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以男性移民为主的传统跨国移民模式发生了改变，女性移民开始成为国际移民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联合国移民署的统计数据，女性在全球国际移民中的比例不断提升，2022年达到48%，成为不可或缺的半边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海外移民也逐渐呈现出“女性化”趋势，女性移民的比例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与男性移民持平。非洲的中国女性移民历史虽相对较短，但她们同样是所在国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中非经贸交流飞速崛起的共同推动者和中国形象在非洲的独特展示者，是非洲华侨华人社会不可或缺的半边天。目前，学界对中国女性移民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在地域上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等传统华人移民地区，较少涉及其他区域。非洲中国女性移民往往湮没于以男性为主体脉络的非洲华人移民历史叙述中，在相关的综合性论著和具体国别研究中极少被提及。因此，对非洲中国女性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的国际跨国移民理论逐渐将女性移民纳入其中，但对女性移民的角色认识仍不够充分，或者说有三方面的显著限制。一是女性移民作为传统家属的空间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国际移民理论中，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化意识形态和家庭劳动分工，男性往往被认为是跨国移民的“养家糊口者”（bread winner）或主导者，女性则作为“家庭主妇”（homemaker），以妻子/母亲的身份照顾家庭，其活动空间常常被固定在母国的家庭内部，在跨国移民过程中处于被动、不可见的位置。换言之，女性在角色上被限制于传统家属，在空间上被限制在家庭内部。二是女性移民经济独立性的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移民理论注意到女性在跨国移民尤其是跨国族裔经济中的作用，承认女性随丈夫跨国流动展现的经济活力，但大多仍将女性移民的经济活动视为她们在家庭内角色的外部延伸，亦即作为中小家族企业的免费或廉价劳动力，或仅从事家政服务、护理或制衣等高度女性化的服务类工作。女性移民虽然跨出了家门，但仍被限制在特定而狭小的经济领域内——作为丈夫的经济附庸或女性化的家政劳动力，而未被视为能够独立创业的经济个体。三是女性移民企业家的行业限制。跨国移民研究一般认为，女性移民企业家在创业领域也面临着性别化行业区隔，高度集中于餐饮、清洁和美容等服务行业。

本文选取非洲中国女性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该群体能够区别于以往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移民研究，且兼具历史跨度和理论深度，能够对跨国移民理论中针对女性的三方面限制进行回应、补充与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非洲中国女性移民经历了从传统家属，到工厂内生产线主管，再到独立企业家的突破性角色嬗变，这既是她们个人奋斗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历史发展的结果。非洲中国女性移民走出家门，突破“家”对女性移民的物理空间限制，进入工厂与男性移民并肩工作；她们走向经济独立，突破性别分工对女性的经济角色限制，进入企业家的创业行列；她们冲出服务行业，突破对女性企业家的行业限制，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都有所建树。

本文以尼日利亚作为核心案例进行分析。尼日利亚位于西非，人口数量约为2亿，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约5000亿美元，是非洲经济总量第一大国和人口第一大国，也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是“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的重要支点。尼日利亚是西非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总数约为6~10万人，在整个非洲仅次于南非。在尼中国女性移民的数量并无正式统计，但仅尼日利亚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中最活跃的、集中于拉各斯的女企业家群体就已达到近五百人，若将家属、职员和其他城市的华人女性计算在内，其总数应能达到千余人甚至数千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2013-2024年笔者对尼日利亚中国移民创业经历的访谈和追踪观察。其间，笔者曾于2013-2016年在尼日利亚先后进行了16个月的长期实地田野调查，对近200位中国移民和当地工人进行过深入访谈。本文直接引用了其中的30位受访者资料，包括17位中国女性移民、6位中国男性移民和7位尼日利亚工人。同时，本文还使用了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当地报纸和驻外使领馆等发布的一手资料。基于此，本文以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为具体案例，并结合非洲整体情况，分析她们过去60余年在尼日利亚的发展脉络，探究她们在空间、角色和行业上的突破以及所涉行业的全面拓展，从而揭示中国女性移民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尼日利亚侨界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空间突破：从传统家属到生产线上的“女师傅”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旅居非洲的中国移民大多为契约劳工、自由工人或小商人，他们基本都遵循着传统跨国移民方式来到非洲，女性一般以妻子/母亲的身份照顾家庭，极少走出“家”的空间限制。与非洲其他地区不同，尼日利亚第一代中国移民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工业化和非殖民化的变革大潮下从沪港等地前往尼日利亚的，他们大多以企业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在当地工作生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这种身份地位、经济实力和所涉产业的差别，让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得以在传统性别化跨国移民模式的枷锁上打开缺口。有趣的是，尼日利亚中国男性移民在口述史访谈中对女性移民角色的叙述严格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化家庭劳动分工模式，而当地工人则对她们的角色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一）作为传统家属的中国女性移民

