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我为了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守桥翁的中国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连数月跟踪采访了抗日战争史学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郭景兴先生。他告诉我，为了真实地还原“七七事变”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他和夫人蒋亚娴自上世纪80年代起，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采访当事人。一段被时光尘封的隐蔽战线往事，就这样露出了金子般的光芒。这期间，郭景兴有了惊人发现。先前人们大多认为二十九军卢沟桥奋起抗战是抗日爱国将领的壮举，却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史实，在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活跃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批数量可观的隐蔽战线共产党员。卢沟桥保卫战中，二十九军驻守回龙庙的英雄排长沈忠明是一名早在1935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抵御数十倍的敌人轮番进攻，直到身负重伤，光荣殉国，全排士兵也全部壮烈殉国，在他们面前躺倒的是日本侵略者一百多具尸体。
在郭景兴老人的书房里，我看到泛黄的档案堆叠如山，每一页都浸染着岁月的沉香。当我翻开他珍藏的采访笔记，一段被时光尘封的隐秘史诗，就这样在午后的阳光中徐徐展开。“我原来只知道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有很少的地下共产党员。没承想，后来二十九军将领尹心田之子尹家衡同志寄给我一篇文章，文章中介绍：在初期这两军中共有中共地下党员七十余人。”郭景兴眼中透着深沉的目光说，“接着我又读到王沛南、尹心田、周茂兰三人合著的文章《汾阳军校中党的地下活动》，得知汾阳军校，就是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那时全团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余人。可想而知，当时这些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发挥了多么大的重要作用。”
郭景兴 摄影/殷 刚
七七事变时，张克侠与过家芳都是二十九军的骨干，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27年，过家芳在育德中学读书时，就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全国到处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云，彭雪枫对过家芳说：“你还是先在西北军中站稳脚跟，以后就在那里开展工作。”宋哲元所部应张学良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后，过家芳任三十七师一〇九旅二一七团三营少校副营长。1933年喜峰口战斗中，过家芳亲自举起大刀率队与敌人激战，他先是一刀劈死一个日军大尉，然后又将一个日军炮兵大佐砍翻在地，杀得敌人落荒而逃。
更令人敬佩的是，隐蔽战线的共产党人，在危机四伏的特殊环境中，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他们却坚韧机智地坚守在党委派的岗位上。正因为如此，十年之后的淮海战役时，才出现了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地下党员，率领国民党军两万三千多人的阵前起义，创造了“一夜变千秋”的壮举。
郭景兴夫妇按照这些线索，走访了许多二十九军的老地下党员，还原了历史的真相。1983年南京的那个梅雨天，郭老夫妇见到了传奇人物朱军。这位曾经的“朱大鹏”，将四十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记忆的闸门打开了。“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采访原南京海军学院院长朱军同志了。”郭景兴说，“朱军同志是老西北军，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从二十九军军训团1936年成立到1939年进行改编，他始终在军训团内任职，后来转到延安工作。我们那年到南京采访时，他已从南京海军学院院长职务上离休下来。朱老对这次访问十分热情，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二十九军军训团从成立到改编的全部经过。还重点讲了军训团内我党地下组织情况。当时已是75岁高龄的朱老记忆力非常惊人，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谈起二十九军军训团中党的地下组织规模，还先要从抗日同盟军的地下党说起。1933年5月长城抗战之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建立了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当时“同盟军”中的地下党组织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省委前委书记是张木陶。当时中共北方局委派朱大鹏（即朱军）到抗日同盟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朱军时任“同盟军”一团一营的党支部书记，其他成员有宣传委员蒋明成，组织委员王绍武，排长张文周等，共计三十多位党员。根据朱军的回忆，在抗日同盟军中，党的地下组织主要领导有：“同盟军”二师（汾阳军校）师长支应遴，一团尹心田，二团贾振中，三团周茂兰（即周树一），还有许全仲等；五师师长也是地下党员，陕西人，姓名不详。由于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救亡主张，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志，蒋介石一开始就阻挠破坏，继而武力镇压。日军也同时向察哈尔省调动。同年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委的决定，将队伍转移张北，由方振武出任代总司令（后改称讨贼联军）。
冯洪国是冯玉祥长子，赴日留学不久便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翌年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被党派到冯玉祥身边工作，用他的特殊条件加强党与冯玉祥的联系，促进团结抗日。后来，冯洪国又受党的派遣，参加了组建晋西游击队和参加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七七事变前夕，冯洪国通过关系调入到29军，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参加了卢沟桥抗击日寇的战斗。
朱军同志离开了抗日同盟军后，于1934年春节前来到天津市警察局，为北方局作情报工作。当时他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察局策反侦缉队队长。过了一段时间，经党组织安排，在29军任职的冯洪国又向副军长佟麟阁推荐朱军到二十九军军训团工作。
