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洪门致公堂等堂会组织，是美洲侨社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美洲洪门民族观念日益增强，愈发关心祖国政治，并热衷利用与改造外部革命党人为其阐发的洪门民族主义，努力打造一套符合自身需求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在民族危机下，他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挖掘和阐释洪门的历史起源与革命宗旨，塑造洪门的历史记忆，激发洪门的民族情感，鼓励洪门人士投身到抗战建国的历史洪流中。同时，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美洲洪门也时常在各类场合藉由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达，阐明其政治立场。可以说，民族主义话语的背后，不仅蕴含着美洲洪门挽救民族危机的深厚民族情感，还蕴含着美洲洪门强烈的政治诉求。在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下，美洲洪门将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情感与自身的政治诉求融为一体。
目前学术界关于美洲洪门的研究，或是梳理革命派对美洲洪门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改造，或是集中探讨美洲洪门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或是分析海外洪门回国组党参政之行动。近年来，李恭忠对革命党人阐发的“洪门民族主义”这一话语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精辟分析。他认为，“洪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话语被提出、完善和定型，洪门只是贡献了经验层面的素材，概念、理论层面的加工提升主要由清末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完成，其中又汇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成果。从形式化的“反清复明”口号，到抽象的“种”“族”“类”“种族”“民族”概念，再到理论化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洪门民族主义”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检视这些成果，学者对美洲洪门自身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及其背后蕴藏的政治诉求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利用美洲洪门独办或合办的《大汉公报》《公论晨报》《世界日报》等华文报纸以及其他一手资料，在尊重洪门史实的前提下，从话语政治的研究视角，主要考察抗战时期美洲洪门如何藉由民族主义的话语来阐述自身历史，打造其“革命老党”形象，宣扬其革命功绩，团结与壮大洪门力量，进而获得美洲侨社及祖国人民的理解与认可，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现立案组党、参政议政的政治目标。
一、美洲洪门的民族主义话语构建
美洲洪门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又深受国外政党思想影响。而近代以来，欧榘甲、孙中山、陶成章等人有关“洪门民族主义”的叙述也引起了洪门人士思想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美洲洪门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下，不断借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等外部政治势力有关洪门民族主义的叙述，大力阐扬洪门的光辉历史，积极打造自身“革命老党”的形象，一再强调甚至夸大其对辛亥革命的功绩，以提升洪门的社会形象。具体而言，美洲洪门的民族主义话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溯洪门先祖革命历史，打造革命老党形象
民国成立后，美洲洪门就竭力宣扬洪门五祖、陈近南先师、万云龙大帅等洪门先祖的“革命”事迹，将中国民族革命历程追溯至明末清初，借此构建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以论证洪门的“建国之功”和元老身份。抗战时期，美洲洪门更是积极挖掘与再造洪门先祖的英勇事迹，利用这些英雄人物的诞辰、起义结盟日等特殊时间节点，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并藉由民族主义的话语阐发，再造洪门先祖的光辉事迹，以建构洪门的革命老党形象。
