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3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中国对非洲进出口值由2000年的不足1000亿元攀升至2022年的1.88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长超20倍，中国已经连续14年稳居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非经贸合作带来的广阔前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前往非洲投资创业。麦肯锡公司2017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在非投资的企业已超过1万家，且90%为私有型的华商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南非、赞比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尤其是近十几年间，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投资非洲的趋势明显上升。虽然当前非洲中国移民创业的整体状况仍处于小规模、边缘型的低层次经济活动层面，但新一批进入非洲的华商开始拓展经营方式。从行业上看，由餐饮业向制造业、房地产业延伸；从经营规模看，由小商铺、个体户向企业集团转变。华商企业在进入21世纪后迎来“高速发展期”，如今已成为中国投资非洲的主体力量。华商企业通过人才培养、技术转移、经验传授等方式，为推动非洲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和非洲社会的民生改善做出了诸多贡献。
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问题备受关注，过往研究主要探讨华商企业的发展历史、经营状况、生存挑战等问题。但是，鲜少有研究从嵌入性视角出发，探讨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状况。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问题关系到中非合作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对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策略及其社会适应模式开展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1.社会适应研究
在移民研究领域，社会适应概念主要用于解释在原地区或原国家已经完成社会化的群体或个体，迁移到新国家后的再社会化过程。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既关注移居国社会对移民的整合和吸纳作用，也强调移民如何通过一系列行为改造自身在新社会的生存处境。针对海外华商企业的社会适应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研究旨在探究华商企业为改善自身在东道国社会处境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行动；而另一类研究旨在探究华商移民以及华商企业适应东道国社会的路径模式。
海外华商企业的社会适应策略研究包括企业在管理方式、经营发展、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策略性行动。例如，在企业管理方式上，家族式管理被认为是华商企业能够从小作坊发展为大规模企业的成功经验。在经营发展方式上，既有立足华人族裔市场、依赖少数族裔经济的企业经营策略，也有积极开展本土化、旨在融入主流市场的企业经营策略。在社会活动方面，学者们认为华商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和壮大海外华商组织、加入当地工会等策略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总之，华商企业的社会适应策略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行动。而对社会适应的模式探讨则经历了从同化论到多元文化论的转变。最初学者们提出了“同化论”的分析视角，认为华商移民最终会放弃原来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去融入主流社会。后来，学界逐步发展出“跨文化适应”的视角，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相互接触、多元共存。例如，陈肖英提出了南非华商的“非零和适应模式”和“多元适应”模式，前者是指华商移民不以融入居留地文化为目的，而选择保留自身文化；后者是指华商移民会保留一部分的自身文化，也认同主流社会的一部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和文臻调查了斐济华商的生存适应过程，提出“顺适应”和“逆适应”两种社会适应模式。“顺适应”模式下的华商会保持中国文化特征，同时也接受移居地文化，与当地社会相融合；“逆适应”模式下的华商侧重在当地的经商发展，与移居国文化产生分化、回避和误解。但这些社会适应的策略和模式研究往往被置于“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中，或强调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对新迁入华商企业的影响，或强调华商企业的行动与提升经济效益的相关性。这些研究忽略了具有自我能动性的华商企业能够在东道国自主地改造生存环境，并且华商企业与祖籍国的联系也会对其社会适应的过程产生极大影响。