尼日利亚第一代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陆续将自己在内地的工厂迁往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向非洲大量出口相关产品，与非洲市场尤其是尼日利亚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面对尼日利亚政府极具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政策，这些华人企业家们通过参加香港贸易代表团在尼日利亚的两次实地调研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前往尼日利亚投资设厂，将自己在香港的机器设备、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整体搬迁到尼日利亚。他们最初主要投资搪瓷和纺织这两大制造行业，并很快发展为尼日利亚搪瓷业和纺织业的龙头，随后逐渐向其他行业拓展。在此后的20余年中，以制造业工厂为主体，当地中国移民的数量增长至数千人，其中不乏女性移民的身影，但女性数量的多少则因叙事主体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20世纪60-80年代就来到尼日利亚工作的中国男性移民回忆，当时赴尼的中国女性移民人数很少。他们指出，当时尼日利亚华人企业大多集中于搪瓷、钢铁和建筑材料等重体力劳动行业，且尼日利亚路途遥远、条件艰苦，各大华人工厂均很少聘用华人女性到尼工作。因此，中国男性移民的妻子大多选择留在香港照顾老人和孩子，只有少数会到尼日利亚陪伴丈夫。即便短暂陪伴丈夫到尼日利亚，妻子们也仍继续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将活动范围固定在“家”的范围内。那些陪丈夫长期驻留尼日利亚的中国女性移民，往往会被厂里安排从事清洁或后勤杂事类工作，以打发时间并能领取一定薪酬，但从未进入工厂的核心生产环节。可以看出，在尼日利亚中国男性移民的叙事中，华人女性在这一时期要么待在香港家中照顾老人孩子，要么到尼日利亚继续相夫教子，要么在工厂这个更大的“家”中继续着女性化的家政类工作，始终没有摆脱传统家属的角色地位。

事实上，这类关于女性传统家属角色的男性叙事也是20世纪80年代前非洲其他地区中国移民历史叙述的主流。无论是在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还是马达加斯加，即便女性在这些国家中国移民中的比例已达到40%以上，但她们仍被禁锢于国内家中无法与丈夫团聚，或被限制在非洲新家从事家务，没有突破传统依附家属的窠臼。

（二）生产线上的中国“女师傅”

男性移民叙事固然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非洲多数地区中国移民由男性主导的客观情况，但如果单独采信男性方面的口述资料，将不可避免地弱化或忽略中国女性移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致偏颇。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大量曾为尼日利亚第一代华人工厂工作的非洲老工人，也从他们的口述中得到了在角色、数量和形象上完全不同于华人男性移民叙事下的中国女性移民认知。

根据多位尼日利亚老纺织工人的回忆，从20世纪60年中期开始，相当数量的中国女性移民就与尼日利亚工人并肩工作，在中资纺织厂的生产线上作为“女师傅”对后者进行技术指导。例如，一位名叫James Elaigwe的尼日利亚老工人从1968年起就为查氏集团在卡杜纳的尼日利亚联合纺织厂（United Nigerian Textiles Ltd.）工作，他回忆道：

那会儿在1968-1970年，所有生产主管都是中国人，包括一些中国女人。中国女人负责培训我们纺纱，教我们如何做纱线和纱布，和我们一起工作。中国男人是机器维修人员，中国女人是生产线操作者……中国女人在纺纱上比中国男人技术更好。当我1968年刚来的时候，光在我的车间里就有3个中国女人，她们是我的师傅。

