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随着世情、国情、侨情的深刻变化，华侨华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提升“华侨华人研究”学科地位、构建“华侨华人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华侨华人学”是“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化，即将华侨华人这一研究话题和领域制度性地纳入高等院校的学科体系，这样不但可以深化其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进行系统的人才培养。这种呼吁始于20世纪末，当时周南京等前辈学者在各自论著中呼吁建立“华侨华人学”。迈进21世纪后，海内外学术界对设立“华侨华人学”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从“华侨华人研究”到“华侨华人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契机。2000年，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筹建华侨华人学科的研究报告”也获得重大项目立项。2002年12月，暨南大学举办的“海外华人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华侨华人学科的建构”确定为三大主题之一，有与会专家认为，华侨华人研究学科建设的试验性过程已部分达到目的。2003年9月，由李安山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筹办“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学术研讨会，20多位与会专家在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牵涉层面、重点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会后，梁志明、李安山、高伟浓和袁丁等学者相继发表专论，更全面深入地论述“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批评等核心议题，带动了一波“华侨华人学”主题文献发表热潮。

历经了21世纪头二十余年的充分探索，从“华侨华人研究”到“华侨华人学”如今又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2022年9月，教育部正式将“交叉学科”设置为学科目录中的第14个门类，并在此新门类下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不少专家学者针对区域国别学自身建设及其下设二级学科展开积极讨论。其中，吴小安结合华侨大学布局“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提出，“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可以实现融合，前者可为后者提供“一个具有学科特色的专门视角”。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进一步明确了区域国别学的内涵和范围，为相关单位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设置二级学科（方向）提供了“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等六个框架性参照，充分体现出跨学科性、包容性的学科共识。

据此，本文认为，“华侨华人研究”符合教育部对“区域国别学”的框架性定位，呼吁设置“华侨华人学”为其二级学科（方向）。本文首先从研究对象重要性、知识发展规律性和人才队伍三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下推动“华侨华人研究”走向“华侨华人学”。其次，基于对“研究”与“学”的比较，剖析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知识形态和组织制度逻辑，阐述“区域国别学”下设置“华侨华人学”的具体内涵，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本文最后回答“凭什么”的问题，提出“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具备了丰厚的知识积累、理论探索和人才培养实践，应该进入设置“华侨华人学”的阶段了。

一、“华侨华人学”：为什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两个基本现实和判断决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世界更加了解、更加需要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更加需要和了解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华侨华人连接中国与大变局的世界

所谓“大变局”，既指世界文明进程中前所未有之变化，也指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从未遭遇过的非常局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时的世界形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徐勇和张慧慧以“关系中的国家”为分析视角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被动地纳入西方主导的单向全球化，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塑造全球化、主动参与世界竞争所形成的局面。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逻辑看，两次“变局”分别对应了由“中国的世界”到“中国与世界”再到“中国在世界”的转变节点。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前一个“大变局”使西方的历史分期成为了世界史的分期，由西方实践和定义的个别发展经验超越了时间，成为整体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具有一整套意识形态标准的榜样。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就此被打上“前现代”乃至“野蛮”“落后”的标签，在屈辱和苦难中探寻通往“现代”的发展之道。随着当前“大变局”呈现非西方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国在与西方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对过往百余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历史总结和提炼，也是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指导和思路。“中国式现代化”凝练了中国应对两个“大变局”的经验、智慧和作为，本身就是全球化或称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可称为“惠及世界”的现代化。

无论是从关系的逻辑还是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华侨华人都是一个非常独特且贡献突出的群体。一方面，规模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内容和方式。在中国打开国门、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华侨华人一直走在与外部世界接触和交流的最前列。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刷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已经变为“有阳光和空气的地方就有华人”。由于华侨华人对中国与所在国都比较了解，很多时候都充当了两国外交的有效协调人，在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外交为民”的观念指引下，华侨华人本身就是外交的内容和对象之一，可从中外的经贸文化关系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被迫卷入西方殖民地经济现代化的契约华工对当地经济也起到了客观上的支撑和延续作用。华侨华人不仅为所在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贡献力量，也通过汇款、捐赠、归国投资设厂、协助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向海外等方式带动家乡和祖（籍）国的发展，从而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正因在沟通中国与世界、促进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当了交流连接的桥梁，华侨华人群体日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和贡献者。就此而言，从学术研究的投入方面，很有必要系统地加强对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研究，并培养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华侨华人研究事业中来。

