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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兴侨乡的营造——基于东北侨乡的个案研究
2025年04月16日14:51  来源:中国侨联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化,中国人开始大量走出国门,形成了新的华侨华人群体。传统习惯上将华侨华人的家乡称作侨乡,并将其看作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从而形成了多元的侨乡研究范式。那么,何为“侨乡”,“侨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当前的新兴“侨乡”?这一原初问题,迄今为止并未达成共识。最早的侨乡学术研究见于社会学家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他认为,华侨社区是移民人数较多、历史较长、迁民对家乡有着显著影响的区域社会,这一界定成为后来“侨乡”定义的基础。一般认为,海外移民、归侨的数量与特征,移民在国外的历史、与家乡联系及其对家乡的影响作为界定“侨乡”的基本条件。在不同类型的侨乡研究中,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和研究策略有所不同。传统研究较为关注移民或华侨归侨的特征、华侨与家乡的经济联系及侨乡的社区变迁,近年来有关研究开始关注侨乡当代转型、特征及其文化意涵。总之,侨乡研究呈现为多元范式,但相关研究还是较多以中国东南、华南等有着较早出国传统的侨乡地区为对象,更多是对已成型的侨乡特征及客观事实进行探究,对新兴侨乡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其形成过程及机制的研究鲜有涉及。

侨乡不仅是具有一定外在特征的客观实体,同时也是具有一定地方意义的社会建构产物。王敏等人从跨国宗族网络的视角探究了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夏翠君探究了青田民居景观的地方建构实践,刘佳琪以青田县城为例探究了侨乡的地方营造。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实体,而是社会生产出来的,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即空间具有政治性,产生于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一定目的的社会实践,是一定政治经济形态下社会关系的产物。“地方”概念则于20世纪70年代由段义孚等人文地理学者将其引入到空间的研究中,认为“地方”是强调人类的主观情感经验意义,地方是赋予一定文化意义的空间。地方建构理论则把空间被赋予意义的过程看作是空间变成地方的过程,即是一定社会建构的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是被开放的,地方是世界的,与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处于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地方的独特性正是全球与地方社会关系共同建构的结果。总之,空间是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地方是被赋予一定文化社会意义的空间,政治经济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意义的地方营造并不矛盾,是一个共同的实践过程。侨乡作为中国海外移民与家乡互动形成的特殊空间,实质上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力量与地方社会共同建构的产物。

综上,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侧重于侨乡形成的社会过程,探究新时期侨乡的营造。侨乡研究以往涉及的案例多为具有“侨”传统的中国东南、华南等地区,东北区域的涉及较少。本文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东北新兴侨乡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分析其形成过程,探究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主导跨国流动人员参与家乡建设进而以“侨”为要素进行地方营造的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侨乡所具有的客观实在与社会建构的双层属性。

一、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案例为吉林省S市下属的法村。S市位于吉林的中北部,北部与黑龙江省接壤。法村距离S市中心约17公里,交通较为便利,有省级公路横跨其中,每天有长短途客车途经,出行较为便捷。据当地一些老人介绍,法村除了几个少数屯落有一些本地人,与东北其他地区村庄相似,都是以闯关东时期从山东、河北等地迁移来的人口为主。法村因到俄罗斯经商与打工人数较多而闻名,所谓的俄罗斯S市人绝大部分来自法村。

法村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村庄,地理位置并不在边境地区,历史上没有出国和移民传统,传统的宗族文化联系作用也较弱。在这样的孤岛上,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如此大规模的跨国人口迁移?据被访者L村长讲:

我们这里原来非常穷,吃不上、穿不上,所以只要能吃上饭什么事都干。北阳屯那有一户Z氏兄弟俩,为了生存最早是去边境珲春偷挖人参,有一次误入俄罗斯境内被边防军抓到了,但却因祸得福发现到俄罗斯销售中国商品有钱可赚。他们兄弟俩最先倒起货来,先是他们屯的人跟着,后来整个村的人都知道消息了,去的人越来越多。

