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清政府视华侨为海外弃民，一直没有护侨观念与机构。晚清内忧外患，经济凋敝，与外人争利的商战观念兴起。政府逐渐认识到侨民在海外的商业力量，故试图招徕侨商回籍兴业，藉此与外人竞存。为争取华侨，政府有意设置护侨机构。厦门是漳泉数百万侨民出入的口岸，护侨更显迫切。为保护回籍侨商，兴泉永道恽祖祁于1899年创建厦门保商局，作为护侨机关。
受限于史料与研究视野，既往相关研究对厦门保商局虽有所涉及，但专论鲜见，精细研究仍有待努力。本文拟以海内外相关报刊、档案为基本材料，分析晚清政府创建厦门保商局并予以推广的原因与目的，探讨厦门保商局护侨举措的成败得失，揭示其屡经整顿却未见起色的症结，从而管窥晚清新机构在旧体制中运行的实态。
一、厦门保商局的筹建与推广
近代以来，西人东侵，革命风行，清廷深陷内忧外患，对华侨的态度与政策随之发生转变。1893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宣称要保护华侨的利益，标志着清廷“以政令的形式明确肯定了归侨同国内人民享有完全相等的权利”。
（一）政府筹议设置护侨机构
甲午战败后，国人欲发展工商业。时人认为侨商“类能居积致富”，且“于贸易、制造一切利弊皆洞悉无遗，果能源源归来，资其心思财力，实足兴商务而禆时局”。然而，国人陋习难除，回籍华侨屡遭胥吏、族人欺辱，视回乡为畏途。闽籍御史陈璧奏，“闽、粤商民出洋回华，汕头、厦门等埠地棍，串通关卡书役，拘留勒罚。到籍后复有蠹吏劣绅，朋比讹诈，鱼肉百端”，请饬严禁。1895年7月27日，光绪皇帝上谕，着沿海各将军督抚“立即严行禁止”，倘若州县沿袭旧习，不认真查办，“即着从重参办”。
闽督边宝泉奉谕，告示称“查厦门海关有衣箱馆名目，出洋回华者多被勒罚”，经本部堂在兼署福州将军任内禁革，此次再行示谕各关卡书役“不准留难苛罚”。商民回籍，绅民“毋得讹诈欺凌”，如有违背，一经发现即按律严办。然而，福建当局没有指定机构执行护侨新政策，南洋华侨对回籍兴业大多“抱着谨慎的态度”。
是时，商战观念兴起。为筹集资本兴商，兼办保商，部分直省设立商务局。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谕令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于振兴商务事关利权，旨在富强，戊戌政变后各省仍在推广。且康梁出走海外，继孙中山等革命党之后，鼓动华侨参与国内政治，舆论直指“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为争取华侨，政府有意设置专门机构，护侨兴商。
1899年1月19日，恽祖祁接任兴泉永道。恽氏以通经济得官，次日即宴请厦门十途郊绅商，商议在厦创设商务局。有消息指出，去岁厦门各商曾请德国驻厦领事保护，厦门官宪“自知治理不善，未能体恤商艰，联络商情”，故设局卫商。3月26日，闽督许应骙筹办闽省经济折称，南洋侨商“特因回里者多被官绅鱼肉，遂致裹足不前”。为兴商务，亟宜设法招揽。清廷朱批，“即着因地制宜，切实举办”。
其时，厦门出口的大宗商品茶叶销路不畅，商务骤衰。恽祖祁欲振兴商业，引侨商回乡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鉴于厦门为漳泉华侨的出洋通道，恽氏邀汀漳龙道荣堃合议，将商务局改为保商局。该局以擅长洋务的前署厦防同知骆腾衢为总办，前台湾道林鹤年、候补知府傅政、提举衔分省通判钱宗汉、同知衔杨廷梓为局董，拟于1899年4月10日开局。因闽督许应骙对骆氏另有任命，其于4月17日赴福州。4月19日，恽氏委任保甲总局委员梁淇祥主持保商局。
