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属波利尼西亚（以下简称法波地区）位于太平洋东南部，由社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马克萨斯群岛等118个岛屿组成，其中社会群岛的塔希提岛（华人称之为大溪地）最大。从地缘政治传统来看，法波地区与中国相去甚远，自古不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对象，而且也不是近代史上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移民规模小，人数有限。然而，法波地区却是大洋洲诸岛中最早接受中国移民和中国人移居最多的地区之一。虽然在1943年它被纳入法国的殖民版图，但是当地的华侨凭借勤劳和勇敢，从落地生根到逐步实现多元发展，构建了稳定的华人社区。如今法波地区现有居民27万多人当中，华人占10%左右，华人经济更是占据当地经济的85%以上。可以说，法波地区华侨华人的故事是一部充满挣扎、努力和成就的历史。随着中国大周边外交中大洋洲地位的持续提升，法波地区的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越发紧密。但是，受法波地区为法国海外属地的影响，国内学界对太平洋诸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独立岛国，对于法波地区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极少，论题也主要以政治体系、经济投资、战略地位等领域为主。而对于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只有刘玲玲的《试析大溪地华人的融合之路》、陈菊茹的《华人社团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和巴秋曦的《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三篇硕士论文，均为法语撰写。这些研究对法波地区华人社会的情况有所介绍，但未就华人社会在法波地区的形成历史、发展演变及其现状进行分析。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文献调查和访谈资料为依据，阐述法波地区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以期丰富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研究。

一、华人移居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历史

19世纪中叶，大批中国人作为契约劳工前往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等地谋生。法波地区的华人移居史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是，可以确信，在此之前已有华人抵达法波地区。文献资料显示，1800年，一名山东年轻男子跟随俄罗斯船只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环礁之一阿纳（Anaa）停留，最终与一位当地妇女同居，并生了孩子。1851年，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客家人阿辛（Ah Sin）来到塔希提岛。之后的1856年，一群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从澳大利亚乘船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途经塔希提岛时留了下来，这部分人很多是矿工。

（一）第一波移民潮

一般认为，法波地区的第一批华人移民是阿蒂莫诺（Atimaono）种植园在1865—1866年招募的中国劳工。英国企业家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经营的“塔希提棉花和咖啡垦殖公司”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从中国招募了一批劳工，促使了第一批华人移民的出现。1864年3月30日，当时法国驻太平洋机构（EFO）授权威廉·斯图尔特将1000名中国人带到塔希提从事农业生产。这批中国劳工在1865—1866年分乘三艘船抵达塔希提岛，共1010人。他们在阿蒂莫诺种植园辛勤劳作，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按照当时的官方报告，华工在种植园吃住无忧，还配有医护人员，但实际上种植园的工作节奏非常快，整个种植园弥漫着不良的气氛，帮派林立，争斗不断。1869年，一个名叫詹素功（Chim soo kung）的中国人为了救他的同胞而被送上了断头台。事实上，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死在塔希提的中国人，当时的华工死亡率在不断上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报纸还以“可怕的残酷——南太平洋上的法国奴隶制”为题报道了塔希提的阿蒂莫诺棉花种植园。

种植园最初非常成功，但是随着世界市场棉花价格的下跌和对美国棉花出口的减少，导致阿蒂莫诺种植园于1873年宣告破产。当时的殖民机构决定遣返这批华工，大部分华工回到了中国，但还有大约500名华工决定留下，其中有些人去了马克萨斯（Marquises）群岛、甘比尔（Gambier）群岛等其他岛屿碰运气。在随后的几年，因为当地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和税收的增加，又有一些华工返回祖国，至1902年，法波地区正式登记的华人减至412人，其中365人在塔希提岛，43人在马克萨斯群岛。这批华工几乎都是年轻男子，所以留下来的人在没有中国伴侣的情况下，与当地的波利尼西亚妇女一起生活。不过法波地区目前的华人社区并非直接源自这批移民的后裔。

