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是当今世界第二大海外移民来源国。2023年，墨西哥海外移民总数约为1121.5万人，其中，1082万人分布在美国，约占总数的96%。同年，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达3844.8万人，其中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为2691.7万人，占总数的70%；非美国出生的墨西哥移民1153万人，占30%。在外国出生的墨西哥移民中，371.8万人已归化入籍，781.2万人尚未获得美国身份，后者占在美墨西哥移民及后裔总数的20.3%。自19世纪中期墨西哥人开始移民美国开始，墨西哥就逐渐产生了对海外移民的描述、报道、评论、研究等叙事文本，建构出海外移民在本国的形象。鉴于墨西哥移民高度集中于美国，墨西哥建构的海外移民形象实质上就是关于在美墨西哥移民的形象。
由于移民对美墨两国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和墨西哥学术界有关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国内亦有不少学者予以关注。但具体到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形象变迁，诸多成果往往只是粗略提及移民曾被视为“逃兵”和“叛徒”，较少进行专论性研究。墨西哥资深移民研究学者豪尔赫·杜兰德（Jorge Durand）在研究墨西哥政府对海外移民政策过程中，提出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看法经历了从“叛徒”到“英雄”的转变。塞西莉亚·伊马兹·巴约纳（Cecilia Imaz Bayona）梳理了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观念和认知变化过程。赫苏斯·马丁内斯-萨尔达尼亚（Jesús Martínez-Saldaña）在梳理墨西哥对海外公民政策演变时，认为墨西哥海外移民从“被遗忘的人”变成了“英雄”。美国学者劳伦斯·A·卡多索（Lawrence A.Cardoso）系统考察了1930年以前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凯瑟琳·韦兹娜（Catherine Vézina）对1942—1964年墨西哥“布拉塞洛工人”在媒体的形象进行了探讨。桑德拉·加林多（Sandra Galindo）对当下墨西哥移民在墨西哥和美国报刊媒体的代表性称谓和形象进行了考察。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墨西哥海外移民形象变迁进行全面考察，并试图揭示影响不同时期移民形象及其变迁的深层次因素。
一、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历程与特征
（一）四次移民浪潮
学术界一般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Hidalgo，1848年）和《拉梅西亚条约》（Treaty of La Mesilla，1853年）的签署作为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起点，因为这两个条约正式划定了如今美墨两国的边界。因墨西哥在美墨战争中战败，《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将原属墨西哥的今加利福尼亚、犹他、内华达和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的部分地区割让给美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约7.5万名墨西哥人自动成为“美国人”，也被认为是最早一批在美的墨西哥移民。1854年，《拉梅西亚条约》生效，美国花费1000万比索从墨西哥购得今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南部的一块土地。生活在这块约1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原墨西哥人也变为“美国人”。此后，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可以分为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19世纪中期至1930年。这一时期赴美移民约有100万~200万人。美墨两国的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了此次移民浪潮。首先，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并被迫离乡寻找生计。据估计，多达500万印第安人在此次土改中沦为无地农民。其次，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后的动荡局势导致大量墨西哥人向北方邻国移民避乱。再次，墨西哥国内铁路系统的建设，为内陆墨西哥人不断向北移民提供了交通便利。此外，当时美墨两国几乎不存在边境管理和限制。1917年前，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最后，从美国方面的拉力因素来说，由于先后限制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入境造成巨大的劳动力短缺，季节性往返美墨两国的墨西哥移民成为美国西南部各州农业、矿业、铁路业等的最佳劳动力来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移民来美受阻，而因战争扩张的美国工业急需劳动力，赴美墨西哥移民人数大幅增加。1915—1920年，赴美移民从每年1.1万人增至5.1万人。20世纪20年代，约50万墨西哥人进入美国。第一次移民浪潮因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而中断，约50万移民被遣返墨西哥。
