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农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单元，是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安置回国定居的归侨群体而设置的国有农业企业，也是回归移民安置的一种特殊经验。作为回归移民，归侨群体被集中安置到华侨农场后，除了要在物质上适应环境变化谋求生计之外，还可能会在精神上产生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困惑，如被“他国移民”“中国公民”“当地居民”等多种身份所困扰。有学者指出，每个人都存在多个维度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区域认同是身份认同的最重要体现。归侨群体的迁移经历较为复杂，他们曾经生活在侨居国，又回到了祖籍国生活，这种经历使其认同更为复杂多元。相似的出国经历和回国背景、同样的安置政策和生活水准，使得华侨农场的归侨群体将侨居国作为彼此之间保持联系的一种纽带，从而呈现出对于侨居国的强烈认同。亦如亚当斯所提出的“我群意识”，这种个人与集体的一体感产生自日常或者周期性接触过程中的亲缘、地缘及其他事实，是共同的利益感、经济需要和友谊的联结，以及心理上对群体的依附。在侨居国身份强化的影响下，来自不同侨居国的归侨群体形成了差异化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更加珍惜这种后建的社会群体居住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为同一侨居国属性的归侨群体争取共同的利益。这种身份边界和认同心理，是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多数华侨农场内部归侨群体的重要观念形态之一。
由于印尼和越南曾先后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中国政府实施了接待、救助和安置归难侨政策，因此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华侨农场中，印尼归侨和越南归侨都是最主要的群体。但是，由于不同侨居国属性以及归国时间的差异，在华侨农场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归侨群体边界。有学者从不同面向就越南、印尼归侨群体的认同和边界进行了讨论，这些成果相对强调或展现华侨农场内部不同归侨群体对侨居国认同的固化。还有学者探讨了华侨农场归侨群体认同观念的嬗变，注意到他们归属感的模糊化以及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研究并不限于华侨农场内部。归侨群体对侨居国认同的保持不是源自天然的“根基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下所衍生的，正如戴维·莫利等所指出的，“差异构成了认同”。许多华侨农场在安置时将相同背景的归侨群体聚集在一起，形成大社区中的小社区，造成了一定的隐形隔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变迁，华侨农场归侨群体的侨居国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改变。
有鉴于此，笔者于2023年7月在广东省P华侨农场开展了田野调查。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的一对一深度访谈，先后采访了12位归侨，包括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归侨，侨居国分布较为多元。在人均150分钟的访谈过程中，笔者设置了几个关于侨居国认同的问题，如“在人际交往中，你会刻意强调自己某国归侨身份吗？”“你们和其他国家的归侨保持距离吗？”“你结婚时会考虑对方是否是同一侨居国的归侨吗？”“你对子女婚姻态度是怎样，会考虑对方是归侨子弟吗？”“你认为你的家乡在哪里？”等等。本文立足于广东P华侨农场，发掘归侨群体在交往、婚姻、家乡等观念中淡化侨居国认同的深刻变化，展现华侨农场在新时期的演变图景，或能为相关研究转向添砖加瓦。
一、华侨农场构建的客观环境
P华侨农场接待安置归侨群体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1962年，以接收被驱逐出境的马来西亚归侨群体、印尼排华的归侨群体为主，共计1000余人；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接收越南排华的归侨群体为主，共计1200余人。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回国的归侨群体。据统计，P华侨农场最高峰时有归侨侨眷6000余人。然而，随着他们的再次迁移及离世，目前归侨仅有400余人，且不全是常住人口。