（二）第二波移民潮

第二批华人移民潮开始于20世纪初期。1904—1914年，华人移民数量达到2257名，其中包含216名女性。她们有些是与家人一起去的，有些则是去投奔丈夫或未婚夫的。中国女性的到达标志着纯粹的华人社区在法波地区的诞生。中国移民家庭开始在这里定居，从事零售贸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殖民当局对亚洲移民的立法越来越严格，减缓了华人移民的到来。因此，在1915—1920年，华人移民数量很少。但是从1920年之后，法波地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华人移民潮，特别是1924年，香港与大溪地之间的海上直航开通，为华人移民法波地区提供了便利。已经在法波地区定居的华人通过预付旅费的方式，即从工资中扣除路费，吸引国内的家乡人到法波地区为他们工作。这种招募方式从近亲开始，然后扩展到同村或邻村的同姓远亲。因此，姓氏联系在华人定居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殖民政府也鼓励华人这种招募方式，在1920年颁布了一项担保制度，允许塔希提的华人为未来的新移民存入担保金。因此，1921—1928年，华人移民数量达到2152人，其中400名是女性。通过这两次移民潮，1928年，法波地区的华人人口数量增至4000多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塔希提岛，而且是由法国殖民政府认可的华人社团登记在册，这促进了华人社区的进一步壮大。

1929年以后，法国政府规定所有移居的华人必须提供4500法郎的保证金才能进入殖民地地区，同时要求提供护照、健康证明和无犯罪记录等越来越多的入境文件，导致华人移民从1930年的23人下降至1940年的5人，速度明显放缓。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海上交通受阻，加上二战结束后，契约华工制度被彻底废止，大规模华人移民也就停止了。因此，1941—1948年，法波地区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移民登记在册。虽然来自中国的移民中断，但华人家庭新成员的诞生弥补了人口下降趋势。尽管当时还出现了排华运动，但华人社区还是在法波地区特别是在塔希提岛站稳了脚跟。

二、法属波利尼西亚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塔希提岛的华人移民主要是客家人和广东人，来自广东的龙岗、惠阳、东莞，还有南海、增城、四邑、番禺等地，华人之间使用的语言有客家话和粤语，客家话在华人社区占主导地位。第一批华人移民的身份多是劳工，他们的目标是逃离当时苦难深重的祖国，改变生活条件，赚取钱财荣归故里。但是随着阿蒂莫诺种植园的破产，这批华人移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1873—1878年，选择留在塔希提岛的华人劳工当起了店主、屠夫、餐馆老板、裁缝、木匠和铁匠。搬到其他岛屿的华人也选择了不同的谋生渠道。拉伊阿提亚（Raiatea）岛上的华人开始种植香草，土阿莫土（Tuamotu）岛上的华人制作椰干，并与当地人进行商品交易。通过这些小生意，华人很快进入了零售行业。张·弗汉瑟斯（Cheung Francis）在其著作《1919-1945年塔希提及其岛屿》（Tahiti et ses iles 1919-1945）中提供了第一批华人移民的职业比例，其中35%自称是农民，15%是店主和雇员，15%为日工，2%为工匠，还有32%为其他行业。

第二波华人移民主要是商人冒险家和当地华商招募的工人，而目前法波地区的华人社区主要由第二波移民的后代组成。与第一波移民相比，这批移民的职业目标明确。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一）农业

农业是华人在法波地区的第一份职业。华人最初拥有极少的耕地，而且这些土地并不平坦。于是，他们开始在塔希提岛的阿鲁埃（Arue）、法阿（Faaa）和普纳奥亚（Punaauia）等一些人迹罕至的“谷地”进行开荒。1932年，《晨报》记者费雷（G.Feree）曾报道，有3名中国人历时13年，在一个山谷底部开垦了600多公顷土地，种植了花生、玉米和木薯等农作物。华人通过这种方式几乎垄断了沼泽地的种植，他们还培育和引进新品种，中国的卷心菜、苦瓜、土豆和豆芽开始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