第二次浪潮是1942—1964年“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实施期间。此次移民浪潮系美国主动引进墨西哥合同短工，最初旨在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用工需求。在计划实施的22年间，共有约480万墨西哥合同短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各州的农业部门从事季节性工作。伴随合同短工进入美国的还有大量无证件墨西哥移民。尽管大部分合同短工合同期满后回到墨西哥，但为后来的正规和非正规墨西哥移民再次大规模进入美国奠定了基础，因为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惯性和移民文化被认为在此期间形成。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此次移民浪潮的最大特征是大量无证件移民涌现。1964年“布拉塞洛计划”终止后，美国于1965年颁布新的《移民法》，首次对西半球移民实行限额制，西半球移民总限额为12万人，移民不分国籍，按先后顺序入境。1976年，美国通过《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规定西半球各国每年的移民限额为2万人，进一步减少了墨西哥人的签证配额数。自1965年开始，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无证件移民剧增，此后规模逐年扩大。1965—1990年墨西哥无证件入境者达3650万人，但86%的无证件移民离开美国，净流入约520万人。合法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也逐年增加。1961—1985年，墨西哥合法移民总数约有143万人。
第四次移民浪潮始于1986年。此次移民浪潮的最大特征是多项美国移民法的颁布加速了墨西哥人移民、定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的进程。1986年，美国颁布《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意在限制和解决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但客观上却加速了墨西哥人移民美国、成为美国永久公民的步伐。该法的两项核心内容“合法授权工人计划”和“特殊农业工人计划”使230万无证件墨西哥移民获得合法身份。此次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墨西哥移民群体为后续其亲属移民美国奠定了基础。1990年和1991年，分别有150万和180万墨西哥移民合法进入美国。《移民改革与控制法》的另一项核心内容为加强美墨边境管控，促使更多墨西哥移民申请美国身份，从过去不断往返美墨之间，变为美国永久性公民。1996年，美国通过《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和《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和法案》，促使更多墨西哥移民归化入籍美国。到2000年，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几乎有四分之三（73.6%）是在近20年到美国的。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但未挡住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步伐。直到2010年，美国境内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数量达到峰值（1171.1万），占美国所有外国出生移民的29.3%。此后，美国境内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数量开始下降，2023年为1091.8万人，占所有外国出生移民的22.8%。
（二）五个主要特征
相较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外移民而言，墨西哥海外移民体现出自身独具的一些鲜明特征。
一是移民目的地的单一集中。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双边移民群体。单向性、邻近性和大规模被认为是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首要特征。由于地理位置紧靠世界最大移民接收国美国，以及长期以来较为有利的美国移民政策和法规，墨西哥移民绝大多数前往美国。如前文所述，约96%的海外移民在美国。2023年，在美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人数已达3844.8万人。依据最新的墨西哥国籍规定和202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口占墨西哥总人口的近23%，占美国总人口的11%还多。2023年，仅约39.4万名海外墨西哥人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地理上同处北美的加拿大是墨西哥海外移民第二多的国家，2023年仅有不到11万墨西哥移民。2023年，除美国、加拿大外，墨西哥海外移民最多的其他国家依次是西班牙、德国、英国、法国、阿根廷、荷兰、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
二是相较世界其他移民来源国如印度有大量高技能人才移民，绝大多数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文化技能相对较低。移民群体被认为是在文化技能方面处于最低层次的“底层人士”。1897—1930年，“底层人士”占在美墨西哥移民的90%以上。墨西哥海外移民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社会弃儿”。21世纪初的多项研究依然表明，海外移民比留在墨西哥的非移民受教育程度低。从美国的统计看，相比其他外国移民及后裔，墨西哥移民及后裔更年轻，受教育水平更低，更可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经济福利水平也更低。近年来，随着墨西哥国内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文化技能也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依然相对较低。
三是非法移民众多。在美国不断收紧移民入境政策背景下，部分墨西哥人采取偷越边境等方式进入美国，另一些人合法入境后非法滞留。高峰时期，每年试图非法穿越边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数以百万计。1990—2007年，在美墨西哥非法移民数量一直呈上升态势，从1990年的205万跃升至2007年的695万；但自2007年开始，在美墨西哥非法移民人数逐渐下降，到2022年约为400万。2022—2024财年，美国边境巡逻队和外勤行动办公室在美墨边境“遭遇”的墨西哥人分别为823,057人、735,937人和668,088人，依然位列各国之首。墨西哥一直是在美非法移民最多的国家。1990年，墨西哥非法移民占全美非法移民总数的59%；在美国非法移民数量达到峰值的2007年，墨西哥非法移民占全美1220万非法移民总数的57%；2022年，墨西哥非法移民占全美非法移民总数的37%，是迄今为止有记录以来占比最低的。