抗战爆发后，美洲洪门将洪门先祖的“反清复明”事迹融入民族主义话语中，并赋予洪门先祖诸多荣誉称号。1935年4月，《大汉公报》明确提出陈近南为“中国国民革命导师”的口号，其革命精神影响着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最终促成辛亥革命的成功。1944年9月，美洲洪门还通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元老，甚至是林森、蒋介石的洪门“信徒”身份来宣扬洪门的革命精神，以讴歌五祖“可称国祖”的崇高身份与地位。1944年10月，《大汉公报》刊发社论，赞誉万云龙大帅是驱逐异族、扫除专制的“大中华民族之英雄”，并呼吁洪门人士以之为榜样和先导，竭力“扫除异族之侵略”。
对于美洲洪门而言，革命正统性是其自诩“革命老党”以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如上所述，美洲洪门挖掘与再造洪门先祖“反清复明”的义举及其对辛亥鼎革的贡献，并赋予洪门先祖诸如“革命导师”“国祖”“民族英雄”等荣誉称号，无疑是将辛亥革命这一政治遗产纳入到洪门的话语体系中，从而掌握革命话语权。然而，美洲洪门颇具政治投机意味的英雄言说却难以经受历史验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意图明显的夸大说辞。
美洲洪门还通过举办纪念活动，重温与宣扬洪门先祖“爱国保民”之革命行动与民族精神。1938年4月，加拿大温地辟致公堂举行陈近南先师纪念典礼，激励洪门人士“应遵守其遗训，做救国保民工作，······俾堂务、社务大发达”，誓灭日本侵略者。1938年10月，加拿大坎城致公堂悬旗庆祝万云龙大帅诞辰日。梁光洽会长表示，“大帅当年反满清而复汉室，乃系保国保民为宗旨”，并勉励洪门人士继承大帅遗志，“输财出力，拥护政府，长期抵抗，以收最后胜利”。美洲洪门还注重把握“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将五祖纪念与国耻日纪念结合起来。1941年9月20日，《大汉公报》特别刊发《纪念五祖与九一八感言》一文。文章称：“我洪人此次纪念五祖，又逢‘九一八’十周年之事件接近，所当十分振作精神，加倍奋发威力”；洪门抗战“不特救国，而亦兴党”。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上述纪念活动将纪念组织者、纪念对象和纪念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抗战语境下，美洲洪门通过举办纪念洪门先祖的活动，将自身当下的抗日行动与洪门先祖的救国保民事迹融入到民族主义话语中，既是团结抗战的需要，亦可彰显洪门的光辉过往和伟大使命，更是洪门政治意图的集中体现。在此，美洲洪门将其“兴党”“发展堂务”的现实目标与团结侨社抗战力量的激情话语汇聚在一起。
总之，美洲洪门从种族斗争的话语出发，努力强调洪门与革命党联手“反清复明”的革命友谊，并将此视为美洲洪门的政治资源及革命正统性来源。但是，美洲洪门的自我叙事与真实的历史图景存在较大偏差，难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二）宣扬美洲洪门革命功绩，塑造洪门光辉形象
自辛亥革命起，美洲洪门就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其一，支持辛亥鼎革，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其二，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倾力资助国内革命党人，以反对袁世凯“称帝”等政治乱象。不过，美洲洪门对祖国革命的赞助也颇具政治投资意味。抗战爆发后，美洲洪门常在各种场合宣扬其支持辛亥鼎革、捍卫共和制度的历史功绩，试图提升其在侨社的威望。
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廿九）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起义”“广州三·二九起义”。抗战爆发后，美洲洪门竭力发掘并宣扬洪门在黄花岗起义中的光辉事迹。其中，1943—1945年，《大汉公报》多次鼓吹美洲洪门为支持黄花岗起义所作的经济贡献，如黄花岗起义“起源于云域致公堂按押楼业筹款为之发动也”，孙中山若非“得海外洪人之资助，必不能运动革命也”；“查辛亥黄花岗之役，域多利、云高华及都城三处致公堂，······取款以助革命军饷”，最终使得革命告成。此外，美洲洪门强调洪门人士在此役中的人员牺牲，正是黄花岗烈士的爱国壮举，才一次次惊醒国人。《大汉公报》还刊文表示，所谓“华侨为革命之母”，实则是“洪人为革命之母”。
抗战期间，美洲洪门通过阐扬“协助军饷”的光荣历史、舍生取义的人员牺牲等义举，一方面是为论证美洲洪门为“革命老党”寻找历史依据，以树立其在侨社的政治威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巩固洪门人士的祖国政治意识，汇聚抗战力量，以捍卫中华民国政权，因为这恰是美洲洪门将来能够实现政治诉求的保障。但是，美洲洪门视自己为“革命之母”，显然对自我的革命功绩评价过高。事实上，美洲洪门从其民族意识的觉醒至以行动支持辛亥鼎革，其实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大力动员下进行的。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美洲洪门为捍卫新生的民国，大力支持“护国运动”，再一次投入到祖国的革命浪潮中。鉴于此，抗战时期美洲洪门通过阐扬其资助“护国运动”的事迹，激励洪门人士继续发扬民族主义精神，以拯救祖国危亡，捍卫民国政权。
