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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专题】旅意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困境——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
2024年07月22日17:19  来源:中国侨联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儿童已成为全球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国际移民儿童在全球2.81亿国际移民中占比为14.6%,约为4100万。移民儿童的融入问题引起了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其中,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问题已成为许多移民接收国的重要政治和社会议题。目前,旅居意大利的华侨人数约30万人,占意大利500多万外国移民的近6%。旅意华侨中儿童占比高达24%,但是华侨学生的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意大利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2019学年至2019/2020学年,华侨学生的年度初中辍学率为6%,年度高中辍学率则高达13.1%,远高于移民学生总体平均水平。2020年的报告显示,15至29岁的华侨中,“尼特族”比例仅为11.2%,显著低于意大利境内全体移民的平均水平(33.1%)。高辍学率与低尼特族比例的结合意味着有大量旅意华侨集中在对教育文化水平和技能要求较低的低端行业。低教育融入度无疑对华侨在意大利的就业、生活和社会融入产生了消极影响。

那么,华侨学生在意大利的教育融入一般会经历怎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哪些困境?华侨学生的困境是特殊案例还是源自于意大利教育融入政策的系统性问题?

移民学生的辍学率和学业表现通常是衡量教育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标。以欧盟国家为例,当前主要移民接收国的教育融入工作重点,包括尽早将新入境的移民学生纳入主流教育系统,预防移民学生出现学业不良情况,防止社会排斥,并促进跨文化交流。关于如何达成以上教育融入目标,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移民家庭本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本对学生教育融入的影响;二是移民接收国所提供的接纳和融入环境对移民学生融入当地教育系统的帮助。

有研究认为,移民学生在接收国的教育融入程度、方式和速度均受移民家庭所拥有的各类资本的影响,比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文化资本较高的家庭中,由于父母在接收国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且能获得相对较好的工作待遇,这类家庭往往对子女的学业有一定的期待,同时也能够为子女提供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更好的学习环境以及促进教育融入的一系列辅助条件,比如适当的语言或学科知识辅导。此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果接收国能够建立较为完善可行的政策体系,构建多元、包容的校园环境,那么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度将会大大提高。比如,德国政府通过建立推广德语学习的全国系统,推动移民学习德国语言和文化,进而加快融入德国社会;法国政府则建立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规划,通过家校合作等方式促进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然而,国外相关研究发现,意大利现行的教育融入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移民学生教育融入提供的环境支持有待改善。境内移民群体内部显著的差异性也给教育融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首先是移民来源国国家和文化的差异性较大,目前意大利的主要移民来源国包括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摩洛哥、中国、乌克兰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在文化和教育体系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其次是移民群体的入境时间、学历分布以及意大利语水平差异性较大。如此突出的内部差异性导致意大利政府很难全面展开具有针对性的教育融入工作。意大利教育系统中10%的学生是移民,长期以来,移民学生的辍学率和留级率远高于意大利本国学生。调查显示,出生在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学生中,有18.9%在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再接受其他的学校教育或培训。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的研究相对匮乏,更少有研究关注旅意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仅有陈勇和罗徽的研究探讨了移民家庭的资本对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的影响,认为大部分华侨家长,特别是华侨工人家长受教育水平较低,大量集中在华侨华人经济网络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社会融入度较低,很难为子女的教育融入提供各类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的支持,这些因素导致了华侨子女的高辍学率和高推迟入学率。然而,很少有研究深入探讨移民接收国的政策环境对于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意大利国际移民的总体情况出发,梳理该国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政策体系,以具体的华侨学生案例为基础,剖析该政策体系如何在实践中影响旅意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意大利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政策框架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出生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国际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意大利的人口危机。2019年,意大利境内14.8%的新生儿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而这一数据在21世纪初的时候仅为6.2%。由此可见,具有移民背景的儿童将会成为意大利未来社会的重要建设者。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移民后代的融入失败很可能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因此,意大利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建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并逐步明确了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内容和范式。

意大利政府多次立法明确境内移民学生(无论身份是否合法)的平等受教育权,并将这一群体纳入了本国的义务教育系统。2014年意大利教育部颁布了新版《关于接收外国学生和促进教育融入的指南》,这份指南是意大利目前教育融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该指南强调促进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工作重点需要包括移民家庭的参与、意大利语的教学以及学校的评估和指导。其中,意大利语的教学是重中之重,因为移民学生必须在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之后才能适应课堂教学,学习并掌握其他文化知识,提高学业表现,降低辍学率。同时,意大利政府也希望通过语言学习,加强移民对意大利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这一群体更好地融入意大利社会。