厦门保商局开局不顺，恽祖祁和荣堃禀许应骙，称拟改于5月10日开局，由5月7日重返厦门任税厘局提调的骆腾衢总理局务。恽氏、荣氏又禀许氏代奏立案，称漳泉陋习俗称侨民为番客，现今在外洋者不下数十百万，“且多拥巨资，慷慨重义”。近时南洋闽粤商帮，“捐集巨款，赈济内地者已可概见。果能维持调护，行见人心固结，泉货流通，此富强之上策也”。惟出洋者回籍，竟遭胥吏、族亲、邻里欺辱，以致“仓皇出走，永沦异域”，殊失保护之道，故请设保商局。
5月13日，许应骙批准厦门设立保商局护侨。其又代奏立案，称查闽籍侨民夙称殷富，平日急于公义，“可见桑梓之乡时刻依恋，只以种种扰累，遂观望不前，亟宜设法保护”。近来开矿、筑路等事，往往因资本不足中辍，“如该商等回华当有所资藉，且寄居外洋日久，利弊皆洞悉无遗，尤属事半巧倍”。故拟设厦门保商局，饬属下认真办理，严密稽查。颜清湟认为，许氏支持并敦促建立保商局，意在通过设立护侨专门机构“实行新法规”，吸引华侨资本在福建采矿、筑路，“以抵御西方和日本资本的渗透”。
厦门保商局筹办之际，署新加坡领事刘玉麟致函许应骙，请饬兴泉永道、汀漳龙道“责成地方官实力保护，不准蠧吏土恶恃蛮逞凶”。若侨民得以往来自如，“即将来内地各项振捐，亦可冀其踊跃，不致藉口无于，相率袖手，似于行商、赈务两有裨益”。5月17日，许氏回批谓，两道禀请在厦门设保商局“招致出洋商民”，业经批准，“将来奏咨立案，仰即遍谕各华商放心回里”。
（二）厦门保商局的设立与推广
1899年5月19日，厦门保商局正式开局，以恽祖祁和荣堃为督办；骆腾衢为总理，兼提调局务；司事二人，即署厦防同知古祖荫任会办，梁淇祥任收支委员兼管商务；傅政、钱宗汉、杨廷梓为绅董。厦门保商局的创建，备受海内外期待。《中外日报》称其“事权悉归商家，官不与闻”，且将议定章程“刊印成书，分送各号，以便周知”。南洋侨民则对保商局能否切实提供保护，仍心存疑虑。新加坡华文报纸《叻报》指出，侨民多“以为保商局虽设，尚恐仍属虚文，故又有节外生枝，迳欲投诉总署之举。不知筠帅之设是局也，业已煞费苦心”。
厦门保商局是在旧体制内新设的侨务专门机构，故“头绪纷繁，未有条理。即郊户所举绅董，仍多进退未定”。5月23日，荣堃至厦门，与恽祖祁会商保商局正式章程与局务。其议定漳泉客商赴菲律宾，“向例到西班牙驻厦领事给照，每名许费洋银七元。今则由保商局代往给照，仅费洋三元五角。”至于由外洋回乡的侨商，“应纳饷税者均由该局代为完缴，即派局差护送，驳艇载归乡里，永免关役截途披检，致滋扰累。”
5月24日，光绪皇帝上谕，准许应骙在厦门设立保商局，“遴选公正绅董，妥为经理”，凡华侨回籍“均令赴局报到，即为之照料还乡。倘仍有各项扰累情形，准受害之人禀局，立予查办，以资保护而慰商氓”。消息传到南洋，《叻报》评论称，前奉许批厦门已设保商局，“而阅者犹疑，谓此举乃筠帅一时之意，饬属设立，恐承办者轻视此事，循例奉行”。读谕旨“始悉此事已由筠帅上达九重”，且“系属官督商办，想生斯长斯者必深明此中弊窦，既肩是责，自必有以杜绝浇风者矣，我侪洋客又乃劳过为惶惑也哉”！
恽祖祁与荣堃为推广保商局，致函外洋各埠华商首董。函称经督帅奏请，皇上谕旨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以除到埠需索、回籍刁难等弊窦，并发给华侨护照随身携带，“到处可向官衙呈验，声请保护。若地方官吏有意欺压，并准赴保商局诉明，代为申理”。现已颁布试行章程，“乞查收分散，务使中外联络，商民无隔阂之情，官民上下无乖暌之事”。两道还将保商局章程呈出使各国大臣，饬所属领事、董事及甲必丹等遵守。