四是回返移民众多。由于美墨地理上的邻近性，墨西哥移民在节假日时常返乡，特别是在美国加强边境管理之前，以至于当时墨西哥人根本不认为到美国工作的行为是移民现象。墨西哥的回返移民包括自愿返乡移民和强制遣返移民。强制遣返移民一直贯穿墨西哥向美国移民历史的始终。1940年前，美国先后三次大规模驱逐墨西哥移民。1991—2010财年间，被美国正式遣返的外国人共370万，其中墨西哥人占72%，达270万。2013—2023年，约240万墨西哥移民被美国遣返，平均每年约21.8万。2024年，从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共206,233人，其中男性159,289人，女性46,944人，包括30,320名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
五是经历了从候鸟式移民向永久性移民的转变。19世纪中期，墨西哥人就开始向北移民工作，但很少选择永久定居美国，移民像候鸟一样不断循环往返于两国成为美墨间移民的一个鲜明历史特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墨西哥移民才更多地具备永久性移民的特征。墨西哥移民从候鸟式移民向永久性移民转变，与美国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如前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意图限制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政策反而强化了墨西哥人向永久移民的转变，并使得在美墨西哥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在美国现有移民政策下，基于庞大的移民基数，墨西哥人比其他移民群体更有可能通过家庭关系合法移民美国并成为永久居民。美墨边境管控措施越严，墨西哥移民就越可能长期留在美国。
二、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早期负面形象及其形成原因（19世纪中期—20世纪30年代）
（一）墨西哥各界对海外移民的负面认知
如前文所述，最早一批在美墨西哥移民系因墨西哥在美墨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领土而自动成为“美国人”。这一颇为屈辱的移民起点为早期墨西哥各界对海外移民的负面认知奠定了基调。随着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越来越多，移民引起了墨西哥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关注。他们在报刊等平台发表大量文章、报告、评论等，表达自身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和看法。尽管当时也有知名学者如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为移民辩护，认为移民是一项长期的积极利益，但概略而言，墨西哥社会精英关于海外移民的早期认知总体偏于负面。虽然主观目的和动机各有不同，但各界精英普遍认为，移民的行为和结果对墨西哥是无益甚至有害的，因此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劝阻墨西哥人移民。
墨西哥的政治精英通常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移民是一个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的“问题”（problema）。1910年，墨西哥革命领导者、墨西哥总统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在谈及移民时不禁喟叹：“在所有美洲国家中，墨西哥是唯一一个国民移民国外的国家！”在当时的政治精英中存在一种看法，认为移民对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因为这说明自己的祖国不够好。1925年，联邦众议员古斯塔沃·杜隆·冈萨雷斯（Gustavo Durón González）更为激进地写道，移民问题对墨西哥而言是一种“羞辱”，伤害了我们的感受和自尊。与移民造成的损失相比，该国最血腥的内战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移民被认为对民族主义计划具有威胁性，因为它对国内外民众而言都象征着墨西哥相对于邻国的弱势地位。移民者还被看做是民族主义事业的叛徒，是离开墨西哥的机会主义者。
墨西哥的庄园主等经济精英对移民亦持批评态度，因为移民的外流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劳伦斯·A·卡多索在研究1897—1931年墨西哥赴美国的移民问题时发现，墨西哥中部哈利斯科州、瓜纳华托州、萨卡特卡斯州和米却肯州的庄园主常常抱怨，农民逃往美国带来了长期的劳动力短缺。庄园主们还想知道，为什么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从美国返回的工人传播新思想，这些从美国回返的移民工人诱使他们的许多前同事逃离自己的束缚。移民被认为是影响墨西哥农业的因素之一。
一些墨西哥学者对本国国民大量去往美国也持批评态度，甚至要求政府在必要时以法律力量阻止移民。墨西哥民族志学家、作家阿方索·法比拉（Alfonso Fabila）称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是逃离祖国的“奴隶”。他认为，移民是一个错误，虽然《宪法》规定了出境自由，但“在这一公正合理的法律之下隐藏着一个真相：墨西哥的农民、工人甚至知识分子正在减少”。他提出，现在“工农业和贸易企业对这个（移民）问题漠不关心，不久他们就会振臂向天空呼救，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晚了。”他因此提出，迫切需要和政府合作，在国内和国外宣传（移民的）危险，并在必要时以法律力量阻止移民。人口学者吉尔伯托·洛约（Gilberto Loyo）也对国家人口的大量流失予以批评。他认为，除了在外国致富和遭受无数的虐待，以及让自己的祖国继续遭受人口低密度的影响外，赴美墨西哥移民的旅程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墨西哥只有拥有更多国民，才能实现工业化并享受丰富的农业成果。
部分外交人员亲眼见识了一些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悲惨遭遇，对移民问题也持负面看法，认为移民对墨西哥而言是“大出血”。曾担任墨西哥驻美国圣安东尼奥总领事的恩里克·桑蒂巴涅斯（Enrique Santibáñez）在评论里提出，墨西哥的人口从未超过1500万，人口的向北流动使墨西哥遭受了真正的“流血”。移民损害了祖国，因为墨西哥有很多的工农业需要开发，很多土地需要耕种，墨西哥人的离开意味着财富和权力的损失。移民及其子女的离开也被视为生产资本的损失。他还认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迄今为止只会使我们的人口更加贫困。那些从美国回来的人没有为墨西哥国家进步贡献任何东西。墨西哥移民对消费和改善国家生产毫无用处。”