2.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他认为市场社会是一种“嵌入式”系统，与非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即市场经济与社会演变相互适应。格兰诺维特发展了“嵌入性”的概念，指出经济活动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将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类型。关系嵌入强调一对一的双边人际关系对个体经济活动的影响，结构嵌入则强调个人所处的网络整体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的解释受到广泛重视与探讨。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了经济行为在社会系统中的嵌入机制。例如，佐金（Zukin）等人将经济行为的嵌入形式划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其中认知嵌入是指主体在行动时只能保持有限理性，会受其原有思维意识的限制；文化嵌入是指主体行动时会受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制约；结构嵌入是指经济行动涉及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对经济活动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政治嵌入是指政治、法律制度等外部制度框架能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古拉蒂（Gulati）和加奎罗（Gargiulo）进一步将嵌入性分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位置嵌入三个维度，来描述企业组织的嵌入性。随着全球化的兴起，一些学者指出跨国移民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仅嵌入于移居国社会系统中，也嵌入于祖籍国社会系统中。例如，周敏等学者提出“并行嵌入”的概念，研究移居国和祖籍国两地的微观社会关系网络、中观市场结构和宏观制度环境的嵌入，如何对移民创业产生影响。任娜和刘宏提出“双重嵌入机制”，认为移民企业家拥有双重嵌入性，这是一种在祖籍国和移居国双向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温国砫等学者则提出“跨国连接”的概念，认为华商企业可以同时利用跨国资源和在地资源，实现企业在非洲的成功创业。
嵌入性理论中，嵌入主体的最终目标是与嵌入客体或环境相互契合适应，利用嵌入客体或环境中的资源实现自身目标。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嵌入性特征，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嵌入机制，从嵌入性视角出发能够更深入地挖掘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情况。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华商企业嵌入非洲社会形式分为社会嵌入、文化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类型。其中社会制度、政治环境是社会嵌入的重要方面；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宗教习俗是文化嵌入的重要方面；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则是关系嵌入的重要方面。
以往对华商企业的研究更多关注其如何在移居国实现经济效益，而缺乏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对华商企业在不同嵌入形式下社会适应策略的研究。此外，本文认为非洲华商企业既嵌入于移居国的社会系统中，又嵌入于祖籍国的社会系统中。因此，本文将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华商企业通过哪些行动策略适应非洲社会；二是华商企业与祖籍国的联系会对其社会适应过程产生何种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4家华商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策略进行深入调查。这4家华商企业均是21世纪之后进入非洲的，在非经营时间超过10年，经济效益高且企业规模大，是在非洲获得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代表性华商企业。这些华商企业接触和适应当地社会的经验丰富，笔者可以更深入地收集到有关华商企业社会适应情况的相关资料。2022年10月-2023年6月期间，笔者对这4家华商企业的12名成员（包括企业家、华人管理层以及一线中国员工）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形式包括面对面访谈（面向回国的华商企业成员获取所需资料）和电话访谈（面向在非洲的华商企业成员获取所需资料）。访谈内容包括4个方面：一是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历程、经营管理情况；二是企业自成立以来与非洲社会各界的联系与互动情况；三是中国员工在企业中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及中国员工与非洲员工的日常交往情况；四是中国企业与中国社会各界以及在非洲的华商社团、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部门等在非华人社群的联系与互动情况。
