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回顾近半个世纪前，邓小平全力推动领导改革开放，以面向华侨华人“请进来”“走出去”为突破口开启对外开放大门，开创我国新时期侨务工作新局面，推动科技教育改革开放，对于当前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科教事业，凝聚侨力、服务发展及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决策的提出和实施

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界标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实际上，改革开放的酝酿起步早在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邓小平提出面向华侨华人“请进来”“走出去”开启对外开放大门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经历“文化大革命”两次跌落后再起复出。根据邓小平本人意愿，中央安排他主管科技和教育两个关键部门。他下决心不遗余力地把科技和教育工作抓上去。复出后，邓小平曾对一位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表示，只要“马克思不召见”，他打算在科技领域干10年，期望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大见成效。邓小平还清醒地表示：“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可见，邓小平老而弥坚，充满挑战的勇气，对于加强科学教育工作的决心强烈，目标明确。当时，邓小平对党中央结束“文化大革命”内乱、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及恢复发展振兴科教事业充满信心。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庄严地宣示：“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邓小平复出伊始，即积极酝酿启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大胆探索以面向华侨华人“请进来”“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路径和捷径。1977年7月下旬，为恢复发展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科教事业，邓小平与科技部门负责人谈话，两次提出要走出去学习、请进来交流。7月23日，他与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7月27日，邓小平与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专门谈科研工作，具体谈了九个问题的要点，其中第六点是“国外专家要求回来的，可以接收”。两次谈话均包含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思想。

1977年8月，邓小平又在不同场合继续重申“请进来”“走出去”。8月1日，他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表示：“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杨振宁、李政道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是真正爱国的，想把祖国搞好。他们不可能回来，但可以请他们回来讲学。”8月4日至8日，由邓小平召集的为期5天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连续5天出席会议并和与会者一起研讨。会议共邀请了33位著名科学家和资深教育工作者参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研究怎样加快搞好科研发展科学问题，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8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讲了六点意见，第五点为关于发展科学教育的后勤工作问题，其中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这就是邓小平阐述的“请进来”“走出去”的两个“具体措施”。这次科教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不久亲自召集亲自主持的研讨发展科学教育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17日，邓小平先是同方毅、吴有训（物理学家）、刘华清（时任中科院负责人）、张文裕（时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谈话说：“我们先派几个人去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室学习。要用外国的条件，来培养我们的科研人员。以后，可以根据他们的接纳能力，再多派人去。对派出去的人要选好。”随后，他会见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和夫人，在会谈中再次重申要派人出去学习，请人来讲学。8月间，邓小平不但反复重申“请进来”“走出去”，而且明确“请进来”“走出去”是面向华侨华人，主要是面向美国华人科学家，并将这项决策作为启动我国科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

邓小平提出面向华侨华人“请进来”“走出去”的决策雷厉风行。1977年九十月以后，在进一步强调“请进来”“走出去”的同时，便启动实施这一决策。9月18日，在邓小平积极推动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任命方毅为主任。国家科委有八项职责，其中第七项为“组织争取尚在国外的专家回国和安排他们的工作，聘请外籍科学家短期来华工作或讲学”；第八项为“组织协调对外科学技术交流活动”。9月29日，邓小平接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讲话时两次重申，“凡是愿意回来的，国内容纳得下的，可以请回来。现成的我们急需的人才，不请回来怎么行呢？”10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和丈夫袁家骝并举行会谈。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方针是从教育和科学着手。但我们的差距很大，正在创造条件，从各方面着手。一是请在国外的一些科学家回来工作，再就是派人出去，有的是短期考察，有的是学几年，把经验带回来。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夫妇。在会谈中提出在我国建立高能加速器问题，并派几个人到邓昌黎那里学习一年，时间不够可以学一年半到两年，他们回来马上可以参加加速器的建设。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麦吉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夫妇，在谈到学术交流时说：“我们已决定派十个人到丁肇中的研究所去学习。”1978年1月，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唐孝威率领的10名科学家抵达汉堡丁肇中的研究所。以上所述说明，进入1977年9月以后，邓小平策动的面向华侨华人“请进来”“走出去”决策已经付诸实施，对外开放由酝酿转入启动阶段。