墨西哥天主教报刊非常关注邻国的移民状况，但报道论调偏于负面。1901年，天主教日报《国家报》（El País）对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缺乏对移民的关注发起了猛烈攻击，指出“远方的人无条件地憎恨墨西哥和墨西哥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受到鄙视，成为不断诋毁和侮辱的对象，使他们的处境成为最令人痛苦和悲伤的”，并称“邻国把我们的同胞留在他们的领土上并羞辱我们的同胞”。天主教报刊还认为赴美国的移民是不爱国的，因为美国被认为是墨西哥的敌人和墨西哥不幸的根源。天主教周刊《时代》（LaÉpoca）指出：“如果考虑到他们（指移民）是去工作，因此是去用自己的工作来助力一个一直被视为我们的敌人和我们民族最大不幸的根源的国家，那么缺乏爱国主义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二）早期负面认知产生的原因
尽管后来相当多的学术研究，都将向美国的移民视为缓解墨西哥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安全阀，但当时的墨西哥联邦政府并不支持和鼓励国民前往美国。墨西哥早期对海外移民负面认知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多重原因，可以说是政府不鼓励或限制移民态度和政策的投射。
墨西哥早期对海外移民的负面认知，背后隐含着对北方邻国美国的强烈不满。自1821年墨西哥独立起，反美主义就开始滋生。这种反美情绪最初是脆弱的新生国家担心被北方强邻吞并和干预的恐惧。随着1835—1836年和1846—1848年两次与美国开战，墨西哥约一半的领土被强大的北方邻国夺去，加剧了墨西哥对美国的恐惧和怨恨。在国家历史的早期以如此直接和痛苦的方式经历了美帝国主义，即便是亲近美国的墨西哥自由派也对美国保持警惕，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将“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他的国家的“天敌”；胡斯托·塞拉（Justo Sierra）警告说，“美国主义”对墨西哥来说代表了可怕的法律、经济和文化“三重威胁”。早期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苦涩经历也助长了墨西哥的反美主义。弗雷德里克·C·特纳（Frederick C.Turner）指出，墨西哥反美主义充满了“对美国优越感的怨恨，对在美国的墨西哥公民所受待遇的厌恶”。1910年，一名墨西哥人在德克萨斯州被用私刑烧死在火刑柱上，点燃了墨西哥社会的反美情绪。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墨西哥社会的反美主义进一步抬头。由于美国对墨西哥政治的公开和进攻性干预，以及拒绝承认从武装冲突中产生的政权，反美主义也被相互竞争的墨西哥各派系利用来获取政治支持。在反美主义盛行的历史背景下，在美移民被认为是为敌对的邻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被视为墨西哥的“叛徒”。
在美墨西哥移民被称为“祖国的叛徒”，也与墨西哥反对派政治人物以及大量反政府人士流亡美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被称为墨西哥“反叛者”的避难所。贝尼托·华雷斯、波菲里奥·迪亚斯、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德拉加萨（Venustiano Carranza Garza）都是在美国获得海外墨西哥人的支持，才成为墨西哥总统。因此，墨西哥移民被认为是流亡的墨西哥改革派和革命派领导人获得政治支持的最重要的来源。1910年墨西哥革命后，成千上万不同派别的流亡者逃往北方邻国，并将美国作为避难所。1926—1929年的克里斯特罗战争（La Guerra Cristera），导致大量反对后革命政府的宗教人士和反土地改革人士前往美国。这导致从墨西哥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政府将在美国的墨西哥侨民视为因国内冲突而产生的反政府群体。
墨西哥早期对海外移民持批评和劝阻态度，也与当时墨西哥人口不多，尚需要大量引进海外移民开发本国有关。在美墨战争和《拉梅西亚条约》签订后，墨西哥领土面积约为195.8万平方公里。19世纪60年代，墨西哥人口在800万~900万左右，到20世纪之交，增至1360万左右。鉴于人口密度较低，墨西哥政府制定了引进人口和垦殖政策，以增加在本国境内定居的人口数量。为了引进中国移民，墨西哥曾主动寻求与中国建交立约。在国内人口短缺的情况下，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被认为不爱国，不留下来开发自己的国家。这也是移民被称为“叛徒”的原因之一。
墨西哥国内的反对派长期利用人口外流问题抨击政府。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自由党指责迪亚斯的专制独裁导致了人口外流，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反重选党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迪亚斯政府，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Ricardo Flores Magon）指责迪亚斯政权未能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工人。反对派还以移民问题为依据，抨击迪亚斯“失败”的政策和国内福利分配不均的问题，指责政府忽视了导致移民的根本问题，并由此质疑墨西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有效性。如果经济发展和增长是平衡和欣欣向荣的，那么移民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就业和足够的工资。如此多的国民被迫到国外挣钱，被认为是民族尊严和自尊的丧失。
墨西哥早期关于海外移民的负面认知，亦是当时政府及部分社会精英不鼓励甚至限制移民的一种历史留声。墨西哥政府曾采取大量措施劝阻和限制移民前往美国，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负面宣传和威慑。他们在村庄里散发传单，张贴海报，或在当地报纸发布负面信息，指出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以劝阻移民不要离开墨西哥。此外，墨西哥政府还试图通过民族主义呼吁，严格控制护照签发，要求必须与美国雇主签订合同才能过境，遣返、设立检查站拘留潜在的无证移民以及采取行政控制措施阻止农场工人离开等手段来限制移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基本是让在美国的墨西哥人返回墨西哥。为激励墨西哥人返回家园，墨西哥政府建立起多个供回返移民定居的土地垦殖区，但实施效果差强人意。当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短时期内大量在美墨西哥移民被强制遣返后，墨西哥政府发现自己并无足够资金和资源来安置和解决大规模的被遣返移民。回返移民成为“包袱”和“负担”的现实更加强化了社会上关于移民的行为和结果都对国家无益甚或有害的负面认知。