为吸引侨商回籍兴业，御史潘庆澜奏“请饬海疆各省一并推广”保商局。5月31日，光绪皇帝上谕，着沿海各将军督抚“查照福建保商局章程，遴选公正绅董，妥筹办理”。时论指出，经保商局定章保护，侨民回乡“扰累之情可以无虑”。但其久居外洋，“亲戚故旧之暌违，饮食起居之不便，迟回审顾亦在意计之中”。因此，政府须派素有名望又善于辞令之人，前往外洋游说，“谕以尊亲之义，动以桑梓之思，庶故国之念油然而生，即或一时未必遽回，而情谊既孚，他日有事亦可为指臂之助”。
推广保商局的上谕颁布后，6月15日，恽祖祁与荣堃向南洋各埠发出告示。告示称，接保商局立案、推广的上谕，特“为此示，仰中外各埠华商一体遵照，毋得怀疑观望”。沿海各地奉谕，纷纷筹设保商局，如粤督德寿在广州设广东保商局，惠潮嘉道沈传义设汕头保商局等。
二、厦门保商局的护侨兴商举措
为护侨兴商，厦门保商局制定《保护回籍华商章程》，排除华商回乡阻碍。该章程共十八条，具体措施有：保商局换给护照；整顿双桨船，给予编号，官定船价；加派巡船；接引住宿，价格官定；夫役登记；缉拿惯于盗窃者和匪徒等。同时，其告示称闽籍侨商回乡，“如仍有以前各情弊，准受害之人来局陈明，立予查办，决不姑容。”厦门保商局基于章程，多方设法护侨兴商。
（一）办理出洋侨民护照
华侨由厦门出洋，例由各国驻厦领事发给护照。其收取不菲的护照费，既侵占中国利权，又增加侨民负担。厦门保商局成立后，因不是政府常设机构，缺乏日常经费，筹集经费成为开局的关键。
适值闽南侨民的重要聚居地菲律宾，由西班牙转属美国。厦门保商局绅董禀请美国驻厦领事巴詹声（Anson Burlingam Johnson），称华侨由厦赴菲律宾，此前由西班牙领事发给护照，“每名洋银六元有奇”。现各岛属美，“议将此款提出一半以充局费，嗣后各客须先到局领票，然后到领事署换给护照，以便稽查而资保护”。实际上，1898年菲律宾成为美西战争的战场后，华侨纷纷回国暂避。美国控制菲律宾后，鉴于华侨在菲律宾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9月20日，助理国务卿希尔（David J.Hill）建议巴詹生，可以由厦门的相关部门，“为有意愿返回马尼拉的中国人签发护照”。巴詹声接到厦门保商局绅董的禀请后，复称华侨赴菲律宾，“必先请一保人，先投保商局，声明系往该埠贸易营生，并无作兵为匪情事。由保商局带往美领事署填写护照，再由道台用印给执为据。”1899年7月5日，巴詹声向国务院报告，华侨一直积极询问“在菲律宾的法律地位和事务”，并强调“欲返回马尼拉的中国人需要接受检查，并在被仔细盘问之后方能领取护照”。经过反复交涉，双方议定华侨赴菲律宾收取七元护照费，由美领事馆和保商局各分三元五角。
厦门是闽南侨民出入的主要口岸，经此赴菲律宾的华侨为数甚多。厦门保商局收回办理护照费的利权，每年可收数万元。稳定且数量可观的经费，除保障保商局局费与护侨勇费外，还有余裕。
（二）保护华侨回籍兴业
华侨回乡抵厦，积弊有二。其一，厦门港无轮船码头，回籍华侨需坐划船登岸。划船船夫趁机“每人索洋一元、二元不等”，若遇“单身孤客，行李沉重，彼乃将划荡至屿后僻处，谋财害命者有之，聚众劫抢者有之”。为此恽祖祁将划船编号，“如有欺辱等事，准坐客赴保商局指名喊冤，以凭惩办”，并拟修建轮船码头，备船客自行登岸，作为治本之策。其二，厦门各关卡遇华侨“随带箱笼零物”，即藉端勒索。恽氏谕令厘金局、海关，华侨“所带箱笼什物，不准海关巡丁开箱启验，亦不准厘局查看其随身零物”，且由厦门保商局派局丁帮助看护行李，送往客栈，“以免船夫、关卡之苛索”。