（一）分散安置：多国归侨群体之间交往的组织基础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回国的印尼归侨和70年代末期回国的越南归侨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多数印尼归侨在侨居国没有务农经历，回国前的生活水准相对较高，回国后经历了国内经济困难时期，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大多数人有相似的个人遭遇。而越南归侨在侨居国时多务农或务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回国时两手空空，回国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体经历影响并构建了两大归侨群体不同的历史记忆。在华侨农场内部，归侨群体的生活水平和标准相差无几，日常生活与外界有所隔离。在这种情况下，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习俗就成为同一侨居国归侨群体联结交往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归侨群体形成侨居国认同的重要因素。
但在P华侨农场，不同侨居国归侨群体内部的共同历史记忆构建并不明显。如以文化习俗中的舞蹈为例，新加坡归侨XHQ谈道：
我是20世纪60年代回国的，当时我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归侨组织跳舞的，我的舞蹈都是改革开放后自学的。可能我有点舞蹈天赋，上手很快，跳得很好，人家就来向我请教学习了。东南亚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舞蹈我都会。我不会刻意区分学习者是不是归侨或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只要有兴趣、想学习都可以。印尼的可以学缅甸舞，缅甸的可以学其他民族舞，越南的也可以学现代舞。现在政府文化部门委托我负责社区舞蹈队的事情，我们的舞蹈队去表演时，很多时候都是各国归侨混合表演的，不强调什么印尼舞、泰国舞，舞蹈都是我编排的，将许多国家和民族风情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还有一位参与组织跳舞的受访者也在访谈中表达了相同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文娱活动还是其他方面，归侨群体不会因为侨居国身份差异而被区别对待。
P华侨农场归侨群体能在交往方面建立起这种无差别的意识，与其早期安置方式有关。1961年，国务院中侨委安排给P华侨农场的接侨任务是800人，与大多数农场采取成批集中安置的方式有所不同，该农场采取的是分散安置。如第一期以印尼归侨为主的群体到达后，农场选择了12个方便生产生活的安置点（队）进行建设，为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这些安置点的人员是随机分配的，许多同一侨居地、同一批次、同一条船回国的归侨，仅在航程及等待安置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到达农场后就分散开了。之后回国的归侨群体也被随机分配，因此在一个安置点中就有来自不同侨居国及不同批次回国的归侨。
缅甸归侨不是排华回来的，大多数都是因为爱国回来的，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十几户吧！由于是分散安置的，我们也没有去了解和联系，都是和周围邻居交流多一些。可能知道对方是哪个国家回来的，但大家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差不多，也会互相帮助。
我家在新加坡时开有工厂，有一个长期帮我们干活的工人比我们晚一些回国也分配到这里了，但是随机安排，他被分配在其他队，后面联系也就少了很多，对他们家也没有特别熟悉和亲近的感觉，反倒是和其他邻里关系更好一些。
1978年，第二期以越南为主的归侨群体到达后，农场在原有的12个安置点的基础上紧急扩建住房，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归侨群体就住进了各队新建的瓦房。他们也被分散安置在各个队中，与印尼归侨等群体混居，共同开展农业劳作。每个队里都有小学和托儿所，这些归侨的子女都在一起学习、玩耍。印尼归侨有不少在家说印尼语，越南归侨则以广西白话为主，但在公众场合及学校，所有人必须使用普通话，语言环境也淡化了其侨居国认同。
虽然印尼归侨先到，越南归侨后到，但大家相处得很好，每逢过年，越南归侨会做粽子、扣肉等，印尼归侨则做糕点、小吃等，大家会互相串门赠送亲手制作的食物，祝贺新春快乐。我们不会觉得吃不惯，反倒觉得这是难得的建立人际关系的良机。生活在一起，就要融洽、团结。
华侨农场的分散安置拆解了归侨群体原有的社区人际关系，同时又促进了新的社区人际关系的重建。社区人际关系重建的目标是建立以社区集体主义为基础内涵，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建构而逐步形成的互助、友爱、休戚与共的社区人际关系。P华侨农场原有的12个安置点中，都是来自不同侨居国的归侨群体混居，经过长期的磨合，他们求同存异、增进团结，并通过各类交往活动，如拜访、聊天、赠礼以及红白喜事等，重建和发展了人际关系，促进了交往与融合，有效淡化了隐性存在的侨居国认同。
（二）吸纳劳力：归侨群体与本地人互动的外部因素
P华侨农场周边紧邻的是村庄，归侨群体和周边村庄的居民具有天然的互动交流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印尼归侨群体从海外带回金银细软、单车衣车、衣服食品等，并与周边村庄的居民进行交换。在华侨农场的中小学没有建立之前，归侨子女也都被安排到当地小学与本地村民子弟一起上学。归侨群体目睹了周边村庄农民的贫苦生活。
刚回来那时候，我们国家生活很苦，要还苏联债。但我们归侨得到国家的关怀，在食物、衣物、工资等方面还是有保障的，那些本地村民的生活跟我们归侨相比，是很差的，当时本地村民很羡慕我们归侨。
