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留美幼童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李喜所、石霓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率先着手研究被遗忘的留美幼童。目前，有关留美幼童影像和书信史料的搜集、留美幼童与中美文化交流、留美幼童与中国现代化、留美幼童生平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以上研究更多聚焦于留美幼童中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对于不甚有名的“小人物”则多有忽略——本文主人公容揆便是其中之一。
容揆（Yung Kwai，1861—1943），字赞虞，又字知述，号翰生，广东省新会县人，容闳的族侄。其一生经历留学时期、自由职业时期和外交官时期，担任跨界报人、作家、社会活动家、驻美留学生监督、外交官等多个职务，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国留学生教育和外交领域贡献颇多。自1873年赴美留学后，容揆几乎都在美国度过。囿于资料匮乏，此前国内学界缺乏对容揆进行系统研究的条件，仅仅对于中国留学生出洋肄业计划中著名的“容揆逃跑事件”和容揆协理庚款留学事宜略着笔墨。如果要探讨容揆一生的变化，仅仅关注目前已知的零星片段资料显然不够，需要利用新材料更加细致地挖掘容揆生命历程中对其思想和行动可能带来关键影响的事件。
本文主要利用耶鲁大学档案馆馆藏容揆档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藏容揆档案、容揆未出版的英文手稿《中国留学生出洋肄业计划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全美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和“美国加州地区晚清民国报纸免费全文检索数据库”中的近千份珍贵的外文报纸等新发现的史料，以全球史的视角描述容揆人生的三个时期，并展现其在拥有多重面向的同时，毕生为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教育所倾注的心力。
一、渐而融入：容揆的早期求学历程（1861—1880）
（一）赴沪局与融入美国学校
1861年3月2日，容揆出生于广州府新会县荷塘良村。他的高祖父是官九品的宣课司大使，祖父是太学生，父亲是考取过秀才的增贡生。1872年，容揆进入位于上海的预科学校，随后入选第二批留美幼童名单，并于1873年乘坐轮船和火车抵达美国东海岸，和李恩富一起寄宿在春田市（Springfield）的威利（S.W.Vaille）夫妇家中。容揆赴美前的英语水平不佳，所掌握的全部词汇仅仅有几句问候语和基本问答，因此一度抗拒前往陌生的美国公立学校。得益于威利太太额外的私人辅导，容揆以惊人的速度熟练掌握了这门语言，最终顺利地先后就读于春田中学（Springfield Collegiate Institute）和春田高级中学（Springfield High School），能够与同龄的美国男孩们一起体验校园生活。
容揆的回忆录和美媒都记录了这些“聪明灵巧的中国男孩”融入美国的教育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景象。但在这场跨文化交流中，美国人友善好客的言行之中隐含着满满的优越感：他们视锦缎长袍、厚底布靴、带瓜皮帽的装束是落后、可笑的，而“改着黑色或蓝色法兰绒西装，把辫子盘在头上或藏在颈后衣领中”的幼童则是文明、开化的。尽管幼年是人类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但美国人看待对幼童教育的成果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幼童们具有愿意融入和适应迥异环境的天性，而将幼童们快速掌握英语和融入美国式教育的表现解释为他们对于强有力的美国精神的认同，以为美国精神战胜了停滞不前又无力的中国传统”。容揆回忆道：“沪局的学习使得幼童们学到了如何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方方面面，当我们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出于礼貌并没有对迥异的景象展现出过度的吃惊。”相比于留美幼童对美国文化的态度，美国人显然没有给中国文化应有的尊重。
但容揆至少赢得了美国青年真诚的喜爱——他积极擅长于任何一项美国的体育活动，是“讨人喜欢，举止庄重得体，又不失男子汉气概”的同伴。容揆在学习中也名列前茅，浏览他1878—1879学年的成绩单，其96分的朗诵分数和95分的考试分数均位列第一，令同学们惊叹不已。高中时，容揆编著了一本包含超过3万个英语俚语、颇受好评的《口语短语词典》（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Phrases），显示出对英语的熟稔。1880年，容揆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春田高级中学毕业，并在毕业晚会上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表开幕致辞。
