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随着欧洲现代国家和民族建设进程的加快，“边界”概念风生水起，边界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到20世纪已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在我国的民族学界，不少研究从边界视角对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进行了探析，如王明珂、纳日碧力戈、周大鸣等知名学者的研究。海外华人族群是世界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众多学者已对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大多数海外华人具有双重或多重认同，即应该区分海外华人的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不少研究表明很多海外华人仍具有较强的族群认同，或较强的族群韧性。从族群边界的视角看，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是否表明海外华人具有较强的族界意识？但至今为止，学界从族界视角探索海外华人族群认同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学界对海外华人的族群边界和族界符号等问题也关注不多。因此，本文拟从边界的视角，就海外华人的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进行初步的实证探索，试图为族界研究提供新的个案分析，并为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丰富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建构。

一、族界、符号与认同

“边界”的英文对应词为“border”或“boundary”。“border”一般用来指代国家或政体之间的界线，“boundary”更多地指代地理和社会的各种界限。国家、地区和地理的边界也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而社会和文化的各种界限却是抽象的主观意识，也就是人的大脑认知。从广义上看，边界是造成社会和空间区分的地方、个人和群体间的差异类别。但在种类和内涵上，“边界”是个纷繁复杂的概念。例如，族界研究的开创者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就归纳出“边界”的三个内涵：其字面意思是划分地区的地理界线；从抽象意义上看，“边界”是为区分社会群体而做出的限定；从认知角度上看，“边界”是为区分不同思维类别而设定的模板。由于边界种类繁多且无所不在，本文只集中于族群边界的讨论。

（一）族群边界

何为族群边界？其实，巴斯在其经典的著述中并未对族界概念的内涵进行系统化的论述和理论构建，他只提出“（族群）调查的主要中心点就是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尽管他们可能有相应的地理边界，但我们必须关注的边界当然是社会边界”。后来，族界研究者们纷纷对巴斯的经典论述进行阐释和拓展。综合起来，较为常见的族界定义是：族群边界不是实际的地理界限，也不是族群的文化差异，它既是一种社会界限，也是人们认知上的一种“类别区分”。也就是说，从社会角度来看，族界是一种群体分类实践，是实体性的社会事实；从认知角度来看，族界是一种区分差异的认知性结构，是人们看待族群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心智的一种不断圈划“自我－他者”的倾向或意识。为区分社会性的族界和认知性的族界，也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把认知性的族界具体化为“族界意识”。

在族群研究中，族群边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自然或自然法则的既定事实。同时，族界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族界的建构进行探索。例如，美国学者安德里亚斯·维莫（Andreas Wimmer）结合马克斯韦伯和布迪厄的族群分类及政治机制理论，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出发，指出族界是社会场中行为者分类斗争和协商的结果。我国学者范可则从主体互动的角度，指出族界是在不同族群的“遭遇”之际才体现出来，即族群成员的“他我之别”产生了族界。

由于族界具有复杂多层的内涵，研究者们必须对其进行概括和分类，才能对这个纷繁复杂、高度抽象的社会现象及大脑图式进行系统、全面和细致地考察分析。

1.分类：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

在族界的分类上，维莫认为，族界包括类别和社会或行为两个维度。类别维度指社会分类的行为和集体表达，社会或行为维度指个体连结和疏离所导致的各种关系的日常网络。在个体层面，类别维度和行为维度呈现为两个认知方案：一个把社会世界划分为社会群体——“我者”和“他者”，另一个提供了行动的脚本——如何在特定情况下与被归为“我者”或“他者”的个体发生联系。维莫指出，只有当这两个维度碰巧重合，当世界观与行为方式一致时，社会边界才会产生。

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等人则把边界分为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社会边界指社会差异的客观形式，体现在稳定的交往行为模式中，典型的社会边界有社会排斥、阶级区分和种族隔离等。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也称符号边界，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对物体、人、实践甚至时间和空间进行分类而做出的概念性区分，它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群体，并产生相似感和群体成员身份，是人们获得地位和垄断资源的重要媒介。象征边界存在于主体之间，通过禁忌、文化实践和态度、好恶模式等得以体现。按照拉蒙特的这个边界分类，族群边界也相应地划分为族群社会边界和族群象征边界两种。族群社会边界可理解为存在于现实和社会中的客观族群区隔，如族群社团、族裔飞地等；族群象征边界则指族群成员对族群类别和差异的主观认知，就是巴斯等人所提出的“类别区分”。

