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佩奇法》出台至今，美国排华历史已长达一个半世纪。1875年，美国第一个限制性联邦移民法案《佩奇法》出台，使美国华人女性在立法层面上受到歧视与针对。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将排华主义推向高潮，此后《安吉立法案》《吉尔利法案》等针对美国华人的法案层出不穷，甚至相关排华法条一度被写入加利福尼亚州宪法之中。1943年，《排华法案》虽被废除，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2011、2012年，在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等众多华裔社团的推动下，美国参众两院才分别通过道歉法案，就此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向历史上的排华行为道歉，美国华人在争取人权平等的斗争中才看到胜利的曙光。美国政府称，该道歉案不仅仅是为了纠正针对华人的歧视与欺凌，更是向其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不屈精神致敬。然而，2017年，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遇冷；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社会媒体对中国的污名化，美国反华暴力事件激增，新一轮的制度性“排华”种族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导致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平权运动中再度面临诸多艰难和阻碍。即使在2023年，美国总统拜登在《排华法案》废除8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细数华人群体对美国做出的卓越贡献，但并未扭转美国社会长久以来所谓“黄祸”“永远的外国人”或“模范少数族裔”等华裔刻板印象，甚至同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在教育和房产方面又通过多项歧视华人法案，被加州华裔国会众议员刘云平称为“《排华法案》2.0版”。
排华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并非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悲哀，相关研究试图通过剖析排华政策及其相关法律跨越世纪的跌宕起伏，探讨背后的深层原因。国内学者如曹前、袁鹏和林艳、张庆松等对排华政策的背景渊源进行了深入探究。杨生茂、黄智虎等从中美国际关系角度对排华政策或法律文件的外交意义和政治选择进行了剖析。近年来，《排华法案》的法律意义亦受到关注，其立法过程和政治话语在顾国平、杨博、曹雨及邹奕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解读。国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运用了丰富的美国华人历史资料，将排华政策置于美国移民法律与种族问题研究的框架之下，勾勒出美国少数族裔公民权利缺失的不公现实。
此外，美国排华的深层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文学领域得到解答。近年来，有学者从华裔文学视角对排华政策与法律进行了研究，包括通过分析某位作家的作品而获得启发，或与性别、空间等视角相结合，对某个历史阶段的华裔作品和华人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入探究。事实上，不论是19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一代美国华裔作家，或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甚至是最近的千禧一代华裔作家，都对美国排华历史进行了书写，反映出不同时代华人群体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惑，体现出排华政策对数代美国华人造成的心灵伤痛。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思想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对美国华裔作家的排华历史书写进行政治阐释，不仅可以解答到底是什么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使排华阴云直到今天依旧挥之不去，更可以探究排华政策是怎样在历史和隐喻层面共同构建美国移民社会的历史母题。
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曾在种族与民族学研究中指出，“正是边界（boundary）定义了民族群体”。家园边界划定出族群的地理范围，社会边界决定了族群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生存边界不仅是族群内部身份识别的符号，对外更是文化差异结构化的标识。鉴于此，本文将从家园、社会、生存的三重边界出发，通过分析不同代际美国华裔作家的代表作，探讨排华政策是如何在三重边界上立体塑造了美国华人群体的认同困境、边缘困境和精神困境，进而揭示华裔文学在反抗不公与追求正义中的独特价值，从文学层面进一步反思排华历史。