（二）餐饮业

餐饮业是华人进军商业领域的主要渠道之一。因为缺少资金，华人最初就在路边用空箱子和木板搭建小棚子，开始烤面包、制作小蛋糕等食物，以非常实惠的价格出售，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油炸的甜甜圈（firifiri pastry），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随着资金的积累，华人开始利用赚来的钱开面包店和中餐馆。1920年，塔希提岛开业的6家餐馆中有5家是华人经营的。他们利用当地的食材改良中国菜谱，制作炒面（Chaomian）和中国生鱼（le poisson cruàla chinoise）等特色菜肴。这些菜肴都比法国菜便宜很多，吸引了很多顾客。时至今日，中餐馆仍是许多波利尼西亚人和法国人时常光顾的地方。

（三）商业

华人涉足商业领域开始于小商品贸易，向当地人销售大米、糖、盐或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在偏僻的小岛。他们采用灵活的赊销方式，允许波利尼西亚人使用椰子、香草和珍珠母等本地特产来抵账。通过这种贸易方式，华人不仅拥有稳定的客源，有助于扩大店铺规模，同时还可以不拥有土地或果树就能获得热带产品。之后，华人开始参与热带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他们开采香草，代替波利尼西亚人接手了香草的制作工作，香草的出口贸易很快成为华人社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从20世纪30年代起，华人获得了在各岛屿之间运输货物的主导权，珍珠母贸易也随之开始涉猎。椰干是塔希提的重要出口产品，华人也毫不犹豫加入到椰干的加工与收购之列，但是由于华人不拥有大型椰子种植园，所以在这个领域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华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引发殖民当局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阻止。1889年的《塔希提信使报》断言：“中国人是无法同化的，因此不应该考虑让他们在这里居住。”1892年，法国政府宣布对已在法波地区居住的华人每年征收200~300法郎的人头税或居留权税。虽然次年被终止，但是随后的几年被反复提起。1900年，暂居此地的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帕皮提市政厅会议上提出要阻止中国人“入侵”，煽动了第一次排华运动。1902年和1903年，殖民机构又重新启动向亚洲人征税的计划。一些极端排华势力甚至建议，“所有欧洲殖民者要承诺永远不雇佣中国人，永远不向他们出售或出租任何东西。”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二次排华运动。1923年，居留税正式启动，要求居住在法波地区的华人新移民必须缴纳500法郎的居留税，已定居的华人每年必须缴纳25法郎居留延期费。在商业方面，殖民当局在1936年颁布法令，要求商业账目只能使用法语记账，违者将被处以罚款和6天至6个月的监禁。1938年再次颁布法令，将华商的商品售价纳入税收范围。面对殖民当局的苛刻措施，华人不畏困难，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华人间的互助团结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法波地区建立核试验场，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接着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鼓励法波地区华人社团的发展，然后在1964年简化了入籍程序，并规定从1973年起，凡是在法波地区出生的人都可以获得法国国籍，超过半数的华人受益于这一措施。这时，许多华人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成长为企业家，在法波地区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今，这些企业家遍布农业、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服务业等各个经济领域。他们经营种植园和珍珠养殖农场等；投资小型工业，生产肥皂、椰子油和果汁饮料；涉足交通运输、酒店管理和餐饮等服务行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向国外出口香草、椰子干、黑珍珠、热带水果和鱼类，进口服装、电子设备、汽车和工业机械等。在塔希提岛，小型商业主要掌握在华人手中，当地帕皮提市场中的蔬菜摊、肉铺和面包店都是由华人经营。一些华人家族建立了商业帝国，他们的后裔更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掌握最新的营销和管理技术，将家族企业改造成更具现代化、更富有发展前景的大型企业。当地有名的陈福（Chin Foo）家族从制作面包开始，后来涉足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业，破产后继续创业，在椰子油领域再获成功。肖世勇（Xiao Shiyong）创办的新同兴（Xin Tung Hing）公司从专营进出口业务逐步向多元化发展，成为汽车和汽油代理商，此外还涉足保险等行业。还有被称为“黑珍珠大王”的华人企业家罗伯特·温（Robert Wan）。1996年，法波地区出口的珍珠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他在土阿莫土岛和甘比尔岛的珍珠养殖场。2011年，罗伯特·温的集团公司在上海开设塔希提珍珠专卖店，之后与中国珠宝业龙头企业周大福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如今，华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波利尼西亚社会。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华人不再仅仅是通过创办企业来发家致富，他们开始跻身白领阶层，成为律师、医生、IT专家、高级管理人员或任职政府部门。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三、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华人社团