从访谈资料可知,法村村民离开家乡出国的最初动因仍然是追求温饱。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三农问题较为突出,为了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村民们必然会从家乡之外寻找各种生存机会。同时,开路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正是早期法村的几个村民最先发现到俄罗斯的淘金机会,回到村子后把消息传递给其他人。而在俄罗斯赚钱的各种“神话”式的淘金故事,其最大的功能就在于激起人们的想象,从而成为促进人们外出淘金的一个极大驱动因素;再加上乡村积极人士的组织,法村到俄罗斯淘金的迁移链才逐步形成。这即是建立在亲属和同乡等乡土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移民网络的作用。

村民外出淘金使得法村从一个贫困村转变为富裕村。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外出务工和经商增加了收入,产生了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在出国淘金最热的几年中,资本积累达到上亿元的有2户、千万元的有20户、百万元的有220户;在国内大中城市购买商品楼的有350户;购买高档轿车100多辆。另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益,全村共计1140户。3604口人中,最多时有80%以上劳动力前往俄罗斯淘金。早期去往俄罗斯淘金的村民现在大部分已经返回国内,其中很多人在国内南方地区建立自己的产品生产车间,而他们的子女也跟随其脚步踏上了俄罗斯的淘金之路。三十几年的时间,已形成了两代人,并完成了代际的更替,老一代人在国内提供货源,年轻一代在俄罗斯进行销售,形成了独立的生产、运输、销售的跨国产业链。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笔者2016年对S市进行初次调查,确定S市的法村为田野考察点,此后课题组又对其进行多次实地调查,重点观察和跟踪了法村北阳屯的营造过程。同时,我们还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前后访谈30人左右,主要访谈对象有政府干部、村长村书记、相关项目负责人、外出创业代表人物、村民、游客等,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此外,还搜集了当地村庄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对网络上与村庄相关的媒体宣传资料进行整理,以补充实地调查资料的不足。

二、政府动员下移民的回流创业

法村前往俄罗斯的跨国移民链不断持续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出国移民积累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成为家乡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但法村类似于其他大部分东北乡村,更多是由闯关东的中原人口及其后裔组成,其乡村宗族及相关文化维系并不紧密,这与有着传统宗族文化维系的沿海移民的“道义”约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跨国移民离开家乡后与乡村的联系逐步减弱,也没有自发产生对家乡的各种回馈行为。如法村最先出国的Z氏兄弟,资产曾达到上亿元,但据当地被访村民介绍:“Z家兄弟俩没有给家乡投入过一分钱,他们把赚到的钱拿去赌,也不给家乡做公益,现在他们已经破产了,不知下落了。”Z氏兄弟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法村大部分出国村民在俄罗斯赚钱后,一般回到国内会在家乡临近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购买住房作为定居点,较少回到乡村老家,仅仅通过翻盖老房、购买高档轿车等炫耀性消费行为向家乡人展示其所获得的成功,满足其社会地位补偿心理。这种炫耀性消费行为在初期对其他村民会起到一定“示范”作用,带动更多人出国并改变了家乡面貌,但他们很难与家乡保持持续的联系,村庄难免出现“老龄化”与“空心化”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策略转变,并先后提出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战略,特别是2017年政府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农村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全国兴起了以地方特色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各地积极挖掘乡村的地方特色资源和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开展以促进农村全方面发展和乡村振兴为目的的社区营造活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村所在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相关移民资源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进而采取多种方式动员出国移民返乡创业。

首先,政府通过非正式方式建立与出国移民的联系,维系移民对家乡的情感与认同。如前所述,法村并没有传统宗族及相应文化的道义约束,出国移民与家乡缺少文化与情感的维系,因此,如何建立其与家乡的维系方式成为首要问题。法村所在地方政府相关领导直接前往莫斯科进行实地考察,与在国外经商和务工的法村人举行见面会,深入第一线了解他们的状况并建立直接联系,进而又在莫斯科成立了同乡会,建立微信群,将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信息传递给他们,通过这种非正式方式重新把海外法村人维系在一起。从俄罗斯返乡刚刚担任村委书记的ZJD回忆当时情景:

“当时我们的市委领导到莫斯科出访,我负责接待的,他专门到我们经商的市场进行考察,觉得中国东北农民在俄罗斯首都立足,非常不容易,应该树立一个典型,就把我们在莫斯科的法村人召集到一起,建立微信群,把家乡当前状况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回去建设家乡。”

在建立联系的基础上,法村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还专门邀请出国创业回国代表举行座谈会,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创业,并介绍家乡投资项目和政策,动员出国人员积极参与并帮助宣传引资促进家乡振兴。

其次,政府通过成立农民自发组织的方式吸引移民回国参与家乡建设。近年来,法村所在政府提出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并积极利用农民自发组织吸引出国人员加入进来。在法村的北阳屯成立了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旅游相关项目的开发和建设。政府主导并引入市场化手段,相关公司主要负责乡村旅游的配套设施开发,并在前期进行了大幅度投入。同时由出国人员返乡创业代表WZQ牵头成立了北阳富民农业合作社,并被任命为社长,合作社以集中农民力量进行乡村建设和旅游开发作为主要目的,村民的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同时年底也要进行分红。据合作社社长WZQ介绍:“144户加入了合作社,一家2万块钱都是自愿出资,总资金将近300万,当然大部分都是出国创业家庭,拿出这点钱不算什么,大家是比较踊跃的。”

再次,通过给予出国人员不同方面的优惠与扶持政策动员其返乡创业。当地政府把法村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振兴的典型,特别鼓励出国人员回乡创业或投资家乡,在投资、生产及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并积极进行宣传。如笔者在法村调查时访谈的LDQ,他是较早出国的一批人,现在年龄大了回到老家,孩子留守莫斯科。在政府积极动员下他在家乡投资了一个葡萄园,他也成为返乡投资创业的典型人物并得到了广泛宣传,他说:“我的葡萄园暂时不用交税,政府给优惠,还帮着做广告,把一些旅游的人也带到葡萄园,我还上了我们地方电视台。”此外,政府还通过给予回馈家乡的人员相应职位称号扶持其创业。如原舒兰市劳务输出协会会长LVX:“我是最早到俄罗斯淘金的人之一,自己赚钱后就带着村里更多的人出去,我就帮他们办护照,后来就专门做出国劳务护照,村里人也信得过我,但是没有名号,很多人认为我是非法的,甚至我们这的派出所也找过我。这时政府成立了市劳务输出协会,就给了我一个名号,让我做协会会长。”正是政府给予了LVX相应的职位和认可他才能持续地回馈家乡。

总之,在政府的动员下不仅增强了出国移民与家乡的联系,同时也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当前中国所进行的乡村振兴和建设浪潮之中,成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2017年,法村所在政府选择早期出国人数占比最高的北阳屯作为试点,开始进行以俄罗斯元素为基础的特色乡村小镇建设和旅游开发,出国人员得到消息后纷纷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大部分回国人员主要从事乡村旅游及餐饮等行业,并以家庭创业为主,但并未与国外脱离联系,进行两栖创业。此外,还有少数精英人物被任命为村官或村委会人员,但其家庭成员也仍然从事相关创业。(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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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式”乡村小镇的地方营造实践

地方营造(place-making)有时也翻译成地方建构,与“地方”研究紧密相关。西方的地方营造实践最早可溯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学者雅各布斯挑战当时美国追求经济效益的单一城市改造和规划方法,提出城市营造应以人为本,要营造出适合人居住的地域自然文化环境。因此,早期地方营造更多表现为自下而上的针对城市过于商业化和资本化的社会运动,随之政府和城市开发商也逐渐认识到经济和文化并不矛盾,故而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中引入了人文要素,地方营造逐步成为空间设计和规划的重要理念。同时,地方营造也成为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地方性建构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地方营造或建构的核心在于空间逐渐“人化”和“主观化”的过程,人们不断地将空间赋予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使空间逐渐成为了地方。因此,地方营造是一个实践过程,空间形成及地方转变即是多种社会力量建构的过程。