二、弹性交往：嵌入视角下华商企业的社会适应策略
非洲作为移居国，其市场环境、政治体系、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都有别于华商企业的祖籍国——中国，尤其是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多变、社会治安状况普遍不佳，华商企业走入非洲后既要适应新环境也要应对各种风险。为此，华商企业会根据不同的互动场景，打破现有的条件限制，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积极转换行动策略，生成与非洲社会交往的经验。总体来看，有避让性策略、调适性策略和进取性策略三种行动策略。
（一）社会嵌入视角下的避让性策略
由于非洲的生产资源多、价格便宜，而且运输成本低廉，因此许多华商企业会在非洲选址建厂，进行生产经营，这是一种有利于快速融入非洲市场的本土化经营策略。这种在地经营生产的特点，也让华商企业不可避免嵌入到非洲本土的政治社会生态中，受到当地政治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约束。尤其当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动荡，社会治安环境变差时，华商企业和中国员工就可能成为犯罪分子抢劫、攻击的对象。身处这种动乱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华商企业必须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安全。在这种社会嵌入的背景下，华商企业会采取避让性的行动策略，这是一种以避免接触、妥协退让为主要行动方式的社会适应策略，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企业自身的安全、规避在非经营的风险。
一种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空间隔离减少族际接触。出于对华人生命安全的担忧，华商企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非洲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区隔，减少企业与非洲社会直接接触的机会。我们调查的几家华商企业为中国员工安排了封闭式的活动空间，他们需要集中住宿、集体生活。华商企业基本不支持中国员工在下班后离开工厂，即使外出也需要安排人员陪同。他们还会聘请非洲军方人员或雇佣当地保安团队在企业工厂外巡逻，为企业提供安保服务。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便于对中国员工进行统一管理，保障企业人员的安全。华商企业不仅采取措施避免中国员工与外界的接触，在企业内部也通过空间分隔的举措避免两类员工在生活起居上的混杂。比如，将员工住宿区域依照国籍区分；将员工食堂分隔为非洲员工的专属食堂和中国员工的专属食堂；为非洲员工提供独立的宗教活动室，为中国员工提供单独的娱乐棋牌室等。空间分隔的管理方式既提升了企业的组织管理效率，也可以避免双方员工在缺乏交往经验或不够相互信任的情况下，由于接触过多而发生摩擦与冲突，但这种空间隔离的举措也意味着华商企业与非洲社会增进理解的机会减少了。
另一种做法是遇到和非洲人的矛盾或纠纷时，选择妥协退让、避免冲突升级。诉讼纠纷是华商企业在非洲经营时经常会遇到的情况。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华商企业通常秉持“息事宁人”的心理，期望与对方私下协商解决问题。在华商企业看来，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市场纠纷会消耗企业大量精力，结果往往是华商企业自身“吃力不讨好”。多数华商企业更愿意在一些利益和条件上做出让步，避免和当地人对簿公堂，将事情闹大。这一行动方式反映了华商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冲突处理思维。
（二）文化嵌入视角下的调适性策略
中非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沟通、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管理思维等多个方面，华商企业与非洲社会开展接触交往的同时，中非文化也在发生着交流和融合。文化嵌入导致的适应性挑战具有多样性，表现为中国员工和非洲员工在交流时容易产生冲突、华商企业难以对非洲员工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以及华商企业在非洲市场规则下屡屡产生纠纷等。调适性策略是华商企业采取的一种应对此类文化差异和冲突的适应性策略。这种策略以遵守非洲社会制度、顺应非洲社会文化为出发点，采取这种策略的目的是寻求与非洲社群达成相互理解进而形成共识。我们调查发现，4家企业有着相似的行动表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尊重非洲社群、理解非洲文化