三、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混杂形象叙事：20世纪40-90年代
（一）墨西哥媒体对“布拉塞洛工人”的叙事
墨西哥媒体关于“布拉塞洛工人”的叙事呈现出多面性。一方面，“布拉塞洛工人”被看作“积极进取者”，并因为是为二战中盟国打败法西斯而工作，因此有着非常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墨西哥媒体关于“布拉塞洛工人”的叙事掺杂着“叛徒”、受谴责的、无知的和被剥削的等负面话语。
“布拉塞洛工人”在墨西哥媒体一度有着正面形象。《信息报》（El Informador）曾这样介绍前往美国的“布拉塞洛工人”：“墨西哥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处于战争状态，‘布拉塞洛工人’是生产前线的士兵，他们的工作为盟军和民主国家的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作为在祖国之外行军的士兵，他们不仅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敬仰，而且他们的工作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二战期间招募“布拉塞洛工人”被视为一种爱国的高尚行为。在20世纪40-60年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移民是发展的推动者以及是当时所追求的现代性的体现，认为移民将带着对美国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知识和附加值回到自己的村庄，从而推动墨西哥现代化。
随着二战结束以及大量无证件移民涌现，“布拉塞洛工人”的形象开始偏向负面。地方媒体经常报道美国对无证件移民的逮捕和驱逐，并强调其性情不稳定和滥用麻醉剂或违禁药物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驱逐出境人数的增加，以及不利于无证件移民的宣传活动的开展，“布拉塞洛工人”从疯狂、无知、偷渡者和“叛徒”的形象变成了罪犯的形象。
“布拉塞洛工人”的负面形象实际上是前期墨西哥对在美移民负面舆论与态度的一种延续。即便墨西哥与美国签订了“布拉塞洛计划”，准许合同短工到美国工作，但当时的墨西哥官员仍认为移民是对墨西哥资源的消耗，也是对工人权利的威胁。墨西哥将向美国输送“布拉塞洛工人”视为协助盟军作战的国际义务，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紧急情况，墨西哥宁愿把工人留在国内，因为国内非常需要他们。1944年5月，当哈利斯科州农民聚集在首府瓜德拉哈拉，竞相争取被选拔前往美国充当“布拉塞洛工人”时，《信息报》建议他们“返回原籍，投身于我国目前急需的农业集约化工作”，并提到，“在这个问题上，官方的想法是，正如共和国总统在其最近的法令中指出的那样，农场工人应该投身于自己的农作物种植，因为移民不利于我们本国的经济”。全国农民联合会指责“布拉塞洛工人”的移民是实现国家经济复苏的严重障碍，并指责他们没有在科阿韦拉州和索诺拉州的田间劳作。一些报纸称，合法和非法的“布拉塞洛工人”使墨西哥失去了不可替代的农业劳动力。尤其是合法的“布拉塞洛工人”是由墨西哥和美国当局选拔的被认为是全国最健康的青壮年，但他们却离开祖国去帮助美国人。除了阻碍国家经济发展外，“布拉塞洛工人”还被指责犯有“去墨西哥化”和传染“外国佬”习俗的罪行。
“布拉塞洛工人”的负面形象与这一时期移民群体的复杂多样性不无关系。随着二战结束，“布拉塞洛工人”为盟国打败法西斯而战的叙事背景告终，加之越来越多无证件移民偷越边境进入美国，混入合法的“布拉塞洛工人”之中，导致二者很难区分。1949年后，墨西哥国家和地方媒体开始将所有移民统称为“布拉塞洛工人”（braceros）。尽管合法的“布拉塞洛工人”是经过墨西哥和美国当局精心选拔的人员，但自行偷越边境进入美国的大量无证件移民群体本身背景十分复杂，不乏一些“无赖”罪犯。而国家和地方媒体秉持一贯的对移民的负面叙事论调，更倾向发布“布拉塞洛工人”的负面信息，如枪杀、抢劫、殴打和酗酒等新闻。
保守派和反对土地改革的人士也利用人口外流问题来对土地改革和革命后的政治方向进行批判。《信息报》等报纸基于保守立场，常利用“布拉塞洛工人”来指责革命后发展的失败，以批评革命党的现代化计划。1944年，一篇社论专门讨论了“布拉塞洛工人”，作者写道，“为什么农场工人..放弃了与农业劳动有关的一切？..我们必须从农业的社会组织和赋予农业主义的政治取向中寻找答案，..这些都是墨西哥革命的趋势。..没有一个农民，无论是农业经营者还是小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感到安心，也没有人满怀深情或锲而不舍地耕种土地。”一些报纸将“布拉塞洛工人”描绘成墨西哥革命后发展不平衡的受害者。
20世纪50年代，在墨西哥与美国因尼加拉瓜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墨西哥媒体同时将“布拉塞洛工人”描绘成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爱国者和叛徒，即把已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描绘成“洋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将拒绝移民的人称为爱国卫士，对那些在这一决定性时刻离开祖国的人冠以叛国罪。墨西哥军队人士尤其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对移民发布了较多强硬言论。一位墨西哥中校称，任何墨西哥人都不应该去当临时工，这样做意味着背叛祖国，现在没有墨西哥人能承担这样的耻辱。战争学院院长阿尔韦托·维奥兰特·佩雷斯（Alberto Violante Pérez，）将军宣称：“为了墨西哥的利益，现在是阻止墨西哥人移居国外的时候了。”
（二）“波乔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贬义称谓