1942年9月，《大汉公报》重温美洲洪门呼吁成员“募捐讨袁军费”、以捍卫共和制度的革命事迹，并通过刊发美洲洪门筹饷总局的筹饷宣言及简章，即“本局以筹集军饷、推倒洪宪、挽救中华民国、务复我洪门建造共和之本意为宗旨”，指出民国与洪门的密切关系，揭露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悖洪门革命之初衷。在美洲洪门看来，倘若袁世凯恢复帝制，那么其当初支持辛亥鼎革、建立民国，以及革命党对美洲洪门的政治经济许诺，都将付之一炬。由此出发，作为“革命老先进”的美洲洪门，理应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之行径，拯救共和政体。而在抗战时期，美洲洪门再造乃至夸大其资助“护国运动”的事迹，其实是为了唤起洪门人士的民族主义，再次担负起“护国”使命，以树立“革命老党”的政治声望。
抗战期间，美洲洪门还通过转述“护国三杰”等人士的函件，间接地证实并宣扬洪门资助“护国运动”的义举。1942年9月，《大汉公报》刊文指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联名致函加拿大温哥华致公堂，请求洪门人士予以支持，以实现“重整河山，复巩共和之大局”。在系列纪念文章中，美洲洪门资助“护国运动”的革命性也被黄兴等革命元老所认可。
作为美洲洪门的喉舌，《大汉公报》转述唐继尧、黄兴等人的函电，既为表明洪门的政治立场——反对帝制，捍卫共和；也是为继续团结洪门抗战力量，不负“革命老先进”的称号。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祖国人民对华侨的期望愈来愈高，此时《大汉公报》转述革命党元老上述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话语，既巧妙地展现了美洲洪门的革命性，又达到对内激励洪门人士、对外引导侨社继续支援祖国抗战的政治意图。
（三）声援祖国抗战，阐扬洪门爱国精神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地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美洲洪门意识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在各种场合中声援祖国抗战，以从道义上争取国民政府及祖国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事实上，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美洲洪门有关抗战的话语亦有新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美洲洪门明确提出自己的抗战主张，并号召国人支持自己的政治诉求。而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美洲洪门亦予以强烈谴责。如1932年2月，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向各埠洪门昆仲发表通告，指责国民党一党专制及其消极抵抗政策，并表明洪门致公党的政治态度：“如党府觉悟，能取消党治，从吾人之主张，吾人自当拥护之，此为国家危急，共弃前嫌。”1937年“双十”国庆日时，《大汉公报》刊登《中国致公党驻古总支部宣传部宣言》，谴责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危害，并表示“请我全侨致电宁府，促蒋下野，及取消党治，然后联合全国人民一致对日”。当然，美洲洪门也意识到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并对国民党开展既斗争又争取的灵活策略。美洲洪门也曾表示，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拥护中央杀贼”。
可见，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美洲洪门的政治态度随之发生重要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前，美洲洪门与国民党的矛盾较为尖锐，并不时谴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消极抵抗政策；“七七”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美洲洪门与国民党的矛盾相对缓和：一边谴责国民党一党专制，一边又表示愿意接受统一领导，“拥护中央杀贼”。在此，美洲洪门试图构建起能够彰显自身革命性的一套政治话语体系，将团结抗战与反对独裁融为一体，以图在抗战中建构自身的政治形象。
抗战时期，叛国汉奸及其行径给祖国抗战带来巨大危害。为此，美洲洪门对叛国汉奸进行公开谴责与痛斥。1939年8月，加拿大稳宁致公堂黄国材发文表示，坚决同卖国汉奸划清界限，“我洪门主义，以忠心义气保卫民族为宗旨，忠肝义胆，······鼎铄不能夺其节”。1939年9月，《大汉公报》谴责汪精卫作为党国元老，却“通敌卖国，甘为汉奸”，并将洪门人士“保种御侮之意志”与汪精卫进行对比，指出洪门人士是真革命者、真爱国者。为力促抗战胜利，1945年2月，美洲洪门还发布救国三信条，规范洪门人士的言行举止，即“团结救国”“忠诚救国”“义侠除奸”。抗战时期，叛国汉奸时常发布破坏团结抗战的不实言论，蛊惑一些不明就里的祖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侨，使抗战事业受损。为此，美洲洪门予以坚决反击，而这既是服务抗战建国的现实要求，又是提醒洪门人士务必引以为戒，维护洪门的革命声誉。