华商企业在非洲的族际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虽然在两种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发生过摩擦和冲突，但华商企业主动打破偏见和歧视，以理解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回应。我们了解到A企业在创业的前两年，发生过几起中国员工辱骂非洲员工的事件，还引发了企业内部非洲员工的群体性暴动。为应对此类事件，A企业将不允许打骂和侮辱非洲员工写入中国员工的管理手册。手册中列明相应的惩罚举措：如员工有辱骂非洲员工的行为，核查属实就酌情扣除500元-1000元人民币工资；员工再次发生同样行为的则被公司直接开除。A企业的总经理表示：“我们一直都和中方员工说，他们（非洲当地员工）不是工具人，他们也是企业的一份子，我们不能不去尊重他们。”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A企业愿意去顺应当地习俗。企业的外联部主管对此表示：“当地传统的一些习俗我们必须要去遵守，我们有时候去村里签协议，他们让我们做一些古老的仪式，我们不会去笑他们，我们会尊重他们。”华商企业也维持着自身的文化认同，客观中立地对待非洲文化，并不一味顺应。谈及对非洲宗教信仰的态度，B企业的总经理并不信仰非洲宗教，但是他表示会去尊重和理解对方：“这边很多非洲员工都信仰宗教，我们中国人不信仰他们的神，但是我们也不会去嘲讽他们是迷信，所以我们和非洲人可以和平共处。”在这一点上，我们访谈的华商企业成员均表示，只要理解和尊重当地人，双方的相处其实并不困难。
2.建设属地化的管理团队
华商企业出于减小用工成本等考虑，一般会大量雇佣非洲本地员工，本文调查的4家企业的员工本地化率均高于80%。华商企业必须根据非洲人力资源特点和族群文化背景调整管理方式。企业的一种做法是吸纳本地优秀员工进入企业管理层，发展高素质的属地化管理队伍。A企业的人事部主管表示，他们生产车间培养的一个非洲小组长最多能直接管理上百个生产一线的非洲员工。B企业的创始人重视培养本地管理人员，“我都不用中国人去管理这些本地员工，我只负责管理非洲经理跟非洲小组长，非洲的经理和小组长对一线员工进行直接管理。让中国员工去管理，他们容易和非洲人在语言和行为习惯上发生冲突，给企业造成很多麻烦。”属地化的管理团队内化了本地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惯习，能够更高效地与非洲员工进行沟通。D企业的总经理表示：“在企业管理上，我们会征求非洲秘书和非洲助理的意见，采用他们提出的管理方法。只要能把企业管理好，不发生矛盾冲突，我们不会去干涉他们采用的管理策略。”华商企业更多承担着教育和培训非洲管理团队的义务，让他们将学习到的规章制度、管理理念运用到实践中，而在具体的管理措施上，华商企业信任其非洲管理团队，并不过多干涉。
3.学习和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企业经营涉及许多相关法律，需要与各类市场机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在此背景下，学习和顺应非洲的法律规范能够保障企业的生存合法性、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企业一方面会雇佣当地律师学习当地法律法规，处理遇到的诉讼和纠纷事件；另一方面则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要求和工作，规避经营风险。B企业在经营初期，遇到劳资纠纷问题时，尝试过私下和员工解决纠纷，但是一些离职员工在事后仍旧多次向企业索赔乃至向法院控告企业。B企业的经理谈到：“我们之前在劳动纠纷问题上就吃了很多次哑巴亏。后来向律师咨询，他告诉我们，当员工跟雇主之间发生劳资纠纷时，可以通过劳工部出面解决。劳工部会告诉我们解雇流程以及应该怎么补偿员工。在当地经营就是要不断去学习他们的法律。”借助劳工部门的力量，B企业掌握了处理劳资纠纷的合法流程，也有效解决了和员工之间的纠纷。
（三）关系嵌入视角下的进取性策略
华商企业和非洲居民有着频繁密切的往来，这是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在地化特征而发生的强制性联系。比如在租赁土地上，华商企业需要与当地村庄商谈议价，在架设电网上也需要征得周边居民的同意。经济化的关系嵌入令华商企业和非洲社会缺乏彼此信任，乃至爆发矛盾和冲突，因此进一步发展与当地社群的和谐人际关系成为华商企业的重要行动目标。在本土社会关系发展方面，华商企业往往会采取积极主动与非洲社群建立、发展和维持关系的进取性行动策略。这种策略的行动原则是积极主动接触当地社群，以营造企业在当地的良好形象，获得非洲社会的支持，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1.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民众支持