早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大量墨西哥移民涌入美国，墨西哥人开始用“波乔人（el pocho，pochos）”来指称已经美国化的墨西哥人。这个含有贬义色彩的西班牙语词汇，原意是指已经腐烂或变色的水果。墨西哥知名学者曼努埃尔·加米奥在1930年出版的《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一书中，提到墨西哥裔美国人被称为“pocho”，将其描述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一个“经常被美国白人贬低到劣等地位”的人，以及“美国化”的墨西哥妇女，“她们穿得像美国人，拥有美国妇女的风俗习惯”。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人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蔑视通过贬义词“el pocho”的流行而昭然若揭。“el pocho”被用来形容那些在墨西哥边境以北出生或长大的墨西哥人，“他们的墨西哥身份值得怀疑”。美国作家厄尔·修瑞斯（Earl Shorris）在1992年出版的《拉美人》一书中将“波乔人”描述为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后裔（通常是正式公民），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换取美国生活的虚幻诱惑。修瑞斯认为：“波乔人生活在文化和种族的边界线上..完全不受保护，处处受到鄙视：对美国人来说太墨西哥化，对墨西哥人来说太美国化。他的新国家没有给他提供他认为有保障的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机会；而他离开的国家却不拥有他，认为他是叛徒并轻视他，认为他在文化上低人一等。”研究美国墨西哥裔的著名学者鲁道夫·O·德拉加尔萨（Rodolfo O.de la Garza）曾写道，1971年他请求采访墨西哥高级官员，但遭到拒绝。“（他告诉我）我是墨西哥的叛徒，并对我不是真正的墨西哥人这一事实提出了其他严厉的批评”。2010年，斯宾塞·R·埃雷拉（Spencer R.Herrera）在对20世纪以来“奇卡诺”文学中描写和审视“波乔人”形象的大量文献进行研究后发现，近一个世纪以来，“波乔人”一词及其负面含义几乎没有改变，“波乔人”被定义为叛徒、低人一等、没有文化。
墨西哥对海外移民长期的负面认知和叙事，以及诸如“波乔人”的贬义称谓，对墨西哥移民融入美国社会以及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认知造成一定困扰，因为入籍美国意味着对墨西哥的背叛，接受美国文化全面融入美国意味着对墨西哥文化的背弃。多年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墨西哥人一直被视为“通敌者”，这种指责构成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心理逻辑障碍。因此，墨西哥长期对在美墨西哥移民的负面叙事和贬义称谓变相成为一种对离开墨西哥的移民的“惩罚”，潜在地警告移民离开自己的祖国和放弃自己的文化到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是危险的。相对在美国的“波乔人”，留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拥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即便在物质财富方面可能比上不“波乔人”，但在心理上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因此对“波乔人”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负面叙事对在美墨西哥移民的移民和定居模式产生一定影响，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长期定居美国并主动入籍美国的墨西哥人数量并不多。1970年，美国大概仅有不到76万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相当多的移民选择回返墨西哥而不是长期定居并融入美国。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墨西哥人才越来越多地主动获取美国身份，长期定居并融入美国。
四、21世纪初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英雄”形象的转向及其原因
（一）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英雄”叙事
到20世纪中叶，海外移民在墨西哥依然被刻板化并被贴上负面标签，常与“逃兵”的形象关联，偶尔也与“损失”的意象相连。这两种认知都认为移民因离开祖国而应受到谴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大规模移民潮发生，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前述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到20世纪90年代，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民族想象中逐渐获得认可。当时的墨西哥边境电影讲述了受移民影响的浪漫故事，表明人们对移民网络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21世纪初，墨西哥关于在美移民的负面叙事被“英雄”叙事所取代。在美国的移民由“祖国的叛徒”摇身而变为“祖国的英雄”。这一转变始于时任总统本森特·福克斯（Vincente Fox）。2000年12月16日，刚就任总统的福克斯在电台节目《福克斯直播，福克斯与您同在》（Fox en vivo，Fox contigo）中，称移民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很小就离开了家，含着眼泪告别家乡，去为更美好的未来奋斗；他们是充满力量和钢铁意志的墨西哥人，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更美好的未来”。福克斯不仅在上任之初就公开盛赞移民为“英雄”，在后续的有关移民计划和活动中继续这种“英雄”称谓。2002年3月22日，福克斯到访美国加州弗雷斯诺（Fresno），首次与海外移民群体会见。福克斯告诉移民，他钦佩他们的尊严以及他们工作的质量和生产力。他说，如果在过去，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在边境这一边抓住机会的人，那么他认为他们是墨西哥文化和职业道德的最佳大使。“你们是文化引擎，是墨西哥文化的永久大使，”他说。“你们很重要，相信我，你们非常重要。除了想念你们，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这一说法显然是对墨西哥社会过去长期称墨西哥裔美国人为“波乔人”、认为他们背弃墨西哥文化的全盘否定和逆转。
作为时任总统，本森特·福克斯关于在美墨西哥移民的“英雄”叙事改变了过去墨西哥官方对海外移民的叙事传统。长期以来，墨西哥官方同社会舆论一致，对在美墨西哥移民持负面论调，认同移民对墨西哥而言是个“问题”。1953年，时任墨西哥总统鲁伊斯·科尔蒂内斯（Ruiz Cortines，1952—1958）在他的第一份政府报告中公开谈到“我们的同胞..前往美国构成了令人不安的国家问题”。此后，他还多次谈到移民问题，使用的措辞包括“艰巨的问题（三次）”“政府的深切关注”“巨大的移民现象”“痛苦的问题”“社会的深切关注”“同胞的离开”“难以解决的问题”“艰巨而多方面的问题”。鲁伊斯·科尔蒂内斯总统关于移民的负面论调，强化并引导了国内对移民的负面看法和舆论。此后，墨西哥媒体有关“布拉塞洛工人”被驱逐出境和在美国的歧视性待遇新闻愈来愈多。
