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在美国国会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时，旧金山市政当局代表弗兰克·M·璧克斯利做出如下证词：“1850年12月8日，加利福尼亚成为合众国的一个州，中国人的行列在当天庆典和游行中……非常壮观。”“他们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欣赏……中国人人数至多，人们看见他们的精彩表演，个个高兴、喜欢。”他接着说到：“可是那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了。”仅仅时隔三十几年，两相对比，华人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外诸多学者关注。历史学家凯里·麦克威廉斯在其社会历史学扛鼎之作《发肤之下皆兄弟》（Brothers Under the Skin）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想要撇开1850年到1900年的加利福尼亚历史去讨论在美华人的历史，那是不现实的。”这句话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考路径。本文将在加利福尼亚的宏观历史语境下考察19世纪后期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转变及在美华人命运变迁的深层动因。
一、文献史梳理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文化、经济利益、政治机会主义以及中美外交关系等多个角度对排华原因进行剖析。持文化立场的学者指出，华人受排斥，“首先是因为华人在语言、文化、血统、肤色、民族性格和社会观等方面”与“美国人格格不入”。此外，当时的华人移民固守封建文化思想，而且养成吸食鸦片、聚众赌博、嫖娼、械斗等陋习，与新兴美国的开放、自由思想背道而驰。还有学者从文化同化角度剖析，认为华人移民不仅持有迥然不同的文化，而且他们并不想在美国定居，而只是旅居者，因此，顽固不可同化。美国西部研究者冈瑟·巴斯在《苦力：美国华人史1850—1870》一书中，将华人“旅居性”研究进行推进和完善，并把华人受歧视的原由都归结到这一旅居心理上。此后，旅居性理论长期主导了华人史研究。还有学者从美国文化特性出发来审视这一现象。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和雷·比灵顿认为，“美国本土主义——对外国人的害怕和仇视——有着多种深刻的原因，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欧洲的新教改革。”华人学者麦礼谦将这一问题的根本归因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华人来到加州，正首当其冲，他们是最早大批来美国的亚洲民族”，“很容易就被种族主义者识别，成为攻击的对象”。
如果说文化差异是导致华人遭受排斥的内在原因，那么经济因素则成为其直接原因。首先，华人被指责为“黄金掠夺者”。主流社会认为，这片土地漫长岁月堆积而出的宝贵黄金正在被“运往中国”，而这些黄金本应属于美国人。在华人之前，美国白人即已对来自其他地区的淘金者——墨西哥人、智利人、秘鲁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黑人、夏威夷土著甚至法国人等——表露了强烈的排斥。然而，有学者指出，排华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华人淘得大量黄金，因为华人“都在别人已经采过，认为无利可图的废旧坑穴里淘采”。另有学者认为，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是美国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到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阶段：1852年露天的富矿挖尽后，开发深层的矿需要巨额资本，唯有大公司才能经营，需要雇佣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在竞争中逐渐失利的美国白人开始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转嫁为民族冲突，并借由贬低中国文化激发起美国固有的种族主义情绪。当美国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劳动力过剩，华人成为替罪羔羊。
还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认为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当时的排华情绪被政治机会主义者所利用，声称华人移民的堕落生活“会腐蚀这个国家年轻人的道德水准”、破坏美国传统家庭，华人抢夺白人工作对“美国大众的社会福利构成威胁”，而华工的奴役（苦力）身份会危害美国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制度，排华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转变为敏感的政治议题。此外，内战之后，加州成为两党竞相争取的投票大州，为了迎合西部选民的排华心理，排华被纳入两党党纲，使之“骤然成为全国性问题”至少25年（1875-1900），史称“华人问题”（Chinese Problem）。还有不少学者从国际关系角度指出，排华愈演愈烈是中美不平等外交的可预见性结果，将任人宰割的在美华人称为“孤立无援的海外孤儿”，将19世纪末美国的排华演进称为“战争”，都鲜明地体现出“弱国无外交”的冷峻事实。