中国的地方营造因发展旅游而兴起,即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发展策略紧密结合。近十年来,中国在城乡建设发展过程中愈加重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地方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地方营造的理念不但在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实践与推广,也逐渐被运用到由政府带动的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去。全国兴起了以地方特色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各地积极挖掘乡村的地方特色资源和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在上述背景下,法村所在县市政府积极挖掘村庄特色资源。基于法村人以到俄罗斯淘金而闻名,在不断地动员相关人员返乡参与家乡建设的基础上,政府也开始集中筹划利用相关要素打造乡村景观进行旅游开发。市级及相关部门领导多次到国内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考察,并通过召开出国人员座谈会征求意见,经过讨论和论证最终以法村北阳屯作为试点开始进行以俄罗斯要素为基础的特色乡村小镇建设和旅游开发。在政府主导下,地方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共同构建了一个俄式风情的乡村小镇。

(一)政府主导的俄式乡村景观营造

政府成为地方营造的主导力量,并以他们对当地特色的理解和构想进行整体规划。首要的即是进行乡村景观设计。地方政府对于法村地方性的理解和构建,就是要充分体现村民移民俄罗斯的海外特色,充分挖掘和展示不同于本土的异域文化。虽然随着出国人员的增多,北阳屯的房屋也不断被翻新,村容村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仍然存在着规划不统一、特色不鲜明等问题。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到实地进行考察,他们看到出国返乡村民WZQ最先盖起的俄式建筑及别墅,提出与这些建筑相配套首先要进行整体村庄景观的营造。景观是具有一定象征性意义的文化符号,是一种象征资本。主要领导在相关会议和实地考察中多次提及乡村景观建设要始终突出俄罗斯风情,全方面增加俄罗斯要素,在房屋建筑特别是旅游民宿打造方面也要内外兼修,充分体现俄罗斯特色,甚至认为以往旅游开发不成功的原因即在于不能全面体现俄罗斯特色。2018年初,政府首先投入了800万元资金进行村庄俄式景观整体规划。在入村的马路两侧摆放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大型套娃,并在村口建设了具有俄罗斯东正教特色的钟楼。同时,政治与权威对空间的生产和再造进行一定的控制。S市文旅局与当地的专家共同策划了打造“吉林俄式小镇”的目标,相关人员将自己置身于游客角度,运用经验和专业知识,分别从室内俄式风格装饰、餐厅陈设、住宿设施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和指导,着力在依托现有俄罗斯特色及与优越生态环境有机融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特色旅游小镇的体验舒适度,促进俄式基础设施的完善,营造整体俄式氛围。同时,利用东北冬季自然气候条件,打造以俄式特色为主的冰灯冰雪等项目,并认为这与人们对俄罗斯的寒冷印象相符,更能吸引南方游客。总之,政府着力打造的地方特色是要以海外他者作为参照和标志,通过显著的景观标志将北阳屯的“俄”式特征凸显出来。

农民自发组织的富民农业合作社也是“俄式”乡村景观营造的重要力量。合作社可以集中发挥农民资金和智慧的力量,有利于村庄整体景观的规划和营造。合作社成立以来通过农民集资修建了休闲娱乐广场、绿化景观及每家每户的院落栅栏,并投资建立了供游客休闲娱乐的水上乐园及真人CS素质拓展训练中心。同时,按照俄式乡村小镇规划要求,在村头建立了俄罗斯特色的游乐公园,命名为伏尔加庄园。此外,修建了俄罗斯风味的餐厅,由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合作社社长WZQ的侄子担任经理,他还利用自己在俄罗斯的关系聘请了俄罗斯厨师,把真正的俄罗斯风味移植过来。