（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总书记继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三大体系”建设后，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存在知识分散化、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以及尚未建构起系统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再一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根本遵循。刘曙光认为，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历史自觉，有助于解决传统研究范式难以回答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推动学术创新和进步。王义桅从知识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系和范式等纬度的变化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在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黄海则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生成机理和内在规定的知识生产过程”，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是其内在规定，符合“求真”的知识生产和建构逻辑，可“持续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成果、不断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田心铭认为，“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论断，抓住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及其中各学科建设问题的根本；因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是知识的结晶”。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多种路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扎扎实实研究那些具有中国特性同时兼具世界意义的本土问题。“华侨华人是中国国际化与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演变的独特现象，又具有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著的跨国移民群体的普遍特征。无论是从庞大的人群数量和广泛的地理存在来看，还是从渊远流长的中央政府的侨务治理和侨务政策来说，华侨华人都是一个极富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李国梁提出，由于中国是华侨华人的祖籍国，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充分体现在“华侨华人学”建设本身，强调中国特色是“华侨华人学”建设方向的一个原则问题。他还从研究立场、目的、内容和学术地位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华侨华人学”的具体设想，包括“逐步形成华侨华人研究的‘中国学派’，有一套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又兼容西方学术精华的华侨华人学理论、观点与方法”。吴杰伟也认为，“华侨华人学研究必须关注中国的现实，离开了中国的现实就没有了根基”。吴小安则通过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比较指出，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都在大的政治因素影响下，被以非常专业化的方式纳入东南亚研究和亚裔美国人研究的范畴，实现了在地化；反观当下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却面临丢失主动权和话语权的挑战，有待推出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重点研究工程计划”以共同推进“华侨华人研究”事业。他还指出，遍布世界的华侨华人，可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要求的新形势下与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既有效发出中国学者声音、贡献中国元素，又专业对接国际学界，使“区域国别学”在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成为一门融入世界的学问。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学”应当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最正当与恰当的领域。

（三）华侨华人研究事业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后继有人是任何一项事业的根本大计。“华侨华人研究”学科建设独特且突出的贡献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生产，均需要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接续奋斗。依据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安排，唯有进入教育部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才能制度性地在大学进行研究生招生与培养。这就需要设置“华侨华人学”。

实际上，这种探索早已开始。在理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机构最早建立起以归侨学者为主体、熟悉海外侨情且通晓多种语言的研究队伍。但在“文革”期间，因“海外关系黑六条”，与“华侨华人研究”相关的理论人才队伍均遭受严重冲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北京、集美、广州、汕头等地7所华侨学生补习学校也先后被撤销、停办。改革开放后，与“华侨华人研究”相关的理论与实务人才队伍建设才逐渐恢复发展。在有关部门领导与学术前辈的重视与支持下，“华侨华人研究”真正进入出成果、出人才的阶段。不过，成绩喜人的同时也潜藏隐忧。朱杰勤、韩振华、田汝康、周南京老一辈学者已离世，庄国土、李明欢、李安山等“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术中坚也逐步退出教研一线。诚如学者所言，与“华侨华人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队伍培养虽声势浩大、有目共睹，却也面临承前启后、更上一层楼的使命和挑战，学界再一次经历严重断层的代际更替。

在侨务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国务院侨办的前身中侨委于1955年成立北京文化进修学校（即中侨委侨务干部学校），培养和训练国内外侨务干部。“文革”期间，侨务界也受到冲击。尽管处境艰难，侨务工作者仍于1966年至1967年上半年坚持完成了接待和安置印尼归国难侨的工作。随着中侨委于1969年被撤销，其下属各级部门、华侨投资公司、侨务干校也先后被撤销或并入外交部管理，侨务干部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保护，被打倒和下放劳动的皆有之，队伍建设陷入混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重建并不断完善“五侨”（即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和中国侨联）系统。2018年，为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国务院侨办整体并入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务院侨办牌子，地方各级侨办也参照中央机构改革模式并入同级党委统战部，统筹开展侨务工作。2023年4月24日，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时指出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基层侨务工作力量不足”赫然在列。实际上，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如今，中央到地方各级侨办均并入同级党委统战部，基层侨务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基于此，笔者以为，唯有设立“华侨华人学”方可为理论研究和侨务工作人才供给的源头找到出路，从而适应世情、国情和侨情之变提出的新需求。