随着本森特·福克斯关于移民的“英雄”叙事传播开来，在美墨西哥移民开始受到墨西哥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级各类移民管理服务机构在联邦政府和地方设立起来。帮扶、便利、关爱和保护移民的各类项目亦随之开展。移民研究成为显学，在各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风靡开来。豪尔赫·杜兰德等墨西哥移民研究学者开始围绕“英雄”叙事，发表一系列论著，探讨海外移民对墨西哥经济、政治民主化以及其他方面的贡献，论述海外移民对墨西哥家庭、社会、国家的价值。
（二）“英雄”形象转向的原因
墨西哥对海外移民“英雄”形象的转向背后有着多重原因。首先，21世纪初墨西哥在美移民的数量规模非昔日可比，其社会可见度和对墨西哥的价值大大凸显。尽管墨西哥人向美国移民历史悠久，但到1970年，在美国的墨西哥出生的移民只有约76万人，占所有在美外国出生移民的7.9%；到2000年，在美国的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攀升至917.7万人，占所有在美外国出生移民的29.5%。到2002年，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已高达2507.4万人。对墨西哥而言，1970年居住在海外的墨西哥人仅占总人口的2%，到2000年这一比例攀升至10%。数量庞大的在美墨西哥人每年寄回墨西哥的侨汇数额巨大。2000年，墨西哥接收的侨汇达65.73亿美元。移民向其在墨西哥的亲属转移侨汇和实物被认为是移民带来的最明显的好处之一。墨西哥长期是拉美和加勒比各国中收到侨汇最多的国家。1990年，墨西哥接收的侨汇超过了当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和外国直接投资数额。1996年，100多万个墨西哥家庭收到侨汇，对很多家庭来说，侨汇是其唯一收入来源。随着有关移民侨汇等研究的增多，墨西哥愈加发现移民对国家宏观经济以及家庭乃至个人的价值和好处。随着移民数量增多和移民价值的发现，到2005年，移民已经成为在墨西哥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拥有发言权和存在感的群体。
其次，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回归是墨西哥政府与移民重新接触，重视并竞相争取移民的主要原因。在墨西哥历史上，政治反对派往往是依靠在美国的移民支持而赢得政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墨西哥政治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在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半个多世纪的背景下，反对党寄希望像前辈一样，通过动员大量在海外的移民来获得胜选。1988年，反对党总统候选人考特莫克·卡德纳斯（Cauhtemoc Cardenas）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芝加哥开展竞选活动，获得广泛支持。考特莫克·卡德纳斯希望在美国的移民影响其在墨西哥的家庭成员为他投票，他还承诺如果获胜将给予海外移民双重国籍和在国外参加选举的权利。考特莫克·卡德纳斯在美国的竞选活动，让国内各党派认识到海外移民是影响国内政治的重要力量。此后，墨西哥各党派尤其是反对党竞相向海外移民进行政策许诺，以获取支持。2000年大选中，本森特·福克斯就获得大量海外移民支持。在发表胜选演讲中，福克斯就承诺代表包括当时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裔在内的全体墨西哥人进行国家治理。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视察”回返移民，称这些移民为“英雄”。2005年，墨西哥议会通过立法，准许海外移民参加总统选举，海外移民更加成为墨西哥政党竞相争取的一股力量。
墨西哥对海外移民形象转变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是美墨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墨西哥由曾经的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立场转向靠近并依托美国发展并寻求美墨经济一体化的亲美主义的立场。由于美墨战争失败被割去一半领土的屈辱历史以及美国多次派兵干涉墨西哥内政的恐惧记忆，墨西哥人长期以来对美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主义立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基于封闭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体系和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模式，墨西哥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主要是“疏离和防守的”。随着这种经济和政治模式陷入困境，墨西哥外交政策开始改变。1982年墨西哥爆发经济危机，成为其外交政策变化的转折点。因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墨西哥需要美国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防止危机深化，墨西哥就此改变传统的与美国“疏离”的号称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此后墨西哥对美国外交政策发生巨变，被认为“跟之前100年的通行政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1988年，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当选墨西哥总统后，进一步谋求与美国经济一体化。1993年，墨西哥同美国、加拿大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彻底抛弃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信条和反美主义立场。此后，尽管美墨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但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随着美墨关系的走近，在美墨西哥移民的价值再次被发现。