该厂的另一位尼日利亚老纺织工人Sanusi Ibrahim有着类似的回忆：

我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很久，他们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一开始，我在我的班次里和中国人妻子一起工作，这些中国女人甚至比中国男人工作得更好。到了夜班的时候，你觉得中国人妻子会进到办公室里打瞌睡么？不，她们依然坚持在生产线上，我们一起在夜晚工作。一直到政府应工会要求改变政策之前，我们一直都和中国女人一起工作，她们是我们的师傅。

另一位名叫Frederic Abah的老工人则说道：

Veronica Cha，查氏家族的一位女性，她也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时她们会走进工厂，跟我们一起工作，跟我们一起整理纱布，跟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

其他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为尼日利亚联合纺织厂工作的尼日利亚老工人也有着类似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关于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的结论：第一，她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作为培训者、生产线主管和同事与尼日利亚工人并肩工作，且应有近百人甚至百余人的规模；第二，她们的纺纱技术比中国男性更精湛，得到了尼日利亚工人的普遍赞誉；第三，查氏集团在尼的女性高管甚至家族成员会放下身段进厂工作，与尼日利亚工人同甘共苦；第四，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尼日利亚政府对工人本地化的要求和对外国女性的限制，中国女性移民工人的数量逐渐减少，慢慢从工厂生产第一线中退出，转向管理岗位。简言之，20世纪60-80年代，尽管中国女性移民在男性移民叙事中无足轻重或仅限于传统家属的角色，但尼日利亚工人的叙事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女性移民角色的另一方面的宝贵史料和视角：相当数量（约百余人）的中国女性移民在这一时期突破了传统家属角色对自身的空间限制，走上工厂的生产线，以生产线主管或“女师傅”的角色参与到中资工厂的核心生产环节中，活跃在尼日利亚制造业生产的第一线，打破了跨国移民理论中性别化劳动分工的刻板印象。

三、角色突破：从受雇于人到独立创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尼日利亚“经济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的全面展开，赴尼中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渐成为中尼贸易快速发展的核心推动者。如果说前一时期来自香港的中国女性移民突破了“家”的空间限制、走上了工厂的生产线，那么这一时期来自内地的中国女性移民则进一步突破了她们缺乏独立创业能力、仅能受雇于人的角色限制，成长为贸易和服务业领域杰出的女企业家。

（一）中国女性移民贸易商的出现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中尼贸易快速崛起期，赴尼的中国移民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与来自香港的第一代移民有较密切的联系，到达尼日利亚后大多进入港资工厂体系内工作；第二类人数更多也更为活跃，主要是来自江浙沿海的个体商人，他们主要从事中尼进出口贸易和批发零售生意，同时也涉足餐饮、住宿、超市和娱乐等服务行业。对大多数来自内地的中国女性移民而言，她们并未像前一阶段来自香港的女性移民或同时期的内地男性移民那样进入工厂体系工作，而是选择在尼独立创业。她们最早投身的领域是当时异常繁荣的中尼贸易，在各大华侨华人集中的贸易场所都占据一席之地。

来自上海的于女士1989年就来到尼日利亚经商，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赴尼独立创业且与第一代华人工厂无关联的内地企业家，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赴尼的内地女企业家之一。于女士最早在拉各斯做水管零件生意，将国内生产的水龙头和三通等进口到尼日利亚销售，后来改行从事餐饮业。来自浙江温州的黄育真女士2001年到尼日利亚做贸易，先后在拉各斯的中国商城和尼日利亚大楼开设办公室，以“前店后厂”模式，将国内家族工厂制作的鞋类产品进口到尼日利亚销售，后来转型做工厂和工业园。另一些中国女性移民则以拉各斯中国商城、尼日利亚大楼、FESTAC等商贸中心为据点，专注于贸易行业。例如，来自安徽蚌埠的冯女士2001年就到尼日利亚从事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并在拉各斯中国商城经营了至少15年时间。除冯女士外，拉各斯中国商城还有多位中国女性移民从事进出口批发零售贸易，拉各斯其他批发市场和尼日利亚其他主要城市也有许多中国女性移民贸易商出现。