“这些建筑和休闲娱乐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我们农业合作社投资的,我们这些去过俄罗斯的人对这些都很熟悉,也认识很多俄罗斯朋友,请他们来把俄罗斯情调的东西弄过来,没去过的人来到这里也能感受到异国风情……伏尔加庄园是我们几个带头的自己想出来的,是仿照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点命名的,当然没法和他们相比,我们认为起这个名字中国人比较熟悉,更能吸引游客。”

正是利用他们在海外积累的社会和文化资源,并进行集体的构思和想象,乡村的俄式景观和风情逐渐被建构起来。此外,以欧式为主的别墅和民宿也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被建设和营造。在政府还未提出相应规划前,一些归国返乡人员已经开始建设欧式风格的房屋,这些住房更多还是以自家居住为主。随着当地政府将北阳规划为以俄罗斯文化要素为主的旅游村落,消息灵通的村民最先行动起来,在原有住址上翻新或修建,并不断有人从俄罗斯返乡筹划民宿建设。据从俄罗斯返回的别墅建造者LJW统计:“修建或筹划修建别墅的得有20户之多,估计还得增加,大体都是欧式二层建筑,一栋别墅造价都在100万以上,有的甚至要达到200万。”笔者进行实地调查时,这些欧式别墅外貌大体都已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内部装修也要体现俄式特色,如摆设一些俄罗斯装饰,餐厅设置成俄罗斯样式。俄式的异国风情在这样的景观和装饰中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如在门捷列夫宾馆的门前排列着元素周期表,据其老板讲述:“最初时我们并没有这样设计,也没有起这个名字,后来市委书记到我们家考察,特意给起了这个名字,门口的周期表也是政府出钱建的。一开始没准备盖这么大,市委书记特意嘱托以后可以做民宿。但里面的设计和外围设计都是自己琢磨的,找的设计师根本也不行,都是我们自己在俄罗斯去当地人别墅看完之后自己回来设计的,当然不可能是那么纯正的俄罗斯建筑,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怀特指出,地方是人类主观意义的建构产物。房屋主人在不同时空中的各种生活经历也参与房子的意义建构。回国的村民们将自己在国外的记忆和认知运用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独具特色。这些民宿建筑是他们依靠一定的海外经济积累建造的,也能体现他们在海外生活经历的印象。地方也正是人的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载体。别墅主要功能是以民宿为主,并以俄式的名字命名,如喀秋莎民宿、伏尔加民宿、希尔顿庄园、普希金庄园、门捷列夫宾馆等。

(二)涉“侨”话语下的地方认同建构

北阳屯被营造成一个具有俄式特征的乡村小镇,而“侨”特征的建构,还需要利用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正当化。语言为客观化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最基本的外置逻辑,正当性建立在语言之上,并以语言为主要媒介,因此话语建构是外在世界正当化合理化的主要方式。“侨”及“侨乡”不仅是一种知识话语,也是官方话语。当地政府是“侨”话语建构的主导力量,并将北阳屯定位为“北国侨乡”,提出了“北国侨乡、风情北阳”,“北国侨乡、俄式冰韵小镇”等文化旅游宣传话语,并在村口显著位置标示。官方认为:“南方侨乡很发达,北方不是没有侨乡,而是我们的意识比较差,不知道如何去宣传,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定位来宣传我们的北方侨乡,让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解我们北方侨乡的特点。”相关宣传以政府统战部门为主导,旅游投资发展公司也介入进来,借鉴南方地区相关经验进行进一步宣传。同时也利用现代网络方式将北阳屯的“侨”及相关话语不断扩散,北阳屯异域文化的“侨”认知不断得以建构和阐释。