吸纳机制是亚诺什·科尔内在分析短缺现象时提出的概念，指持续抽取劳动力、物资、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及其功能。P华侨农场建立初期，开荒土地面积很大，但是安置归侨人数较少，尽管补充了一些大南山华侨农场的归侨人口，但仍存在农场职工劳动力不足、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华侨农场开始吸纳本地村民成为农场职工，主要有四次较明显的吸纳过程：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茶厂建立后，由于缺乏专业师傅，农场吸收了石牌镇的部分炒茶工；二是在华侨农场投资兴建水电站时期，吸纳部分村民为职工；三是吸收村民与原来的归侨职工一道上山开荒；四是解决归侨职工的配偶入场落户问题，吸收为农场职工。这些吸纳入场的本地村民，被统称为本地职工，其工薪和生活待遇等与归侨职工并无二致。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批爱国归侨知青，回国后也被安置到P华侨农场。因此，P华侨农场内部存在着归侨职工、本地职工、归侨知青等不同群体，实现了劳动力和年龄层结构的平衡。同时，劳动力的补充与平衡也保障了华侨农场的资源开发，增加了本地村民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尽管我们对这些群体的身份进行了界定和区分，但在P华侨农场内，他们并不刻意强调这种身份区别，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较为频繁。这种现象使归侨群体对侨居国的认同进一步淡化。如越南归侨SCF的同事中有印尼归侨也有本地村民，且以后者居多。当问到越南归侨群体有没有专门的组织开展联谊活动时，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表示，农场中的人们在互动和交流时，不会强调个人的侨居国属性，大家都是同事、朋友、邻居。越南归侨XWG也表示，农场一直没有印尼、越南或其他国家归侨组成的群体组织，他加入了广东省揭阳市的慈善机构，对当地孤寡老人和贫困学生进行慰问和资助，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侨居国和籍贯之分，也没有本地人和归侨群体之别，救助对象同样也没有如此区分。
资助的对象不分本地人还是归侨群体，有钱的老板和人士捐赠时，也没有特别说是捐给困难归侨的，大家在这里都属于同一个地方的，一视同仁。
综上，P华侨农场归侨群体的侨居国认同逐渐淡化的一个客观因素是，由于归侨群体人口数量较少，无法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机构，导致组织框架下的群体身份认同日渐模糊。加上农场缺少适龄劳动力，必须引入本地职工，进行无差别对待，在这种政策和行动的指引下，侨居国认同会成为归侨群体融入本地的巨大障碍。20世纪60年代，P华侨农场成立了一个电影队，经常在礼堂或大操场放映电影，供农场职工、归侨侨眷及本地村民观看，电影队还定期到农场各队居住点及附近农村放映电影。20世纪70年代，在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下，农场办起了一所职工医院，主要服务于归侨侨眷及全场职工，并负责起周边乡村群众常见病、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因此，P华侨农场的资源是对本地村民开放的，这些行动打破了农场相对封闭的环境，促进了归侨群体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与融合。
二、归侨群体观念的主观改变
（一）择偶多元：突破相同侨居国联姻的藩篱
华侨农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联姻是归侨群体自身特征延续的基本方式。在侨居国时，归侨群体的父辈大多在华人族群内部选择配偶，呈现出一种“非我族类不宜嫁娶”的潜意识。
我家以前所在越南那个村子，有华人也有越南人，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一个村的，两个姑姑也是嫁给同村的，都是华人。为什么一家人都在一个村里找对象而没有出去，因为交通不方便啊，还有邻里临近，大家比较知道情况。
这种观念符合约翰·莫杰的封闭社区理论。该理论认为，封闭社区的特征在于家庭之间具有亲密的合作关系、内聚性及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同质性，且与外人关系淡薄。由于印尼归侨的年龄普遍大于越南归侨，且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侨居背景、归国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大多数归侨群体倾向于选择来自同一侨居国的人士进行婚配。但回到中国的归侨群体，无论来自哪一侨居国，都是具有共同历史血脉的同胞。因此，华侨农场的归侨群体在婚配时本身不存在隔阂。12位受访者的婚配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仅有3位受访者的配偶来自同一侨居国，占25%。样本可以反映该农场的基本婚配情况。在P华侨农场内，越南归侨占多数，其中不少人回国后才达到适婚年龄。由于在农场内部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本地（指华侨农场周边）和外地（指外省或外市）人都被纳入了择偶范围。在择偶过程中，归侨不再囿于对方是否有相同的归侨或侨居国身份，而是主要考虑年龄及情感等因素，呈现出融入地方社会的特征，择偶观念已经与祖辈和父辈大有不同。