2.考察：族界符号

如果我们把族界分为族群社会边界和族群象征边界，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族界的存在具有哪些表征或外显符号？由于族群社会边界是显性的社会现象或个体行为，如居住区隔、社交网络等，因此考察起来相对方便和直观。但作为主观认知的象征边界就较为隐蔽和抽象，需要通过其外显符号进行考察。那么，何为族群象征边界的外显符号呢？

在早期的族界理论建构中，巴斯强调族群调查的重点应该放在“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其理由是标志族界的文化特征可以变化和迁移，而族群成员和外来者之间可能持续存在“二元性事实”。也就是说，巴斯认为族群的存在和族界的维持主要取决于族群成员的“归属”认同，即族群成员对“我者”与“他者”的区分认知是族界的符号，而不是族群的文化特质。

然而，一些研究者对巴斯的主观认知论提出了反驳意见。有学者认为，族界是一套决定成员资格和区别外人的标记和规则，群体使用这些标记与其他族群相互区别，以此划开彼此的界限。也就是说，族界符号就是每个族群所特有的一整套价值、规范、关系模式、社会地位等级和行为模式等标记和规则。从广义上看，这些标记和规则就是族群的文化特质。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说过，象征边界就是成员“对神圣与世俗的共同定义、相似的行为准则以及对仪式和禁忌的共同遵守”，即世界观、行为准则、仪式和禁忌等都是考察象征边界的符号。还有学者指出，族群文化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事实”，因为族界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文化的刻写。他们认为，族群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是族群身份显现的符号。其实，对于族界与族群文化的关系，巴斯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族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模型，是各种思想的综合体，具有广泛的文化蕴涵。在其经典文献《族群与边界》的导言中，巴斯就明确指出，维持族界的基础是族群成员具有一致的评价和判断标准，即族群成员基本上“玩的是同一种游戏”，而“作为另一族群的二元化的他者则意味着对共同理解的认可是有限制的，在价值观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差异”。他说：“在一个族群中，其中心的和文化的价值制度和行为可以深刻地参与其边界维持。”简而言之，除族群成员的主观归属感外，其评价标准和价值观等文化特质也应该纳入族群象征边界的考察符号中。

维莫综合上述的主观归属和客观文化特质两个维度，在《族群边界构建》（Ethnic Boundary Making）一书中采用了三个案例综合考察族界的构建和维持：第一个是对瑞士三个多族群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进行访谈，考察该区居民对“我者（insider）”与“他者（outsider）”的主观认知；第二个是对脸书上的一个美国大学生群体进行社交网络分析，考察其上传到脸书上的朋友照片，研究其朋友圈和社交行为；第三个采用“欧洲社会调查（ESS）”的数据，分析欧洲少数族群与主流族群的价值观差异及其原因。可见在维莫的实证研究中，“我者与他者”的划分标准、社交行为和价值观差异都是考察族界构建和维持的符号。

综合以上的文献和研究，本文认为，族群边界的考察应该从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两方面进行：一是考察体现社会边界的群体和个体的社会行为，如居住格局、族际通婚和社会交往等；二是考察其象征（符号）边界，即考察族群成员的主观归属认同及其对族群的类别和差异区分，具体表现在族群成员对“我者”与“他者”的划分和对族群文化差异的看法等。总而言之，族界的考察应该包括行为和认知两个方面，并侧重调查行为者的主观认知。