二、“华侨华人学”：是什么？

虽然“华侨华人研究”已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人员，但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而言，仍有必要设置“华侨华人学”。因为学科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培养和中国的学科制度，近年来都经历着重大的变化。

（一）“研究”的散碎化与“学”的系统性

从词源、词义等角度看，“研究”与“学”的联系非常紧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均被广泛地用于描述主体能动地把握客体、积累知识的活动，经常存在混用乃至叠加使用的情况。但当论及“某某研究”和“某某学”时，往往在直觉上给人一种非常鲜明的层次高低与程度深浅之别。这是因为在近现代学术科研话语体系的演化进程中，国际学术界逐渐习惯以“某某研究”指代以特定问题为取向、较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知识领域，而往往将“某某学”用于界定一类更具系统性和理论性的知识分支。这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在行政部门对学术科研活动的分类管理中完成社会建制，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性共识的制度。以中国经验为例，传统学术已有“四部之学”的划分，在晚清“西学东渐”及近代教育改革中又吸收了“分科立学和治学”原则转向“七科之学”。这既体现了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学人把握西方学术专门化趋势的观念自觉，也有《京师大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民国政府《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等发挥的制度性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初，学术科研与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在坚持文、理、工、农、医等分类基础上加入计划经济下各类行业服务的逻辑。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奠定了现行知识系统的三级划分制度架构。在研究生教育中，划分层级自上而下依次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而本科生的则称为“学科门类、专业类和专业”。

回到以“华侨华人”为对象的探索，目前已经积累了诸多但却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和知识，因而仅以“研究”之名著称。正如李国梁提出的，华侨华人问题长期划归不同学科分支或分支领域，没有被作为特定社会现象来进行整体研究，具体表现包括中外关系史关注华侨史，社会学关注华人社会和侨乡变迁，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关注海外华人经济，以及民族学关注海外华族的发展变化等等。李安山则更明确提出，作为一项以特殊群体为目标的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建立在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均必须与“华侨华人”的实在内容相关，既难以进行抽象进入科学殿堂，又不满足“任何科学——只能探讨若干门类的事件，但不能探讨特殊事件”的标准。但另一方面，李国梁、梁英明和梁志明等学者均认可“华侨华人研究”已具备成为一门独立或相对独立学科的学术要件。其中，梁志明认为“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的问题属各门现有学科之间邻近区域或边缘地带，符合“边缘学科”的定义，“华侨华人学”可被视为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值得一提的是，以“华侨华人”为对象的专题性、规范性知识要在知识形态上由分散化、碎片化转向系统性、理论性，除了要靠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探索和推动外，更需要在组织制度层面进入现有的学科体系。

（二）学科是高校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单元

在组织制度层面，学科是“由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在实现高校首要功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我国高校在改革开放前为服务计划经济体制下各个行业部门的职业人才需求，在人才培养中强调专业（本科）和学科（研究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确定，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不断加深对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倚重。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进行布局，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等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学科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开宗明义指出：“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有人对该改革方案的解读是“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布局，是提升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关键”。《人民日报》刊发题为《以学科优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评论文章，更凸显当前我国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布局尤其重视学科优化的引领作用。概言之，高校只有在学科点的支撑下，才具备设置和调整相关二级学院、学系等教学实体单位的合法性。