一、家园边界与认同困境
在传统离散文学研究中，家园（home）往往被视为回归和抵达的终点，如《喜福会》中提到的“遗留在中国的隐痛”和“对（在旧金山的）新生活有所憧憬”，“中国”和“旧金山”分别是家园的两个终点，由此两点一线划定出离散文学的区域范围。然而，家园应是多维的，其本质上是物性家园和人性家园的集合体，正如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布伦特（Alison Blunt）所言，“家园是一个‘地方’，是居住和生活之地；家园也是一种观念和想象，蕴含人类情感。”由此可见，在物质和情感的相互作用下，家园的概念并非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起止点，而是至少包括三层内涵：一是居住与生活地点，如家园社区（community）的环境，家国故乡（homeland）景观等；二是观念与想象，如家庭观念（family）、家庭生活方式（family life或domestic life）；三是代际离散历史中的家园历史和记忆，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点。一系列的排华政策与法律划出美国华人群体的家园边界，“规定”并加深了对华人群体的刻板印象。下文将通过史料和文学文本结合的方式，从家园的三层含义出发，探讨排华政策书写对华人群体家园边界的刻画与反思。
（一）居住空间的种族边界
在居住空间层面上，排华政策通过种族空间分割的方式，对华人群体进行刻板界定，唐人街就是最好的例子。以北美最大的唐人街——旧金山唐人街为例，伴随着淘金热引发的移民潮，旧金山唐人街初步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已经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街区。马克·吐温的《苦行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华人区”（Chinese quarter）景象：“（华人）被赶进‘华人区’——他们并不反对，因为他们喜欢聚居在一起。他们的住宅是木质的，一般只有一层高，沿着街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几乎连马车都通不过。华人区和该城市的其他部分稍微隔开一点。”从上描述可以看出，在排华话语盛行的社会环境下，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范围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了“华人区”之内，与城市其他区域有所隔阂。在《排华法案》的影响下，这种家园边界在1885年被正式确立：旧金山市监事会正式确定了唐人街的范围，包括12个街区，南边以加利福尼亚街为界，东至干尼街，北至百老汇，西至士德顿街。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在唐人街大商人的带动下，“唐人街被转化为美国白人想象中的、理想化的唐人街建筑”，从此变成蕴含中华文化、特色分明的街区。正如黄玉雪所言：“旧金山的唐人街充满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因为它被大洋彼岸土地的氛围、习俗和礼仪所包裹。”
从唐人街这片“西方城市环境之中的东方人社区”的景观变化来看，虽然唐人街在传承家乡文化、实现互帮互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客观社会环境来看，唐人街及其边界的建构本质上是权力地形学的产物，唐人街景观在美国的“合法化”是种族隔离、文化隔阂和刻板印象共同作用下的空间驯化结果。
（二）边缘异化的家园观念
在观念与想象层面，排华政策破坏了华人群体的传统家庭观，并将华人传统家庭文化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在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伍慧明的《骨》（Bone）和《望岩》（Steer Toward Rock）。基于作者的真实家庭背景，两部小说都将美国华人历史上的“纸生仔”现象通过文学方式带到大众眼前，展现出《排华法案》对不同代际华人带来的集体创伤、伦理难题和身份认同困境。尤其是《望岩》，不仅塑造了杰克这一“纸生仔”角色，更是以1956—1965年麦卡锡主义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针对华人的“坦白计划”为历史背景，以此控诉“‘坦白计划’对一个家庭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谓“毁灭性后果”，一方面是指小说中的杰克因失去美国身份而无根可依，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坦白计划”和“纸生仔”现象，揭露出华人传统家庭文化在美国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历史现实。“坦白计划”是麦卡锡主义泛滥的直接恶果之一，这一歧视性计划的根源是美国社会长期排华历史。