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意大利教育融入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包容模式和跨文化路径两个方面。“包容模式”即将意大利境内所有非意大利籍学生都纳入意大利的教育体系之中。“跨文化路径”则要求在接收移民学生的同时,尊重学生的文化多样性,推动意大利国内跨文化教育的发展。这对教师和整个教育系统的跨文化素养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包容模式”与“跨文化路径”中,第三方组织(le organizzazioni del terzo settore,比如调解员协会、移民组织以及其他咨询和服务类社会团体等)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意大利政府明确指出教育融入工作的展开需要各级政府、相关机构(比如各类学校)以及第三方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意大利内政部特别强调,在教育融入工作中,第三方组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承担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接收阶段,帮助移民了解、适应接收地和接收学校,帮助教师和学校了解移民学生来源地的文化、教学体系以及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在适应阶段,做好语言与文化的翻译和调解工作等;在阶段性适应之后,帮助移民学生及其家庭了解和融入意大利的义务教育体系等。

可见,第三方组织的工作涉及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各个阶段,并与意大利政府和移民接收学校深度合作,是了解和观察意大利移民学生教育融入体系的重要渠道。因此,在长期田野调查和大量深度访谈的基础之上,本研究还将结合研究者在意大利第三方组织MI担任语言和文化调解员的实践经历,以意大利P市N中学的华侨学生为案例,“入场”参与观察这群学生教育融入的过程,从内部视角深入了解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的基本境况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并探析这些困境与意大利教育融入政策之间的关系。

三、田野案例:受访华侨家庭与华侨学生概况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后,研究团队于2017年6月至2019年2月、2023年7月至2024年1月期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P市长期开展了旅意华侨相关的田野调查,共访谈87名华侨,年龄跨度从13岁到65岁。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作为主要调查方法,围绕着移民经历、工作与家庭生活、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经历展开,每次访谈时长在一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主要访谈地点包括受访者家中、工作地点(如工厂、作坊或理发店等)以及其他公共场合(如公园、酒吧等)。经受访者同意后,研究团队对全部访谈进行录音,并转录成文字导入软件Maxqda进行质性分析。

此外,在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研究团队还专门针对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进行了个案研究和跟踪回访,并在2018年4月至6月期间,作为第三方组织MI的语言和文化调解员在P市N中学负责帮助当地8名华侨学生融入意大利校园,涉及工作主要包括针对华侨学生的语言辅导、课堂文化知识辅导和家校沟通三个方面,未涉及面向学校教师的跨文化咨询工作。其间,研究者访谈了多名学生家长以及两名在当地进行志愿服务的中国籍协调员,并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持续通过第三方组织MI的负责人跟进了解针对当地华侨学生的调解工作。

(一)P市华侨概况和受访华侨家庭情况

P市位于意大利北部D省,该省共有94804名国际移民,其中华侨占9%,共8801人,是意大利北部华侨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D省的工业区历史悠久,区内集中了从事服装制造和其他时尚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轻工业工厂,同时也是意大利北部与欧洲商贸往来的重要集散地。研究团队发现,工业区内部以及基于集群优势而分布在周围的企业和工厂不仅为当地意大利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同时吸引了大量国际移民,后者大多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工作。

本研究所访谈的华侨家长大部分在P市及其附近的华侨工厂中工作,也有部分在P市及其郊区经营酒吧、裁缝店、餐馆或其他小型商铺。以华侨家长L为例。2007年L通过非常规渠道到达意大利普拉托,此后在罗马、维琴察等城市辗转,并在2013年前后到达P市。在访谈期间,L在P市周边的一家华侨工厂做缝纫工人。工作相对稳定后,L在2017年通过家庭团聚将在中国上初三的孩子接到P市上学。考虑到当时L的孩子已经16岁了,意大利学校直接将其安排到了当地N中学的初三年级。作为一名缝纫工人,L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为12个小时,基本没有时间关注孩子的学习。L带着孩子生活在工厂的厂房内。厂房1楼被划分为了车间、办公区、厨房和洗漱区,2楼为工人宿舍。L很少离开工厂,仅偶尔在周末跟随进城采购物资的华侨老板出门。因此,在意大利生活多年后,L及其工友并没有学会基本的意大利语,甚至表示“哪里会懂,就是拼音也不懂得拼”。

此外,尽管旅意华侨的创业率较高,意大利官方数据显示其境内共有51926家华侨企业,主要集中在销售、制造和餐饮等行业,但很多在P市经营商铺或作坊的华侨家长也因为工作不得不极致压缩个人及家庭生活的时间和精力。比如父母开餐馆的华侨二代G在谈及自己的高中生活时说道:

我读高中时,和我哥,还有两个表哥住在一起,我妈一周过来看我们一次。我们自己烧饭,家里是开餐馆的,我早上去读书,晚上在家里帮忙做事情,多多少少都要做一点事,如洗洗碗等。到了高一,我妈就总说我不够勤劳,那我就出来工作了!