前期学者的研究，为19世纪后半叶在美华人由受青睐到遭贬斥的原因提供了视角丰富的阐释，而且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以往研究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即19世纪中叶华人移民进入加利福尼亚地区时，该地并不属于美国。也就是说，当时的华人移民经历了美国对加利福尼亚的“购买”、使之成为美国领土的过程。这一重要事实不容忽视。首先，信奉“天定命运”说的美国采矿者（Yankee miners）认为，“既然美国在美墨战争中完胜了墨西哥继而获得了对加利福尼亚的所有权，那么这个州所有的财富理所应当都只属于他们——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在归属权转移基础之上逐渐强化的“天定命运”意识和国家主义，使得在加州的美国白人对其他国家的采矿者偏见渐深，稍有矛盾冲突即可转化为激烈的本土主义和排斥行为，到后来甚至愈演愈烈。其次，这一事实引发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即美国对其新增领土的领域化需求与实现过程。领域化是国家权力在国家疆域范围内得以生产的持续过程，是特定社会空间生产得以开展的核心国家意志表征。如果将领域化理论范式纳入思考就会发现，19世纪后半叶华人移民的命运波折是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政治维度扩张政策互嵌的必然结果。
二、领域化理论简介
领域化理论脱胎于20世纪以降的空间转向。福柯的空间权力观为空间的阐释注入权力因素，引发德勒兹提出“去/领域化”概念，并延续了空间与权力关系的内涵。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文化组构和政治统制三个层面的权力斗争场域中占有核心地位，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典型地体现着政治权力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在此理论背景之下，“领域”的概念以及“领域化”的理论适用性经历了几次转变：其一，20世纪70年代左右，“领域”逐渐由生物学概念延伸至社会学理念，“领域化”从动物维护自己所占领空间的行为转变为人类“对某一地理空间实施强制影响和控制”，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范式”；其二，20世纪80年代后，“领域”的空间与权力关系内涵促使“领域化”对权力赋值空间给予政治关注，“在资本主义国家情境下，‘领域化’也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实现社会控制的空间策略”。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推进，“领域”概念开始第三次转变，呈现多元化、多维化以及多中心导向的倾向。“领域化”的理论探讨出现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领域化原则和“去国家中心主义”的领域化机制，后者常常成为西方国家鼓吹自由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遮掩。这一阶段领域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尼尔·布伦纳。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在此不详细展开。如果说领土归属是静态的物质分属，那么领域化则是在领土获得基础上所进行的动态空间属性建构，是国家“政治权力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战略工具”。
1845年，美国吞并德克萨斯之后，墨西哥大为恼火，与美国断交。美国对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虎视眈眈。但垂涎此地的还有英法两国——加利福尼亚拥有天然优渥的港湾和丰富的土地与海洋资源，是太平洋海上商业、军事霸权建立的必争之地。早在1842年，美驻墨西哥公使就告诫国务卿韦伯斯特要密切关注加利福尼亚，因为“英国和法国都将目光盯在它上面，而后者一直是如此”。墨西哥对失去诸多国土的不甘，英法两大老牌资本主义列强的觊觎，加州距离美国行政中心太远，此外，加利福尼亚时有独立的意愿与行动（1846年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了25天），诸多因素导致美国对加州的领域化需求非常必要且急迫。在领土扩张过程中，美国的国家领域化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其一，与独立主权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签订外交条款或购买协议，联邦政府借此宣称对新增领土的法律主权；而后，联邦政府通过和平协议或军事镇压的方式，把对该片土地持有自然所有权的成千上万原住民驱逐出去，即便他们在该地已经连续居住上万年；第三，联邦政府制定并推动一系列国内政策，使新增的广阔地理空间人口渐多、稳定长住，并使之在此基础上成为真正的美国领土。美国在美墨战争之后从墨西哥手中以150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获得加利福尼亚属于第一阶段，对加利福尼亚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经济、人口等方面的政策实施则属于第三阶段。本文主要聚焦第三阶段。