厦门保商局的护侨措施虽已实施，但国人积习难改。如南安县李端往来新加坡，“岁获巨资”。泉州标营外委庄建标及中营营官张某向其“借钱”不遂，诬陷为匪，两次带兵赴南安缉捕。李逃匿新加坡，但房屋被烧，宗族被勒索数千银元。李氏族人告至道署，恽祖祁上报许应骙，许氏饬荣堃暗访查拿。清廷、各级政府以及厦门保商局为护侨，形成的官文、章程等不下数万言。护侨措施亦“可谓无美不臻、无微不至”，却收效甚微，被华侨与舆论斥责为一纸空文。《槟城新报》称，侨民回乡“豪绅之讹诈如故，豪棍之欺噬如故，胥吏衙役之苛勒需索如故”。
1899年9月，恽祖祁因厦门日租界划界冲突，与延建邵道延年对调。在护侨兴商的舆情压力之下，延年仿招商局章程，筹办南洋轮船公司，拟在菲律宾、新加坡等埠搭客载货，以收回利权。其将厦门岛燕尾港划归保商局，官督商办修建码头，待南洋轮船公司办成，即拨归公司管理。并禀许应骙，“请拨船厂官轮数艘，为轮船公司之用”，许氏“批准将琛航、靖远二轮附入，并饬将招股及公司一切章程，速议送阅，以便核夺”。
振兴商务致富强，需要广集资本。延年认为国家经费有常，当“以群力振国势”。因此，其指示厦门保商局仿香港商会条约，“取其以商保商，以商卫商之法”，制定《厦门保商局筹拟振兴商务条款》。该条款阐释设立轮船公司的意图及其与保商的联系，称“今保回华之商，而不恤在远之商，则其气不贯，故必以商轮为首义。恤远商而不立其政，有商政而不阜其财，则其气仍不振。次设商会所以立政也，又次设公司所以阜财也”。
三、厦门保商局的整顿与改制
厦门保商局号称官督商办，实为官办。其承袭官场积弊，官冗吏滥，靡费公帑，充斥衙门习气。光绪皇帝深知华商回乡受辱，皆因地方官不能着力保护。若官办保商局，“难保不多方刁难，仍踏从前积弊”，故谕令公举绅董商办。不料恽祖祁为安顿亲戚故旧，“竟尔显违谕旨”，以致保商局内大半皆官场中人，即有一二绅董“亦不过备位充数而已”。此等人员“得此局差，不啻饿虎见肉。方且谓回籍华商俱系囊资丰裕，稍沾余润，下半世衣食便可无忧，安得不故意刁难”。恽祖祁离任后，其看重的骆腾衢，禀请回任本职平潭厅同知。延年则在接任次日，即委李钟鲤接办保商局。人员的频繁变动影响了保商局章程施行的连贯性，且人员冗杂，办事效率低下。
此外，厦门保商局的另一症结在于经费依赖于赴菲律宾华侨的护照费。巴詹声早已后悔与恽氏达成的分利协议，于是趁保商局局务交接之际，将护照费全部收走。舆论传言，厦门保商局“无款开销，闻将有停办之说”。为维系保商局，延年与巴詹声进行交涉，但久无结果，局费无以为继，故将保商局移至史巷厘金局内以节省房租，又暂停发放司员、幕友、巡丁三个月的薪水。
华侨赴菲律宾护照费，利益颇巨。《叻报》报道，厦门保商局司事姚泉甫串通裕记洋行禀请延年，裕记洋行包办该费用。1900年1月，该洋行出面与巴詹声交涉，将赴菲律宾华侨护照费加收三元五角，作为保商局局费。2月，其开始收取护照费，加收三元五角以外，竟收取杂费，“每年可得余利钜万，均由姚与该洋行及支应某员三股均分”。李钟鲤甚至将保商局收取的护照等费，“大半付之狎妓、饮酒、赌博，花费无存”。
积弊难除的厦门保商局，局务萎靡不振。1900年8月24日，日军登陆厦门，加上“疫症盛行，死亡相继。西人预防传染，禁止各轮船，不准在此载客”，厦门保商局暂停办理局务。是年深秋，时局稳定，疫病退散，其恢复活动。为切实护侨兴商，厦门保商局亟需整顿。