由此观之，从“华侨华人研究”到“华侨华人学”就是要在组织制度层面争得高校人才培养最基本单元的“名分”。梁英明提出，尽管新课程、新专业、新科系、新学院在各高校中层出不穷，但有关“华侨华人”的寥寥无几，不利于该学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发育成熟。他不无惋惜地称，“由于华侨华人学没有列入高校课程建设的计划，也不是一门专业，有关教师在教学经费分配、研究项目申请、招生名额，以至教师职称评定等方面，都会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和阻力，从而挫伤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丘立本更一语中的地称，讨论“关于华侨华人学科建设问题”的实质，是“这项研究工作在中国现行科研和教学管理体系中应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仍像现在那样分散在各有关学科中进行，还是把相关学科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立起独立编制，有一定固定经费和培养专门人才基地的新兴交叉学科，并给予大力扶持的问题”。对此，程希曾结合21世纪初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原华侨华人研究力量较强的高校以国际关系为号召整合力量的发展趋势认为，将华侨华人归入国际政治学下的三级学科可作为解决方案。但现实发展并不如预期，“由于没有学科作为支撑，中国南方几所大学原本做得很有特色优势的华侨华人科研院所被迫转型，从事不是自己特长的国际关系研究”；“导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长期面临着学科建设、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学术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掣肘”。

（三）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提供的机会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为“华侨华人学”创造了机会。一方面，尽管知识分类和认识分工符合人类理性能力的表现方式，使传统学科在人类知识谱系中获得历史合法性；但随着知识的巨量增加和叠层累积，学科间“藩篱”高树、“堡垒”森严，不利于认识活动的更新迭代。因而，国际学术共同体自觉探索学科交叉、跨界和融通，积极回归学科分工的初心，推动对客观世界和具体问题更系统、全面的认识。钱乘旦曾形象地提出传统学科未能做到地理空间和认知范围的全覆盖，而“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正在于解决两个“未覆盖”、破除认知隔阂以服务现实需要。以华侨华人为对象的专题性知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多学科性，正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要求完全契合。实际上，国际上早有将“华侨华人研究”归类至诸如亚洲研究、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等跨学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成熟经验。此外，李安山也以战后美国“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传统学科体系分解与整合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启示的具体事例。他认为，“地区研究”集中各学科特点与优势研究给定对象与“华侨华人学”借用而定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方式颇为相似，并建议争取将“华侨华人学”纳入“跨学科研究”这门学科内的“一级学科以外的学科分支”。

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是增进不同国家、区域乃至文明之间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学问，其组织制度建制在冷战期间得到美、苏两大强国的持续推动而日趋成熟。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命运相连日趋紧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在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区域国别学知识中肩负大国责任。自此，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大学迅速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区域国别学院”，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不少具有自主增设学位点权限的大学都相继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而2025年教育部开展的新一轮学位授权点申报审核工作，则大规模地让目录中的“区域国别学”走向落地。同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多所高校组织更召开各类学术会议、论坛，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在此背景下，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与华侨大学均积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与“华侨华人研究”的结合。因为“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项问题导向并涵盖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专题性研究，在制度层面也最符合“区域国别学”多学科跨学科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要求。1927年9月，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事业部，这既是当时国内唯一一个研究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机构，也是现代意义上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事业的开创者。1956年，中侨委在厦门大学设立的南洋研究所，则被认为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毫不夸张地说，认识和了解“华侨华人”居住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情况，也是我国在历史上创设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动力之一。可见，依托“区域国别学”为“华侨华人学”争得“名分”，从组织源头上看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三、“华侨华人学”：凭什么？

如前所示，“华侨华人学”并非从零开始，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华侨华人学”所需的充分的知识储备、理论探索与人才培养实践的雄厚基础。

（一）“华侨华人研究”的知识积累

“华侨华人研究”丰厚的知识积累是设立“华侨华人学”的重要支撑。早在北宋时期，发达的海外贸易促使大量商人出海入蕃。北宋末年学人朱彧所著《萍洲可谈》将在蕃地居住超过一年的行为称之为“住蕃”，“住蕃”者除商人外还有不少士人和胥吏，文献记载的“住蕃”之地主要包括日本、高丽、占城和真腊等。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均有文献对华侨华人相关问题加以记述，但无系统的学理性研究，直到19世纪中期，才有西方殖民政府官员在南洋调研发表“华侨华人”相关学理性研究著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荷印政府汉文翻译官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根据巴东（Padang）华侨家中找到的天地会书籍所创作的《天地会研究》，以及另一位荷印政府翻译官高延（J.J.M.de Groot）根据公务旅行期间与兰芳公司的接触所创作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等。晚清时期，中国国内更趋学理性的“华侨华人研究”也随着驻外使领馆加大对“华侨华人”资料的记录和整理而兴盛起来。进入20世纪，关于南非华工和一战后欧洲华工等热点问题进一步掀起了“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高峰。梁启超的《美国华工禁约记》《中国殖民之八大伟人传》、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丘汉平的《华侨问题》、李长傅的《华侨》《中国殖民史》、刘继宣和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等论著相继面世，为这一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高峰做了注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一样属于敏感领域，相关知识积累一度只能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如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曾在“文革”前编写了《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和《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史》两书的初稿，并联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对归国“猪仔”华工进行调查。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也编写了《东南亚研究资料》、《南洋问题资料》和《南洋资料译丛》等内部刊物，不仅为推进“华侨华人研究”的知识积累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而且为相关机构提供了决策咨询。