华商企业不可避免会接触到本地居民，如果没有妥善处理与居民的关系，会引发许多麻烦，诸如社区的失业居民聚集在企业门口闹事，附近村委会强行增收地租等问题。我们调查的4家华商企业都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和民生服务，提高当地人对企业的信任和认可。如A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参与，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第一，给周边社区出资、出力修建道路、菜市场、学校等公共设施；第二，为周边社区提供生活物资，诸如大米、蔬菜、肉、油等生活必需品；第三，给特殊人群提供金钱资助，如给社区老人养老费、给优秀学生助学基金；第四，给当地民生机构和组织捐款，比如给所在州的医院提供资金、捐赠医疗器械。这些举措不仅帮助企业收获了民众的支持，也间接推动了非洲社会民生的改善和发展。A企业的外联部主管谈到：“我们和周边村庄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关系，逢年过节我们什么都会送。这样一来，当地老百姓也对我们外资企业更加认可。”华商企业也重视与当地机构合作进行公益活动的推广，进一步提升当地社会对企业的良好印象。B企业在组织慈善活动时会主动寻求当地警察部门的合作，确保慈善公益活动进行顺畅、宣传到位。“每次慈善活动，警察局会出动警力帮我们维持现场。人员到场以后，我们一定会自己下去派发，让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是我们中国人在做慈善，所以我们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2.加入非洲本地的商业组织，推动自身发展
我们调研发现，一些华商企业会加入非洲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一种开放性的商业组织，这种商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制定行业规则、共享商业信息、维护企业利益。在行业协会中，华商企业可以参与讨论如何分配市场份额、如何给产品定价，可以共享最新的行业政策和商业信息。掌握这些知识、信息有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我们对C企业的调查发现，行业协会能够以组织团体的力量促成非洲政府对市场政策的调整。2004年，尼日利亚政府颁布禁止41项进口产品政策，其中包括禁止从中国进口鞋子的政策。这一政策的颁布直接限制了C企业在尼日利亚生产鞋子的可能性。为了应对危机，C企业联合了几十家同行企业成立的行业协会，以协会组织的名义与尼日利亚政府商谈产业政策，促使政府同意半成品加工业务的进行，该企业也因此顺利渡过危机。C企业的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给自身争取经营许可、实现生存发展，但这一行动还进一步促成了非洲的市场制度变革，推动更多外资企业在非洲开展经营活动。
3.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获得当地政府支持
华商企业重视建立和维持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当华商企业和周边的社区居民发生矛盾分歧时，非洲的基层执法部门能够作为调解方促成双方的纠纷和解。A企业某位受访者说：“警察局对我们帮助很大。有时候我们遇到社区问题，局长会从他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他有什么经验，要怎么处理。我们平时和当地州警察局的关系也处得比较好，他们政府有什么诉求，也会对我们说。”当华商企业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后，企业家还会积极与当地政府官员发展友好的政商关系。D企业的创始人拥有许多政府高层朋友：“我们华商跟当地的政府高层也会经常开party，经常有交流和合作。”
综上所述，避让性策略、调适性策略和进取性策略构成了一种弹性化的行动策略选择体系，使企业得以维持着与非洲社会的理性交往，提升对非洲社会适应能力。企业选择避让性策略并不代表企业无法适应非洲社会，这是企业在某种情况下的最优行动方案，当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处于治安不稳、政局混乱等高风险状态时，选择妥协退让是企业能够保护自身的最佳策略。而企业选择进取性策略也并不代表华商企业已经完全融入非洲社会，这是由于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稳定包容，社会排斥程度小，此时企业主动与非洲社会发展关系，更易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可以看出，华商企业在适应非洲社会的过程中，既没有选择完全同化于非洲的社会环境，令自身失去自主性，也不是消极地与非洲社会隔离，令自身成为一座孤岛。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华商企业始终维持着自主的行动意识，调整着与非洲社会的互动尺度，营造着弹性化的行动空间，以提升对非洲社会的生存适应性。
三、母国依赖：华商企业的社会适应模式
上述三种行动策略是华商企业形成的应对非洲环境变化、平衡与非洲社群关系的实践经验，是华商企业具有社会适应能力的表现。那么，华商企业为什么能够拥有这种张弛有度、进退有距的行动能力？是哪些因素支持着企业的社会适应过程？从嵌入性视角出发，我们发现源自母国的各类资源也嵌入于华商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适应过程中。借助源自母国的各类资源，华商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在东道国社会中的生存和适应目标。