受西式教育的影响，在容揆的日常交际中，汉语单词被英语单词渐渐取代，甚至最后几乎从日常语言中消失。但总体而论，容揆的中文学业也一直没有荒废。早在预科学校中，他每天都要花上半天时间学习传统典籍。而清廷要求，“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使得容揆必须定期在留学事务局学习中文功课和写作。尽管容揆一直对在威逼下背诵儒家经典颇有怨言，但中学教育毕竟造就了容揆较为不错的传统学问功底，也使中西文化交融于一身成为容揆和其他留美幼童的鲜明特点。
（二）“容揆逃跑事件”中的中美双方视角
正当容揆进入大学前夕，他入教、剪辫、逃跑的事件轰动了出洋肄业局，也被学界视为中国留学生出洋肄业计划走向终结的转折点之一。然而，以往研究仅仅将容揆塑造成了反抗强权的象征，却忽略了除清廷官员外中美开明人士和美国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笔者希冀更细致地还原容揆与中国留学生出洋肄业计划分道扬镳前夕的想法和作为。
容揆虽然沉默寡言、羞怯内向，但颇有主见。在宗教信仰上，寄宿家庭其实并没有给容揆施加压力。比如，刚到威利家时，容揆经过劝说也绝不肯去教堂参加礼拜，但其“当时正处于最容易受到外来新事物影响的年龄，因而或多或少受到了身边宗教环境的耳濡目染”。在陈兰彬和区谔良担任出洋肄业局总办时，只要幼童们不剪辫、不公开宣布皈依，定期参加祭孔活动，便可以安然无恙。因此，在1878年秋天，容揆等11名学生自发组织了“中国基督徒培育协会”。直到此时，容揆依然仅对基督教略有兴趣，与教会组织则保持距离，如他多次受威利夫妇所托将主日仪式的鲜花带往教堂门口，却决不会亲自踏上教堂的阶梯。但直至1878年底，在与美国宗教复兴运动领袖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进行了多次交谈后，容揆逐渐对皈依产生了想法。
1880年春天，随着第四任留学监督吴嘉善的到来，官方对留美幼童的控制更加严格。容揆形容吴监督不苟言笑，对任何可能会破坏儒学腐朽干枯的空壳的新事物，乃至任何非中国式的事物都固执地视而不见。容揆曾作诗记录当时的心境：“笼子里出生的鸟儿显然不能欣赏森林的芳香/但是一旦有了让它展翅的自由空间/它就会飞到本能指引它奔赴的地方/它宁愿选择忍受相对匮乏的自由/也不愿享受条件奢侈的囚禁。”1880年4月底，吴嘉善在哈特福德召见容揆，命令他放弃基督教信仰。容揆被关押在哈特福德的出洋肄业局大楼内，在他保证放弃皈依基督教之前只能吃面包、喝白开水。中国留学生出洋肄业计划的积极推动者、庇护山公理教堂的牧师推切尔（Joseph Twichell）意识到容揆的困境，说服吴嘉善做出了让步，允许容揆回到春田高级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然而，吴嘉善最终仍决定开除容揆。1880年8月21日，容揆被遣返离开哈特福德，却在春田市换车时趁机逃匿，并公开宣布与出洋肄业局脱离关系。
容闳也介入了逃跑事件。他通过推切尔牧师与容揆见面，与容揆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求容揆答应转学耶鲁、日后归还学费和学成后为清政府服务这三个条件，并承诺每年给予其相应补助。容揆则顺利通过了耶鲁大学的入学考核，正式成为了该校学生，在容闳和培根牧师（Leonard Bacon）等人的资助下开始大学的学业。
重视留学计划的美国人对容揆施以援手，美国媒体却在描述容揆和他的父亲之间因宗教产生矛盾时夸张地大肆渲染：“容揆的遭遇源于他皈依了基督教。他将自己的转变写信告诉自己的父亲——一位身世显赫的中国贵族——并因此收到了愤怒的回信。他的父亲要求他立即回到中国，威胁要殴打并饿死他，直到他宣称放弃宗教信仰为止。”美国人心目中“先进的基督教”和落后的异教国度的反差，在这个故事的衬托下极具张力和戏剧性，遂建构了一个意志坚定、不惧强权的容揆来迎合读者对于基督教文明强大同化力的强烈共鸣，掺杂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三）完成大学深造
留美幼童形成了中国第一批留学浪潮，他们大多以出色的表现接受了美国专业学院和大学院校的教育。不过，与其他大多数留美幼童不同的是，容揆并未受到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事件的影响，而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生活并完成自己的学业。在与出洋肄业局断绝关系前，容揆是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如今他不得不在师友的资助下继续自己的学业。但容揆也因此得以剪去发辫，公开了自己的信仰。1880年12月5日，容揆被接纳为耶鲁大学基督教会的一员，并接受了洗礼，而没有受到来自清政府的迫害。不久后，他加入了美国南方公理会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
在耶鲁大学的四年中，攻读文科的容揆不仅活跃于各项校园活动，并且以第三名的成绩顺利毕业。毕业后，出于对植物学的兴趣，容揆又进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学习了两年的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生课程，随后在1887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学习。
容揆幼时便离开祖国远赴他乡。作为一名幼童，相比于成人他更加轻松地化解了融入陌生世界的焦虑。在异国环境的洗礼下，他开始厌恶旧道德、旧教育。在以往的研究中，容揆一方面被用来反衬清廷的固执、死板、禁锢自由；一方面又被用来确证部分近代留学生过度西化、以至于抛弃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吊诡的是，在容揆长大以后，很少再提及曾经对宗教信仰的狂热，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也未再有过激烈的批判。那么，容揆求学时代对西方文化的观感和判断，能否代表他一生的看法？他在留美幼童时期逃跑和信教的意义是否被过度解读、过度强化了？他究竟是在周围环境的裹挟下完全“美国化”了，还是仅仅在西学和中学之间选择了西学，却依然在西方和中国之间选择了中国？