华人在当地社会经济活动的成功得益于华人社区的互助互帮，而华人社团功不可没。法波地区的华人社团始于1870年互助保障协会（Sociétéde Secours Mutuels，简称互助会）的成立。早期抵达塔希提岛的华人可能都参与了互助会的创建。1876年，互助会用木材搭建了供奉关帝的寺庙，也就是今天塔希提岛关帝庙的所在地。寺庙内设有放置供品的主祭坛，外面是一个露天庭院，经常举办各类中国文化活动。1911年，7名互助会创始成员组建了信义堂（Si Ni Tong），1995年获得法律认可，成立“信义堂”协会，之后逐渐发展成为目前的华人社团联合会。下设十个社团，分别是中华会馆、故铭堂、国民党二支部、国民党三支部、七村会、洪门致公堂、妇女协会、菲西格玛（Phisigma）协会、思源会和文化协会。每个社团派遣八名代表参加信义堂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负责任命管理小组。董事会主席采取轮换机制，由十个社团负责人轮流担任，任期一年。自成立以来，信义堂一直主张以“信义”为先，“信”代表诚实和信任，“义”意为正直。在成立初期，成员们以兄弟相称，会员入堂必须履行仪式，但是，现在的信义堂章程规定，居住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华人皆可加入，成为自然会员，其宗旨是团结当地华人，谋取社会福利，兴办慈善事业。他们创办老人院，经营关帝庙和华人公墓，并通过举办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等各种形式保持中国文化的活力。

（一）中华会馆

中华会馆（Association Philanthropique Chinoise）创立于在1912年，最初只有一间办公室，属于非正式性质，目的是帮助从中国来的新移民。1921年，法属大洋洲中华会馆正式成立，会馆是一栋两层大楼，主楼正面贴着对联，上书“服务同群，宣扬文教”。其宗旨是联络侨胞感情，服务侨众，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华会馆成为塔希提最大的会馆。从1971年开始，中华会馆经常组团到中国旅游观光，并负责接待访问法波地区的中国代表团。1987年，会员达到600多名，会馆主席一般由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华商担任，新同兴公司的创始人肖世勇担任会馆主席职务长达21年。

（二）故铭堂

故铭堂的前身是1918年成立的塔希提华人民族主义联盟（Union Nationaliste Chinoise de Tahiti），首任主席是陈龙敦（Chan Long Thun），1921年8月正式成立，称为国民党协会（la SociétéKuo Min Tang）。次年，协会的一个分支宣布独立，也就是现在的国民党三支部，沿用“国民党”的称呼。这个社团的活动主要是在法波地区的赖阿特阿岛（若伊雅提岛、Raiatea），他们开办中文学校，传播中国文化，目的是为了促进当地人更好地了解华人社区及其文化传统，增进相互理解。1939年，国民党协会内部因个人利益又产生了分歧，分别成立国民党一支部和二支部。国民党一支部在1942年成立塔希提中国自由之友协会（l’Association Amicale de la Chine Libre），一般称之为故铭堂（Koo Men Tang）。目前协会的宗旨是保护创始人留下的遗产，通过语言教学和文化活动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维护祖先的传统、习俗以及道德价值观，参与建设和谐的波利尼西亚社会。国民党二支部保持“国民党”的称呼，在1945年建立了总部，并于1947年开办了中文学校。目前该社团的宗旨是发展和促进中文教学，特别是法波地区的汉语教学，从事慈善活动，加强华人社区的团结以及和其他社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保持与世界其他华人社区的联系。

