官话合声字母公开支持的态度，更进一步扩大了切音字运动的声势。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上书袁世凯，请求推行官话合声字母以统一字音和字形。而后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以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为传习对象的简字学堂开始在北方兴起；在周馥、端方等官员的支持下，南方地区也逐渐开始发展劳乃宣改良王照方案创设的合声简字学堂，先从方言音对应的简字谱开始学习，再进阶到京音，循序渐进地完成教育普及与语言统一的目标。
随着切音字的向下传播，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学务纲要》明确要求：“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政令的颁布意味着北京官话作为国家通行语正音的强势地位获得了清廷的正式认可。后续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多地陆续出现了官话拼音学堂，使官话字母的传习获得了更有力的政治支持与合法性确认。从这一过程来看，晚清知识分子以南方音、官话音和韵书为基础创制的各种切音字方案及在此基础上对标准语音的寻求，指向的是对汉语本身的规范和完善，具有语言本体层次规划的意蕴。至《学务纲要》正式确认北京官话的核心地位后，师范及高小学堂均被要求增设官话一科，此时国家对语言教育实践的干预旨在巩固官话的通用语强势地位，在语音齐一的基础上构筑一致的国家认同，开始走向语言习得层次的规划。始于民间知识分子的这股语言变革的风潮，也随着清政府侨务观念的巨大转变辐射南洋，影响了新马华校的教学语言。
（二）遥相呼应：新马新式华校的官话传习
19世纪中叶以前，清政府通过实施沿海迁界、海禁、南洋禁航令等政策，限制国人出洋和海外华侨归国，以防范海盗和海外反清力量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出洋国人往往被视为怀有异心的天朝弃民，长期受到清政府的漠视甚至敌视。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才务实地修正了对侨务的认知，进而开始关注华侨的教育问题。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首个海外领事馆，由侨领胡璇泽任首任领事。1881年，清政府获得了在新加坡自派领事之权，三等翻译官左秉隆成为清政府正式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官。为培养华侨子弟的向内之心，清政府提出了领事兴学的重任，要求领事官在海外华侨社会发展文教活动，宣扬忠君尊孔及传统儒家价值观，提升华侨对中华文化的热情。左秉隆创设的文会组织“会贤社”，及其继任者黄遵宪在“会贤社”基础上发展的“图南社”，就是这种侨务思想取向下的教育产物。1898年后，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在南洋华社的频繁活动令清政府压力倍增，培养华侨桑梓之心的华文学塾受到清政府更多的关注。但当时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于经济上支援华文学校，因此便参照《报效学费章程》的规定，颁授功名勋爵以鼓励华侨绅商出资兴学，发展新式学堂。1905年，时任广西知事的刘士骥作为清廷海外首位视学专使赴南洋考察华校。1906年，学部又派遣钱恂与董鸿祎赴南洋华校调查学务，此行促成了暨南学堂这一专门华侨教育机构的诞生，使南洋侨教与国内教育得以联通。为鼓励侨生学习官话，暨南学堂不仅将通晓官音作为选拔侨生回国深造的前提条件，还专门选择了10余名品行纯谨的内地学生进入学堂各班与侨生一起学习。这些外力强化了新马华侨的祖国认同意识，培养了一批与清政府往来密切的华社精英，为新马两地响应清政府的语言习得规划做了必要准备。
1893年4月，新加坡华文报刊《叻报》刊发社论，感慨“生于中国而竟囿于一邑之间，殊非有志之士矣”！在方言造成的区隔问题上与国内知识分子产生了共鸣。后续几年，新马华社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频频载于《叻报》，当地华侨发文推介蔡锡勇、卢戆章、沈学、王炳耀、林辂存等国内文人创制的切音字方案，并乐观展望以此“改二千年汉文之琐尾，按九万里文字而合辙”的结果。如果说《叻报》对国内从下至上语言变革的关注，为新马华社的官话推行预先完成了舆论铺垫，那么林文庆等华社精英则是在地推广官话的直接行动者。19世纪末，以林文庆为代表的一些华侨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以推广华语和重整儒家思想道德观为着力点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他们积极组织成立学会、社团，创办报刊杂志，响应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办新式华校，倡导华侨学习官话，呼应了1898年林辂存上书都察院呼吁推行京师正音时提出的“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的语言构想。由林文庆、宋旺相等人创办的新加坡华侨女子学校率先打破了方言义塾长期存在的地域门户之见，不限制女学生籍贯，提出要聘请“能操各籍乡谈之女师”，但未能寻觅到合适人员，后来便采用官话教学。1901年，致力于复兴儒教的一众华侨知识分子萌生了创办孔庙学堂的想法，计划“聘通达英文、兼通官音者为教习，专教官音，以便联络一气”。虽然孔庙学堂最终未能建成，但通过推行官话来凝聚各方言帮群的意识的出现，对于长期以来畛域分明的新马华社意义深远。1904年，槟榔屿中华学校借用平章会馆的场地试行办学，“该校主理者聘请顺德县进士黄敏孚和桂林礼部主事李体乾为总教习，又从国内聘来了12名教师”。作为英属马来亚第一间新式华校，自然也成为了实践官话教学的先锋。而后，“在1905年至1908年间，依照国内新学制创办的应新、养正、端蒙、道南、尊孔、育才、坤成等一批新式华侨学校”，同样延续了不分畛域而采用官话的做法，渐渐改变了新马华社过去“官音乃视同格磔”的状况，为民国时期新马两地华校全面实现国语教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民国政府的语言规划与新马华校的国语教学