我读了初中后，就选择到外面打工，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就带回来了。我们都算是南方人，饮食习俗方面没有什么不适应、不习惯的。我也没有考虑要找农场归侨子弟，看对眼了才是重要的。
择偶多元折射出文化的多元，契合了“人类的历史，从来是文化多元及其发展的历史，是多元文化相互接触的历史”的观点。来自不同侨居地的归侨与当地民众结合在一起，为归侨群体淡化侨居国认同提供了现实基础。相对而言，越南归侨群体没有印尼归侨群体活跃，但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结合。例如，在语言文化方面，印尼和越南归侨侨眷结合的“混合家庭”，不说印尼语也不说越南话，在家中交流时多用普通话；在饮食习惯方面，“混合家庭”也逐渐打破固有模式，越南归侨喜欢上了印尼咖喱，印尼归侨也逐渐接受越南酱汁，菜式、口味等趋于中和化或本地化；在休闲娱乐方面，不同夫妻普遍各有所好，有印尼归侨侨眷喜欢听现代流行音乐，本地配偶则喜欢跳广场舞，彼此之间互不干涉。这种平常且细微的家庭日常生活，进一步淡化了归侨群体的侨居国认同。这或可从涵化理论来解释：当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群进行频繁而直接接触的时候，原有的文化模式内部随之发生极大的变化，如果两种文化丧失了他们各自的认同而形成一种单一的文化，就发生了合并或融合。
（二）人口流动：与外地人联姻的驱动力
雷文斯坦最早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归纳为“推力”和“拉力”，他提出了几大定律，其中包括：迁移的人口数量与距离负相关；技术进步对迁移有积极的影响，技术投入增加的中心地区对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迁移的最大驱动力是人们对个人所得增加的预期等。就P华侨农场来看，20世纪80年代，归侨侨眷面临着新的形势：一方面，华侨农场不再分配正式工作，仅在农场内部提供过渡性工作且待遇很低；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年轻人都希望到农场外面去看一看、闯一闯。从全国范围来看，P华侨农场距离珠三角地区较近，且珠三角地区的先进科技生产力水平，对于需要学习新技术、掌握新资讯的年轻人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上工资待遇的大幅提高，使得不少归侨侨眷选择到珠三角地区打工。
在许多归侨侨眷选择离开华侨农场的同时，也有不少本地村民或外地人流入农场。人口流动置换了华侨农场的血液，更加淡化了归侨群体的侨居国认同，特别突出的表现依然是他们对于婚姻的态度。通过流动，归侨侨眷进一步融入到中国的城镇社会当中，他们在外地与他人交往时，不会过多强调自己原是华侨农场职工或子弟的背景，更不会强调自身或父辈的侨居国身份，而是更多地称“我是P市那边的”。许多年轻的归侨侨眷在外收获了爱情，与外地人结婚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开放式的婚姻当中，强调侨居国的背景，如“我们印尼归侨”“我们越南归侨”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的妻子是P市本地人，我家人和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要找越南归侨会好一些。我们一共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大儿子在深圳工作，小女儿在广州工作。对于他们的婚姻，我们就管不了了，那就由他们了。
我一个大女儿在东莞，一个大儿子在潮州，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深圳，大女儿和大儿子都已经结婚，找的是外地人，他们是自由恋爱的，我也不会干涉他们。
我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是在农场谋生，娶的都是本地的村民，一个女儿在小学教书，嫁的也是本地人．．虽然我们都在农场，但我们没有刻意强调说要找归侨身份的对象，更没有说最好是相同身份背景的越南归侨，都是提倡他们自由恋爱，生活过得好就可以了。
大女儿和小女儿嫁给本地村民，儿子娶的是本地人，二女儿嫁给意大利人，她随着去意大利了，那么远，我也不想去，在本地就挺好的。
印尼归侨WCJ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因工作关系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问到对于孩子的婚姻有没有干涉，是否想要找比较门当户对的归侨子女时，她表示否定，“毕竟他从农场这里出去发展了，找什么对象就是他自己的自由了。即使在农场的话，我们也不会有这种要求，个人生活幸福美满就行。”归侨侨眷通过人口流动，从一个封闭的小社会迈向了广阔的大社会，并不断改变自身观念，包括婚姻及育儿等方面。可以说，人口流动成为归侨群体淡化侨居国认同的重要动力。
（三）构建“家乡”：强化对华侨农场的家乡认同
P华侨农场的归侨侨眷在交往及婚姻中淡化了侨居国认同，他们普遍认为，不同的侨居国身份只是过去自身或祖辈的一种自然属性，在长期在地化融合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然属性逐渐被主观思想和客观环境所淡化。由于归侨侨眷人口数量不多，在维护群体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更多地和来自不同侨居国的“近邻”商议，从而进一步构建了“家乡”概念。“家”承载着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和关系，是理解人地关系的微观空间尺度。对归侨群体而言，过去在侨居国时，家乡或许是那个遥远而不曾谋面的祖籍地；当从侨居国回到华侨农场时，侨居地或许曾作为家乡一闪而过，特别是在苦闷的岁月时空中；当他们离开华侨农场在外地定居时，家乡的概念又发生了变化。