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合作关乎抗战大局。出于团结抗战的需要，美洲洪门以大局为重，时常以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等话语劝告国共两党摒除政见，团结抗日。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破坏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对此，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洪门大佬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说明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劝解国共两党领导人重修和好、共同抗战，并强调洪门的政治立场与站位，即“谨秉我洪门三百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老革命团体遗训”，“无论何党获主中原，我海外侨胞亦皆附从”。1945年3月，司徒美堂再次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强调洪门的抗战决心，呼吁国共两党“顾全大局，停止党争”，并表示洪门致公党愿以“第三者地位调停国共，共谋团结”。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团结抗日已然成为祖国人民及华侨的共识。美洲洪门表示愿以“第三者地位”身份调停国共纠纷，无疑是为了突显其“革命大党”身份，亦是向未来执政党表达参与祖国政治的诉求。事实上，在国共两党前途不明确的情况下，洪门致公堂采取中立态度，无外乎是希望抗战胜利后自身的参政诉求能够得到执政党的支持。此外，美洲洪门将致电内容经由《大汉公报》在侨社中广泛宣传，亦有向侨社论证自我存在感以及传达自身政治觉悟、政治威望的意味。
（四）号召华侨抗战，扩大政治影响
抗战时期，美洲洪门大力号召洪门会员及全体华侨援助祖国抗战，在推动华侨抗战救国的过程中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
1931年9月，南北美洲致公堂宣传部发表宣言称，为救亡图存，国人须一致抗日。致公堂提议，“可由各团体一致主张，号召全国，速开真正国民会议，重树五色国旗”。为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汇聚华侨抗战力量，《公论晨报》还刊载《致公党之救亡标语》，表明致公党以抗日救国为依归的五项政治主张：“制止党阀内争，一致对日。废除党治训政，一致对日。恢复民主共和，一致对日。拥护五色国旗，一致对日。团结各党各派，一致对日。”
针对国内抗战面临的资金困难与物资短缺，美洲洪门积极动员华侨捐资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1937年八九月间，《大汉公报》刊文称，华侨“爱国心热”，不仅“应持我军必胜之态度”，更要“努力捐款，慰劳前敌将士，增厚军用饷械”。只要侨胞“各依其地位，而尽其天职”，“资助于政府，维持长久之抵抗”，则不仅“有益于阵前将士，而有助于最后胜利者”。之后，《大汉公报》积极动员华侨购买政府公债，强调华侨要以切实行动来支援抗战，以有脸面和良心面对同胞。
抗战时期，美洲洪门也注重通过召开恳亲大会，将洪门理念经由洪门组织网络不断向广大侨社扩散。1939年6月，美洲洪门致公堂所属十余国之三百余处机关代表齐聚墨西哥，召开恳亲大会。7月，《大汉公报》刊发《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宣言》：“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义，以全民总动员之力量，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及全国各党各派皆一致牺牲，拥护抗战”，并强调“反对任何形式之专制，以及任何人等之包办抗战”。在此，“全民总动员”“全国各党各派”等话语，展现出美洲洪门希望广泛动员华侨抗战，而“反对包办抗战”则蕴含希望与其他党派竞争、争取抗战话语权与领导权以及扩张侨社公共权力的意味。
抗战时期，在社团林立、畛域之见依旧存在的侨社，广大华侨的抗战觉悟及参与祖国政治的意识参差不齐。而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对华侨经济生活造成冲击，导致一些堂会被迫解散，削弱了侨社凝聚力。美洲洪门竖起支援祖国民族革命的大旗，以侨社为活动场域，打造抗日救亡话语，既为了激励广大华侨克服困难、捐资捐物，又借机向广大华侨宣传洪门，以获得更多华侨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其实，这也是美洲洪门试图通过政治话语由内向外的扩散来增强洪门影响力的一条路径。
二、美洲洪门的政治主张与参政议政