早期华人移民进入北美大陆之时，正处于加利福尼亚地区由非美国领土转变为美国领土的关键时期，即加利福尼亚的美国领域化时代。为了实现该地区的领域化，以政治秩序取代“无政府”状态，美国人用东部的空间发展模式改造西部接触区，通过多种空间实践和空间想象改变西部地区的空间配置——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开发加州经济和激励人口迁移等措施，打破西部与东部之间的空间屏障，展开对西部空间的物质性和政治性征服。而这些措施都对华人的生存境遇造成了直接影响。本文即尝试以美国对加利福尼亚的领域化进程为视角，勾勒出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变迁，并挖掘其政策转变的深层动因。
三、领域化初始：铁路修建与鼓励华人入境
“领域化是指将空间建构为领域的行为过程”，是一种融合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多维元素于一体的空间生产过程，其中领域形塑是一个重要方面和阶段。领域化代表学者布伦纳，“从国家领域性维度界定空间实践，认为它不仅仅包括国家边界的勘测与界定，城墙、围栏、界石等疆界标识的设立，还包括保障人员、物资、信息流通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加利福尼亚刚刚加入美国时，旧金山的报纸《上加州》（Alta California）还在感叹，甚至抱怨：“金州，因为地处偏僻，是唯一一个靠自己谋出路的州。”然而，“到185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为加州开展的以下活动批准了补贴金：蒸汽船、驿站马车、电报以及铁路……堡垒的修建、港口的卫防，灯塔以及平船坞的建造；基础邮政系统的建立”等。联邦政府在“新西部”交通和信息系统的建立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加利福尼亚加入美国初期以及之前，“美国东部地区的人们要前往西部地区，走海路要好几个月，走陆路长达半年以上，路程艰险，令人望而却步”，而且路费昂贵。即便走陆路，从交通工具的选择、道路的挑选到组建旅游团队都仰仗个人意愿和能力（当时美国铁路最西点是内布拉斯加）。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并补以巨额补贴，在七年内修建完成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以使美国东西相连（东部起点是内布拉斯加）。1863—1869年，美国的两大铁路公司需要完成全长2800英里的铁路修建，但恰逢南北战争，遭遇到人员不足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家公司纷纷将目光瞄向了华人移民。
当时华人移民的处境并不乐观：他们一方面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一些白人工人不愿意接受的工作岗位，比如在充满水银的环境中从事淘金工作，而且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高质量劳作和低廉回报“抢”了普通白人的“饭碗”而遭到排斥——“中国人的竞争力量太厉害了。这就是我们反对他们无限制地进入美国的主要原因”。然而，就在1865年，很多白人上层人士不得不改变他们对华工的态度。跨太平洋铁路修建初期，主要是爱尔兰人负责铁路铺轨等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低下，所铺路段多险峻岩石和雪峰沙漠，工作十分艰苦且异常危险，爱尔兰工人时常酗酒滋事，不少人领完工资就不辞而别。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整整两年才铺了50英里，因此工程亟需加快速度，需要雇佣5000名工人但只能找到800名。就在无计可施之时，公司四大“巨头”之一的克罗克建议雇佣华工。克罗克的工头斯托柏雷志断然拒绝，认为华工难以担此重任。斯坦福——加州州长兼公司另一“巨头”，也拒绝雇佣华工，他甚至希望把所有华人赶出加州。“无奈之下，克罗克只能强迫斯托柏雷志先雇佣50名华工试试看，结果华工十分出色，立即又雇佣了3000名。”由于工程量巨大且时间紧张、任务艰巨，劳工缺口远大于3000，早期从事淘金的华工也难以填补，因此公司派遣专人到中国招募华工。“不久，铁路工人的五分之四都由华工构成，铁路修建工作进展顺利。”