在访谈中，当问及归侨群体的家乡概念时，大多数人均表示，祖籍地和侨居国已经远离了自己的生活，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不少归侨的祖辈多年前就离开中国，与祖籍地及远亲的联系很少，也不会特意回到祖籍地寻亲拜祖。同时，由于在侨居国居住时或曾受到政策的伤害，或缺乏对当地民族文化的认同，几乎没有归侨会选择再次回到侨居国居住和发展。他们通过旅行或与仍留在侨居国的亲朋好友交流，将侨居国与中国的生活现状进行对比，体会到对当前幸福生活的满足感，并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当然，也有一些生活不尽如人意的困难群体，但他们也不想离开祖国。从宏观来看，“祖国就是家乡”；从微观来看，有至亲的地方就是家乡。
我再也不想回到（侨居国）那边，也没有回去过，他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虽然我现在生活也不是非常富裕，只能说基本养家，但是好活赖活，这里都是我们的国家，国家越来越好，我们自己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回国，到现在我已经有了孙辈，我们这个小家在这里已经生活了60多年，开枝散叶有四代人了，这里就是我们扎根生活的地方。亲戚们、孩子们都出去了，但无论是法律上还是情感上，他们都认同这里，过年过节聚会有事情，都是回到这里，虽然讲不清楚，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归侨群体通过融入当地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起家乡概念。对于归侨群体来说，过去的那个“家乡”已经日渐模糊，他们将更多的热情和心血奉献给了现在的这个“家乡”；对于归侨子女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华侨农场更是纯粹的故土和家乡。因此，不管归侨侨眷如今在哪里谋生，和什么人结婚，其侨居国认同不断淡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对华侨农场的家乡认同。
三、结语
P华侨农场通过分散安置、吸纳劳力等方式，构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同时归侨群体对于交往、婚姻、家乡等观念的改变，进一步淡化了其侨居国认同。P华侨农场的现象虽然是一例个案，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侨居国认同淡化趋势不止存在于P华侨农场，也存在于其他华侨农场。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归侨群体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建立起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二是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侨务工作中发挥效力，关心关怀华侨农场归侨侨眷的民生福祉，使他们获得幸福感与归属感；三是归侨群体与生俱来的爱国思想汇成凝聚力，建立起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认同感。事实上，在华侨农场的侨务工作中，从来没有以侨居国为标签对归侨群体进行主观划分及管理，或给予他们不同待遇及区别对待。归侨群体对侨居国的认同本就是想象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印尼归侨”“越南归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族群，而是在无法选择的自然关系作用下暂时具有的一种群体属性。
21世纪初期，针对华侨农场的改革问题，国家提出“三融入”要求，以及推进“三化”建设（农业产业化、现代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成为华侨农场最终实现改革的纲领性措施。伴随着这些体制改革，华侨农场的许多遗留症结逐渐打通，归侨群体的思想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观，观念与地方、社会、市场实现了融合，侨居国认同的淡化就是表现之一。基于此，本文以P华侨农场个案经验出发，对全国华侨农场促进归侨群体进一步融入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在管理方向上，应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切实关注归侨群体的内心想法和现实诉求，主动了解并回应他们的困惑，调解和消除存在的隔阂；第二，在管理机制上，可通过开展相关活动，包括职业推荐、婚姻介绍、助贫扶困、公益培训、技术指导等，加强对归侨侨眷的人文关怀，凝聚其向心力；第三，在管理理念上，在相关政务或公共事务中，既不应刻意强调归侨群体的身份，也不能忽视对归侨群体的权益保障，努力营造公平、平等的环境，共同构建和谐家园。
摘自：黄文波：《回归移民侨居国认同变迁研究——以广东P华侨农场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