（二）族界与认同

由于族界理论对主观认知的强调，学界普遍认为族界理论就是族群认同研究的一种理论。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层出不穷，其中有以巴斯为主要代表的族群边界论，以安德森和盖尔纳为代表的民族想象论，以及工具论、原生论、符号论等。巴斯族界论的中心论点就是族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可见族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族群认同，巴斯把之定义为“行动者自我认定的范畴归并”，并强调“归属”是族群的关键特征。维莫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也把族群认同界定为“建立在共同祖先和共享文化信念上的主观归属感”。陈志明先生也多次强调华人族群认同的主观性，其引用的例证就是马六甲的峇峇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华人”——“东南亚讲马来语的华人”。当然，陈志明先生并不认为族群认同只是主观的归属感，而是“包括三个部分：标志、主体意识和构成认同的共同特性的客体特征”。陈志明指出，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语言，但语言的丧失并不一定意味着族群认同的丧失，因此必须区分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另外，很多学者也指出，族群认同在于自识（self-ascription）和他识（ascription by others），即“他者”的存在和态度是族群认同产生和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明珂吸取了巴斯的边界理论，从华夏边缘（边界）角度研究华人族群认同问题。他既赞成“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们从其生长的社群中所得到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与文化身份，也支持“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的观点——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王明珂提出，“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这些根基性情感来自成员共同的祖源记忆，但为了现实利益，个人或群体都可能改变其祖源记忆，由此造成族界和族群认同的变迁。

概而言之，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都强调族群成员的主观认知，在这一点上，两者在内涵和本质上存在着交叉盘缠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族界理论已使族群认同从“‘世界中的实体’（things in the world）到‘看世界的视角’（ways of seeing）的转变”。如果不对族界问题进行探讨，“就无法讨论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但上文的分析指出，族界还包括社会维度中所存在的一些客观族群区隔，因此，族界的范围和内涵比族群认同更广更深。是以，本文参考以上的相关理论和研究，通过对受访华人的族群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进行考察，重点分析受访者的族界意识、族界符号和与之相关的族群认同，试图为族界理论提供新的个案分析，并为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研究设计与调研过程

（一）研究问题与访谈设计

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海外华人具有较强的族群认同，这是否表明这些海外华人具有较强的族界意识？他们对“我者”与“他者”是如何区分、如何分类的？其分类的标准和符号是什么？这些问题就是本研究的缘起。也就是说，本研究试图探索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当代海外华人存在怎样的族群边界意识；第二，何为其族界的象征符号；第三，其可能的族界意识反映出其怎样的族群认同。

根据上述的文献梳理和研究问题，本研究设计从社会行为和主观认知两方面对海外华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大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通过受访者的朋友圈/社交网络和异族婚恋倾向，考察其族群社会边界；第二，通过受访者对华人与当地人、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看法，考察其对族群和文化差异的看法，发掘其族群象征边界的显性符号；第三，通过受访者对“我者”与“他者”的划分，考察其对族群的分类和主观归属认同。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选取上，本研究参考了另一些相关文献，如关于族群原型/刻板形象、家庭观念、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谦虚的品质等研究。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半结构化访谈大纲包括以下6个主要问题，分别考察受访华人的族界意识、族界符号和族群认同：

1.您最好的朋友是华人吗？您的华人朋友占多少比例？您的社交圈构成如何？

2.您希望自己或子女与华人谈恋爱或结婚吗？为什么？

3.您认为华人具有最本质的文化特征吗？当地人呢？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4.您和当地人在文化方面（如价值观、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节日纪念等等）具有很多差异吗？还是有一些共同点？

5.您同意以下观点吗？为什么？

（1）如果条件允许，应该住在父母附近或跟他们住在一起，并经常照顾他们。

（2）必要时应该支持亲戚，即使必须做出较大的牺牲。

（3）无论如何，一个人都应该不惜代价捍卫家庭荣誉。

（4）不管哥哥姐姐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弟弟妹妹都应该尊重他们。

（5）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应该传承下去。

（6）家庭责任和义务比个人自由更加重要。

（7）人际关系比个人能力更加重要。

6.作为海外华人，您是否觉得当地华人是内部人/自己人（insider），而当地人或其他族群是外人（outsider）？为什么？

除以上6个基本问题外，访谈中笔者还根据受访者的叙述或观点进行更多提问。访谈最后收集了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如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出生国家/地区、国籍/绿卡和父母情况等。