铁路的推进靠的是华工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任劳任怨态度。他们负责铁路修建过程中最艰难、最危险的工作，山峰不仅又多又高又陡，而且岩石多为异常坚硬的花岗岩。为了铁路轨道的顺利铺展，他们填沟架桥、劈山炸石，华工常常乘坐吊篮下降到峡谷底上空负责爆破。每天都有人受伤，时不时有人“因绳索断裂”葬身谷底，或被炸药炸飞，尸首无存。到了冬季，华工需要在被深雪掩盖的地段劳作，他们“像鼹鼠一样挖通隧道，只能透过通风口呼吸空气，一直等到春天才能看见阳光”。逼人的低温和频繁的雪崩，使很多华工被活活冻死，而尸体（还在紧抓铁锹）只有等到来年春天冰雪融化之后才能找到。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幸存的华工大多被迫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华工死伤无数，清点伤亡人员的负责人也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华工葬身于这片土地。不夸张地说，每一段铁轨旁边都掩埋着华人的尸骨。当今最知名华裔作家汤亭亭称赞华裔移民是“改变世界面貌”的“英雄”，“是联通这片大地的先驱”。卓著贡献换来的不仅是更多华人来美国的机会，更是主流社会代表性人物对华人态度的改观。斯坦福州长改变了他对中国人的态度。在1865年10月10日递交给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报告中，他写到，“如果没有他们（中国人），想要按照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按时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全国性铁路的西段，是不可能的。”
1867年，跨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成，有力地促进了加州交通信息体系的发展，从东部到加州的时间由之前的数月缩短到一周之内，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西部尤其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加利福尼亚与东部的人员、物资与技术流动，为加州的稳定与进一步经济开发提供了关键性设施保障。与此同时，铁路的建成使得美国东部以铁路为据点，将加利福尼亚镶嵌进了美国东部发展的景观之中，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模式再到文化规范等多维度上使得西部呈现出美国式空间发展。铁路修建成为加州领域化过程中关键的空间实践之一。
这一阶段美国的国家领域化需求，给华人移民带来三方面影响：其一为一块牌匾——“加州铁路，南北贯通。华裔精神，血肉献功”，以记录和标榜华人移民对美国所做的“史诗级”贡献。其二为华人移民最早的聚居地——唐人街。华裔作家赵健秀指出，铁路的完工导致了一个羁留营，叫做“唐人街”，深刻影响了在美华人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以及聚集形态。修建铁路需要的是知识层次不高、拥有简单技能的廉价体力劳动者，这些早期的华人基本英语水平比较低，都只说粤语，在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族群内部聚集、交流非常便利。唐人街作为早期华人“基于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结合而成的血缘、亲缘、地缘共同体”逐渐形成。其三为鼓励华工自由来美的《蒲安臣条约》，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是导致《蒲安臣条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条约使得华人以自由移民而非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美国，为美国从中国输入合法、廉价、大量的劳动力敞开了大门。
四、领域化推进：加州经济开发与限制华人入境
空间代表着社会现实的同时性与共时性秩序。从领域化的视角出发，加利福尼亚的开发及其与美国其他空间的互动性生产，并不单单局限于国家物理边界的范畴，而是美国国家权力与其所属空间的生产性辩证关系。在加利福尼亚加入美国后，美国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与该地区原有的机制发生了冲突和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东部的这些体系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过程及其结果体现了领域化的表征。随着以新英格兰地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引入，“淘金热之后一直到一战前的六十年间加州的经济稳步转移到了一种新的土地使用形式——一种高效的经济活动”——农业。对加州的农业大开发和捕鱼业的挖掘，极大加速了西部“荒芜”地区土地和海洋资源的有效开拓，成为向西推进领土边界之后最重要的国家领域化空间实践之一。
华人移民对加利福尼亚农业活动的参与，早在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使中国农民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智慧。早期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当采矿淘金接近尾声的时候，坐拥大量肥沃土地的加州“非常缺乏劳动力”，滞留的以及随后到来的华人移民，自然地投入到加州农业开发中。早在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长（行政长官）麦克杜格尔在其年度咨文中，即盛赞华人移民在开垦肥沃但遍布锐藨草的沼泽（每到雨季河水就泛滥成灾）中的杰出贡献，并提议要吸引更多的中国移民参与其中。这些杰出的美国拓荒者手持简单的工具——“一把宽刃大刀、一把锯子、一把斧头和一把鹤嘴镐”，把一片片原始森林和广袤的荒野开发成井然有序的良田。得益于早期华人移民的努力开垦，绵延无尽的沟渠、运河、堤坝和堤防逐渐显现，加利福尼亚三角洲被改造为优质农田。