二、步入社会：容揆的自由职业时期（1880—1896）
（一）在异域帮扶同胞与传播中国文化
1884—1896年，是容揆逐步从学校走向美国社会的自由职业时期。这一时期的容揆经历了学生、公使馆翻译人员、纽约中华会馆（Chinese Guild）经理、自由撰稿人、翻译、作家、英语讲师、报社创始人和中国基督教俱乐部经理等多重身份，作为中美文化沟通的桥梁，为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
早在容揆担任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时，便撰写、翻译了大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1884年，容揆在《耶鲁文学杂志》（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Student Life in China），客观地将古老的科举制度介绍给美国民众，指出中国的教育固然存在僵化的弊端，但其能够促进寒门向上流动，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有力地回击了美国人对中国教育的全面否定。同年，容揆开始撰写《留美幼童出洋计划回忆录》，该文目前以英文手写稿的形式留存于耶鲁大学档案馆，是已知最早的记述中国留学生出洋肄业计划的史料，对于上海的预科学堂、美国的中文功课学习等方面记载尤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889年，容揆作为自由撰稿人，在报纸《青年》（Our Youth）上发表了四篇长文：《新年——中国的节日》（New Year-The Chinese Holiday）一文向美国读者阐释了中国独特的阴历算法和农历新年习俗；《祖先崇拜》（Worship of Ancestors）一文自豪地展示了与神圣的文化记忆和血缘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祖先崇拜和祭祀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习俗》（Social Customs Among the Chinese）一文描述了和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礼仪；而《中国的食物》（Chinese Food）一文介绍了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容揆在融入美国社会、认可其优点的同时，也尽力驳斥美国社会形成已久的偏见，尽力消除美国人对中国“野蛮”“落后”的想象。可见，容揆虽然远离祖国，但其与祖国的纽带其实并未断裂。与学生时代不同，他对西学并非“拿来主义”，而是以审慎的眼光对待西方对东方的固有偏见；同时，容揆显然也认真反思过自己的文化资源，取长补短，将其客观地介绍给西方。
除了通过写作向美国读者介绍古老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外，容揆还试图通过官方手段传播中国文化。1893年，彭光誉受总理衙门派遣，前往美国芝加哥参加万国宗教大会。彭光誉事先作《说教》，并拜托容揆将其译成英文论文《儒学阐释》（An Exposition of Confucianism），向会议作口头介绍。会后，该报告被世界各国翻印20余万册。这是儒家学说在国际宗教学术交流会上的第一次系统宣讲，为促进儒学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一定作用。问题在于，学生时代的容揆曾经为了信奉洋教而拒绝祭孔，但当他眼中禁锢自由、腐败落后的孔教需要作为一种代表中国的文化传播时，容揆却毫不犹豫地提供了帮助。这种张力和割裂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容揆认为孔教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招牌。虽然处境迥异于同时期的中国本土精英，但容揆身上也依然带有“列文森式”的矛盾，即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相比于幼年时代的爱憎分明，青年时代容揆的探索既是一种传统与西方碰撞时的平衡，也是一种在情感上忠实于传统文化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的复杂态度。
除了面向西方的写作外，容揆与美国华人社会的互动更能体现出他与祖国的纽带不可分割。1886年，容揆受欧阳赓所托，将美国启蒙教育家镇臬畔（Janet Byrne）的识图认字启蒙书翻译成中文本《以画启蒙》，旨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使渴望学习英语的中国同胞在最初的英语学习中有所收获。甲午战争爆发后，关心祖国的容揆与两位出版商合办了中文报纸《中国新闻报》（The Chinese News）。据美媒称，《中国新闻报》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份在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该报尽管工序复杂、制作成本高昂，但容揆依然坚持在每周一到周五和周日发行，旨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新的战事新闻，因此，一经发行便引起了纽约华人社会和外国记者的大量关注，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甚至直接订购了1000份寄送回国。通过这份报纸，唐人街的华人即使远隔重洋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母语文字获悉战事。在1892年离开公使馆后，容揆选择担任圣公会在纽约中华会馆的经理，在纽约市华人群体中开展宗教工作事务。同时，他也从事法务工作，为同胞们提供帮助。