早在19世纪，受《佩奇法》影响，美国华人就难以在新大陆建立正常家庭，更遑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枝散叶”“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理想。同时，华人也不符合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理念。历史学家纳扬·沙阿（Nayan Shah）曾对华人家庭道德污名化的历史渊源进行阐述：“19世纪的政治家和社会评论家把唐人街描绘成一个不道德的单身汉社会，那里的男人放荡不羁，经常出入鸦片窝点、赌场和妓院，少数可见的中国妇女被认为是妓女。”甚至在美华人的家庭生活，不论是男性的聚居公寓，或是由女性主导的小家庭，都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双亲家庭理想截然不同，反华政客将此视为中国人对美国社会造成的道德威胁。因此，麦卡锡主义期间的“坦白计划”表面看来是为了整治“纸生仔”的非法移民现象，但是在社会文化层面，长久以来华人传统家庭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异化历史早已为“坦白计划”埋下了思想伏笔。
（三）家园记忆中的身份困境
在华人历史和集体记忆层面，排华政策构建了针对华人群体的“永远的外国人”历史话语，对华人群体造成了家国情怀无处安放的认同困境。伍慧明的父亲于2015年离世，她在2023年的新作《孤儿散仔：回忆录》（Orphan Bachelors：A Memoir）中写道：“离世之时，我们的父亲成为了美国人。但我仍能听到、感受到他的宣言：‘排华法案和坦白计划，美国重重关上的两扇门’。”简单而沉重的话语表达了其父亲临终前难以释怀的遗憾，勾勒出一个家庭甚至几代华人因排华政策而被扭曲的生命轨迹。即使《排华法案》已废除80余年，“坦白计划”也早已终止，伍慧明父亲的美国身份亦得到法律层面的承认，甚至美国政府已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但不仅其父亲难以释怀，伍慧明本人也因为这两扇“重重关上的门”而无法放下历史的重担，以至于对当下的美国移民法案依然冷眼观望，“如今，新移民来到这个国家，面对的是一系列无休止的破坏家庭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形式令人眼花缭乱：I-129、I-130、I-551、G-325AA······就在撰写本文的同时，这些表格的名称和条款也在不断变化，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又在不断创新。”
伍慧明等华裔作家对排华政策的书写，展现了对美国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长期歧视、排斥的痛心控诉。不断更迭的歧视性移民法案“无休止地破坏家庭”，使华人群体成为被划在美国家园边界之外的“永远的外国人”。
二、社会边界与边缘困境
排华政策所造成的家园边界可以看作坐标系上的横轴，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切割出中美家园文化传统的鸿沟，从而将华人形象平面化、华人文化刻板化、华人家庭边缘化。而在纵向维度上，排华政策延伸而出的社会边界，制造出“苦力”“鸦片鬼”、陈查理、傅满洲以及“模范少数族裔”等一系列华裔刻板形象，构建了针对华人群体的社会边缘困境，开启了美国华人百年来向上流动的艰难苦旅。
（一）从文学到史学：于社会边缘处反思美国神话
从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g Hong Kingston）于1980年发表的《中国佬》（China Men）B，到2019年亚太美国图书馆协会文学奖（Asian/Pacific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Literature Award）获奖作品、张少书（Gordon H.Chang）的历史著作《金山幽灵：建造横穿美洲大陆铁路的华工史诗》（Ghosts of Gold Mountain）C出版，早期在美铁路华工的人生悲剧在文学书写和历史披露中逐渐为人所熟知。在前者中，“作者（汤亭亭）以法为文，控诉对美国开发有巨大贡献的铁路华工被白人抹煞、消音、驱赶、阉割、迫害、屠杀的史实，让逝去的先侨特别是铁路华工‘阿公’们发声，指出了华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理由。”而在后者中，张少书以海量历史记录与真实数据展现出铁路华工的社会尴尬窘境，“一家旧金山报纸称这一功绩是‘铁路铺设史上工程规模之最，以前铁路工人从未完成或构思过如此工程’，铁路史专家称铁路华工‘取得了铁路建设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然而，当时和后来的庆祝活动中只出现了八名爱尔兰搬运工的名字，华工的名字却无一出现过。”
《排华法案》通过“社会和社会群体的关系网络、经济活动······和自己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空间”所组成的社会边界，将华人群体与白人群体相隔离。尽管《排华法案》所造成的社会边界一直以来被所谓的特定历史时期种族主义情绪所掩盖，被长期刻意营造出来的华人刻板印象所误导，但其实质是美国资产阶级上下游的楚河汉界，是美国资本家对移民“美国梦”的故意打压。最初赴美华人是在对美国梦的憧憬中远走他乡，“中国移民期待的是在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土地上，通过辛勤劳动以实现个人自由和经济机会，但当他们到达移民地后，种植园主只提供了低廉的工薪、长期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让移民们除了成为无名的劳动力外再无其他出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劳动者从行业中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他们的贡献几乎被遗忘。”