（二）访谈对象和调研过程

从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笔者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的方式对美国、南美洲、东南亚、欧洲等地的30名华人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受访者的个人信息统计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的女性受访者比例稍大，但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受访者覆盖了20岁-60岁三个年龄段；受访者的来源地区包括北美、南美、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国家包括美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覆盖范围相对较广；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大学以上的学历，教育程度较高；在受访者中，第一代移民和二代以上的华裔比例为2∶1，基本符合很多地区华人人口的代际比例；其中，华裔受访者大多数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美国的华人移民受访者主要为专业技术人员，而南美的华人移民受访者多为经商或务工人员。由此可见，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地理距离和2022年底前的疫情封控，访谈主要采用线上形式，即采用微信语音聊天等方式。2023年疫情封控结束后，笔者对东南亚和欧洲的华裔学生也进行了一些深度的面对面访谈。对美国华裔的访谈采用英文，与其他受访者的访谈语言都是中文。每次访谈时间大概为1-2个小时。经受访者同意后，笔者对每次访谈都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访谈录音由笔者人工转换成文字并对英文材料进行翻译后，再根据研究问题进行整理和归纳。另外，本研究还参考了以前在美国访学的田野调查纪录，采用了一些相关的访谈材料。为保护受访华人的隐私，本文中的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三、分析与讨论

（一）族群社会边界

本研究从两方面考察受访者的族群社会边界：社会交往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首先，在社会交往方面，访谈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华人移民的朋友圈和社交网络主要是华人，当然，有些受访者也有少数的非华人朋友。例如，美国加州的杨女士说：“我的社交圈主要是工作中的同事和华人教会的朋友。华人教会都是华人，公司里有非华人，我们相处不错，没有文化冲突，但不能成为亲密朋友。”已移民30多年的陈女士也说：“在波士顿，中国人还是一个圈子，没法进入外国人的圈子。我觉得很难消除种族差异。”丹佛华人张女士告诉笔者：“我有两个黑人好朋友，是读博时的同学。现在的同事都是非华人，但我现在的交往圈和朋友圈还是以华人为主，80%以上是华人。”

访谈发现，东南亚、南美和欧洲等地区受访华裔的朋友圈也是华人为主。例如，一些马来西亚的华裔学生们从小到大都就读华校，所以其社交圈和朋友圈基本都是华人。南美华裔学生小妮也说：“我的朋友圈华人占比较大，主要是以华人社交圈为主。”意大利华裔学生小芳说：“我的好朋友主要是华人，有一个好朋友是菲律宾裔。在学校读书时也跟当地同学交往，但不能成为很贴心的朋友，因为文化不同，有些事情无法引起共鸣。”

相比之下，美国华裔青年的朋友圈和交往圈比较复杂多元，很多受访者的朋友圈扩展到亚裔或其他族群。例如，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生大卫说：“我最好的朋友目前是华人，华人朋友约占30%，他们大多是学校（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美国很多华人移民也说其子女的朋友呈现出族群多元化。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现象是：在美国很多地区，种族界线仍然比较明显。例如，加州余女士观察到：“孩子上了初中，尤其是高中，就自然分开了：亚洲人一堆，白人一堆，黑人一堆，界线比较分明。”

此调查结果与维莫的研究结果一致。维莫对脸书上一所美国大学的736名学生的朋友圈照片进行研究，以分析影响美国大学生社交网络的因素。其研究结果证明，由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种族仍然是大学生社交圈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黑人学生。然而，族群是影响亲密关系的首要因素。例如，华人的亲密朋友一般也是华人，而不是其他族群的亚裔人或黄种人。

其次，异族婚恋现象和倾向是考察族群社会边界的另一重要指标。本调查结果显示，总的来说，第一代移民多数不赞成族际通婚，华裔后代则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但地区和性别差异比较明显。