1978年是邓小平酝酿和启动改革开放的关键一年。为推动对外开放，邓小平继续反复重申“请进来”“走出去”，并进一步付诸实施这一决策。1月中旬，邓小平签批同意教育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外交部《关于拟邀请美国周以苍教授短期来华讲学的请示》报告。3月初，签批同意中科院、外交部等《关于邀请美籍物理教授李政道来华短期工作的请示》。5月至7月，美籍华人金属和材料学专家周以苍应上海交通大学邀请前来中国讲学。如果说派人到丁肇中的实验室学习是“走出去”的起步，那么邀请周以苍来华讲学及李政道来华短期工作则是“请进来”的开始。8月中旬，邓小平审阅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关于该校拟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建立长期合作交流关系，拟聘杨振宁博士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的报告和蒋南翔的批复，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9月下旬，邓小平批复同意教育部、外交部《关于杨振宁博士邀请谷超豪和忻元龙赴美从事科研、讲学的报告》。翌年2月，谷超豪（数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忻元龙（时任复旦大学数学系讲师）应邀赴美从事科研和讲学。

上述邓小平的一系列批示和举措说明，其倡导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科技改革已经实际展开，体现其言必行、行必果、立竿见影的风格和效果。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请进来”“走出去”不仅局限于个别人，主张迈开步子扩大规模。1978年6月23日他视察清华大学时，和陪同的教育部几位负责同志谈话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当然，邓小平这种想法在当时情况下还不成熟，而是在改革开放进一步展开后才有条件得以实施。

综上所述，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伊始，即酝酿倡导、组织实施“请进来”“走出去”的决策，并逐步明确面向华侨华人特别是美国华人科学家“请进来”“走出去”。从1977年7月到1978年12月的一年半的时间，邓小平“请进来”并亲自接见十几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其中有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资深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妇夫，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数学家陈省身，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生物学家牛满江，金属和材料学专家周以苍，病毒学家李振翩，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等。邓小平恳请他们充分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尽力帮助中国引进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当时，改革开放尚处在酝酿萌芽之中，而科教改革先行一步，说明邓小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首先启动打开对外开放之门，“请进来”“走出去”成为打开对外大门的“钥匙”。

二、科技领域的“请进来”与“走出去”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由于有此前一年半酝酿启动的基础，三中全会后“请进来”“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科技领域成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排头兵。

（一）邓小平率先打开科技领域改革开放大门

邓小平认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的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主张：“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正是在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理念的主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即率先打开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开放的大门。

1979年1月28日，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简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该协定为期5年，其中规定中美将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机械等科技领域以及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建立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同时，陪同邓小平访美的方毅副总理与美国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

众所周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内河口岸、开放沿海内陆城市等等，涵盖了经贸、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实际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协定，而以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为主。当时，邓小平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请进来”“走出去”的改革开放，也是侧重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与《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订的同时，方毅与施莱辛格签署的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则是一个高科技的专项协定。前者是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的首个标志性文件，后者是中美高科技方面合作首个专项协议，签订上述协定协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邓小平倡导的“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决策的结果。中美高科技协议为中国高科技改革确定了发展高能物理的目标，为中美民间“请进来”“走出去”发展高科技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科技方面的改革开放，在经过了一段助跑后便开始了腾飞的阶段。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具有标志性的文件。作为科技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拨款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打破了科技领域的“大锅饭”，科研院所的基础性研究采取科学基金制，其它部门采取经费包干制，鼓励竞争，“放开一片”。

（二）“请进来”“走出去”加强民间科技开放交流

众所周知，由于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实行保护主义，两国虽然签订了协定协议，但美国对高科技合作有诸多限制，对华放开的高科技很有限，而中美民间的科技合作包括高科技合作不断扩大。

1980年1月14日，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参加广州粒子物理理论研讨会的李政道、杨振宁、陈匡武、潘国驹、陈耀华等40多位海外科学家。在会谈中，邓小平指出，为了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一方面要抓紧研究工作，同时也要经常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海外学者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派人出去学，也非常欢迎海外学者们来进行学术交流，你们什么时候来都欢迎。邓小平明确表达了扩大开放科技交流合作的意愿。1983年6月，我国邀请美国、加拿大多个领域的20多位华人科学家来京参加科技政策研讨会。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进行座谈，针对对外开放政策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45周年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对他们付出的学识和劳动表示感谢，衷心希望他们今后贡献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来帮助我们。邓小平主导的科技领域上述一系列交流开放活动，表明随着“请进来”“走出去”规模的扩大，科技方面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大，而且多为民间科技开放交流的形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锋和示范。