（二）主导服务业的华人女企业家们

到21世纪初，随着中尼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在尼华人贸易商数量的快速增加，以其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餐饮、超市、宾馆等服务行业也迅速成长，而中国女性移民则在这些服务行业中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主导地位，展现了极强的企业家精神。

华人女企业家们到尼日利亚后，迅速捕捉到当地华人餐饮业的发展机遇，不仅建立起多家中餐馆，还通过艰苦奋斗，不断调整菜品口味，扩大经营规模，增加餐厅功能，最终树立了品牌效应。例如，2001年到尼的周君女士的创业经历就颇具代表性。周君在刚到尼前两年做贸易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拉各斯当地的中国特色食品或餐饮产品极少，难以满足当地中国移民的饮食需求。以豆腐和豆制品为例，当时中国移民在拉各斯很难买到符合口味的豆腐。于是，周君在2003年从国内引进了一套半自动豆腐生产设备，以自己租住的别墅院子作为豆腐生产场所，同时通过当地侨领和使领馆在大型华人活动中积极宣传拓展销路，很快站稳了脚跟，当时做豆腐的利润就可以达到单日100美元。到2005年前后，周君从单纯制作豆腐转向更具特色的中餐饮食，从国内引进专业厨师创立偏川菜风味的“周姐火锅”。在之后的近20年中，周君并未满足于单一的川菜和川味火锅，而是相继引入山东面点、广式茶点、东南亚风味小吃和其他各色小吃，以满足不同祖籍地华商的饮食需求。此外，周君女士还在最近一次装修后将店名更改为“周姐火锅——东南亚音乐餐厅”，该餐厅不仅能够承办150~200人的年会、婚庆和生日宴会等大型聚会，还会不定期邀请当地网红歌手举办小型演唱会，并每周举办音乐沙龙，使餐厅的功能更加丰富，客户群体也更加多元。纪晓辉女士在21世纪初到尼后，经过奋斗创业建立起“华韩餐厅”和“华韩宾馆”，并在近几年将客户群体从中国移民扩展至尼日利亚中上层政商精英，将“华韩餐厅”打造为尼日利亚全国性的网红连锁店（已在全国开设7家分店），在当地社交媒体上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品牌效应。

此外，华人女企业家们的目光并未停留在餐饮业，而是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移民在尼需求的一体化经营体系，将餐饮、住宿、超市、诊所、出行和证件服务等有机结合，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例如，周君女士在创业初期就将别墅内的其他房间出租给赴尼的中国商人，形成了家庭宾馆和餐饮产品（豆腐）相结合的早期雏形，此后又不断租赁更大的房屋，最终自建五层楼的宾馆酒店，成为侨界知名的“周姐宾馆”，提供地道体贴的餐饮——住宿——出行服务。至2023年初，周君女士已经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和拉各斯等地开设了四家“周姐宾馆”和三家“周姐火锅”店，成为当地华人餐饮——住宿服务业的标杆企业。来自河南郑州的穆瑞红女士2002年来到拉各斯，迅速在贸易之外察觉到当地中国移民对生鲜鱼类和中国超市的需求。于是，穆瑞红就从当地市场挑选中国移民喜爱的鱼类产品，直接送货上门。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消费者的反馈，她慢慢建立起了服务于当地中国移民的中国超市，提供中国移民喜爱的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和生鲜产品，同时还开设华人诊所和家庭宾馆，建立起了超市——宾馆——诊所一体的服务平台，并且进军捕捞行业。近年来，穆瑞红不断升级自身的服务平台，将宾馆升格为三星级，诊所亦覆盖妇幼、牙科和体检等更多领域，此外还购买土地，建设工业园区，为更多赴非洲办厂的中国移民提供平台和服务。