总体而言,不管是受雇于人还是自雇,访谈的大部分华侨家长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有限,社会资本基本局限在华侨华人圈内,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源帮助子女融入意大利的教育系统。其中一部分工人家长甚至因为工作不稳定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这些华侨家长很难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以及其他支持。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华侨家长会选择将子女留在中国,然后在子女满18岁之前,通过申请家庭团聚将其接到意大利。在到达意大利之后,这些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高度依赖当地教育融入体系所提供的支持,而这也代表了意大利境内大部分国际移民的基本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大量工厂和商铺不得不停工,这进一步加剧了很多华侨家庭的经济困境。此外,基于中意两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差距,不少华侨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回国。在疫情爆发后的跟踪访谈中,一名华侨学生提到:

[感染的工人]又没去医院,也没隔离的。[工厂]一共12个人,感染了9个……我父母主要怕小孩子出问题,所以都送回国了。

而仍在意大利就读的华侨学生则不得不接受学校的远程授课。因此,大量移民学生长期脱离校园生活,在疫情之后他们再度融入校园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阻碍。

(二)N中学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现状

近年来,P市在促进移民学生教育融入方面的财政拨款显著减少,相关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教学系统缺少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足够了解的教师。在此背景下,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工作愈发依赖于第三方组织的支持和协助。在实地调研和田野工作中,研究团队发现,很多华侨学生在意大利教师的课堂上表现出极低的参与度,他们在课堂上的互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大部分在中学阶段才抵达意大利的华侨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这导致他们很难跟上课堂的教学进度,少数学生甚至因为无法适应这种学习环境而频繁逃课。以华侨学生Y为例。他于2017年12月抵达意大利,不久后便进入了N中学就读初三。和很多华侨学生一样,Y的适应过程显得尤为艰难:他不仅要面对语言上的障碍,还需要尽快适应意大利的课程才能在一个学年后参加意大利的初升高考试。数月后,Y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去往P市周边的另一家华侨服装厂工作。由于Y的父母不懂意大利语且工作忙碌,对他们而言,各类居留登记以及转学手续十分繁琐,因此他们选择让Y继续留在N中学读完初三,并在学校附近为他租了一个小房间单独生活。远离父母,不懂当地语言的Y不愿出门,也经常不去学校上课。在一次访谈中,Y的家长让笔者帮忙翻译学校寄到工厂的信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您的儿子……尚未掌握足够的意大利语知识。尽管老师们已经采取了干预措施,但他在学习上仍存在显著差距,这导致在几乎所有学科中他都无法达到及格水平。

实际上,Y并没有从学校老师处获得必要的辅导,学校采取的“干预措施”仅包括委托第三方组织的语言和文化调解员为华侨学生提供语言和课程辅导。

此外,尽管意大利政府推行的“包容模式”和“跨文化路径”都提倡将华侨学生分散在不同的班级,以期促进学生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但是大部分华侨学生很少与意大利同学交流,甚至有可能受到后者的排挤。比如,华侨家长L曾经向研究者反映:

他[L的孩子]经常就是被欺负嘛……他那一次说我天天都被欺负了,这里,不是这里被打了,[就是]那里被打了,经常被欺负……然后我又不会语言,又不会说,然后我又没办法……他同学也有说看他像傻傻的……说身上有什么臭味道……

相较于言语或身体上的霸凌,语言和文化隔阂是华侨学生教育融入过程中遇到的更为常见的障碍。比如,受访的华侨学生W曾表示:

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中国女生,没有什么意大利同学和我一起玩,因为我们真的说不来。