（一）整顿人事，变通开源
1900年12月，署兴泉永道徐乃秋委任刘谷生为保商局提调，令其切实进行整顿。刘氏上任后，裁撤冗员“以节靡费”；查核护照费，“尽数呈缴”；接见商家咨问情形，禁止门丁“收取分文”。至于侨商请办之事，“可办者当为照办，其有情节较重者或禀道核夺”。其又出告示，谓华侨回籍携一千元以上者，抵厦时可自愿报明，“移知沿途地方官派差护送”。
1901年1月29日，清廷宣布施行新政。福建地瘠民贫，为筹集推行各项新政事业的费用，许应骙对华侨资本寄望甚重。6月，其面饬延年切实整顿保商局，以招徕侨商。延年遂“将该局旧有员司人等一律更换”，并委任郑熙为提调。其认为，按照惯例保商局只收取赴菲律宾华侨的护照费，但“现当帑藏空虚，拟一体推广”。据此，厦门保商局收取由厦门出洋的华侨护照费每本二元。
厦门保商局涉及的利益不止护照费，如厦门人吴越彦禀许应骙，拟办渡船公司专营华侨回厦轮渡，每年认缴银一万元。许氏拒其所请，并令保商局派勇护送华侨回籍。因兴泉永道向无卫队，许氏拨兵一营归延年节制，旋即特准其招募亲兵一旗，以便护侨。
庚子后，闽省库款奇绌，厦门亦公用不足。为筹集各项新政用款，延年改订保商局章程，规定由南洋入厦的侨民每人抽洋一元。其照会各国驻厦领事，自旧历五月起执行，“各领事允为照办”。经费宽裕的保商局，置办内河巡船十四艘以护侨。7月15日，《鹭江报》称赞延年每日到保商局，“知此后回华商民于保护事宜，当益形便利”。
限于人力、观念与机制，厦门保商局难以保护数量庞大的回籍华侨周全，劫难屡见不鲜。侨民林超英等与洋行丰昌等上书外务部，称海盗猖獗，不敢言归。且报至厦门保商局，“仍然不管，不知设此局何用乎？”11月23日，有侨商雇船回海澄，至大屿头遇“贼船两只”，幸为防营驱走。其后，团练查获匪徒六人，请按律斩首。《叻报》称，不设保商局，华侨“尚在中途戒备，抑或不敢言归，此犹不致大误”；既设保商局，不仅不能护侨，“甚且从而鱼肉”。更可恨的是拿获盗贼，官员“得贿则纵之”，是谓“官不保民设官何用，贪官纵盗民何爱官”。
外务部将禀文转咨许应骙，饬延年查复。延年称保商局护侨“虽不无疏忽之处，亦已煞费苦心”。其具体措施有，先责乡族长“约束不严”；购置快艇，自制火船巡查；设驳船数艘，杜绝小船苛索船费；抓获数十海盗，经讯问大多就地正法，释放的个别海盗则因“讯非正盗”。至于大屿海盗，“必须讯取确供，方能禀办”。
在朝廷与舆情的压力之下，厦门保商局特造八桨快船一只，护送侨商回乡。且在厦门港“设立巡船两艘，另雇大船三艘”，专门接载华侨及行李上岸。但厦门内港纷歧，盗匪易于隐匿，水陆劫案频发。《新闻报》称，“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防范不严，捕务废弛”，以致匪徒肆无忌惮。
（二）改隶商政局
厦门保商局几经整顿，积弊难改。晋江籍御史叶题雁参其开局四年，“出入款目并未造报，所设局勇大都有名无实”，请饬严查并“另定章程，实力整顿”。署闽督崇善复奏，查厦门保商局被参各款，并无切实证据，“惟按月进出款目，并不造册通报，不无滥支、滥用”。延年督办局务，“一以委之郑煦、杨荣忠，绅董则徒拥虚名，进出款目不能过问，又未造册通报”，请旨将其“交部议处”，杨革职，郑“以县丞降补”。鉴于官府委员办理保商局，“既与商民隔阂，情诣不孚，应即概行裁撤。将保商局附入拟设之商务局”，选举士商信服的公正绅董办理。1903年12月4日，清廷上谕，延年、郑煦、杨荣忠按奏处置。商部行文崇善，奉旨厦门保商局由官办改为绅办。崇善接旨，命候补道黎国廉督办保商局、厦门税厘局提调张兆奎兼保商局提调，绅士林维源、陈耀秋等四人相助。