除了耕地开垦，华人还在葡萄园——加州纳帕谷（Napa Valley）负责种植葡萄以及为葡萄酒厂挖掘、修建巨大的储藏坑道，还有的做水果采摘、蔬菜种植工作，或者在养殖场从事乳制品业或放牧业，还有的在雪茄种植领域崭露头角。当年一位葡萄园主做出如下证词：“加利福尼亚州种植葡萄酿制酒类的各部门中都大量雇佣中国人。他们很快便学会葡萄的培育、剪枝、保管、收摘等等技术。他们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加州参议会1862年的报告书也显示，中国劳工协助加州开辟大规模葡萄园，“轻而易举地为这个州增加不可计量的财源”。根据1875年的历史资料，当时旧金山的雪茄年产量大约1.206亿枝，其中至少1.146亿枝由华工生产，占比超过94%。华裔学者林露德指出，“在1860年到1890年期间，华人的身影遍布加利福尼亚农业的各个领域”，到1890年华工占加州农业总劳工的75%。由此可见，在促进美国新增领土的农业发展方面，华工功不可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业取代采矿业成为加州第一大产业”。农业生产作为首要的经济活动，成为加州土地领域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空间实践形式。
如上所述，美国对加利福尼亚垂涎已久，既是因为其富饶的土地物资，也是因为其丰富的海洋资源。在早期领域化时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相对初级的捕鱼业和相对发达的海事产业。这两个领域的开发都与早期华人关系密切，尤其是前者。受黄金诱惑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基本来自广东沿海地区，不少具有世代捕鱼的经历和熟练的捕鱼经验。“早在1850或1851年，在美华人就开创了加利福尼亚的咸水捕鱼产业”。1852年，金矿开始出现排挤华人的苗头，更多华人“不能在城镇找到工作所以开始重操旧业，他们聚在一起，组建最初的小渔村，成为加利福尼亚第一批商业渔民”。
加州农业开发正处在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内陆地区劳动力紧缺且物资缺乏，促进了加州在经济方面与东南部地区的物资流动，同时进一步刺激了美国联邦政府对远离战区的加利福尼亚资源的领域化需求。在土地得以精耕细作的同时，联邦政府加速了太平洋资源的美国化进程，其中包括捕鱼业。战事紧张以及战后重建都吸引了大批劳动力。领域化进程中对加州物资的需求和劳动力的短缺，为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成之后被“遗弃”的上万华工创造了一定生存空间，部分华工加入到加州商业捕鱼阵营，“华人渔村从加利福尼亚半岛一直延伸到旧金山”，他们捕到的新鲜鱼虾以及加工晒干的鱼虾，除了在美国出售还远销夏威夷群岛、日本以及中国。但是从1860年开始，东部地区移民过来的希腊裔、意大利裔以及克罗地亚裔等原本沿海地区的移民，开始嫉妒并憎恨华人捕鱼者，着力“进军”加州捕鱼业。1882年，即美国政府正式颁布《排华法案》的当年，禁止华人渔船进入美属海域（即加利福尼亚沿海）的法律得到通过。虽然此后还有华人继续在捕鱼或相关产业谋生、创业，但华人的捕鱼产业受到了重创。加州的捕鱼业从华人手中成功“转移”到欧裔美国人手中之后，迈进了快速发展期（1900-1925），一跃成为全世界产量最大同时品种最为丰富的生产区之一。因此可以说，华人是领域化时期加州捕鱼业开发的领军人物，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亚边疆地区，加速了这一新增领土范围内捕渔业的基础开掘工作，为日后东部地区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和开发太平洋渔业资源起了先锋作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加利福尼亚海域的美国化进程。
美国著名环境历史学者亚瑟·麦克沃伊指出，1925年之前，在全美国范围内，加州在公共领域自然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取得的司法进步是最令人瞩目的。这一评论从司法的角度透视出美国对新加入的第31个州在自然资源开发、配置与管控方面的领域化成果，在对比中凸显出美国的行政权力显著削弱甚至快速取代了之前印第安人、西班牙人以及墨西哥人在这一领域范围内的影响和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华人移民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调查中，即便反对华人入境的证人也证实说，“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岸的资源，曾经由于得到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而获至比没有这一因素更为迅速的发展。