地方认同指个人或群体与地方经历了认知和情感多种复杂的互动从而实现了社会化的过程,即自身逐渐认同为地方的一份子,将地方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的过程。地方是赋予一定主观意义的社会建构产物,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的地方形成后又会影响和形塑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们主观一部分,地方认同形成并不断强化。北阳屯最初即是一个几百人组成的自然屯,在当地人的认知中,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村庄。当官方最初将其定位为“北国侨乡”时,笔者在访谈时并没有感觉回流移民对此表现出兴趣和认可,甚至认为:“侨乡是政府提出来的,我们移居俄罗斯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只是去赚钱,并不是华侨。”还有人在网络上质疑:“一个几百人的小屯子,出国几十个打工做买卖的,娶回来几个外国媳妇,就称之为“北国侨乡”?这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了。”这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对“侨”的理解。但随着家乡的俄式特征愈加明显,很多出国人员开始主动地以“北国侨乡”的称号将家乡的景观风情在个人微信朋友圈散播,通过网络及口口相传的方式逐渐改变对家乡的认知。很多在俄经商打工者也产生回乡投资甚至定居的想法:“我们老家现在建成侨乡了,跟俄罗斯似的,非常漂亮,以后回去建个房养老吧!”大部分人把家乡作为未来居住的理想地,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每年都回到家乡把其作为短暂的休闲度假地。新的具有侨乡意涵的北阳屯改变了移民对家乡的认知,增强了其地方认同感,同时这种俄式异域风情的“侨”特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界力量的注意和认同。

政府通过举办地方性节庆活动建构地方认同。节庆的仪式活动会将记忆与地方结合起来,不同主体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完成对特定地方意义的认同。在北阳屯俄式乡村景观的基础上,政府全面引入俄罗斯特色文化节日,与旅游相结合举办了一些节庆活动。2018年,在北阳屯举办了“俄式”风情美食啤酒节,进行俄罗斯风情表演,品尝俄罗斯饮食和啤酒,吸引了数千名游客。初步的成功吸引了更多在俄的北阳人返乡创业,也增强了政府营造侨乡的信心。2019年,政府决定利用北方冬季的冰雪特色,与原有法村的特色旅游相结合,打造北阳“冰上乐园”,并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各旅游项目的上新和节庆活动的举办都有当地官方媒体的追踪报道,报道一方面具有旅游宣传功能,但最重要的是突出侨乡的地方特色,促使各类活动参与人员增强了对当地“侨”的认同感。

总之,在政府主导下多种力量共同营造了一个俄式异域风情的乡村小镇。俄式风情小镇在2018年进行了试营业,仅一个暑期就吸引了数千名游客,盈利达到了上百万。2019年冬季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和南方人来到北阳屯体验北方侨乡的冰雪文化。同时,也需看到政府主导的侨乡营造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政策及相关人员的变动对侨乡发展影响较大。北阳屯前期游乐场开发占用了农业用地,违反了国家耕地红线政策,只能拆除占用耕地的游乐设施,政府前期及其合作的公司投入无法收回;合作社集体投入的真人射击营地和“俄式移动旅游屋”也没有得到真正应用,被大量遗弃到村边废弃场地;合作社账目未公开,由于疫情原因也没有按期分红,一些村民对社长产生了不满,引发了矛盾,合作社也名存实亡。对于疫情后相关政府领导的更替导致相关建设项目是否能够持续,返乡创业人员也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很多人又开始把创业重心重新转移到俄罗斯,这也是政府主导下返乡创业移民积极主动性不高的必然结果。疫情后的侨乡如何持续发展也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任政府领导一方面积极利用移民原有的资本和特色,同时开始寻找一些乡村旅游新的开发点,如种植一些中草药,春夏季可以进行游览,修建村庄后的小山栈道,游客可以进行爬山游玩等。总体来说,乡村在外在景观上“侨”的特征已经成型,与其他乡屯有了明显区别。在地方营造过程中,跨国移民增强了与家乡的经济社会联系,对家乡的认同感也得以提升,不断改变了内部和外部对家乡的认知,“侨”的地方感知逐步得到认同。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当前侨乡研究较少涉及的东北新兴侨乡为案例,探究了侨乡形成的社会过程,即政府主导跨国移民回流创业进而进行侨乡营造的过程。在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等农村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动员跨国移民返乡进行乡村建设,并以发展文化经济为目标主导地方社会力量营造了一个以异域景观和风情为主的乡村特色小镇,逐渐形成“侨”的地方感知及认同,进而构建了一个东北新兴侨乡。本文最后总结本案例所代表的侨乡特征与类型,并探讨其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