“说不来”这一表述反映了众多华侨学生为何与意大利同学交往有限的共同困境。这些学生的经历揭示了华侨学生在教育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双重挑战:一是因语言障碍在学习上被动脱节;二是因文化差异和语言隔阂在社交上主动或被动隔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在意大利教师课堂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在第三方组织提供的课后辅导中,华侨学生却展现出了较高的参与积极性。这种差异表明,与同胞学生一起学习意大利语,参加课后辅导班,成为他们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与其他同龄人社交的重要场合。经过多次辅导,部分学生在意大利语和课程知识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虽然意大利政府为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政策,移民学生也需要更加稳定的课后辅导和文化调解,但是各项措施在地方和学校的执行层面往往会遇到非常大的阻碍。

四、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的多重困境

基于对受访华侨移民经历的分析以及对华侨学生教育融入工作的观察,研究者发现意大利移民学生教育融入政策在落地实施时面临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总体资源不足导致教育融入工作的覆盖面和针对性不够;其次,三方合作的体系失调导致具体工作中往往各方权责不清;再次,政策框架预想的融入路径与移民家庭的实际情况之间难以协调。

(一)资源不足

虽然在教育融入工作中第三方组织承担着重要工作,但是意大利各级政府并没有为其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近年来,随着移民学生人数的增长,意大利多个研究中心发现用于促进移民学生教育融入的资金正逐渐减少,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都出现不足。欧盟甚至将意大利的融入模式评级为“非系统性支持模式”,这就意味着学校、移民家庭及其他机构经常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资源来应对融入问题。第三方组织主要通过与政府和学校的合作项目筹集资金,因而面临的困境尤为严峻。

首先,由于资源不足,第三方组织无法招募到足够的语言和文化调解员,因此往往每个调解员需要兼顾多片区域的调解工作。比如,在研究团队成员完成N中学的调解员工作之后,所在第三方组织的负责人多次询问是否可以兼任附近3座城市多所中学的中文与中国文化调解员。此外,在N中学参与教育融入活动的8名华侨学生中,有两名学生原本在邻近的中学就读,但是由于缺少调解员,这两名学生放学后不得不前往N中学参与辅导活动。由此可知,资源短缺一方面导致教育融入工作很难覆盖到所有移民接收学校,另一方面也给参加教育融入活动的学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其次,由于移民学生在意大利生活和学习的时间长短不一,同一国籍的移民学生群体内部的语言和文化水平以及教育融入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N中学的8名华侨学生中,有两名学生于2017年下半年刚刚到达意大利,但是由于他们已满16岁,学校在2018年初安排他们进入初三年级学习,尽管他们基本无法听懂意大利教师的课堂讲解。其中,学生Y的家长在一次访谈中提到:

他跟我们说,我去不去读其实都一样,他说他坐在那里真的听不懂话……他说去那个学校里,什么都学不过来,去学校里都听不懂,就坐在那里。

因此,对于面临这类情况的学生而言,如果缺乏充分的、有针对性的语言辅导,他们很难融入意大利的校园。与他们不同的是,另有两名华侨学生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在意大利上学,但是相较于意大利本国学生而言,他们的语言能力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且很少参与课堂讨论,也极少与当地同学交流,这导致学校教师在未进行准确评估的情况下认为他们也需要与其他新近入境的华侨学生一起学习意大利语并参加课后辅导。华侨学生的内部差异过大,但第三方机构资源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促融工作的针对性和覆盖面。此外,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学生长时间只能通过学校的远程教育上课,但是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家庭缺乏或者不具备合适的远程上课设备,这不仅为疫情期间的调解和辅导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学生长期脱离校园也进一步提高了后疫情时期促融工作的难度。

(二)体系失调

从总体框架来看,意大利移民学生教育融入政策的落实高度依赖政府、学校和第三方组织的协调合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工作分配规定,三方合作的体系往往导致各方权责不明确,很难充分调动合作积极性,而且整个教育融入体系并未充分重视移民家庭对学生教育融入的影响。

由于第三方组织资源有限,经常需要通过当地大学等机构招募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多为大学生,以及其他具有移民背景或者对移民来源国的语言和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当地人。如此搭建起来的调解员团队流动性较大,且无法保障志愿者的调解素养。因此移民接收学校的教师一般不直接与这样的“临时工”调解员沟通,而是将调解工作以及课后辅导全部“打包”给第三方组织,然后再由第三方组织分派给调解员。这样的间接沟通模式导致学校很难有效参与和配合调解员的工作。

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该校负责教师在第一天与调解员对接工作之后,就默认已经完成了本职工作,没有再参与到后续的活动之中。调解员只能从学生及其家长方面得到反馈,然后调整调解方案。此外,N中学并没有为调解活动配备固定的场所,调解员和华侨学生经常需要在学校内寻找空闲的教室开展活动。这样的低水平合作严重影响了教育融入工作的推进。比如,接替研究团队成员在N中学担任华侨学生调解员的J在一次访谈中提到:

[我]觉得老师看不起mediatric[e调解员]……有一个阿拉伯语的调解员跟我说这些[学校的]老师觉得调解员低他们一等,所以我要essere forte[强硬一点]。我也觉得那些老师是有一点这样。

可见,三方协作的顶层框架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得到落实,教师与调解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变成了“高低等”的形式:完成常规教学任务的“高等”教师将教育融入工作“打包”交给“低一等”的调解员处理。毫无疑问,调解员的“临时工”属性也是导致双方从“政策上的合作者”变成“实践中的上下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在教育融入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调解员被边缘化,这不仅会打击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不利于第三方组织与学校和政府间的长期稳定合作。

此外,移民家庭的参与对于学生的教育融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意大利的融入政策并未能充分调动移民家庭的作用。家校合作缺位或者失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很多华侨家长因此难以持续关注子女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动态。华侨家长F就曾提到:

我们去过孩子学校组织的Festa(聚会),但是站在那,话又说不来,像个傻子一样,就再也不会去了。

另一位经营百货店的华侨家长X也表示自己基本没有去过孩子的学校:

都没去,都不去,话都听不懂,他(X的丈夫)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也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

由此可知,在语言问题之外,华侨家长在意大利的经济融入模式也深刻影响着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过长的工作时间压缩了华侨家庭投入子女教育融入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意大利的教育融入体系需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阻碍,将华侨家庭充分纳入融入政策体系之中。

(三)路径相斥

除了语言和文化知识方面的辅导,第三方组织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协调移民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然而,研究团队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华侨学生在校学习的目的以及融入意大利社会的路径,很多华侨家长与校方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解和预期,这为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工作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难以逾越的阻碍。

在现行融入政策下,学校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后活动促进跨文化交流,将移民学生纳入意大利的教育系统中。然而实际上,对于很多移民家长,尤其是受访的华侨工人家长而言,送子女上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后者能够在学校快速学会意大利语,以便能找到一份工作或学习一门技术。比如,Y的家长就曾坦言:

其他的也没什么。就希望他的意大利语能学得起来……不懂意大利语,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申请个居留我都申不到……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可以能帮忙,意大利语学起来,有事情可以叫他[帮忙翻译]。

显然,这位华侨家长对于其子女未来在意大利社会的融入路径与学校代表的政策制定方所预设的路径存在分歧。学校和政策系统追求的“教育融入”体现在促进跨文化交流、降低辍学率、提高学业表现等方面,但是这些在这位家长看来是“其他的”,并“没什么”重要性,这也是华侨学生高中年度辍学率超过13%的原因之一。华侨二代Q也在访谈中提及了父母对她学业的低期望:

我父母对我和我姐姐没有什么期待,觉得读书也没什么用,所以我们高中一个去学了美甲,一个去学了美发。我也没有多喜欢,能赚钱就好了。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家长和学校所规划的路径是相斥的。比如一些华侨家长会允许、甚至鼓励孩子在课余时间打工。案例中一位意大利班主任在交接工作时向调解员提到了一名华侨学生的情况:

该生的学习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不完成作业,这类情况从未有过。在校期间该生越来越封闭,不与班上同学交流,总是一个人。请帮我问一下她的父母,她是否在课后去打工了,因为她……看上去很累。

这位班主任的担忧来源于其以往对华侨群体的认知。在N中学参加辅导的8名中学生中,至少有3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P市及其附近遍布的轻工业工厂和作坊经常将劳动力密集型的手工生产步骤外包给周围的移民社区,这也为很多华侨学生创造了基本零门槛的工作机会。学生M不无骄傲地表示,放学后她会帮家里做一些从附近工厂接的手工活,比如穿鞋带或者包带,一个星期就可以挣得50欧元。

此外,由于很多华侨工人家长长期处于就业流动之中,他们的子女也不得不随之频繁地更换学校、老师和同学。在小学阶段就到达意大利的华侨学生C曾抱怨:

到现在为止上过的学校有十几所,有些学校上了三个月就转学了。所以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爸妈换工作的话,我就得到处跟着跑……他们出去做工的话,那就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后来才有工厂[工人]的四个孩子一起租了一套公寓,一起在那边上学。