近代以来，在激进革命者的话语动员下，美洲洪门的革命意识与民族观念与日俱增，成为一股支持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美洲洪门的参政意图也愈发明显，期望实现由社会团体上升到革命政党的蜕变。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美洲洪门尝试通过民族主义的话语构建，在各种场合中阐释其政治理念，表达其期望回国参政议政的政治诉求，努力将协助民国共和政治视为自身的重要宗旨。
（一）阐发洪门立案组党的政治诉求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社会政党思潮勃发。此时，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美洲洪门也愈加意识到组党参政的重要性，并公开阐发其立案组党的政治诉求。因而，民国甫一成立，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总堂就致电孙中山，率先提出在国内组建政党的要求。然而，美洲洪门的组党诉求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忽视或驳回，洪门大佬黄三德便指责孙中山忘恩负义，甚至是“有意消灭洪门”。事实上，由于洪门组织始终无法克服自身的封建性与落后性，以及过于追求革命的功利目标，其立案组党的想法难以被孙中山等人接受。
虽然美洲洪门立案组党的目标受挫，但其始终不肯放弃。在1923年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中，美洲洪门致公堂代表再次公开提出立案组党事宜。与会代表指出，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并未彻底实现，“国外华侨也依然被歧视被压迫”，并呼吁“另立政党，干预国家政治以保护华侨、侨眷的权益”。为实现立案组党之目标，美洲洪门甚至不惜与孙中山决裂，强调洪门同志也是“中国主人翁”，有“组党救国”的权利，理应“速组政党”，以承担起澄清国内政治的责任，并阐述美洲洪门的组党原因和目的：“为今计，非速组政党，厚集实力不可，盖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政党之所以不可不立也。”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
抗战时期，美洲洪门则努力将组党参政的政治动机巧妙地融入到救亡图存的政治话语当中。特别是抗战后期，美洲洪门看到抗战形势日渐明朗，更是注重把握时机，极力说明组党参政对抗战的意义。1945年3月，《大汉公报》特载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消息并强调：“沈阳事变，即先提倡抗日，······此次全美洲洪门代表在纽约开会，以国难日益严重，非组立政党与各党派合力拥护政府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不足以救亡。所以，一致决议，成立政党，将全美洲致公堂，一律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在此，美洲洪门将扶危救亡的民族主义话语与立案组党的政治诉求融为一体。在抗战胜利之际，美洲洪门公开强调成立政党是出于抗战建国的客观需要，无非是为了赋予其立案组党的政治诉求正义性与合法性，以及掩饰其希望参与祖国政治的目的，而这恰恰是国民党统治者十分忌惮的。
1945年六七月间，《世界日报》《大汉公报》连载洪门大佬谭护《洪人对于政党、领袖与党阀应有之认识》一文，阐释洪门立案组党的价值：“今已既改党矣，我洪人不能不明瞭政党之意义、其组织及其使命之所在······予虽不敏，然素来主张洪门改为致公党，依政党之途径，造福国民，改造政府。”他还进一步强调，对于致公堂而言，“以约束政府为目的，必在竞选而取得政权”。由此而言，美洲洪门具有极高的政治目标——成为执政党。事实上，民国肇建后，法律也赋予各政党公平竞逐执政地位的权利，且此时政党政治思潮勃发，各社会团体皆欲“政党化”，以问鼎国家政权。鉴于此，美洲洪门自然也希望自己能从隐秘的、半合法性质的会党组织改造为公开的、合法的政党组织，以名正言顺地壮大自身力量，参与国家政治。
总之，美洲洪门虽远离祖国，但仍期望成为中国政治的一部分，而希冀组党参与祖国政治的言说，其实是其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来重塑自我身份、改善生存处境与谋求发展前途的一种政治话语策略。
（二）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破除参政壁垒
如上所述，为实现参政议政的目标，美洲洪门经不懈努力，于1925年建立中国致公党。然而，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致使美洲洪门的组党参政诉求难以实现。因此，美洲洪门认为，若想真正地参与到国内政治中去，就必须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格局，以消除参政壁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洲洪门愈加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多次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些话语多与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相结合，以伸张其参政的正义性。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古总支部发表宣言，明确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是造成民族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而号召国人“组织真正国民大会，组织真正民意政府”，以团结全民力量，共御外侮。同时，《大汉公报》也不断刊文指出，“党府如不取消党治，与民更始，合力同心，以御倭寇”，洪门“当以对待满贼之手段对党府，誓要实现真正中华民国”。