庞大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群体被视为可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的利益游说集团。墨西哥在与美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时，就曾希望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为墨西哥进行利益游说。此后，移民不再被视为一个“问题”，而成为一个“机遇”。移民被重新定义为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桥梁，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早期对海外移民负面叙事的背后是墨西哥对移民的劝阻政策，对移民的“英雄”叙事背后则是墨西哥对海外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布拉塞洛计划”结束后，墨西哥联邦政府出于害怕美国干预内政的担心，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没有政策”的政策。但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墨西哥逐渐意识到，美墨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意味着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对称，但鉴于墨西哥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它能够保持“相对自主”，只要墨西哥的行动不影响美国的核心目标，并在其重大利益问题上支持美国，墨西哥就能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种认知鼓励了墨西哥政府推出系列针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开始在海外移民事务上“分担责任”。随着移民群体的价值发现和被重新定义，墨西哥试图将散居美国的侨民重新视为墨西哥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6年12月，墨西哥通过《双重国籍法》，标志着墨西哥政府不再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视为叛国或与保留墨西哥文化身份不相容，而是鼓励海外移民取得居住国的国籍。此外，墨西哥还通过设立和健全各级移民管理机构，以分布广泛的领事馆为抓手为海外移民提供教育、医疗、金融信息等各种服务，强化与有组织的海外移民团体的联系，设计系列海外引资和引智项目，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重视保护海外移民的留守及遣返子女等，强化与海外移民的联系。2021年，墨西哥修订《宪法》，将国籍概念进一步扩大到在境外出生的第二代墨西哥裔及其后代。据此，在海外的所有有墨西哥血统的移民及其后裔均可按程序申请成为墨西哥国民。
五、结语
时至今日，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形象总体归于正常。移民不再被称为“叛徒”，也不再被称为“英雄”，而只是需要援助和合作的墨西哥人。墨西哥全国性媒体《环球报》（El Universal）对海外移民报道中的最常用词汇，如“移民”（migrantes）、“国民”（connacionales）、“权利”（derechos）、“边境”（frontera）、“政府”（gobierno）和“无证人员”（indocumentados）等均为中性词汇，不再含有贬义或褒义。海外移民主要输出地萨卡特卡斯州的《NTR日报》（El Diario NTR）在报道海外移民时最常用的高频词汇包括“无证人员”（indocumentados）、“墨西哥人”（Mexicano）、“移民”（migración）、“移民”（migrante）、“同胞”（paisanos）、“国民”（connacionales）、“移民”（inmigrantes）和“布拉塞洛工人”（bracero），表明当地社会将墨西哥海外移民视为社区、家庭和国家的一部分。
作为当今世界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移民输出国，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数量与规模极其庞大。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双边移民群体。海外移民事务在墨西哥政府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纵观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认知和叙事论调，总体上经历了从偏于负面到逐渐正面的转变。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形象经历了从“祖国的叛徒”到“祖国的英雄”的转向。时至今日，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形象总体归于正常。在海外移民形象变迁的背后，体现的是墨西哥对海外移民价值的发现与认知变化，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态度与政策演变，以及更深层次的墨美关系的变化。基于同胞移民对墨西哥无意义甚或有害的认知，以及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早期认知和叙事论调一直偏于负面，政府对移民前往美国采取劝阻甚至限制措施。随着在美墨西哥移民数量增多、影响力扩大，移民的价值和好处凸显出来，以及墨西哥由曾经的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立场转向靠近并依托美国发展、寻求美墨经济一体化的亲美主义，墨西哥对海外移民的叙事论调极致反转，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也一改过去的相对“疏离”，而是不断强化与海外移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将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不断纳入国民的范畴。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形象变迁充分展现了海外移民与来源国政治的深层纠葛，与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嵌套，乃至与国家发展道路向内还是向外的抉择攸关。
摘自：袁艳：《墨西哥海外移民形象变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