就物质繁荣而论，太平洋岸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惠者，因为有了中国劳工而大获其利……太平洋方面的资源由于利用中国人的劳力，而正在令人满意地得到开发和发展。”也正是因为早期华人移民的卓绝付出符合了美国当时的领域化需求，他们得到了暂时的生存“喘息”期。但到1890年之后，华人在加州农业上的地位逐渐被“后发制人”的日本移民所抢夺，而华人在捕鱼业上的位置也慢慢被欧裔移民所取代，在美华人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他们无法继续逗留在乡村地区，因为在这里无法自我保护。”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华人迁往旧金山的唐人街，以寻求身心庇佑。
加州亟待开发之初，鼓励中国移民“正是加利福尼亚所殷望的”，因此，《蒲安臣条约》受到好评。随着加州经济开发的顺利推进，加州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降低，排华情绪也逐渐蔓延。政客为了获取选票，为限制华人移民自由入境竞相奔走。最终国会以拒绝没有人身自由的苦力和妓女为名，通过了限制移民本质的《佩奇法》（1875），标志着美国排华“向联邦立法的过渡”。
五、领域化的初步完成：白人涌入与全面排华
如前所述，美国在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对其新增领土实施领域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联邦政府制定并推动一系列国内政策，使新增的广阔地理空间内人口渐多并稳定长住，使向西推进的边界领土在此基础上成为真正的美国领域。《联邦条例》和《宪法》均声明原始十三州之外的土地都是归政府所属的公共土地。在这一理念基础之上，1862年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于次年1月1日起生效。该法案规定凡年满21岁的（或作为一家之长的）美国公民或有意愿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需从未携武器对抗过联邦政府），在宅地上耕种满5年并缴纳10美元登记费者，或在宅地上居住满半年并按每英亩1.25美元缴费者，即可领得不超过160英亩的西部国有土地作为份地归自己所有。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即为加州公共土地的开发、勘探和分配活动批准了补贴金。《宅地法》对美国西部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其颁布之后的123年里，共提交了200万份宅地申请，2亿7千万英亩（美国土地的十分之一）的土地被划为份地，共有三十个州是通过份地的方式形成的，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
淘金热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热度褪去之后，加州人口仍以十年翻倍的速度激增（见表1）。“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向加州］运送了3万名直达旅客。”“1870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旅客人数达142623人”。这与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不无关系。“美国的土地政策战略性地在美国大陆控制并迁移人口，以便拓宽疆域并实现边疆新领土的稳定和融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非常有效地运用土地政策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口控制，以推动其边疆新领土的领域化。《宅地法》又被译为《移居法》，侧面反映出联邦政府土地政策变迁的实质是人口迁徙，鼓励更多的现有和未来美国公民迁移到西部的土地上居住和耕作。
在1876年，曾任加州州长的斐德列克·娄所做的证词，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国家领域化完成度与华裔人口数量之间的紧密关系：“加利福尼亚建州之初遇到的最严重困难是人口稀少，劳工缺乏。而中国人的来临为我们解决了这个困难。现在……局势已经完全变了样。”得益于《宅地法》以及加州领域化的逐步完成，彼时“出现了移民从东部和欧洲涌向西部的浪潮。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步步向前……从此以后……中国人将要回去。本州不能容忍他们。中国人入境必须停止，或者大大减少。”欧裔美国人在加州人口比例中的不断提升，是保障新增领土领域化的必然人口表征，随之而来的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主流文化对加利福尼亚空间肌理的再组织、对加州空间文化形式的再构建，以使其成为符合美国意识形态的表征空间。这一“以定居的模式确保领土安全”的人口策略，不仅保障了“美国向西部扩张的主权宣示”，并且“避免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动用”。“空间概念连接了精神与文化、社会与历史”，领域化涵盖并重构了一个复杂的空间过程：发现（新的或未知的空间）—生产（社会的空间化、组织化特征的生产）—创造（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创造）。以此观之，不断增长的华人人口，“被”成为美国对加州领域化空间生产与创造之路上的坚硬“绊脚石”。