（三）洪门致公堂

洪门致公堂（Chee Kong Tong）也是当地影响力较大的华人社团。它成立于1937年，宗旨是发展人道主义原则，互助和合作，追求正义、仁慈和团结的理想。它的格言定义为“慷慨”、“良知”和“工作”。这个社团于1971年得到当地政府承认并正式注册，汇集了来自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1994年加入信义堂，帮助信义堂成立社团联合会，建造老人院，捐助鳏寡孤独和从事国际公益事业，而且与澳大利亚、中国等多地的致公堂素有往来，于1994年主办了中国共济会国际会议，并接待来访的中国代表团。

（四）其他华人社团

菲西格玛（Phisigma）协会成立于1973年，其创始人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返回法波地区的年轻学生。目前拥有250名会员，致力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为弱势社会群体提供援助，经常组织徒步旅行、岛屿环游等活动，带有体育协会的性质，充满活力。文化协会（Association Culturelle WEN FA）于1976年由一群华裔波利尼西亚学生成立，次年在当地主办了第一次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经常组织讲座，让会员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还与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建立联系。妇女协会（Te Vahine Porinetia）于1977年成立，旨在将华人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逐步融入社会。该协会建立了老年妇女收容所，为困难女性提供帮助，还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经常制作中国传统美食。七村会（Groupe Des 7 Villages）的成员代表了第一批从中国广东省的中山、南海等7个地方来到法波地区的华人。该社团于1993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将来自上述7个地方的首批华人的后代聚集在一起，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恢复和加强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弘扬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思源会（Si Yuan Hui）成立于1994年，由1911年信义堂的7位创始人的后代成立，宗旨是保持初心，诚实经营，公正和慷慨地将祖辈留下的遗产都用于华人社区的慈善事业，积极弘扬中国文化。

这些华人社团实现了团结和联合，在信义堂的组织框架下致力于鼓励和支持华人社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积极谋求华人的社会平等权益，推进中华文化的地域认同，加强与世界其他华人社区的联系。

四、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华文教育

法波地区的华文教育与华人社团的发展密切相关。面对华裔儿童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当地学校却只开设法语课程的状况，华人决定创建自己的学校。第一所中文学校可以追溯到1919年，是中华会馆在正式成立前创办的，开设有多个班级。1922年，中华会馆将中文学校迁至今天的总部所在地。同年，国民党协会也创办了中文学校，称为三民主义学校（l’école Sam Min）。之后，国民党协会分裂成三个支部，也分别开办了中文学校。这些学校同时教授中文和法语，但最初学习的是客家话。中文学校的开设，让出生在法波地区的华裔有机会学习中文，在华人占主导地位的商业领域，客家话被用作工作语言。中文学校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但是随着当地殖民政府要求学校增加法语学习时间，以及对中文学校的进一步限制，中文学校的入学率逐渐下降，很多华裔学生开始转到天主教会学校学习。而且这时候的中文学校开始教授普通话，由于缺少说普通话的家庭环境，年轻人很快就因为学习困难而放弃了中文学习。加上中文学校无法提供学习证书，使得关心孩子未来的家长不得不求助于法国学校。学生人数减少，加上师资力量补给不足，当地教育部门建议华人社团创办的中文学校进行合并，但是最终未能达成统一意见。至1964年入籍问题解决后，这些中文学校被迫永久关闭。

中文学校虽然关闭了，但是法波地区的中文教育并没有停止。目前的中文教育主要由本土中学开设的中文选修课、华人社团开设的中文培训班，以及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三部分组成。

（一）本土中学开设的中文选修课

中文教育是法国外语教学的一部分，中文被列入学校的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选修课程。法波地区第一所开设普通话选修课程的法国学校（Lycée Gauguin）出现在1983年，最初只有4位学生和1名中文教师苏秀明（Lucie GUILLOUX）。据统计，法波地区现有13所中学（公立中学7所，私立中学6所）开设了中文选修课程，其中有3所学校是初中部和高中部均开设了中文选修课程。此外，还有1所塔希提国际学校也开设了中文课程。这些学校的中文课程由12名教师承担，其中本土教师8名，非本土教师4名，主要是当地的中国人。法国的教育制度规定，学生每学年都必须选修外语课程，但是据法国驻法波分学区署统计，法波汉语学生人数已连续十年下降。