除了以上提到的服务行业女企业家之外，于女士的“红房子”餐厅——宾馆、黄女士的中国超市——宾馆、许女士的榕榕园中餐厅和厉女士的丽园餐厅以及其他中国女性移民经营的餐厅——宾馆——超市等，都在尼日利亚侨界广受欢迎。她们不仅能够抓住尼日利亚中国移民社区扩大的市场契机，进入餐饮或超市行业，更在行业内锐意进取、扩大经营、开拓创新，探索出符合当地中国移民需求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将多种服务领域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在尼日利亚站稳脚跟，成为中小规模华人服务业的主力军。

四、行业突破：从贸易——服务业到制造业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尼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尼日利亚的中国移民数量进一步增加，所涉足的领域也从贸易和服务业逐步拓展到制造业、矿业、农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科技产业，产业结构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华人女企业家也突破了中小型贸易和餐饮——住宿——超市服务业等所谓的“女性化职业”或创业领域的限制，向管理难度更高、资本要求更密集、投入更长期化的制造业等领域拓展。

（一）华人女企业家的行业跨越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尼民间直接贸易不断发展，并在21世纪初进入极度繁荣期。以拉各斯中国商城和尼日利亚大楼为代表，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贸场所，以“三位一体”的方式在尼日利亚彻底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号，让进出口批发贸易成为当地中国移民从事最广泛的领域。但是，中国商品在惠及当地消费者的同时，也对尼日利亚本土制造业形成了一定冲击，引发了当地政府、制造商和工会的关注，并导致尼政府出台了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措施和对投资制造业的鼓励措施。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华人女企业家从进出口贸易业转行，跨越性别化的行业藩篱进入制造业。

黄育真女士是从贸易业转入制造业的典型华商代表之一。如前文所述，她2001年到尼时主要从国内进口鞋类产品到尼日利亚销售，但2004年尼日利亚政府突然禁止鞋类进口，其经营遭遇严重困难。随后，她毅然决定从贸易业转向半成品加工制造业。一方面，她在当地购买土地兴建厂房；另一方面，她从国内进口鞋底和鞋带等半成品到尼日利亚，然后在自己的工厂内进行加工制造，实现了从贸易到初级加工制造的成功转型。除了自家的加工工厂，她还将自己建设的多余厂房租赁给其他中国商人使用，并提供后勤服务，形成工业园区的规模效应，逐渐建立起颇受当地华人信任的“维护工业园”。

来自江苏徐州的柳箐女士是比较典型的制造业女企业家代表，其创立的“嘟嘟饮料”（Dudu Milk Nigeria）不仅在规模上不逊于同时期其他男性华商制造企业，而且在品牌知名度上得到了许多尼日利亚消费者的认可。1999年，柳箐第一次到尼日利亚进行商务考察，她住在华人贸易商集中的拉各斯中国商城，震撼于当地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但没有找到贸易方面的合适的切入点。在考察中，柳箐发现当地工业氧气价格高、需求旺盛且产能有限，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于是，她从国内聘请了几位经验丰富的氧气厂工程师，并再次前往拉各斯租赁土地、建设厂房、购买制氧设备和发电机，很快将氧气厂开了起来。在氧气厂运行过程中，柳箐克服了拉各斯供电不稳、部分员工偷气、黑人会计私吞税款、氧气生产安全事故和强盗打劫等种种困难，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利润，为后续转型积累了资本。2005年，由于尼日利亚政府禁止饮料产品进口，使得本土饮料生产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柳女士开始着手筹备饮料厂。2006年，其厂房建设完成并获得尼日利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号；2007年6月，产品成功投放市场。鉴于此前经营氧气厂的经验教训，柳箐这次创业时不仅从国内引入了先进的饮料产品生产线、生产工艺和技术人员，更与深耕尼日利亚30余年的黎巴嫩商人法蒂深度合作，利用其在当地的关系网络，顺利解决了会计、税务、工商、安全和劳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难题，让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嘟嘟饮料很快发展为尼日利亚知名的饮料品牌，其所生产的各类果汁、牛奶和酸奶制品等，均得到了尼日利亚消费者的认可，在各大超市的货架占据一席之地。