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关于“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决策，首先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特别是向科技事业发达的美国开放。而美国华人科学家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前述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外最早接受我国科学家到自己的实验室开展合作；另一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研究生、留学生的培养，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立，高能加速器的创立，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高科技项目的上马等做出了重要贡献；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于开展中美科技交流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有诸多美籍华人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华人科学家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方面学界多有研究，不再展开介绍。

（三）“请进来”“走出去”决策取得科技改革开放重要成果

在邓小平的正确决策及全面推动下，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很快打开科技领域对外改革开放局面。据统计，1977—1979年这三年间，我国与国外学术交流规模增长了3.4倍。继《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之后，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科研机构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派出50多人赴德国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我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光召、吴文俊、陈景润等应邀到国外讲学或短期工作；同时邀请了国外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牛满江、波特·莱曼等来华讲学；聘请了23位知深华裔科学家担任中科院各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据统计，改革开放前我国知识分子总数只有430万人，1985年，科技人员数达到780多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技队伍已壮大到1680多万人，形成科技领域硕果累累、人才济济的局面。经过十几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仅1996年，通过技术市场转化的科技成果就有22万项，合同金额超过300亿元，是1984年的40多倍。

邓小平是中央主管科技工作的领导者、决策者，但他本人不是科学家，就科技领域改革开放而言，他主张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相结合。而引进技术主要是引进高科技，那么引进高科技到底引进什么，则是邓小平一直关注思考的问题。他多次接见海外华裔科学家深入探讨交流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听取吸收多方面意见，邓小平认为：“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经多方论证，确定发展高能物理为我国科技改革的主攻方向。在邓小平的全力主导和有力推动下，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经过短短4年的时间，到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成功。这项投资2.4亿元的国家重点高科技工程，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这一跨过世界50、60、70年代高能加速器发展而建造的高难度的电子对撞机，一步跨越迈进国际80年代水平的步伐。正如李政道所评价那样，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被全世界公认为是这个能量区里最先进的”。这是邓小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决策推动科技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成果。有关具体情况，已有文章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除确定发展高能物理为我国科技改革发展的方向并取得成就外，邓小平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助力科技体制改革并获得多方面创新成果。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会谈时李政道提出设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表示接受。1986年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由原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任主任。同年8月9日，邓小平阅读李政道的来信，建议在北京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中心，作出批示“我原则赞成”，请有关同志确定。1986年10月17日，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成立科技中心的目的是在中国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建立国内外研究机构之间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以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推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李政道任主任，周光召任副主任。在会见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科学家齐吉基夫妇时，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在华成立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是从第三世界国家引进高科技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这表明邓小平倡导科技改革“请进来”“走出去”不仅仅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也面向发展中国家。

1987年9月14日，第三世界科学院会议第二次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有50多个国家的著名科学家和科学院院长、科学部长近400人参加大会。根据改革开放仅仅十年间中国科学发生的重大变化及贡献，这次大会以第三世界科学院名义授予邓小平特别的荣誉勋章，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代表邓小平接受奖章并致词答谢。邓小平推动中国科技改革发展的贡献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主导科技改革开放“请进来”“走出去”的举措及事例尚有许多，上述这些足以说明问题，不再列举。

三、教育领域的“请进来”与“走出去”

科技和教育密不可分，简称“科教”；科技领域改革开放必然联动教育领域改革开放。邓小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决策在酝酿启动科技改革开放同时，也在积极启动教育改革开放。

（一）从战略高度认识启动教育领域改革开放

早在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期间，面对“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摧残破坏，他已产生一种危机感：“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继之，邓小平系统提出整顿发展教育的思路：“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重点大学”。1977年夏，邓小平复出不久，即大力主导和推动于1977年冬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随即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一大批莘莘学子最早享受教育改革的成果，幸运的地走进大学的殿堂，其中佼佼者考上研究生，成为时代的“幸运儿”。

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并讲话，对教育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三是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四是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讲话涉及教育改革的某些问题。在推动教育改革方面，邓小平主张“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这表明邓小平对教育、科技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把这些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二）以“请进来”“走出去”决策推动教育改革开放