（二）华人社团开设的中文培训班

中华会馆和故铭堂等华人社团一直是当地中文培训的主要机构。中华会馆在关闭中文学校之后，一直开设有面向成人和儿童的普通话课程，并提供中文翻译服务。此外，还有中国书法班、麻将和象棋入门班、太极拳学习班等文化课堂。并且每年7月组织学员前往中国体验语言游学。但是由于疫情原因，目前中华会馆的普通话课程班已经关闭。私人开办的中文教育班也只剩下零星的一两个，而且学生人数非常少。目前，只有故铭堂开设的中文培训班还维持在二三十人的水平，分为儿童普通话课程和普通话阶段课程，主要生源来自在学校选修过中文课程的初、高中生。除了中文课程，故铭堂也开设了中国舞蹈班、乒乓球和太极拳等中国文化学习班。此外，致公堂等华人社团也经常举办普通话比赛，促进汉语在当地的推广。中法中学交流协会（Association Hei Taina）还与浙江温岭中学、上海长宁区建立了学生交流项目。

（三）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

2013年，法波地区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孔子学院——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给当地的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力量。这所孔子学院是由外交学院与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合作创办，承担了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应用外语专业（LEA）的中文课程、全校的中文选修课以及面向社会人员的中文班。社会班学生多为当地华人，不乏有当地华人社团的负责人。比如，中华会馆现任主席玛丽塔（Marita）女士自孔子学院社会班开办以来一直都是学员，坚持不懈地学习中文。中文教学之外，孔院还承担了中国文化推广的工作，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启动来华留学生项目，积极参加和支援当地华人社团和中学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孔子学院还与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合作举办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和交流。这些文化活动的举办起到了传声筒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法波地区的中文教育发展。2024年，法波的安娜-玛丽·贾沃伊初中（collège Anne-Marie JAVOUHEY）和中国的成都外国语学校正式签订友好合作备忘录。但是，由于该地区人口基数少，又是法国海外领地，法语在当地作为一种强势语言挤压了多元化语言空间的发展。再加上近年来疫情的影响，法波地区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也面临着学生人数不多、本土教师不足、高水平中文学习者缺乏等诸多问题。中文教育事业任重道远。

五、与中国的联系以及当地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前，法波地区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主要依托其桑梓情怀与民族认同，呈现出跨越地理阻隔的情感纽带与政治互动。改革开放后，中法波三地的交往进入新阶段，经济合作与政治对话逐渐成为主线。华人政治参与从殖民时期的边缘化走向本土化，为融入法波社会奠定基础。

（一）改革开放前与中国的联系

第一批华人移民自踏上塔希提岛起，就一直在寻求与祖国的联系，甚至投身中国革命。对于这批移民来说，没有意识形态，只有爱国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当地一些华人成为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他们创建了国民党协会，与大洋洲、中国的国民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定期向他们捐款，甚至还有华人返回中国投身革命运动。因此，从辛亥革命前后至20世纪中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逐渐渗透到塔希提的华人社区。国民党的一些协会也在当地长期存在，为中华民国派驻帕皮提领事提供了便利条件。1943年，法国戴高乐将军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向塔希提派遣领事，1945年，重庆政府任命姚廷晨为中国驻帕皮提总领事，在当地建造了中华民国领事馆。领事馆的设立让塔希提的华人获得了官方护照，可以自由离开法波地区。1965年，国民党的“领事馆”正式关闭。至2007年，法波地区一直没有中国的领事馆。但是，法波地区华人与中国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从未停止。1973年，中国驻法大使首次访问法波地区，会见了华人代表，并邀请他们访问自己的祖国。