“华侨华人研究”并非只是中国学术的自留地，海外的“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同样引人注目。在新马等地的许云樵、王赓武、颜清湟、崔贵强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华人学者先后推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论著，开创了新的高峰期。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快速发展，中外的知识积累鸿沟逐渐被弭平。厦门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18—19世纪巴达维亚华人公馆（侨领府）档案”编校项目，北京大学的12卷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以及暨南大学的《海外侨情观察》《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海外华侨华人研究译丛》和《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等等，都是新时期“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再创辉煌的鲜活注脚。当前，中外数据库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更是日新月异，知识积累更加丰厚。仅以中国知网收录文献为例，近五年“华侨华人”主题的期刊论文年均发表量达222篇之多，授予硕博士学位的论文年均有61篇。1992年，新加坡学者王赓武与美国学者王灵智等牵头成立了“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简称ISSCO）。2019年，中国学者李明欢教授成为该会会长，显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和世界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共同体有了良好的互动。

上述这些涉及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华侨华人”知识，为“华侨华人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

（二）“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

在知识积累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主题与方法持续演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范式和旨趣，为“华侨华人学”的设立提供了另一重要支撑。刘宏曾在中国向外移民历程的宏观架构及全方位比较和观察的视角下，概括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探索中的一系列范式转变，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化论”对“华人文化不变论”的驳斥、20世纪80年代对“同化论”单边性和单向性观点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后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重视，以及认同、文化多元主义、世界主义、跨国主义、网络和种族等国际移民理论与相关课题的影响等等。他认为，过去一个多世纪，“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已实现由民族国家视野向全球角度的跨越，“多元认同”“多元文化”和“跨国性”等后移民论述也先后取代了“华人文化不变论”“融合论”和“同化论”。在范式转变为学术领域与课题的开拓创新注入磅礴动力之余，李明欢等学者学者也深化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探索的基础性积累，通过对“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相关概念的辩析匡正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近年，“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命题的提出，赋予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探索全新的学术使命。学界积极围绕“华侨华人”与上述命题的关系，对相关理论范式作出总结、反思和推进，并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催生出了很多理论争鸣。笔者在过往研究中，将当前“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旨趣归纳为“三性”（即“中华根性”“在地性”和“世界性”）。笔者认为，这“三性”恰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设立“华侨华人学”二级学科的关键支撑。

首先，“中华根性”可谓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题中之义，时刻提醒我们推进区域国别研究要有中国的站位和视角。“中华根性”是华侨华人血脉中固有的文明属性，这在第一代移民和新移民身上表现为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与中华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华裔新生代中则表现为后天培养而来的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的亲近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然，这种文明属性的浮现和识别还有赖于他者的比较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华侨华人所在地民众总会因为外貌和文化等特征，倾向于将中国界定为华侨华人的根。

其次，“在地性”关联“区域国别学”建设热潮的大背景、大框架，既指向华侨华人学习和适应移民所在地的勇气和能力，也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带一路”倡议、中外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统括其中。大多数华侨华人在所在地安居乐业并争取入籍成为“模范公民”，他们对所在地社会有着系统和深入的了解。实际上，这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华侨华人所在区域国别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