同时，商部据南洋各埠漳泉籍商董禀文，奏称厦门保商局“办理不善”。其委员、司事等“半支乾修”，“投诉不理”，往来“任意勒捐”，领执照“多方留难”。请饬沿海各将军督抚，“一律妥定章程，切实办理，保护华商”。12月22日，清廷上谕，称华商回籍“种种积弊，成何事体。亟应严行查禁，认真整顿，实力保护”。商部奉谕，咨沿海各将军督抚切实保护回籍侨商。
1903年12月24日，福建商政局开局。署闽督李兴锐奏，应于福州、厦门两处通商口岸各设商政局。其中，候补道、署兴泉永道黎国廉为厦门商政局总办，候补知府张兆奎为提调，“原有之保商等局，均改隶商政局办理”。厦门保商局在华侨的吁请下改隶商政局，“这一事件反映了闽南侨商保护自身权益的集体抗争能力，对此后闽侨联合干预侨乡事务具有深远影响。”
鉴于朝廷迭次谕令，商部屡屡咨文，黎国廉清查厦门未领牌挂号划船，保护回籍侨商。1904年4月1日，清廷上谕，黎国廉政绩可观，传旨嘉奖。其实，黎氏忙于政务，护侨多由张兆奎办理。7月25日，《新闻报》称，张氏“颇能破除官场积习”，与商人接触“礼貌融洽，各商咸悦服，故所办商政大着成效”。因此，李兴锐电其“上省，另有要委”，厦门商政局提调则由丁忧期满的骆腾衢接任。至于厦门商政局的护侨举措，《叻报》的评议较为公允。其称侨商归国，每为漳泉匪徒欺凌，“自设保商局以来此风稍杀。然官府耳目难周，棍徒仍无忌惮。”
厦门商政局由李兴锐委任候补道府各员担任总办、提调等差，使其演变成“局为官设”的局面。官办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的保商局，积弊甚多，尤其是贪腐劣性难改。8月，黎国廉就遭叶题雁弹劾革职。又有御史参厦门商政局年“进款十余万金，报诸公者仅四万余金”，余者皆为督办、提调及绅董等“私自分肥”。前督办延年、黎国廉与傅政、钱宗汉、杨廷梓三绅董，“串同勒索，厦中有三官董之名。日在局中挟妓饮酒，聚打麻雀，每场输赢以千百计。”
（三）由官办改归商办
厦门保商局改隶商政局，但官办保商性质未改，观念、人员与习气依然。舆论直指厦门商政局“即前日之保商局”，御史在奏参时亦将两者视为一体。商部因各保商局护侨兴商效果不彰，奏请明降谕旨饬沿海各将军督抚，切实保护出洋华商回籍，并厘定章程迅速报部。1905年5月25日，清廷上谕准行。
6月14日，商部参议王清穆抵厦门，会同地方官绅整顿商政局。王氏报告称，厦门商政局“位置冗员，并无绅董一人与闻其事”。其收取的护照费，“岁约四五万元，开除殆尽。而于回籍华商，未闻切实保护。”商部据此奏请将厦门保商局改归商会办理，所收各费呈商部审查。7月24日，清廷准商部所请。8月8日，崇善饬厦门保商局改归商办，总办由商会总理兼任。厦门商政局则仍以兴泉永道为总办，“且加商部议员”，厦防同知参预局务，其余各员一概裁撤。
商部将厦门保商局改隶商会，意图把商务权力与经费收归己有。厦门商会遇事可以直禀商部，但各绅董遇事，仍电闽督代转。尽管如此，闽省仍“以商绅之权太重”，委任张兆奎为厦门商政局提调，办理商政。时论直指“闽督与商争权”，以致厦门“有商政局二，政出多门”，商民失望至极。
厦门保商局奏准，华侨赴菲律宾，护照外“凭单每名抽收洋二元”，但“华人并未照缴”。1906年初，其请兴泉永道姚文倬照会美国驻厦领事安得森（George Anderson），“如无凭单，华人一并扣留”。4月11日，美国驻厦门副领事费普顿（Stuart R.Fapton）致函国务院，称厦门保商局收取的护照费被用来排外，尤其是抵制美货、罢市闹关，故应驳回其要求。因此，姚氏一再与美方协商，皆无果而终。