在地区差异上，南美、东南亚和欧洲的华人移民和华裔都相对传统。例如，南美小君说：“有些中国人会跟当地人结婚，但我们恩平人不会！因为当地人对家庭和婚姻都无所谓，他们不在乎小孩是谁生的。当地人把孩子养到18岁就不管了，他们认为孩子大了就要独立，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还要付给父母房租。”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小郑说：“我当然更希望也更愿意跟华人谈恋爱或结婚！主要原因是能把话说清楚，脑袋不用时刻处于翻译机状态。如果跟马来人或印度人约会或结婚，话匣子可能会打不开。”其他两位马来西亚华裔学生也说：“马来人都是穆斯林，我们不想跟他们通婚，因为通婚后就必须成为穆斯林。”意大利华裔学生小芳说：“我会更喜欢中国人，因为我觉得完全融入外国人的家庭还是有点难。其次就是我父母在这方面比较保守，他们不会同意我跟外国人谈恋爱的。”另一个意大利华裔学生小静也说：“我不在乎婚恋对象是外国人，但父母不同意，所以可能还是会偏向中国人。”法国华裔小玉的回答是：“华人会优先考虑，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当地人与自己的处事方式、态度、审美观和一些价值观都有一些差异。如果跟当地人谈恋爱甚至结婚，那也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磨合。”

相比之下，美国华人对异族婚恋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华人女性。例如，波士顿林女士说：“很多华人女孩都喜欢找白人结婚，而男性一般都想找亚裔女性作为婚恋对象，所以华人男性的选择范围就缩小了。”华裔学生大卫表明自己理想的婚恋对象是亚洲女性，说父母也希望自己找个亚裔媳妇。二代华裔汤姆（Tom）和约翰（John）也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异族婚恋态度上，美国华人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上述东南亚和南美等地的华人受访者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受访的华人女性也倾向于同族通婚。

综上所述，从社会交往和异族婚恋倾向这两方面看，受访华人的族群社会边界总体较为明显，但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别和代际等微观层面上的差异。这些差异说明族群身份只是族界构建和存在的众多因素之一，种族偏见、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更多微观和宏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族界的建构、维持和变迁影响更大。

（二）族群象征边界

如果说“边界”意味着差异（difference）和区隔（distinction），那么族群边界就是族群差异。为了体现差异，就必须采用一些公认的标记和规则与其他族群相互区别，这些标记和规则就是族界的象征符号。毫无疑问，在不同的族界符号中，肤色、体格等外貌生理特征是最显性的标记。其次，语言、食物、传统节日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也是较为明显的族界标记。巴斯在《族群与边界》的导言中就指出：族群分化的文化内涵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进行分析：一是显性符号或标志——人们寻找和展示可标示身份的可分辨性特征，包括服饰、语言、房屋式样或一般的生活方式；二是基本价值取向，即判断行为的道德与优秀的标准。以下按照这些标记分类讨论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

首先，调查结果显示，在族群差异方面，很多受访华人并未提到外貌和生理等方面的显性标记，但都强调了华人的血统和历史等原生性特征。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所有受访者都说自己是华人族群成员，很多人为自己的华人出身和背景感到骄傲，都说华人族群具有相同的血统和祖先，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这个结果体现出受访华人的原生性族群认同，也反映出族群身份类别（标签）的持久稳定性。这是因为出身和背景等核心族群性是天生给定而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成为族群边界中最明显、最持久稳定的符号。正如巴斯所指出的，“即使个体跨越边界或产生新的认同，族群标签也会经常存在”，也说明了族群边界主要是靠类别（范畴）结构保持和建构的。

其次，在文化差异方面，受访华人也并未强调语言、食物、传统节日等文化显性符号，可能是因为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对经常接触或跨越不同文化边界的海外华人来说，这些显性的文化符号已经变得相对模糊，或逐渐失去其重要性。相反，在调查中，很多受访者提到的族群文化差异是民族性格或族群特性。例如，波士顿华人刘先生说：“中国人注重信用，讲究礼义廉耻，而美国人自由、开心、比较随便，不摆谱。”同是波士顿老华人的梁先生这样描述：“中国人谦虚、包容、低调，儒家思想是我们的传统。美国人崇尚自我，个性张扬。”加州余女士说：“华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忍耐和大事化小。华人强调奋斗提升自己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外国人比较自我，注重享乐，这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南美华裔青年小欣说：“华人最本质的特征是勤快、孝顺、内敛，当地人的性格特征是自由和直接。文化差异较大，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小君也提到南美人天性随和乐观，但懒散懈怠。东南亚华裔小郑对华人民族特性的理解也大径相同：“华人最本质的特征是耐心，具有能适应不同环境的智慧，所以华人总能在不同的土壤上扎根和成长。而马来人的本质是安贫乐道、怠惰散漫。”