张少书在《沉默的钢钉》中文版发行时表示：“我痛心却又清楚地知道，利兰·斯坦福通过对华工的利用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此言精准地揭露出铁路华工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美国资产阶级对华工的剥削本质。《排华法案》明文规定了美国华人的社会边缘地位和非法公民身份，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的反华气焰，在社会氛围和主流话语中合理化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意志。可见，社会边界不仅剥夺了华人在美国向上流动和发展的机会，更是暴露出“美国梦”的虚伪面目。
不论虚构与否，美国华裔作家的“金山叙事”本质上正是对《排华法案》的历史控诉与苦涩回望。横跨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往往被视为美国人乐观团结的精神，它被比喻为一条金穗，不仅开启了美国农业帝国时代，更是牢牢地将美国人真正“联合”（united）在一起，由此不仅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成为美国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铁路为美国的进步奠定了工业基石，但不公的社会分层却遏制了华人群体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华人在美国神话中的失语成为了令人漠视的历史问题，这既是对美国华人历史的不公对待，也造成了美国种族历史的严重缺失，这种双重影响对数代美国华人群体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二）从史学到文学：在重构美国神话中反思种族边界
2020年，青年华裔女作家张辰极（C Pam Zhang）的处女作《多少山头本是金》（How much of these Hill Is Gold，下文简称《金》）出版。作者在题词中写道：“这片土地不是你（你们）的”，再次呈现出两个世纪前无名华工的心酸。这部小说讲述了两个华人孤儿为父亲寻找葬身之地的苦难历程，创造性地刻画描绘出19世纪50—60年代美国淘金潮和太平洋铁路修建的历史背景下华人移民的生存状况，同时结合虚构的移民想象为早期华工历史增添了神话般的叙事。该作品获得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提名，且在美国深受好评。《纽约时报》称这部作品“为美国西部神话带来了新面孔”，“（作家）拆解了美国西部的神话，或者说，通过添加那些经常被遗忘的面孔和故事来重构美国西部神话”，“在她的笔下，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美国西部不再只是白人、男性为主的角色的创造品。”
事实上，这部小说不仅弥补了美国种族历史叙事的缺憾，更是反映出全球化时代青年华裔作家对早期美国华人历史的关注与反思，印证了《排华法案》所造成的社会边界在21世纪的今天回声犹在。与汤亭亭不同，作者张辰极并不是华工后代，而是在美国西部的列克星敦度过了童年时光，在这里“西部的第一批白人定居者被告知，他们的命运就是拥有这片土地。今天旧金山的科技创业者被告知，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到处都是机会的光芒，人人平等。书面历史是胜利者的神话”。然而，美国西部神话中空缺的华人故事却成为了当代华裔青年作家难以释怀的族裔往事，这段往事中历史现实和虚构想象并存。在访谈中，张辰极表示小说题词“这片土地不是你（你们）的”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针对小说的角色，预告了两个孤儿及其父母所遭受的排斥和孤独，仿佛在警告角色“美国并非是故乡”；二是对读者的“小小警告”，预先提醒读者“这个故事不是你们熟悉的领域，不全是历史现实”。
具体而言，在历史现实层面，小说展现出排华政策打压了几代华人群体的美国梦，这对于当代华人青年群体来说影响也十分巨大。淘金热在小说中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一夜暴富的承诺”，小说中孤儿的父亲“多年来追求黄金，还有关于无人认领的土地和未开发矿脉的传言”，却为了一个虚幻的美国梦失去了真正的家庭和生命。对此，作者也在访谈中回顾了淘金热的历史，“对于那些来到这里并放弃了很多追求的移民来说，他们发现这里的竞争环境实际上并不公平”，尽管美国号称自由、民主、平等，但是在政治口号的背后却是不断奴役弱势群体的暴力历史。正如小说中父亲的死亡，华人群体作为社会边缘不仅没有发言权，还会为了虚幻的梦想失去容身之所，甚至难寻下葬之处。美国梦的虚伪在小说中昭然若揭，反映出当代华人青年因长期难以消弭的社会边界而对美国梦的成功神话有所醒悟。