不同于晚清语言规划“由中下层知识分子引发，再到上层知识分子、官方机构渐次参与的路径”，民国时期的语言规划一开始就由官方力量所推动，承载着以统一的语言形塑国家认同的目标。自民国以来，服务于语言本体规划的专门机构和研究团体以调查各省区方言、审定标准国音、选定国音字母、编撰国音词典等事项为工作重心，为国语的规范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自标准国音确定后，各地多种形式的国语传习所陆续兴起，政府广泛调动民间、教育界、出版界的资源，推动国语在社会的全面传播，以学校教育巩固语言本体规划的成果，服务于国语运动的长期规划。在这一时期，随着海外华校被民国政府吸纳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单元，新马两地华校的国语推广也全面铺开，最终实现了从方言教学向国语教学的重要转变。
（一）构筑认同：国语的确立与推行
1912年7月10日，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既要教国语，非先统一国语不可”。他主张先着手解决国语标准音的选定问题，进而促成了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这一专门语言规划机构的产生。“读音统一会”以审定国音、采定国音字母为职责，由各省代表及华侨联合会选派的一名华侨代表组成，成员满足精通音韵、通晓外国文字、熟悉多地方言等任一条件，已具备相当的语言专业程度。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放弃了清末《统一国语办法案》拟定的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方案，而是采取一省一票的投票表决方式，耗时月余从各地方言音中审定了6500余字的国音。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国音推行办法》，提出在各地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筹备国音留声机等语言习得规划的构想。受时局动荡的影响，“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全案未能及时公布推行，惟有部分在京会员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开展教学，编辑出版了《注音百家姓》《注音千字文》《注音字母报》等刊物，在有限的范围推广“读音统一会”的成果。
1916年，由蔡元培、张一麐、吴稚晖、黎锦熙等精英知识分子发起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该组织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提出调查收集词类方言、编辑国语词典、组织“国语统一筹备会”等语言本体规划层面的构想。1918年，在“国语研究会”及“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呼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令》，要求各省传习推行注音字母，提出在高等师范院校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和国语，培养国语师资等语言习得层面的规划。在这一时期，随着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合流，文体的简化与语言的统一也被列入学校系统的实践目标中。1919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发起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刘复等学者提交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建议改用国语编辑小学教科书。次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令行各省，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用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时，还通告出版界废止与国语科程度不合的教科书，明确所有的教本一律参改语体文编写，在体例上均遵照部章“先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次授以简单语词语句”的要求。1922年10月，结合“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意见，北洋政府教育部再发函，将改授国语的要求从国民学校延伸至高等小学校、实业学校、中学校和师范学校。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发布《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确立了国语教育的地位和基本框架。此后，全国各地陆续有各种形式的“国语传习所”出现，在大城市还有培养国语师资及语言理论人才的国语专修学校，亦有民间团体加入到注音字母的推广中来，服务于社会人士的语言学习需求。