（二）改革开放后与中国联系的加强

改革开放后，不断有华人回到祖籍国捐资助学，积极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和法波地区之间的访问成倍增加。2001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前往智利途中访问法波地区，会见了当地政府官员和华人社区代表，极大鼓舞了当地华人。时任中华会馆主席丘子亮（Lon Giau）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华人社区对江泽民主席到访的喜悦之情。次年，法波地区总统加斯通·弗洛斯（Gaston Flosse）访华，华商代表罗伯特·温等随同前往，受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接待。2003年，应弗洛斯总统邀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派出访问代表团前往塔希提岛。2006年，中国政府代表出席了在帕皮提举办的第16届南太平洋旅游组织部长理事会议。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帕皮提领事馆落成，开启了中国与法波地区友好交流的新纪元。2009年，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贾庆林对法波地区进行正式访问。2011年，习近平在塔希提访问期间会见了当地政府官员，并和华人代表进行了亲切交流。2016年，中国驻法大使翟隽前往法波地区访问，与罗伯特·温、刘子健等华人企业家，以及华人社团代表进行了会谈。而且，中国驻帕皮提的领馆一直与当地华人企业家、华人社团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些接触和交流，一方面促成了中国企业与法波地区华人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另一方面加深了法波华人社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

华人在法波地区的政治参与时间并不长。在殖民政府时期，华人被排除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之外，不被允许加入法国国籍。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宣布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不久法国政府颁布新法令，允许中国公民申请获得法国国籍。但是，最初还只有少数华人获批法国国籍。之后的1973年是真正的转折点。根据当年1月9日政府颁布的法律，几乎所有在法波地区的华人都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

华人在加入法国国籍后才能享有投票权，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1968年，颜浩万（Yen Howan）当选为帕皮提市议员，成为第一位参与法波地区政治生活的华人，打开了当地华人参政的大门。随后，米歇尔·劳（Michel Law）当选为法波地区议员，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地区级议会的华人。随着华人选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法波地区议会的两名华人议员——米歇尔·劳和阿瑟·钟（Arthur Chung）计划创建华人政党，让华人社区在塔希提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政治观念不同，最后两人没有实现合作。1976年11月，米歇尔·劳创立了以华人为主的政党——自由党联盟（Pupu Taina/Rassemblement des Libéraux），与法国民主联盟关系密切，主张与法国保持联系。1977年5月，支持独立的阿瑟·钟创建了政党——波利尼西亚同盟（Taatiraa Porinetia），不仅包括华人，还有波利尼西亚人加入。该政党后来成为自由党联盟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在1982年的议会选举中，米歇尔·劳仅赢得1935票，而阿瑟·钟赢得了2894票，成为华人社区的新政治领袖。之后，阿瑟·钟的政党与另一个反独立阵营的政党——共和党/保卫共和联盟（Tahoeraa Huiraatira/Rassemblement Populaire）结盟，后者是多数党派，有许多华人加入其中。这种与多数党派的联合标志着华人在政治舞台的崛起，推动了华人社区与其他社区的融合。1985年，共和党领导人加斯东·弗罗斯（Gaston Flosse）在华裔议员让-皮埃尔·香榭（Jean-Pierre Champs）创建的“波利尼西亚展望俱乐部”（Perspectives Polynesiennes club）一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盛赞华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奠定了法波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还坚信华人将对法波地区的未来起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政党形式的政治参与在达到顶峰后还是开始为华人个人加入自由政党让路。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华人社区的政治融合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现在的华人社区已经成为一个受到政治行为体关注的社区。

六、结语

纵观法波地区华人社会150多年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华人移民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逐步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融合。1964年中国与法国恢复外交关系，使法波地区华人的身份认同迎来了转机。1973年可以说是这个融合过程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华人社会通过开展零售贸易，获得了经济地位的提升，但是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从1973年开始，他们将目光转向政治舞台，投身于维护地区和平的运动之中，逐步实现与当地人平等享有合法权利。进入21世纪，法波地区华人可以与波利尼西亚人和法国人平等竞争当地的公共服务职位，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同时，他们还通过统一的华人社团联合会，坚持发展中文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为法属波利尼西亚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法波地区的华人与祖籍国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广泛。法波地区虽然地狭人稀，但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地位十分突出，而且他们还与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法波地区华人社会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与合作，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共赢。

摘自：周萍萍、黄凯伦：《南太平洋地区华侨华人研究——以法属波利尼西亚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