首先,侨乡研究以往涉及较多的是有“侨”传统的中国东南、华南等地区,本文以东北一个新兴侨乡为案例,可以拓展侨乡研究的类型。东南、华南等传统侨乡地区一般都深受中国宗族文化的影响,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等观念较为盛行,无论是老华侨还是新移民都与家乡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他们出国后往往自发地对家乡进行投资同时进行一些公益活动。这种类型的侨乡往往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侨乡建设主要以华侨及移民群体为主导。东北大部分地区更多是由外来移民组成,与家乡缺少文化维系纽带,出国离乡后很难自发形成对家乡的回馈与认同,因此他们与家乡的联系更多依赖政府动员和引导。同时,东北由于国有集体企业占比大、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对政府的依赖性仍然较强,这在侨乡建设中突出表现为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移民回乡投资更多依靠政府的政策引导,政府相关人员与政策变更对移民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影响较大。这类新兴侨乡区别于传统自发型侨乡,属于“政府主导型”,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因此,本文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侨乡研究类型,可以作为“侨”传统与特征较弱、需要政府引导提升的一类侨乡的代表。

其次,本文研究案例为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新侨乡,是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出国人员返乡创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也蕴含着当代侨乡的共同特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侨乡不仅具有一定客观特征,还具有一定社会建构性,是一定政治经济环境下地方社会建构的产物。作为新兴侨乡,其形成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层面的动员极大地促进了华侨华人投资回馈家乡。当前,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具有政治经济性质的动员方式将跨国流动人员纳入家乡建设力量之中,成为其家乡经济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同时,在文化经济和发展乡村旅游的目标下,政府利用相关资源主导地方社会力量进行特色区域的地方营造,并不断赋予地方“侨”的意义,“侨”的地方认同感不断得以提升。

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流动成为常态,移民在两国之间不断进行跨国流动成为主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归侨等群体也不再成为界定侨乡的绝对条件,“侨”的含义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侨乡不再”、“侨乡衰落”实质上仍是传统意义上对“侨”的判断。当前新兴侨乡的文化景观符号特征是官方主导与跨国移民共同建构的产物,地方政府、外界媒体和学术机构通过话语和知识不断建构当地“侨乡”新的地方意义,“侨”的地方认同感不断得以重构和强化。因此,如何构建对这种新型侨乡的认同,或应成为侨乡能否延续及侨乡研究范式的新问题。

最后,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构建政府主导下以发展文化旅游为目标的新型侨乡具有重要意义。侨乡不仅是移民的家乡,同时也是海外与国内链接的桥梁与纽带。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侨乡可以作为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交汇点。一方面,政府主导以发展文化旅游为目标的侨乡建设,吸引移民回国创业,引入资金、技术和异域文化,将国外资源带入国内促进侨乡发展,有利于畅通“外内”循环;另一方面,侨乡不断发展建设可以为移民提供更多国内资源,可以更好地将中国产品和劳务输出到国外,内部资源促进其外部发展,有利于畅通“内外”循环。因此,当前新型侨乡建设正符合“以侨为桥的畅通内外资源双循环”的政策目标。同时也应看到,在政府主导侨乡建设的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地方多元主体参与能力,提高其话语权利,避免侨乡过于符号化,从而推动侨乡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好实现内外资源的循环畅通。

摘自:于涛、陈虹怡:《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兴侨乡的营造——基于东北侨乡的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皮博、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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