同时，文学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黑暗的历史现实增添了神话的色彩，正如布克奖的入围推荐词写道：“在这段美国历史上，谁的故事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从广义上讲，它探讨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中的种族问题，以及移民的归属问题。但每一页讲述的都是将家庭联系在一起和将家庭分割开来的记忆，以及对家的渴望。”小说中穿插了“不可翻译”的汉语表述和极具异域风格的中国家族仪式（如在亡者眼睛上放置银币），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符号将主人公的家族联系在一起，但又将他们推向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社会边界造成了家庭分割的悲剧，但社会边界并不能遏制百年来华人对家的渴望，更不能磨灭其对社会认可的诉求。小说《金》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西部神话在想象中接触融合，在美国西部神话中填补了独特的华人家园话语，不仅改写了长久以来美国西部“胜利者的书面神话”，而且通过华人历史和精神传承对本不该存在的社会边界形成了有力抵抗。
三、生存边界与精神困境
随着《排华法案》的废除，家园边界和社会边界在法律层面逐渐淡去，但在华裔文学作品中，这两重边界所造成的生存边界与精神困境却从未消失，至今依然如此。《排华法案》的历史母题如同带有磁力的原点，吸引着不同代际的华裔作家试图通过想象和追忆还原受压迫的历史现场，从而为当下的排华偏见及其造成的孤独痛苦寻找原由，呼吁反思华人生命不被尊重、他者形象难以消除的根源弊端。例如在《金》中，主人公之一露西目睹了母亲吃泥充饥的震惊事实，“历史”一词瞬间出现在她的脑海，她想起“一个醉汉朝他们的马车吐口水······叫嚷着那块土地，它的所有权，法律规定谁属于它，什么应该被埋葬······这就是历史。”当生命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生活的尊严便更无从谈起。对于美国华人来说，生存的极限边界即便只存在于某个历史时期，却已然造成了持续性的精神困境。
事实上，排华政策中所描述的华人形象和针对华裔的不公条文已悄然在今日重新抬头，这也对当今的华人群体造成了实质性的生存威胁，在美国借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中国之后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反华恶性事件甚嚣尘上之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作家，尤其是千禧一代的华裔青年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英国作家詹姆斯·伍德曾说，作家描绘的是“持续退却的世界，是事物、对象和感觉迈向无意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探险从这种缓慢的退却中拯救出来；把意义、色彩与生命力重新还给大多数平凡的事物”。这正是新一代的美国华裔文学的突出特点，年轻的声音正在以鲜活多样的生命体验诉说当代华人群体的精神困境，通过跨时空的历史回顾、全球化时代的华裔生活书写、文学主题体裁的创新突破，吸引大众在排华不公加剧的今天再度审视《排华法案》对人权的漠视和伤害，由此抗争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针对华裔群体所设置的顽固生存边界。
首先，千禧一代的华裔作家愈发善于将历史的真实碎片融入现实生活的思考之中，从而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对历史展开批判性回顾。如亚历山德拉·张（Alexandra Chang）于2020年发表的小说《分心的日子》（Days of Distraction）正是如此。该小说从年轻华人女性的视角重新聚焦身份的核心问题：在一个漠视或不理解你的社会中生存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跨种族的新时代，小说主人公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一家科技出版物担任撰稿人，面临了无法涨薪的困境，同时为了陪伴爱尔兰裔男友求学，她决定随之搬迁至纽约伊萨卡。在这趟通往未知的旅程中，主人公开启了对身份归属、种族主义政治、家庭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之旅，正如小说中写道：“过去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答案”。小说多次援引1876年汤森德（L.T.Townsend）所撰写的《中国人的问题》（The Chinese Problem）、《亚裔美国人百科全书》等史料原文，这些史料与21世纪的华人相关现实事件产生奇妙的偶然交叠，比如小说将美国历史上对华人“投机”印象的负面描述与“邓文迪离婚事件”并置，展现出历史性的偏见话语对当代社会种族歧视思想的形塑作用，导致排华文化在美国社会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从而批判了《排华法案》等美国法律对华人生命与生活的不公与歧视。