厦门保商局改为商办，回籍华商被劫之事仍屡禁不绝，纷纷向商部禀控。商部据此奏参诏安县知县王国瑞、南安县知县谭子俊、前署安溪县知县袁英麒等，对于侨商被劫，“事前毫无防范，事后复任意延纵”，请旨饬崇善彻查。6月4日，清廷谕令崇善迅速确查，“从严参办”。商部“将保护不力之闽省州县，奏参示儆”，但效果不佳。如同安侨商抵家，当晚即被土匪破门抢劫。时论直言，福建“地方之不靖，回华洋商之难资保护，亦概可想见”。
清廷、商部以及兴泉永道皆用力于护侨兴商，但厦门保商局积重难返。菲律宾华侨指责其“至今未见办成一事”，故有“保商不如易名剥商之诮”。1906年8月24日，御史成昌参厦门保商局护侨不力。商部奉旨札饬厦门商会，并咨崇善“确查办理”。清廷数次降谕，部院札文不断，厦门保商局数次整顿，乃至改归商办，但护侨仍不如尽人意。对当局失去信心的侨民，创建华侨公会、华侨接待公所等合群自保。因此，厦门保商局收取的护照费锐减至每月千元，入不敷出。1912年，民国政府设立福建暨南局，厦门保商局正式废弃。
四、结语
厦门保商局的设立，标志清政府护侨从观念上升为制度，开近代中国在体制内设置专门机构护侨之先河。其设置于旧体制之内，由兴泉永道总办，并委派提调、支应、文案等经理局务，加之商董保守，虽号称官督商办，实际为官办。承袭官场积弊的厦门保商局，因人兴废，贪腐难除，护侨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华侨屡次上书部院，请求切实整顿保商局。李兴锐乘施行新政、设局筹办商政之机，将其改隶厦门商政局，但人事、局务等一如其旧。
护侨以外，承担商务局功能的厦门保商局，负有筹款兴商的职责。在招徕侨商回乡兴业的同时，其收取出入厦门口岸的侨民护照等费，用来筹办南洋轮船公司等事业，以振兴商务。该款项收入稳定，数量可观，用度有限的兴泉永道，除将其用于护侨兴商以外，尚有余裕兴办新政事业，引起商部等各方的觊觎。1905年，商部奏请将厦门保商局改归商办，隶属厦门商会，护照等费缴交后者，并呈报商部审查。其实，商部看重的是厦门保商局收取的款项，但官办护侨尚且难言成功，何况商办。
专制时代，政事因人兴废。恽祖祁创建厦门保商局，虽有任用私人、账目不清等弊，但护侨兴商效果尚佳，为清廷在沿海推广。其离任后，厦门保商局人事变动频繁，百弊丛生。由于官僚体制僵化，厦门保商局虽经屡次整顿，乃至改制，却因均未触及旧体制之弊，以致叠床架屋，治丝益棼。其既难以为华侨返乡提供切实的保障，又在振兴商务、收回利权等方面无甚作为，遭到朝野的指斥。华侨失望之余，纷纷自组团体，合群自保。民国肇造，制度变异，政权鼎革，厦门保商局正式被福建暨南局取代。
尽管如此，厦门保商局开创的在政府体系内设置专门机构，保护海外华侨和归侨的权益，进而吸引华侨资本回籍兴业，促进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的模式，成为此后中国政府制定侨务政策的基本思路。其设立促进了中国侨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助于转变国人对华侨的认知，提升华侨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至于厦门保商局弊窦丛生，陋规难除，护侨兴商的实践效果不佳，则是晚清护侨观念与体制转轨艰难的映射。
摘自：谢皆刚：《晚清政府护侨兴商的尝试——以厦门保商局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