最后，“世界性”可丰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特色。“世界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华侨华人在上述两点比较优势基础上能协助所在国认识和了解中国，同时也将当地良好的社会治理经验和理念带到中国，成为连接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的桥梁；二是随着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华侨华人正从祖籍国到所在国两点间的“单向”或“双向”流动变为在多国多点和全球范围的“交互流动”与“循环流动”，这表明他们已不再局限于移民高成本时代“落叶归根”或者“落地生根”两者之间的排他性选择，而成为相互学习、相互包容与相互适应多种文化的“世界公民”了。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华侨华人的这种三性特征，华侨华人研究也一定能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独特的视角并做出独特的贡献。

（三）“华侨华人研究”的人才自主培养实践

晚清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实践是“区域国别学”下设“华侨华人学”二级学科的第三大支撑。谈到“华侨华人研究”的人才自主培养实践，绕不开暨南大学这所素以“华侨华人研究”学术传统和特色闻名的百年侨校。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之创办与晚清南洋华侨教育的兴起密不可分。早在1927年，暨南大学就将《南洋概论》规定为全校公共必修课，并设立与“大学部”“中学部”三足鼎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引入以李长傅、王旦华、季达、钱鹤和姚楠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人“调查南洋各属华侨生活”。该部于1934年更名为“海外文化事业部”，下分编辑股、研究股和调查股，研究员中的本校毕业生有7人之多，人才自主培养成效初显。抗日战争期间，暨南大学先在上海租界“孤岛”坚持办学，后南迁至福建建阳，“海外文化事业部”改组为“南洋研究馆”，南洋华侨校友陈育崧被特邀为研究馆员和《南洋研究》特约编辑，以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和联系。战乱对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造成极大冲击，南洋研究馆在回迁至上海时仅余4名研究和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之初，暨南大学因高校院系调整暂时停办但校名保留。1951年7月，以王延青为首的部分留校人员携文件档案及南洋研究资料调入北京，南洋研究馆的学术活动则更早地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实质性中断。

在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实践暂时陷入停滞时，我国另一所以“侨”闻名的厦门大学却另开新局面。1950年，厦门大学在其接收的“福建省立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基础上成立“南洋研究馆”，陆续开展“南洋华侨社会经济研究”“闽南侨乡社会经济研究”和“华侨汇款研究”等课题研究。1955—1956年，中央确定厦门大学以“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为发展方向，部署成立“南洋研究所”以提高华侨的知识和工作能力，并提出结合科研工作先设印尼语专业培养翻译和研究人才。1957年，随着归侨学生数量攀升，暨南大学的重建工作在广东启动。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迅即在历史系增设东南亚历史专业，并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合作成立“东南亚研究所”，继承和发扬研究东南亚问题和华侨问题的传统。但“文革”期间再度陷入困顿。

改革开放后，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院校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实践重焕生机。其中，暨南大学于1981年率先成立“华侨研究所”并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开设华侨史选修课。1984年，暨南大学在国内招收首批华侨史博士研究生。同一时期，厦门大学自主培养的庄国土、李明欢等后来也成长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中坚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性的凸显，更多高等院校也纷纷开展华侨华人研究。温州大学在2021年依托原有数个一级硕士学位点申报“华侨华人学”交叉硕士学位点并获批准，成为国内首家设立“华侨华人学”的单位，2023年开始招生。华侨大学则在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重点打造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等学科方向”，并挂牌成立国内首个强调结合“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实体机构。据悉，华侨大学已经通过学科调整，设立了“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博士点。

迄今为止，中国知网收录的“华侨华人”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已达1103篇，授予学位数前三的单位依次为暨南大学（232）、华侨大学（128）和厦门大学（93）。可见，“华侨华人研究”的人才培养实践已经有了雄厚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独有并具世界普遍意义的群体，华侨华人是最具产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潜质的研究对象，并且能够为从事研究外部世界（区域国别）提供必要的“中国情怀”与“中国站位”。伴随着世界走入大变局以及中国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应运而生。“华侨华人研究”既有充分知识储备又有理论探索与争鸣，还有部分高校在不同学科进行了人才培养试点和探索，完全有理由成为“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方向）——“华侨华人学”。惟其如此，才能培养出更多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和华侨华人事业的后续人才，从而有助于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更有助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

摘自：张振江、陈礼豪、余丹丹：《构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为什么、是什么、凭什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