邓小平从战略高度，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决策主导高等教育改革的首要决策，是大力推动向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5年，我国选派留学生2.9万余人，已经学成回国的有1.5万余人，占国家选派总数的51.7％；还有自费留学生7800余人，留学生总共3.68万余人，分布在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前，我国共派出留学人员11915人，改革开放6年，我出国留学人员数量超过了此前28年派遣留学生总数的2倍以上。通过派人出国留学，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为新时期我国科教事业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李政道夫妇，在交流中，李政道向邓小平提出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邓小平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表示赞同。在邓小平主导下，1985年7月，首批博士后流动站在北京、上海设立。一批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子，在经过两名博士导师的推荐和严格评审后，从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及美、英、法、日、澳等国家纷纷进站。过去，我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远渡重洋赴西方发达国家应聘做“博士后”；今日，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洋博士”也进入我国著名高校和科研院的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外籍博士后，进一步扩大了国际间的人才交流互动，增加了中国博士后制度在国际上的声誉。当美国科学家得知我国试行博士后制度时，马上作出反应：“中国开始了具有战略眼光的世界竞争”；“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培养一部分带头的高层次科研人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澳林斯通过调查认为，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为在国外的留学生创造回国工作的“科学殿堂”。曾任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说：“博士后流动站犹如静水中的一股活流，是一种流动的科研体制结构。”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在156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27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近千名博士进站工作，不少人成长为我国各领域的科技人才。这是邓小平推动教育改革“请进来”“走出去”结出的硕果。

（三）吸收海外华商资本来华创办高等学校

积极吸收海外华侨华商和港商资本来大陆创办高等学校，也是邓小平推动高等教育改革“请进来”的举措之一。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与几位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华侨在那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在邓小平这一思想影响推动下，我国积极吸收香港和海外华商资本在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等侨乡陆续创办了汕头大学、五邑大学、嘉应大学、仰恩大学、宁波大学、温州大学、海南大学等多所高等学校。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实业家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李伯中等，赞扬他们为国家教育事业出了很多力，这是为国家、民族做的好事。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同年6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嘉诚，对他出资创办汕头大学表示赞赏和感谢，指出：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都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

邓小平倡导鼓励港商和海外华商到中国大陆投资举办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不仅反映了邓小平的开放性，也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开放、探索多种办学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四）从理论上阐释科技和教育的关系

科技和教育的关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互相联系，互为统一。邓小平在全力推动科技教育改革开放同时，还深刻论述了科学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我们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与从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邓小平强调了科教并重的思想。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这样的逻辑关系：我国要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技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发展科技不但要发展高等教育，而且要同时抓好中小学教育，打好坚实基础。

邓小平对科技和教育密切关系的科学阐释，为科技和教育领域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科技教育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请进来”与“走出去”决策评析

以上阐述了邓小平通过面向华侨华人“请进来”“走出去”启动打开对外开放大门、推动科教改革开放的基本情况，下面谈几点基本认识。

（一）“请进来”“走出去”助推邓小平科技思想形成发展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大力推动下，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启动对外开放，搭建科教改革平台、提升起点，有力推动了科教领域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为我国新时期的科教事业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决策因而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加以中外比较，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若再耽误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同外国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发展、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邓小平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中国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性。早在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时就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后来又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再次重申：“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91年，邓小平亲笔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始终强调一定要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技，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在推动科教领域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创造性提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和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江泽民评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高度评价：“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奠基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准确地阐明了科学技术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联系，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位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在邓小平这一思想引导下，我国制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在面向经济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及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这三个方面奋力拼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科学技术进步是富国之源。

邓小平关于“请进来”“走出去”的决策，助推了邓小平科技改革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创新，成为邓小平理论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二）“请进来”“走出去”决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先声

如前所述，1977年夏邓小平复出伊始，就不厌其烦地倡导重申“请进来”“走出去”并积极付诸实施，以此作为对外开放的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最终形成了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的改革开放大潮。试比较当时各领域各行业的改革开放，农村体制改革最早是1978年冬安徽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后得到当地领导暗中支持，并最终得到中央决策者的支持而推动和推广的；农村改革掀起后带动了工业和城市体制改革；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春夏理论界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支持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热潮。前述各领域各行业的改革多为基层自发、得到不同层级领导的支持而启动的。而早在三中全会前近一年半时间酝酿启动的“请进来”“走出去”的科教领域改革，则是由中央决策者邓小平最早亲自主导推动的，在三中全会前实际已经启动实施，三中全会后迅速展开，因而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最先声”。当年我国外贸与外交领域改革开放的一位亲历者回忆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科技领域开始的。”而科技领域的改革开放又是与邓小平最早倡导实施“请进来”“走出去”决策密切关联的。