（一）人力资本赋能
步入21世纪后，中国传统产业结构饱和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非洲，促进中非产能互补。非洲的多数国家是传统农业国家，虽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人力资源，但仍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初期，劳动力技术水平较低，因此华商企业走入非洲后，还需要依赖中国人力资本以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员工作为中国技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载体，是华商企业维持跨国经营模式的重要支撑。我们调查的4家企业都在非洲建设了生产线，大量雇佣当地工人进行生产作业。但这些企业仍会在中国境内成立分公司，招聘中国员工协助非洲企业的生产运营。比如，C企业在国内成立了研发部门，招聘国内创新型人才设计最新的女鞋单品；A企业在中国成立人事中心，由中国人事专员负责跨国劳务招聘，向非洲公司输送中国人才。C企业的创始人认为：“非洲本地的基层员工很好招聘。但我们需要的技术工人、高级员工只有在中国这边才能找到。”依托中国员工的力量，华商企业成功实现了中国技术优势和非洲资源优势的跨国整合。
其次，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经营活动也离不开中国员工的帮助。一方面，中国员工队伍能够帮助企业克服生产困境。我们对A企业在尼日利亚建厂和生产经历进行了调研，A企业在2012年将一支由中国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带往尼日利亚共同创业。尼日利亚当地的生产条件落后，国家供电能力低，正常情况下一天只能供电2-4小时。为克服这一生产困境，企业积极组织中国工程师团队自建电力专线，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用电。另一方面，中国员工可以协助企业的组织管理。一位人力资源部主管表示，“在中国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工人，在这里要求可能就更高了，要教会他们做事。当地员工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具备什么技能。我们会定期对员工进行包括设备操作、劳保、安全、车辆使用等最基础的培训，让他们达到我们的要求。”非洲本地员工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缺乏基本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技能，中国员工在企业内需要承担培训和引领非洲员工的职责，提升全体员工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
可见，中国员工具有的知识、技能、素养是企业难以在非洲本地获取的人力资本。这种源自母国的人力资本可以帮助华商企业成功接轨非洲主流市场，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员工在赋能企业的同时还改善了非洲本土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本地员工的技术能力，给非洲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二）政府层面参与协调
华商企业是中国与非洲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华商企业即使身处异地也能够与中国政府资源实现对接。当企业在非洲遭遇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生存困境时，中国政府能够为华商企业提供所需的帮助。
第一，回应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生存发展诉求。政府相关部门会邀请或组织在非华商企业家回国参加世界华商大会、侨务工作会议等交流活动，关心他们在移居国的发展情况，商议经贸合作政策的发展空间。借助这些机会，华商企业将自身在非洲发展遇到的挑战和相应诉求反馈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则将之作为相关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帮助减少企业在非洲的生存和经营阻碍。
第二，帮助华商企业提升在非形象。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中国驻非使领馆经常拜访华商企业并倡导华商企业履行对非的社会责任、参与对非社会公益，同时为华商企业联络当地政府，促成公益活动的成功举办。使领馆也会为有意愿成立公益性组织或社团的华商企业提供官方证明、经费支持和咨询服务，帮助华商社团组织起来。
第三，协助企业安防，保障华人在非的利益和安全。2004年，非洲第一个“警民合作中心”在南非设立，这是由华商企业主导、中国大使馆和南非警方参与协调配合的公益性组织，宗旨是维护海外华人安全，打击涉侨违法犯罪行为。截至2022年，警民合作中心先后在南非全国成立12家省级中心。“中国公民在南非遭遇抢劫和绑架案件后，中国使领馆都会第一时间联系警方高层，并同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一道积极营救人质，尽最大努力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各类帮助。中国使领馆也会督促警方加大破案力度，尽早逮捕涉案嫌疑人。”