经北洋政府十余年在语音选择、语言编典及国语推广上的努力，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语言规划的理论储备与机构建制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除名字上的细微差别外，工作重心也逐渐从音韵、字词、语法等语言本体规划转向国语的习得规划。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这是以政府名义颁行的，具有教育法规性质的第一套课程标准”，在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划定了中小学国语教学的方向。1930年4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在政令的影响下，出版界推出的各种注音符号读本和教材可谓盛极一时。宣传印刷品、公告读物及公共标识均被要求添加注音符号，致力于营造学习注音符号的语言环境。政界、学界也被发动起来，掀起了全民学习注音符号的热潮。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公布了耗时数年编修的《国音常用字汇》一书，采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两式标注，作为新的标准语音规范，要求教育、工商、交通各界遵照施行。1935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此后工作重点更多地放在了社会层面的国语教育和落实各级学校的国语教学上，旨在通过国语的全民普及达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语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种自然力”的语言规划观。这种认识也被贯彻在当时的华侨教育管理思想中，最终促成了新马华文学校教学媒介语的重要变革。
（二）积极响应：新马华校国语教学的推进与实现
民国伊始，政府尚未明确管理华侨教育的行政机构，闽粤两省地方政府已率先开启了调查华校学务的先河，意欲将海外华校纳入统一管理中，通过教育的干预强化侨民子弟对祖国的向心力。1913年，北洋政府制定了《领事管理华侨学务规程》，明确由驻外领事负责调查华校基本情况，处理华侨教育相关事务。为维系侨情，还出台了《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并复办暨南学堂，重启侨生回国深造的通道。自1915年起，北洋政府教育部开始陆续派遣视察员赴海外各埠考察华侨学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17年黄炎培与林鼎华对英属南洋与荷属南洋华校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黄炎培向教育部呈交的《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中，他较早提出了在华侨学校推行国语教学的主张。在黄炎培看来，国民教育是华侨学校的第一宗旨，而要实行国民教育，则必须励行国语，“国语无效，即国民教育失其基础，而设学之本旨荒矣”。为推进国语在海外华校中的普及，北洋政府在暨南学校设立了师范科，要求“师范科毕业生在南洋华侨所设高等小学校服务五年”，又鼓励国内教师赴南洋任教，为当地学校提供了国语教学的师资储备。据记载，启发学校、端蒙学校、南洋女学等华校均在国内师资的影响下改用国语授课。
随着国语讲习所在国内各地兴起，荷属南洋与英属南洋均有华校教师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要求下归国学习。同时，应荷属南洋华校教师赖季允的建议，北洋政府教育部还通令南洋英荷属领事，强调“南洋华侨散居各岛，方言各异，统一国语，最为要务”，要求在当地倡办国语讲习所，以期侨民言语渐趋一致。在北洋政府的政令要求及华文报刊对国语的宣传下，此后新马两地涌现了许多附设于华校的国语夜学班，如新加坡光亚学校的国语夜学班、新加坡南强学校的国音夜学班、新加坡行余励志夜学社设立的华侨注音字母传习所及新加坡建华学校设立的国语传习所等，其任教者多是毕业于国内国语讲习所的骨干，极大带动了当地华侨学生及社会人士学习国语的热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倡导华侨教育发展，先后设立了“华侨教育委员会”“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等对口的管理机构，明确提出“求海外侨民之教育与国内一致进行”的宗旨。在这种定位下，国语教学在华校的实践也被纳入国民政府的语言习得规划中，成为强化侨民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南洋各属华侨学校一体采用国语教授，批评那些由闽粤华侨创办的华校多以学童不解国音为借口，沿用方言教学，甚至使用马来语教学，认为这种情况如不解决，“小则语言无由统一，大则国性于焉断丧，关系至为重大”。这一则训令也于当年9月以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唐榴的名义刊于《叻报》，向南洋各华校董事及校长教员再重申国语教学的重要性。1929年10月14日，“中华国语统一运动会”海外部主任柯达文抵达新加坡，作为官方的国语推手，他的到来对新马及整个南洋地区国语教学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柯达文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华国语学校及中国国语学校，又在当地发起华侨国语运动。在他的影响下，《新国民日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叻报》等多个华文报刊联合多所华侨学校创立了“新加坡中华国语统一促进会”，以“唤起侨胞共同努力于国语统一运动，促进国语教育于南洋群岛”为宗旨，激发了华侨创办国语讲习机构的热情。据《华侨周报》统计，“1933年新加坡已有七八所国语专修学校相继成立，由小学校及华侨团体附设的国语夜学者则多达二三百所”。在马来亚的雪兰莪、霹雳、槟城等地，亦有国语促进会、国语专修学校及大大小小的国语夜学出现。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侨民中小学规程》，其中第17条规定，“侨民中小学除外国语，一律以国语为教授用语”，确立了华侨学校国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在南京国民政府面向海外华校的语言规划下，新马两地华校也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对国语加以强化，包括提高国语的课时比重，将国语列为新生入学测试的考查科目，制定对应不同年级学生发展水平的国语能力目标，譬如要求“一年级上能读注音字母，二年级上能读注音字母的拼音，二年级下能快读注音字母的拼音与四声的读法，三年级上能用注音字母注常用的字，能用国语演讲”等。为督促学生学好国语，有些学校甚至还要求国语不及格的学生留级。随着国语教学的推进，新马各华校越发在教育理念上强调“发展学童的个性及爱国情操，造成人格完整的良好国民”，重视国语、公民、常识等科目中爱国主义思想的浸润，如国语测验题中出现“文天祥是什么人”，常识测验题出现“我国首都是哪里？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等内容。在仪式活动上，也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征，如周会、开学典礼、休业典礼、毕业典礼等集体活动中均有升旗仪式，强调“使儿童目睹灿烂之国旗而怀念遥遥千里之祖国”，要求学生多留意祖国的时事，关心祖国的消息，树立求好学问、为国家出力的志向，不断强化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