在美洲洪门看来，面对愈发严重的民族危机，以民族利益为重、开展民族革命才符合其“革命老党”的身份。因此，美洲洪门宣扬团结抗日的政治话语，符合祖国人民及侨社的期待，而强调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以便为抗战建国扫清障碍，不但是实现祖国团结抗战的应有之义，亦可增加美洲洪门以合法政党身份平等参与祖国政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美洲洪门不断将自己赞襄革命、支援抗战的义举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对比，以宣扬自己的光辉形象，争取海内外人心。1931年10月，驻古巴致公党总支部发表时局宣言：“本党首倡复汉，开革命之先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就不朽伟业。但自“国民党施行党治，剥夺民权”后，日本肆虐中国。鉴于此，致公党要求“取消党治，然后联合全国人民，一致对日”。1932年10月，《大汉公报》刊文称，国民党“争权夺利以自残，引狼入室以自害”，使洪门肇建之民国几乎毁于一旦。于是，洪门人士团结国人，“设法歼灭奸贼，以为驱除日寇、收复失地之准备”。在抗战胜利日显曙光之际，美洲洪门继续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要求获得参政权利，强调“国民大会行将召集，自宜取消一党专政，恢复民治”。可见，美洲洪门期望能在战后革新民国政治，共同致力于国家复兴。
总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一党专政危害极大，在抗战时期妨碍国家团结抗日的大局，而在战后亦会破坏“民主共和”的局面。美洲洪门将其积极抗战的义举与国民党大搞党派斗争的专政进行比对，既为唤醒祖国人民及华侨的民族革命意识以及促进他们政治的觉醒，又可将“取消党治”“恢复民治”等政治诉求广泛传播到海内外，从而为其将来回国参政议政争取民意。事实上，这也是美洲洪门与国民党的政治博弈在话语层面的反映。
（三）主张成立民主政府，获取平等参政权
随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日益接近，美洲洪门参与国内政治的心情愈发迫切。然而，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与党派斗争，如何调整思路以便在战后更好地参与祖国政治，是美洲洪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945年2月，加拿大、美国、古巴等国家十家华侨报纸发表《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并由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吕超然部长致电蒋介石、毛泽东等人。《主张》在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提出以下三点政治主张：
第一，国民政府应即开放言禁，一切爱国党派皆享合法地位，以巩固团结统一，振奋士气民心，广大动员全国人力物资，加强战斗力量。
第二，国民党应即宣布结束一党专政，还政国民。同时，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领袖，组织政治会议，产生联合政府。
第三，联合政府组成之后，一面以最有效之方法，改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一面以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制颁宪法。
上述三点主张，反映出美洲洪门一贯的政治诉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确保洪门等组织的政治权利，并组建由洪门及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可见，抗战胜利之际，美洲洪门迫切希望成立联合政府，进而获得平等参政的先机，并通过这种政治革新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的新生。事实上，就国籍身份而言，民国时期的华侨仍然拥有中国国籍，属于中华民国国民，于情于理也应当享有回国参政权。