中国政府的对非战略强调合作共赢。在这一背景下，政府部门支持华商企业在非洲扎下根来，成为中非友好合作的桥梁，推动中非合作的深化。
（三）族裔商业网络助力
华商网络是华商企业家在中国文化背景和共同利益驱使下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人际关系为基础，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族裔商业网络，以地缘性的同乡会、业缘性的商会和行业协会、公益性的慈善协会等华人社团为组织形式。华商企业进入非洲的发展初期，与祖籍国社会网络的联系弱化，游离于本土社会网络之外，此时遍布非洲的华商网络成为华商企业积累本土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
首先，非洲华商网络可以通过内部成员的互助积累本地社会资源。C企业创始人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一家同乡商会，并分享了他的行动初衷：“我们成立商会的目的是守望相助，我们个体的资源很少，但我们有的企业跟当地税务部门关系很好，有的企业跟警察部门关系比较好，那我们就和当地各个部门都联系得上，可以做到优势资源的共享。”成员企业各自拥有的本土社会资本在华商网络中聚集、流动和共享，促进成员企业更好地嵌入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中。
其次，非洲华商网络能够形成群体效应，维护华商企业的群体利益。个体企业势单力薄，而制度化、组织化的华商网络能够形成群体效应，拥有远超于个体企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B企业的创始人是南非侨领，在当地政府部门对华商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或有意刁难时，他会以侨领身份出面与之交涉并反映华商的意见与诉求。“我们当初成立这些商会是为了抱团取暖、师出有名。我们有一定规模后，和当地政府部门谈判的筹码就多了，他们也不会欺负我们，这就可以更好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组织化的华商网络为华商企业与当地社会开展平等交流、构建良性互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最后，非洲华商网络可以增进非洲政府对华商企业的信任。华商组织承担着推动中非合作的职能，商会组织与中非两国政府拥有许多合作交流的机会，华商企业能够借助这些契机获得非洲政府的认可。比如，2019年11月，在尼日利亚福建省华商商会以及埃多州A企业（该企业是商会成员）的积极促成下，尼日利亚埃多州州长应邀前往福建省福州市举办招商推介会，为尼日利亚引入了一批新的中国企业。这次活动增进了该州政府对A企业的信任，并推动双方加深合作关系。2022年，A企业联合周边的华商企业成立埃多州华人商会，成立之初就与州政府合作筹备了一场捐赠当地社会的仪式，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A企业在尼日利亚的社会地位也更上一层楼。
总之，族裔商业网络的力量可以帮助华商企业积累本地社会资本、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进政府对企业的信任，从而帮助华商企业向上流动，在非洲移居国社会成功立足。
（四）融入母国文化经验
中国员工和非洲员工的接触一开始只停留在职能性互动层面，在语言、文化、行为习惯等方面隔阂较深，时常发生族际摩擦和冲突。为解决这一问题，华商企业尝试将中国文化经验嵌入跨文化管理过程中，最终实现非洲员工对华商企业的组织归属。
家庭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增进群体组织内部信任感的重要方式。调查中我们发现华商企业重视对非洲员工家庭文化观念和集体意识的培养。A企业总经理认为，非洲员工“更自我，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他们那边的男人不顾家，女人在家带孩子，男人在工厂打工赚钱，赚到钱很快就花完，不为家庭储蓄。所以我们平时就给他们培训中国的文化，告诉他们要对家庭好，要承担责任。慢慢他们也接受我们的思想，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A企业一方面通过发放结婚礼金祝贺非洲员工成家立业，定期家访敦促非洲员工重视家庭生活等方式培养非洲员工的“小家庭”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则通过组织中非员工一起过集体生日会，号召中非员工同台表演庆祝中非节日，鼓励非洲员工参与企业创办的月刊的供稿，奖励优秀的中非员工同游中国等方式，给非洲员工介绍中国文化，夯实“企业是中非员工共同的大家庭”的集体意识。以“小家庭意识+大集体意识”这两种方式重塑非洲员工的价值观念，培养非洲员工对企业的组织归属感。