毫无疑问,如此频繁地变换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教育融入。同时,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很多华侨工人家长不会对孩子的学业表现抱有太高的期望。

这些华侨学生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在教育融入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政策体系和移民家庭对于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的路径预期存在明显差异(见图1)。一方面,学校执行政府由上至下设计的教育融入政策,默认移民家庭能够全力协助学生融入意大利的教育系统,依托更高的文凭或技能,更好地融入意大利社会,进而提高整个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但另一方面,很多华侨家长则更加关注孩子能否快速学会基础的意大利语,以便为家庭充当翻译,帮助处理日常事务。此外,不少华侨家庭期望子女能够尽快参加工作,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实现经济独立,甚至帮助家里积累创业资本。然而,鉴于大部分华侨学生都可以找到一些对技术和学历没有高要求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如果学生在高二之后(对应意大利的十年义务教育年限)继续上学直至高中五年级毕业,或者继续进入大学学习,这就意味着这些华侨家庭需要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供养一名学生或者至少失去一名全职劳动力,这无疑与很多华侨家庭让子女中断国内的学业、移民至意大利的初衷相斥。如果在学生的教育问题上,移民家庭与政策制定方的预期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仅仅依靠第三方组织来协调家校沟通很难有效促进学生的教育融入。

五、结语

本文基于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结合深度访谈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观察,深入华侨学生教育融入的场景之中,分析了当前政策框架下旅意华侨学生教育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阻碍。第一,意大利政府并未给移民学生教育融入工作提供足够、持续的资金支持,导致难以为内部差异性显著的移民学生群体提供具有更高针对性和更广覆盖面的融入支持。第二,原本设计的三方协作体系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导致各方权责不明,造成体系失调,很难有效调动学校、第三方组织和移民家庭的积极性。第三,在家校沟通方面,政策制定方与很多移民家庭为学生所预想的融入路径无法兼容。政府希望能够通过提高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促进整个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但很多家长不得不考虑眼前的生活压力,更加关注子女的快速就业。新冠疫情给旅意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带来了新的阻碍,疫情期间很多移民家庭难以保证远程授课所需要的设备和环境,疫情过后移民学生在长时间脱离校园环境之后需要克服此前的重重困境再次尝试融入校园。

此外,旅意华侨学生面临的诸多阻碍也与整个华侨群体在意大利社会和经济融入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比如,长期以来华侨工厂和族裔经济为华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就业机会,但是这些岗位往往对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且技能门槛较低,低学历和高就业率得以长期共存,导致大量华侨长期集中在这些低端产业。当然,华侨学生的低教育融入度并非特例,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教育融入政策的系统性问题。首先,意大利缺乏全国性的文件来详细明确三方协作体系内各方的职责。各级政府并未向教育融入工作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而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融入实践之间也并不协调一致,因此很难建设一个完善、专业、稳定且权责分明的教育融入团队。其次,意大利的融入政策并未将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与整个移民群体的经济和社会融入相结合,并未全面考虑移民学生低教育融入度的产生机制。移民学生教育融入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接收国社会没有为整个移民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融入支持。这些支持的缺位体现在移民生活的多个方面,比如包括居留办公室、医院和学校等在内的社会服务部门并没有配备适当的语言和文化调解员。对于很多移民而言,其子女在学校习得的语言技能已经成为帮助家庭融入意大利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源。此外,政府和就业部门并未为移民群体提供充分的就业支持,导致很多移民不得不依赖族裔网络寻找工作,长期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位置。

要应对上述问题,意大利政府应该制定更加详细的政策,明确政府、学校和第三方组织在实践工作中的权责,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提高移民家庭在其子女教育融入中的参与度。如果大部分移民家长本身在接收国社会处于边缘位置,长期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那么移民家庭也会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资本长期支持子女的教育融入。移民学生的高辍学率、迟入学率、较差的学业表现以及较低的文凭,会导致这一群体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跃迁或者很难融入接收国的主流社会。因此,移民学生的低教育融入度很可能会引发整个移民群体的低社会融入度的代际传递,继而影响接收国民众对现有以及将来入境移民的接受度,社会隔阂会长期存在,形成恶性循环。作为移民接收国,意大利应该统筹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和整个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并将学生的教育融入视为移民群体融入意大利社会的一个阶段和重要方面,并建立起覆盖语言学习、培训、就业和(高等)教育融入以及社会融入等在内的政策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移民学生的教育融入度,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摘自:高如、安琪、Devi Sacchetto:《旅意华侨学生的教育融入困境——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皮博、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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