其次，由于语言壁垒的消除和移民流动性的增强，新一代作家愈发善于立足全球视野，书写比较华人生活现状的多元层次，将排华政策的方方面面融入生活细节之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现居美国的加拿大华人作家王熙傑（Jack Wang）的出道作品《我们孤单二人》（We Two Alone：Stories）。该作品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包含七篇小说，作者用戏剧化的笔触书写了分散在五个大洲的七个华人家庭，描绘了全球各地华人移民的多样性经历，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从晚清上海租界的排华规定（如花园仅供租界使用）和租界居民对中国百姓的行为侮辱（一名妇女用法语咒骂人力车夫，然后用一副长手套扇他耳光），到纽约百老汇对华人角色的固定偏见，可以看到不论是穷人、弱势白丁，或是中产阶级的医生、教师和演员，面对多变的地缘政治和现实危机，华人群体在艰难求生的同时，亦需直面理想的破碎和不安的归属。比如在该小说集的核心作品、同名短篇小说《我们孤单二人》中，华裔主人公伦纳德是万千怀揣演员之梦的纽约客之一，但只能一次次出演“杂货商或黑帮”等“需要加重口音”的龙套角色，甚至对于出演“瘦弱、半个日本人、半个白人”的怪胎角色也需要“俯身迁就”，这无疑是在重复百年前《排华法案》中“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会危及美国境内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的歧视性事实。由此可见，虽然《排华法案》已经废除80多年，但并没有阻止美国主流媒体按照“传统”延续华裔负面形象，实际上这反而愈发加大了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的生存边界。
第三，新一代华裔作家更是突破了老一辈华裔作家的家庭叙事传统，在新主题、新体裁的文学开拓中重新审视排华政策延续下来的排华偏见。例如，小提琴家兼作家黄玲玲在恐怖小说《自然之美》（Natural Beauty）中将种族、性别、身体、资本等与惊悚元素交织，描述了一个音乐天才女孩因校园霸凌而深感自己无权在一个“不属于她自己”的文化领域拥有出色表现，因此转而投身美容行业，却不知公司的美容产品竟是由人体制成的离奇故事。小说讽刺了美国社会在中国女性与食人文化或“异域龙女”形象之间建立的荒谬可笑的联系，如此描述看起来是对排华政策中华人“野蛮形象”的延伸，实质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华人女性的歧视与剥削。拂去奇幻或恐怖的文学表象，依然可以看到千禧一代文学新体裁之中的精神核心，即排华政策所奠定的历史原点是难以摆脱的，对华人生活本质和生命力量的认识需要从现实出发，而非在污名化的历史中继续蔓延。
四、结语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作家鲍德温（James Baldwin）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分析对于华裔排华政策书写极具启发意义。他将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源比作“习俗保险箱”（strongbox of custom），认为美国的黑人问题需要考虑其背景，所谓“背景”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习俗、道德假设和长期焦点；简而言之，就是总体的社会肌理”。通过数代华裔作家的排华政策书写可以看到，以排华政策为原点，家园边界、社会边界和生存边界已深深融入美国的社会肌理，构建了华人身份认同、社会边缘和精神困境的立体坐标系。针对华人的“习俗保险箱”已然成型，将其颠覆打破势必成为数代华人的正义诉求。
美国社会批评家、文学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其开创性著作《政治与小说》（Politics and the Novel）中深刻探讨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重要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就是政治问题似乎经常以非政治性的形式出现。美国的政治不是作为强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作为激烈交锋的政党来面对我们，而是经常以宗教、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名义出现。”文学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不仅是历史的注脚，也具有揭示人类境况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美国华裔文学尤为如此。正如华裔作家徐华（Hsu Hua）在其作品《保持真诚》（Stay True：A Memoir）扉页对爱德华·H·卡尔（Edward H.Carr）经曲之作《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的引用：“只有未来才会为解释过去提供那把钥匙，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谈论历史的终极客观性。过去照亮未来，未来照亮过去，这既是历史的理由，也是历史的解释。”数代华裔作家对排华政策的文学书写，一方面记载了华人争取权益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理解华人、改变排华历史的重要窗口，更是有望成为抵抗美国排华政治话语的顽强力量。
摘自：石雨晨：《跨越世纪的伤痛与抗争——美国华裔作品中排华政策的文学表达》，《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