华商企业还会通过“中师非徒”的人际关系塑造，引导中非员工的族际交往从浅层次的工具性联络转向深层次的情感性联系。“中师非徒”关系是经验丰富的中方员工（师傅）和经验较少的非洲员工（徒弟）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中方师傅可以传授非洲徒弟经验和技术，帮助非洲徒弟提高专业技能，实现个人发展。A企业实行着“中师非徒”的组织制度，“我们公司是师徒制的，当地员工称呼我们中方员工为master，就是师傅的意思。非洲员工一开始什么都不会，他们是作为徒弟跟着师傅来学技术的，我们就用这种师徒文化，用这种师傅传道授业的理念去提升非洲员工的技能。”发展出师徒关系的中非员工，他们的交往不再是简单的职能性联络，而是逐步向情感性交往转变。中国师傅以长辈身份培养、教育、督促非洲徒弟，非洲徒弟的优秀表现可以让中方师傅倍有成就感。非洲徒弟以师傅为榜样，从中方师傅身上获得尊重、激励和关怀等情感支持，师徒之间相互信任，彼此认同，进一步帮助非洲员工融入企业组织中。A企业的中方翻译谈到，“中方员工跟非洲员工不只是干活与安排被干活的关系，更多还有一个师徒关系，一个情感在里面。师傅会去关心徒弟工作上、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去跟他聊一下天，谈一下心，帮助徒弟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华商企业步入非洲社会后，并非单向适应非洲文化，而是积极利用自身拥有的中国文化经验实践着中非文化在企业情境中的互通互融。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在中非合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赴非创业蔚然成风。就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有一批华商企业正在经历从走入非洲转向扎根非洲的变化，这些企业在非洲各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积极适应非洲的社会环境。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华商企业在非洲形成了一种弹性化的社会适应策略体系。华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深刻嵌入于非洲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引发了一系列适应性挑战，这要求华商企业通过不同的行动策略予以应对。在实践基础上，华商企业形成了一种弹性化的行动策略体系以提升对非洲社会的适应能力，具体包括避让性策略、调适性策略和进取性策略。其中，避让性策略旨在应对环境压力，改善社会排斥；调适性策略旨在融合非洲社会规范，达成族际共识；进取性策略旨在积累社会资本，寻求可持续发展。三种行动策略并不是线性递进关系，而是企业在不同情境下的自主选择，呈现进退有度、弹性灵活的特征。这种弹性化的行动策略体系表明华商企业的社会适应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华商企业不断接受非洲新环境中的事物，与当地人积极开展交流互动，发展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吸收当地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在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中提升了对非洲社会的适应能力。
第二，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是一种依赖母国资源的社会适应模式。在移民还是一种永久迁移现象的近现代时期，与祖籍国的微弱联系很难为海外华人融入东道国提供支持资源。早期迁往海外的华人移民或华商企业更倾向于同化于当地，来获得东道国各类优势资源，实现自身的社会适应。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通讯和交通技术不断进步、中国政府对海外移民的作用更加重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日益丰硕，华商企业与祖籍国的联系不断加强和深化。华商企业可以汲取各类有形与无形的母国资源运用到其社会适应的行动中。其中母国人力资本能够助力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经济发展；母国政府会积极参与到跨国场域中，协助改善华商企业的生存环境；族裔商业网络可以帮助企业发展本土社会关系，助企业在非洲社会立足；母国文化经验则是华商企业用于培育非洲员工组织归属感的有力工具。这种依赖母国资源的社会适应模式说明，移民企业既深刻嵌入于东道国的社会系统中，也持续嵌入于祖籍国的社会系统中。源自祖籍国社会的各类资源可以通过移民的社会适应活动，被运用到东道国社会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对东道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移民企业依赖母国资源的社会适应行为在改善自身社会处境的同时也积极改造着东道国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华商企业在非洲积极开展社会适应行动，通过弹性化的社会适应策略不断生成与非洲社会交往的经验，提升对新社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华商企业能够将源自中国的各类资源带入并整合到非洲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为非洲社会带来新的变化。
（摘自：林胜、尚李珍：《弹性交往与母国依赖：嵌入性视角下华商企业在非洲的社会适应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