1945年3月，《大汉公报》就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发文，再度提出美洲洪门的政治主张，即“成立真正民主政府，取消党治，公开政权，联合各党各派，化除私见，精诚团结，以谋国是”。该文也反映出美洲洪门对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法政府”的期待：“所有政党，均取得合法及平等之地位”。随后，美国、加拿大等国致公堂在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并发表宣言称：“为谋国家之和平、团结、统一与民主，现时一党专政之政府必须改组，由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替代之”，并“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对美洲洪门而言，恳亲大会是洪门成员进行交流合作、加强社会联谊的盛事。在此，美洲洪门旗帜鲜明地表达其参与祖国政治、实现经济抱负的迫切心愿。因为取得参政权正是美洲华侨实现经济权及其他权益的保障，这也是他们当初资助辛亥鼎革的重要动因。
在抗战日渐走向胜利之际，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美洲洪门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战，并提出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争议。1945年3月，司徒美堂呼吁国共两党领导人放下分歧，共同抗日。他表示，美洲洪门期望能借助国民大会来解决政治分歧，届时，“全国各党各派以平等立场，一致遣派代表出席参加筹办，从速制定宪法，颁布施行，奠定万年之邦基，实现真正之民主”。
可见，在抗战走向胜利之际，美洲洪门参与祖国政治的信心与动力愈来愈强，而这也是他们争取平等参政权、参与祖国政治发展的绝佳机会。在此，美洲洪门借着抗日民族主义话语的阐发，表达其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对态度，以及对建立民主政府、联合政府、制定宪法的政治渴望，而这一直都是美洲洪门的政治目标。
三、结语
在近代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抵抗外来侵略、建立独立而强大的民族国家逐渐发展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并波及美洲侨社。此时，深受激进知识分子与革命派思想影响的美洲洪门，也着手打造一套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洪门民族主义的话语孕育于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其核心内容则是弘扬洪门的革命老党形象，宣扬洪门的革命功绩，动员组织洪门内外的华侨抗战，并实现组党参政、跻身中国政治舞台的目标。
在抗日救亡的大环境下，美洲洪门的民族主义话语具有对外御侮和对内参政的双重特征。美洲洪门在宣扬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时，有关革命之功、抗战之功的阐发与夸大，及其愈发凸显的参政意图，无不反映出美洲洪门期望实现从民间社团到国家政党的转型。这是因为囿于会党身份及其民间社团性质，美洲洪门在面对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时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美洲洪门必须抓住各个机遇进行转型，否则，将丧失既有的权威和地位。然而，随着祖国抗战胜利的到来，国民党更加不愿让美洲洪门回国参政，以防美洲洪门恃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从根本上说明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以及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本质。
总之，抗战时期美洲洪门民族主义话语的阐发并不是简单的抗战宣传，更多的是希望与祖国人民、侨社乃至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界人士开展对话，阐明美洲洪门的政治主张，从而为美洲洪门实现政治诉求寻求历史、法理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洲洪门的民族主义话语充溢着较为强烈的政治诉求，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政党平等参与的联合政府等，但其政治话语及诉求并不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把参政议政的机会寄托在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身上，而这也反映美洲洪门在参政道路上的不成熟，最终导致其参政理想的幻灭。直至1948年6月，致公党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才正式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政议政的新型政党道路。
摘自：吴俊青、潮龙起：《试析抗战时期美洲洪门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政治诉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