容揆曾热切地追求西方事物，但这种可能会让旧式文人震惊的举措并不代表着他和中国传统的完全断裂。办报和创办蒙学读物是一种源自西方的知识普及方式，但受惠对象却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社群。容揆虽未成为华人社群的领袖，但也与纽约和华盛顿的华人社群保持着密切联系，海外华人社群“抱团”式的生活方式和团结互助的特点依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容揆的行为，因而他绝非是完全西化的、“无根漂浮”的割裂个体。
史华慈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和私人生活之间，或者在他学术活动和他作为一个人的其他活动之间，立起一堵铜墙铁壁。”这提醒人们需要进入具体的语境，从容揆身处的大环境和他身边的人入手探讨其矛盾的两面：他在美国生活多年，认为美国是一片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中国学习的“自由之地”，因此被一些中国人视作已经沾染了过多的“外洋习气”。但另一方面，像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容揆对中国感情深厚，对中国的未来也寄予厚望。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生活在美国底层、甚至不谙英语的同胞。从一个因逃离出洋肄业局的叛逆学生，到一个在纽约华人社会和当地美国人中都小有名气的中国人，身兼中学和西学素养的容揆用自己的行动成为了中美文化的传播者和沟通者，发挥了“文化使者”“文化桥梁”的作用。
（二）美国人看容揆——以容揆的婚礼为主线
容揆为美国的华人社会贡献良多，但他与美国人的互动以及美国人对他的看法则能更准确地反映容揆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处境。对于容揆而言，他虽受西方思想文化浸染，却依然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而容揆身边的美国人虽津津乐道容揆和他们的相似之处，但依然流露出隐约的“疏离感”。从容揆婚礼一事便可一窥美国人对容揆认可与偏见交织的态度。
1893年年底，容揆与旧时同窗伯纳姆（Elizabeth Burnham）订婚，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等地的多份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给予容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百里挑一的并且是东方王国最优秀的人的代表之一”，是“在中国能找到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最好代表，无论在教育、文化还是服饰方面都无愧为绅士”。但在承认容揆优秀的同时，依然对两人的结合持犹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比如女方的朋友们并不看好这场婚姻，坚持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伯纳姆小姐的母亲也坦诚道：“如果他是另一个国家的人，我肯定会喜欢他……我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男子，但他是一个外国人。”
当1894年5月24日两人最终结婚时，婚礼吸引了各大媒体猎奇般的关注。美媒更想看到的显然是充满着东方文化色彩的婚礼，以便刻意营造出中西文化的对比，通过传媒将对东方的想象固定化、模式化、放大化。然而，婚礼现场并没有出现中式的长袍、凉鞋、熏香和扇子，令他们大失所望。而在报道中，从倍加称赞的语词中依然能够品味出美国人对华人根深蒂固的轻蔑：
从孩童时代起，容先生便身穿我们的服饰……他身上唯一残留的中国人的特质来自于他的身体——没有人能够逃避这种从先辈继承下来的遗产……但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通过智力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来摆脱遗传所带给他的影响。
美媒认为，容揆接受的美国教育使得他的道德和智力足以融入西方社会，这也是将他区别于他的同胞的根本原因，但哪怕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容揆也无法完全摆脱有色眼镜下的审视和非议，以及对华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质疑。尽管与会的宾客认为容揆是他们长久以来爱戴和尊敬的人，呼吁不要发生对容揆的歧视和种族偏见，但19世纪下半叶的多数美国人对华人多持敌视和排斥的态度。