其实，以上受访华人所提及的族群特性都可以称为族群原型（prototype），或者说是族群刻板印象（stereotype）。“原型”是指人们用于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归类的内群体的界定性特征。有学者指出，原型是情境化的社会知觉的产物，具有模糊性、多变性与情境性的特征。还有学者认为，族群成员对自身和他者的原型化认知往往会造成双方的隔膜和误解，从而强化了族群的象征边界。很多情况下，原型中的重要特征并不是“正确”的特征，而是指具备本族群成员认知或想象中的“典型”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原型既是对群体特征的部分的真实反映，也是一种自我想象。王明珂也指出，客观的体质和文化特征是人们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的工具，但人们往往会“扩大”或“创造”这些差别特征，所以“原型”经常是人们的“主观印象与想象”。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社会群体基于语言、生活方式、教育和宗教等文化特征区别于其他群体，在区分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优越感和光荣感（honor），并形成群体成员的准入标准。以上受访华人的族群原型化认知就反映出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和光荣感，其认知中的族群“原型”是“典型华人”的标准，而一些华裔后代与这些族群“原型”不太符合，成为华人族群的“非典型成员”，即“复制或习得本族群文化特质较少，甚至只保留民族成分的成员”，也因此被形容为“香蕉人”。

再次，为验证族界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族群成员享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统一的评价判断标准，本研究调查了受访者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看法，以考察文化价值观对族群象征边界的意义。调查结果发现，对于本访谈所列举的7个中华传统价值观，受访者反应各异。除了照顾父母这个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外，大多数受访者对家族观念、照顾弟妹、尊敬兄长、谦虚的美德、家庭责任和人际关系等其他传统价值观基本上都持各不相同的看法。这个调查结果表明，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受访华人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这一方面体现出价值观的个体性、时代性和变动性，也证明了维莫的结论：同一时代不同族群的价值观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封闭和种族排外所造成的，而不是族群文化本身。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与前面的族群社会边界调查结果一样，在族群象征边界方面，受访华人也存在地区和个体差异。例如，相当一部分美国华人认为文化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本科专业为政治学的大卫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当专业的解读：“我不会对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进行评价或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无法用简单的标签或描述来定义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特征。而且，文化是一个动态和多元的概念，它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展和变化。虽然华人和美国人有一些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不同之处，但他们也可能有许多共同点，这取决于个体的背景和生活经历。”波士顿陈女士也说：“中国文化最本质的特点应该是儒家文化，美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多元化，但现在中国文化已经改变很多，很多人的思想都西化了，所以差别不是很大。”

总而言之，本调查结果发现，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意识也较为明显，体现在其对族群身份的分类和族群特性的认知上。因此，血统、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标签和族群原型化认知是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符号，而文化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在当代的语境下因人而异，难以成为整个族群的象征边界符号。

（三）族界意识与族群认同：“他我”之别？

上文提到，“他我”之分是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的主要标记。上面的调查结果讨论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具有族群类别或身份标签上的“他我”之分，体现在受访者对共同血统和出身背景等原生族群性的强调。这个结果表明受访者具有原生性的族群归属认同和族群类别边界意识。但本研究认为，“他我”之分除了表现在族群标签和身份归属外，也应该包含族群成员间的相互认同感和亲近感。然而，本调查结果发现，很多受访者并不认为华人就是“我者”，反映出其淡漠的族群亲近感和认同感。例如，波士顿香港华人山姆（Sam）经常参加波士顿唐人街老移民的活动，但在单独访谈时他却说：“我没感觉华人是自己人，我有很多美国老朋友，而且最好的朋友也是美国人。我更信任美国朋友，因为他们比较诚实、单纯、真诚，而华人不一样，有些人很自私，他们就是想利用你，也不会帮你保守秘密，但美国朋友会。”加州余女士的朋友圈基本是华人，但她也说：“我不觉得华人是自己人，在公司里华人更捣乱，更拉华人后腿。”波士顿大陆新移民小刚是这样表述的：“人们根据政治、经济利益结成群体，族群和文化似乎不太重要。我没有自己人和外人的概念。”波士顿华裔青年大卫也持相同观点：“我没有这个概念，不会以种族来区分他我。”