除上述两位之外，尼日利亚还有许多成功转行至制造业的华人女企业家代表。例如，白妍女士1996年到尼从事医务工作一年多后，经过调研决定投资开设氧气厂，1999年氧气厂正式建成投产，此后进一步拓展到乙炔、氮气和氩气等其他工业气体生产领域，在尼成功经营了20余年。陆庭女士则在2006年到尼后和丈夫共同开设了一家光碟制造厂，产量最高时可达到每月500万片左右。穆瑞红女士近年来也着手购买土地，建设工业园，向实业进军。

（二）“中国制造”出海非洲

近年来，中国企业越来越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作为其全球布局节点和投资目的地。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国，自然而然成为众多中国企业的投资青睐国。不少华人女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未来“中国制造”出海非洲的趋势。

陈秀霞女士是最新一代尼日利亚华人女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最近十年“中国制造”出海非洲的典型案例。陈秀霞是倬亿国际集团董事长，该集团专注于在非洲为中国厂商进行专业品牌化运营，为国内制造业开拓市场、寻找投资机会。作为广汽传祺在尼日利亚的品牌运营负责人，陈秀霞在尼日利亚深耕多年，深谙当地市场的品牌运营方法，她不仅通过一般的车展活动提高广汽传祺在当地的知名度，还赞助了一系列尼日利亚民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如2017年《尼日利亚好声音》第二季、拉各斯市马拉松比赛、尼日利亚电影电视奖颁奖典礼和尼日利亚足球职业联赛（尼日利亚足协史上首个官方汽车合作伙伴），让广汽传祺及其明星车型在尼日利亚得到广泛报道和关注。同时，陈秀霞还积极推动广汽传祺与拉各斯州政府共同设立汽车组装厂，从汽车贸易向汽车制造转型，真正让“中国制造”走向非洲；她还与拉各斯州政府合作，建立拉各斯市的标志性公共出行网约车平台“LagRide”，以千余辆广汽传祺汽车为基础，改善城市出行，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了表彰陈秀霞对尼日利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她在2021年6月被拉各斯州传统领袖授予酋长职位，成为极少数在非洲获得酋长称号的华人女性之一，随后又在2022年被尼日利亚权威报纸《先锋报》（Vanguard）评为2021年尼日利亚年度人物（外国投资者领域）。

五、结语

20世纪中期以来，经过一次次突破性的角色嬗变，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走出家门、走进工厂、走向独立创业、走向多个行业，展现出了强劲的经济活力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成长为当地侨界一支不可忽略的经济力量。事实上，在尼日利亚全行业、各领域都能够创业立足，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移民角色嬗变的终点，她们在当下也仍在尝试新的角色突破。近几年，尼日利亚华人女企业家以中国女性的独特魅力，用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向非洲展示着中国形象，积极在尼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实现了从企业家到文化——慈善传播者的又一次角色跨越。尼日利亚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于2017年3月正式成立，让华人女性能够以更具组织性的方式在尼日利亚开展各类活动。A她们先后举办或参加了尼日利亚“中国文化日”活动、尼日利亚海军培训中心中文班学院交流联谊会、“关心尼日利亚儿童·华人一带一路爱心行”慈善活动和尼日利亚国际妇女慈善组织的“小小世界”（Small World）慈善筹款晚会等，成为中尼文化交流的先锋群体和中国在尼形象的展示窗口。

本文是对非洲中国女性移民历史和现状研究的初步尝试，希望以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的具体案例，展现其60余年的角色嬗变。但受篇幅、资料和叙述框架等限制，文章还存在一定不足，这也是非洲中国女性移民研究的普遍性困难。第一，在资料方面，无论是政府档案、报纸还是企业档案，非洲中国女性移民的记录都较为缺乏，或是湮没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中；第二，书面资料的缺乏更凸显出访谈的重要性，但基于联系的便捷性及受访意愿限制，访谈对象往往会偏向社会活跃度更高的女企业家，而对女性家属、女性雇员以及嫁给尼日利亚人的中国女性（Niger Wife）则关注有限或不方便展开论述；第三，在地域层面，有关非洲中国女性移民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南非，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较少，值得进一步开拓。

（摘自：刘少楠：《非洲中国女性移民角色的历史嬗变——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