在自由职业时期，容揆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文笔为同胞发声，其言行和作品一度在美国社会收获了一定的反响，得到了华人社会和部分美国精英阶层的认可。相比于当时居留在美国的众多挣扎求生、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华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容揆显得幸运很多。但他的处境依然复杂，历史上的美国华人屡屡在太平洋两岸都被当成陌生人来看待，美国人觉得他们太像中国人，中国人觉得他们太像美国人。在美国人眼里，容揆纵然融入了美国社会，却仍被以“文明开化的中国人”的眼光看待，无法避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中国人眼里，容揆早已成为不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框定的中国人。但容揆绝非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他能够和美国的华人社区在数十年中保持密切互动，为许多同胞解燃眉之急，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成为漂浮在大海上的“油膜”，而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双向异类”。
三、“小人物”与大事件：容揆的外交官生涯（1884—1943）
容揆曾志在生物学和化学，但出于和容闳的协议最终选择了成为外交官。自1884年以后，容揆在驻美公使馆担任过多个职务，经历了十三位驻美公使、四位驻美大使、三位公使馆参事/代办、一位特派专使大臣，可谓外交官职位上的常青树。美国人眼中由于“中国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时常临时负责要务”的容揆，“泰然自若地经历了中国众多政治变革而未受影响”。
1910—1936年，容揆成为驻华盛顿公使馆实际上处理外交事务的主要人物，多次任“驻美使馆参事衔一等秘书官代办使事”之职，曾担负起在巴黎和会期间代替驻美公使顾维钧探明美方态度的职责，也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Katsuji Debuchi）数次对峙，为中国的权益据理力争，获得了美国舆论的称赞。他文理兼备的学识和良好的英语素养也使其经常被派出参与万国动物公会大会、万国化学利用会、第一届国际保工会、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等一系列会议。除了上述工作及接待政府访美官员、选派重要会议参会人员、核对馆员薪资等诸多杂务外，容揆在外交官任上对侨务和庚款留学事业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容揆外交官任上的侨务工作
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并无足够的外交人员，无法在所有建交国家设立使领馆，为此，在部分国家保护侨民的问题上不得不由外交官出面照会，寻求美国外交部的协助。1908年，驻美公使伍廷芳“轸念华侨旅厄（瓜多尔）常受外人苛待，于是托美国政府命驻厄美使代为保护”。民国建立后，容揆代表政府“从（重）新照会美国，托其驻厄美使以全权，依旧保护华侨，遇交涉事可负责任”。而时任驻厄美国领事“于华人感情甚挚，甚至讨要五色国旗”，“俾遇国庆等日在领署高张，以示中美交厚”。
1919年7月，容揆代表中华民国致电美国代理国务卿波尔克（F.L.Polk），请求其向美国驻圭亚那乔治敦领事、曾经担任驻汕头领事的钱伯林（G.E.Chamberlin）代理中国驻英属圭亚那领事，而倍感荣幸的钱伯林则向华侨发表了一篇长达千余字的感谢致辞，宣称“将永远愿意为华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在南非、厄瓜多尔等偏远小国的侨民管理问题上经常请求美国驻该国领事的帮助，这在一方面体现出领事制度不完善的北洋政府让渡国家正当权益、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无奈，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正是容揆的斡旋，才使得身居偏远国家的华侨能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和协助。早在自由职业时代，容揆就曾通过办报、担任法律顾问和纽约中华会馆的经理等方式帮助在美华侨。而在外交官任上，容揆对侨务依然倾注了特别关注。这无疑与容揆身边前辈的影响及其亲身经历有关。容闳早年在香港报界工作时，曾经是香港华人界的领袖；而陈兰彬曾赴古巴调查华工的生存情况，并著有《古巴华工调查录》一书揭露当地对华工的虐待。容揆自己在美国曾目睹过排华狂潮，因此对于排华问题尤为关注，例如在1922年，针对秘鲁禁止华人入境的排华现象，容揆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外交部，同时联系美国外交部协助处理。
（二）额外而特殊的使命：参与庚款留学事业
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将部分庚子赔款返还给中国的议案，双方商定自拨还赔款之年起，最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约100名赴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年末，清政府派驻美专使唐绍仪和亲王载扶组建特别使团赴美表达感谢，容揆则作为特别使团秘书和外交发言人负责与美方接洽。外务部和学部对于庚款留学事业非常重视。1909年，外务部认为容揆“曾在耶路（鲁）大学毕业，文名素著，品行纯笃，足为诸生矜式，历充湖北、江南、广东等省游美学生监督，于游学情形尤为谙悉”，因此授予容揆驻美学生监督的职位。