南美华人华侨对“他我”的看法也与美国华人接近。例如，厄瓜多尔的小欣说：“我认为主要看人、看缘分，对于我来说，相处得来就是自己人，我自己也有些当地好朋友。”委内瑞拉华侨玉姐说：“这边华人越来越多，所以没有感觉华人特别亲切或是‘自己人’，有时还要相互提防着。以前就不一样，听老华人说以前华人很少，见到华人就感到很亲切，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小君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心做杂货和水产生意，来自恩平农村，教育程度较低，除了跟自己店铺的当地员工有较多接触外，基本就是生活在华人圈中。但是，她对中国同胞们的评价是：“这边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他们跟本地人勾结，坑自己人。陌生的中国人是不能相信的。中国人是自己人吗？（她沉默思考了一会儿）有一些是的，但只限于那些认识很久的中国朋友。”

以上访谈结果也验证了维莫在瑞士一个多族群社区的调查结论。在维莫的调查中，国籍、族群身份和族群类别并非“他我”之别的决定性因素，而是“秩序体系”，即干净、准时、安静，以及在社区内具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等“小资产阶级”美德。因此，不遵守“秩序体系”的人，如新搬来的瑞士年轻人和一些新移民都被当成“他者”，而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老劳工移民却被当作“我者”，因为他们已融入到其“秩序井然”的社会体系中。当然，在维莫调查的居民区中，人们仍然使用族群类别来描述当地的居民，如土耳其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等等，但“我者”与“他者”的界线划分是另一种不同的逻辑，而不是族群类别。这种不同的逻辑就是“秩序体系”和对其尊严及社会地位的维护，而不是所谓的“文化距离”或“种族亲近”观念。

总而言之，本调查结果显示，在族群类别和身份归属方面，受访华人存在明确的“他我”界线，但在族群认同感方面，受访华人的“他我”之分并不以族群身份为界线。这个结果一方面凸显出受访华人族界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原生性、象征性和类别性特征，也说明在“他我”之分这个复杂的认知问题上，研究者应该对族界意识和族群认同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

四、结语

本研究主要参考巴斯的族界理论、拉蒙特的边界分类和维莫的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建构并言说边界的主体行为”和认知，及“发掘其内涵如何在话语中生成”。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探索海外华人的社交行为、异族婚恋倾向、对“他我”的划分、对中外族群文化差异和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看法等，试图“发掘”海外华人的族界意识、族界符号和族群认同。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在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上，受访海外华人的族界意识都较为明显，其族群社会边界意识体现在

其社交网络的构成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上，其族群象征边界意识体现在其对族群特性的原型化认知上。当然，调查结果也显示出受访者的社会边界意识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地区、性别、代际和个体差异，说明族群社会边界是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复杂建构结果。其次，在族群象征边界方面，血统、生理和出身等原生性特征是最显性的符号，族群原型或刻板印象是受访华人认知中的的文化象征符号，而不是学界所关注的语言、文化实践和价值观等。第三，受访者对“他我”之分的认知体现出其族群类别意识及其原生性的族群认同，但其深层次的族群认同感和亲近感不强。这个结果说明在“他我”之分的问题上，研究者应该对族界意识和族群认同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

由于条件所限和几千万海外华人的复杂多元性，本研究虽然采用两年的海外实地调查资料为辅助支撑，但深度访谈对象只有几十人，且受访者地区来源不均，只是一个探索性研究，调查结论仍需更多后续研究的验证。另外，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分析海外华人族界意识的成因。拉蒙特指出，边界研究的难点是探索客观的社会边界与主观的象征边界的关系，因为象征边界只是形成社会边界的一个必要条件，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可能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在本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地区差异中得以体现。大致看来，与美国受访华人相比，大部分东南亚、南美和欧洲受访华人的族界意识相对较强。其次，个体差异，如社会阶级、教育水平和个人经历等也是重要的建构因素。总的来说，若阶层、教育程度较高和个人经历较丰富，则其族界意识相对较弱，反之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后续研究者的深入探索。

（摘自：刘燕玲：《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族群边界意识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