因此，在分析早期华人受排斥的原因时，有学者指出华人移民人数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对华人的友好态度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多，他们的出现招致了深切的不满甚至憎恨。”从表1可见，华人在加州的人口比例1860年为9%，1870年为8%，此后更是逐步降低。这是美国政府土地及人口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华人生存处境的恶劣情况。1873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陷入萧条状态，华人被当作替罪羊，成为了种族冲突的牺牲品。1876年，加州政府专门出台了政策，将华人描述为奴隶、低贱的劳动、没有信仰的异族等。体制化的对华歧视使得排华浊浪有加无已。1882年，美国政府正式颁布《排华法案》，这是针对华裔群体的专门性法案，标志着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1882-1943）的官方排华运动的开启。该法案最初禁止华工往返美国，有效期十年，同时，在美华工无法得到美国的国籍。自1882年至1924年，美国政府又不断修订和升级排华政策。《排华法案》标志着美国社会进入排斥移民和种族歧视愈演愈烈的时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排华法案》导致美国华人人口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遭到强烈的冲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在1882-1885年间的加州，有高达5万名华人被迫离开美国或者迫害致死。其间有部分华人通过多种途径来到美国，不过，美国政府却于1910年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管这些人员，对这些移民采取监狱般的管理模式。在婚姻方面，一方面早期的美国华裔坚守传统观念，仅选择在华裔内部通婚，另一方面美国出台法律禁止华裔男性和白人女性通婚，而且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1882-1943年这个时期，又称作为美国华裔的“至暗时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单身汉”占据人口结构的大头，人口几乎负增长。
六、结语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已然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通过制度性规则调控各种物资的流动，由此将空间置于权力掌控之下，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控制了空间并以技术官僚的治理方式控制了整个社会”。综上所析，美国对刚刚加入其版图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空间实践，恰是在扩大国家疆域基础上的领域化过程，囊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开发和人口定居等多维度的空间建构。领域化与美国化的相互嵌合，成为美国国家空间秩序建构的基础逻辑。华人移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入到了美国对这一新增领土实施领域化、赋予其空间以政治属性的权力领域主义过程当中。
美国对加州领域化的开启、推进与初步完成，催生出《蒲安臣条约》、《佩奇法》以及《排华法案》。根据特定社会空间生产需求，美国政府调整19世纪后期对华移民的立场与政策。起初采取鼓励式的政策吸引大量华人劳工赴美。华工的开矿为加利福尼亚的原材料生产业贡献了巨大力量，华工修建的铁路完成了美国向西部内陆延伸的重要基础设施，使得东部乃至世界向加州的人员、物资、技术以及文化运输得到保障。而后华工对加州农业和捕鱼业的开拓性壮举，不仅有效促进其经济模式转型，而且是其动态领域性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如此，华人的待遇依然很差，排华气焰逐渐嚣张。随后一系列排华法案的颁布，一是因为华工对这一新增领土实施领域化实践的利用价值被“消耗”殆尽，二是因为领域化过程中白人人口数量“需要”不断增加、比例“必须”持续提升。因此，美国对加利福尼亚的吞并及其领域化需求动态，影响了在美华人的人口数量、族群分布、人口结构以及美国与华人的相互态度。质言之，领域化是中美文化差异、美国本土主义、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关系等因素之外影响19世纪后期美国对华移民政策变迁不可忽视的深层动因。
摘自：郭海霞：《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新探——以领域化为视角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