邓小平倡导确立“请进来”“走出去”决策伊始的方向和目标就十分明确，即是面向华侨华人。当时全世界几千万华侨华人，是中国对外开放决策的响应者、推动者、先行者和独特资源。“请进来”“走出去”决策之初立足于科教领域，主要面向西方尤其美国科教领域的华人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华侨华人群体。以局部牵引带动全局，以民间力量为平台、动力推动政府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对外开放的先锋号和突破口。

（三）“请进来”“走出去”决策直面美国华人科学家的缘由

由上所述，引发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邓小平为何首选面向美国华人科学家“请进来”“走出去”，由此吹响科技改革开放的先锋号？笔者以为势所使然，其缘由如下。

一是面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请进来”“走出去”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既定而未付诸实施的决策。邓小平复出不久曾几次指出，过去侨务工作的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定的，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有些需要改正，有些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方针政策，不管是对国内的或对国外的，包括侨务政策，应该恢复的正在恢复起来。”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时的讲话说：“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周总理曾计划在三年内把有些科学家请回来。有些科学家愿意回来吃苦，不是回来享福，因为我们的条件比外国差。周总理的计划被‘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吹掉了。周总理是他们反对的一个主要目标嘛。现在我们可以说，周总理的计划正在实现。”这些说明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发展科技事业是以往党的既定政策，请进来的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华人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在恢复、改进和完善，当然也有发展这一既定政策。

二是当时美国具有中国启动“请进来”“走出去”实行开放的人力资源禀赋和各方面基本条件，具备中国“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环境。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世界顶级科学家云集荟萃，其中不乏掌握世界尖端科学技术、门类齐全的优秀华人科学家，美国又具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科研体系，并且正在积极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认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因此，他主张“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建设”。但就当时国内环境来说，外国科学家来华搞建设尤其是发展科技事业的条件尚不成熟，只能请进来发达国家的华裔科学家，而首选则为美国华人科学家。

三是老一辈海外华人科学家和新一代华人科学家报效祖（籍）国、致力于发展振兴中国科技事业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事业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一大批在海外学有所成、身怀绝技的优秀华人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一贫如洗的祖国，在十分艰苦落后的条件下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尤其是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研制出“两弹一星”。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深有感触和体会。他深情地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启后，新一代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华人科学家有积极发展振兴祖（籍）国科技事业的报效之心和热情。前述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陈省身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邓小平曾多次感谢李政道多年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了许多工作；李政道则表示，我总想为祖国四化建设尽最大的努力。这也代表了多数美国华人科学家的心声。

（四）“请进来”“走出去”决策蕴含了邓小平高超谋略智慧

我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庞大工程，对外开放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而“请进来”“走出去”仅仅是其中的具体举措之一，通过这个小小的突破口，开启对外开放的闸门，使亿万中国人涌向大千世界，大批华侨华人和外国人涌进国门，逐渐形成对外开放大潮。邓小平通过这一特殊方式开启对外开放之门，使我国迅速打开和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接轨的通道，找到推动我国科教事业改革开放的钥匙和捷径，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拿来主义”，比起科教改革从头起步事半功倍。这也显示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高超谋略和智慧，为当今利用侨务资源、助力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如前所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虽然签订，但中美科技合作，尤其是高科技合作的实施并不顺利。由于两国并未建交且美国实行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两国开展科技合作阻碍重重。面对困局，邓小平采取了灵活巧妙的策略：优先与美国发展经贸关系，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在科技产品贸易高额利润刺激下，通过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促进中美两国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发展，我国科技改革开放得以迈开更大步伐。

邓小平的智慧和远见，还在于他充分认识到科学的无边界性及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是不行的，而且世界各国发展也离不开科学，这是中外之共识，有共识才能达成交流合作。邓小平还科学地预见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现实和未来。他在会见意大利物理学家、世界实验室主席齐吉基及兼职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李政道时说，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也许到本世纪末可看到变化，真正的变化要到下个世纪。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的实践雄辩地证实了邓小平的科学预见。

摘自：任贵祥：《邓小平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启动科教领域改革开放》，《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