1937年1月军训团成立后，朱军任第三大队大队副。当时军训团里的党员有冯洪国、蒋明成、范菊秋，还有一个文书，加上朱军共六名。朱军同志把这五个人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蒋明成任组织委员。不久又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是谢甫生、王世英两位同志。军训团一大队队长李克昌是党的外围组织“武委会”成员。王世英曾经将他与朱军间做过正式介绍，他们同为军训团中党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设防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的机枪阵地
七七事变后，朱军随军训团到济南，又招收了四十多名新学员，大部分是济南师范的学生，其中亦有不少党员。如陈克、李天民、吴棣、贾家叔侄（姓名不详）等。军训团开到郑州，成立了新生队，朱军兼队长，并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多位党员。然后把他们陆续分到军训团各中队。以后李天民担任支部书记，与朱军单线联系，朱军再与特委联系。后来，李天民到新四军挺进队后在战斗中牺牲了。
张克侠
王世英
在军训团驻新乡时，党的地下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一次李克昌因病住院，碰到了八路军代表唐天际也住院。李克昌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朱军。朱军到医院将军训团情况以及目前的困难处境向唐天际做了汇报。唐天际出院后就到焦作清化镇了解情况，并告诉朱军他们这个支部的关系是朱瑞同志负责。于是朱军就到清化镇与朱瑞接上了头（朱瑞以后任东北四野炮兵司令，在延安与朱军相识）。朱军向朱瑞请示“我这支部队是拉进太行山，还是留下来搞统一战线？”朱瑞说：“你还是留在部队，将来会起作用的。”朱军回来后，就把部队带过黄河到了新安县，不久又转至信阳、梧州。这时中共武汉党组织就派人来了，朱军与豫南特委彭雪枫见了面。彭雪枫向朱军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告诉他这支队伍党的关系属豫南特委领导，朱军同志终于找到了党的关系。不久，朱军同志就又回延安参加到新的工作之中。
那天我们一道去了卢沟桥，郭景兴先生摸着卢沟桥的石狮告诉我，1931年宋哲元任二十九军军长时，192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张克侠就在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任参谋长。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二十九军中的地下党员数量猛增。当时张克侠已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
1938年二十九军改编为三十三集团军时，张克侠升任参谋长。同为地下党员的过家芳已任一七九师副师长、军训团团长。1939年入党的何基沣同志任一七九师师长、第七十七军军长。他们身居国民党军中要职，一方面指挥抗战杀敌，一方面积极发挥地下党在抗战中作用。何基沣曾于1939年请求毛主席秘密派党的干部支援一七九师。很快党中央就派来二十多位干部。何师长给他们安排了公开的身份，分别担任师长副官，军法处长、教育处长、军需等工作。1948年贾汪起义时，冯治安是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张克侠任副司令官兼徐州城防指挥官、五十九军军长，何基沣是副司令官、七十七军军长，过家芳是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少将师长。淮海战役中，过家芳与同为地下党的何基沣一道和平起义，曾担任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副军长，后担任南京警备区参谋长。1955年，过家芳被授予了大校军衔。
回顾1924年冯玉祥建立国民军，到1925年建立西北军，再到1933年建立二十九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活跃着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们长期隐姓埋名，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了驱逐日本侵略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战斗在西北军、二十九军心脏里的红色尖兵。这是几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进行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尤其突出的是张克侠、何基沣、过家芳、朱军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他们长期隐藏在敌人内部而且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指挥着敌人军队长达二十年之久。郭景兴深情地说：“二十多年来他们生活在特务密布、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杀头危险的环境中。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超人才干；必须具备‘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德；必须具备‘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强毅力，才能承担如此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站在卢沟桥头，细细倾听着郭景兴先生的讲述，内心颇为感慨，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郭景兴和蒋亚娴两位老人这般执着地耗费二十几年时间，来做同一件事情，以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来撰写抗战中的爱国之人、报国之事呢？对此郭老的解释是：“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走过来的，我目睹过我的家乡遭受日寇的血洗和屠杀，江石沽村旁的蓟运河顺河漂流成排尸体的惨状。七七事变几十年过去了，和平年代的无忧生活，许多人似乎淡忘了那段痛苦的历史，淡忘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暴行，而前些年日本右翼势力又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这些都使我和老伴非常气愤。我们寻找真实的历史记忆，就是为了警示后人不要忘却那段历史。”
暮色渐浓，郭老的身影在永定河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他忽然又谈起童年见过的日军屠杀中国人的残暴，他看到家乡的蓟运河：“成排的尸体顺流而下，河水都是红的……”老人颤抖的声音里，我忽然明白了他和夫人二十载追寻的意义。那年近古稀仍奔波千里的执着，那伏案至天明的夜晚，都是在打捞一段正在消逝的记忆。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化作天边的星辰。但每当我走过卢沟桥，总能看见他们的背影——一个在晓月下弯腰记录，一个在晨光中仔细拍摄。他们与那些隐姓埋名的共产党人一样，都是历史的守望者。不同的是，有人用生命守护秘密，有人用毕生守护真相。
晚风拂过卢沟桥头的石狮，八百多年的望柱静默张望。那些镌刻在抗战时光深处的名字，终将在民族记忆的长河里永远闪耀：张克侠、何基沣、朱军、过家芳……还有郭景兴、蒋亚娴那些后来者，这些记录历史的人，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用生命书写的，不仅是一段隐秘战线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永不磨灭的精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