此外，各华侨学校还利用课余时间举办国语辩论会、国语作文比赛、注音字母猜谜游戏等国语学习活动，鼓励学生参加校内、校际及领事馆组织的国语演说比赛，融语言教育与爱国教育于一体。如1933年，新加坡领事馆曾牵头发起以“华侨应练习国语”为命题的演说竞赛，一位名为陈竹筠的参赛学生言辞恳切地呼唤道：“忘记我们是那一省那一处的人，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抛弃我们一切的方言土话，只知道练习我们的国语，有了能懂的国语，自然可以使侨胞感情融洽，自然可以使我们侨胞团结一致”。可见彼时的华侨学生已懂得以统一的语言凝聚侨心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1939年，广东省政府派遣姚伯龙、曾同春、许观之、陈卓雄四人赴南洋宣慰侨胞。据曾同春返国后报告的情况来看，“南侨各校皆授国语，虽数龄稚童，亦能操极纯正而流利之国语”，印证了1936年《侨务月报》报道新加坡青年励志社借养正学校礼堂举办的国语演说竞赛上侨生语音“除一二稍带土腔之外，皆清脆纯正”的记载，也说明随着国民政府语言规划向海外华侨社会的延伸，新马两地华侨学校最终完成了从方言教学到国语教学的重要转变，打破了昔日方言义塾一盘散沙、华侨社群囿于畛域相互区隔的局面。
四、结语
晚清时期救亡图存与启发民智的紧迫，激发了由先进知识分子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实践，他们从语言本体出发，寄希望于创造一种能说就会写的音符文字，提升民众的识字率。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基于不同方言音的切音文字方案的出现，又推动了知识界关于语言整合问题的思考，进而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确立了北京官话的通用语地位，带动了新马华校的官话传习。民国成立后，现代国家的运作要求人们“从血缘、地缘之类的‘原生性关联’中抽身而出，再重新组合成为一个以国家为核心的认同系统”。为实现“情感互通，畛域斯泯，精神易结”的目标，民国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在官方力量及专业权威介入下的语言本体规划，通过“选择”“定音”“编典”等专业活动不断地对标准语言加以完善，确立了文字和语音两个层次的规范，完成了标准国语推行的理论准备。在语言习得规划层面，因华校被视作实践国民教育的海外单元，国语教学的要求也逐渐向其延伸，最终改变了新马两地华侨学校长期以来方言教学的传统和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各校在国语教学的推行过程中融入爱国主义及民族认同教育，同时也自觉承担起了在当地华社普及国语的责任，附设国语夜学，开办半日国语班，参与国语运动，以共同语言为纽带整合了过去相互区隔的方言帮群，改变了新马华社畛域分明的历史。可以说这样一种语言渐进转变的实现，是新马华侨与祖国互动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引领国家力量介入海外华社语言生活的结果。
从相关理论层面来说，社会语言学家们针对现代社会的语言规划提出了“四格模型”“双极模型”“7i模型”“生态模型”等不同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未完全遵循这样的架构展开论述，而是将语言规划视作一条线索亦或一扇窗口来理解近代新马华文学校教学媒介语转变的历史过程。尽管没有任何一种分析框架具有完美的理论适切性，更不能将理论生硬的嵌套在已经发生的语言规划活动上，但在中国语言规划史这个尚未充分耕耘的领域，如何更适切的融入理论框架的分析，仍是未来可以再进一步拓展的方向。从海外华语层面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马相继成为独立的现代国家，昔日完成了华侨方言群体整合使命的“国语”已退到族裔母语的位置，新马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也经历了特殊背景下的有意疏远、甚至断绝联系再到重新缓和、进而全面提升和快速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基于实用主义的取向，大力推行英文教育，以英文的普及整合多元族群；马来西亚将马来语确立为国语，同时接纳了华文小学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体制内发展及华文独立中学的体制外生存。当前，华文学校的华语教学塑造的不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认同，而是关乎华人身份建构的文化认同。基于海外华语的文化功能，已有学者呼吁将海外华语传承规划纳入到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中，加强华语传承研究，“构建传承话语体系，讲好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故事”。因此，海外华语传承的路径方法、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均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以服务于中华语言文化传承这个大的时代议题。
摘自：徐梦莹、周杰：《从地域认同到国家认同：近代新马华侨学校教学媒介语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