1909年8月，曾为留美幼童的唐国安护送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出洋，容揆在波士顿负责接待。由于“美国学校学期业已过半，且各生程度不一，势难概受同等教育”，因此容揆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安排他们进入预科学校或直接进入大学。包括胡刚复、梅贻琦等47人均由容揆一手负责安排入学。同时，容揆也要负责管理、核对留学资金，监督学生的纪律和福利，核查他们的学习生活。从交涉、签字到选拔、护送再到监督，梁诚、欧阳赓、梁敦彦、唐国安、唐元湛、唐绍仪、容揆等留美幼童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庚款留学事业的顺利进行。
除了负责国家官费留学生相关事宜外，容揆还需与同事黄鼎呈一起兼管自费留学生的入境、省派官费留美学生资金拨汇、省派官费留美学生撤回、省派官费留美学生学业督查、留学生负欠外债稽查清偿等事宜。1914年，各国留学监督一职裁撤，外交总长曹汝霖致信容揆，要求容揆额外兼管由陆军部派赴美国之武生留学生，负其委托之责。
颜惠庆曾将留学生称为太平洋上的桥，通过这座桥把美国的知识、理想、制度、发明和物品传递给中国同胞，让他们适应桥那边的环境，生根发芽，逐渐传播。作为留美幼童的容揆，曾经就是这座桥本身，在习得西方知识时也通过英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造福同胞。作为庚款留学监督的容揆，则是这些桥梁的搭建者，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生踏着容揆曾经的脚步，搭起了一座又一座桥梁。
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外交官体制规范化使得并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容揆得以跻身仕途，而容揆也用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回报了祖国。1936年，国民政府任命容揆为中华民国外交部总顾问，退休后继续任职，便是对其能力最大的肯定。陈寅恪曾将北洋练兵与派送留美官费生并列为近代祸害中国最大的两件事，因为在清末作为新派的他们在民初大多已成为阻碍历史进程的守旧分子。然而，容揆却与众不同，仅回国一次的他从未卷入民初以来国内政界和文化界的斗争和论战，从未受到国内政局变幻和职务上私人矛盾的影响，得以专注于为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奋斗。从在美华人到管理侨务的外交官，从留美幼童到庚款留学留学生监督，留美幼童容揆有着复杂的多重面向，但却从未改变过对华侨和留学教育事业的关心。同时，他也以一个历史上“小人物”的视角亲历了清末民国许多重要的外交事件，留下了大量的往来电报、训令、函札等公文件，对晚清、民国的“大事件”做了最好的注脚。
四、结语
1943年3月17日晚，容揆病故，享年82岁，其葬礼在纽约高勒教堂举行，葬于格伦伍德公墓。无论是美国报界还是中国外交界都对容揆的去世进行了哀悼。尤其是时任驻美大使魏道明在呈递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呈请核发容顾问揆恤金及治丧资由》中指出，民初公使交替频繁，家境素逊的容揆在代办使事时，时常自愿自垫费用以供馆费周转，因之逋累甚深，身后萧条，孀妇年近八十，生活难以维持，令人唏嘘。
18世纪以来是跨文明相遇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人物研究，从跨国史/全球史的视角出发，结合微观史和个人史的研究方法，可书写一种称为“全球微观史”的历史。晚清与民国、东方与西方的印记在容揆身上清晰可见，融合又割裂，复杂又统一。一方面，他是入教、剪辫、逃跑的叛逆留学生，留学后的思想转变与传统观念的巨大反差使他厌恶中国的落后与腐朽，时常进行激烈抨击；但他从未忘记报效国家的责任，当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以70岁高龄在华盛顿与日本大使周旋。另一方面，作为留美幼童，他是中西文化传播的桥梁，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维护华人的权益；但他又被视作“美国化”的华人，无论从服装、习俗和礼仪，都与纯正的美国人无异。在外交官任上，谙熟美国文化的容揆活跃于政界、学界的各类联谊和社交活动，融入了美国政界精英和各国驻美外交官群体。但美国人在尊敬、接受他的同时，从未忘记他的华人身份，认为“容揆一家A的辉煌履历证明，在中国依然存在成千上万的聪明人和潜藏的智慧，对他们的教育一定能有力地促进中国的进步”。
与唐人街的华人相比，容揆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更高、交际圈更广；而唐人街的华人保持着故乡的集体记忆和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依靠以亲缘、乡缘、业缘和神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网络，拥有共同的文化生活空间。在美国，不会说英语、习俗怪异、工作低贱的普通华人更容易受到美国人的敌视和排斥；而融入两个世界精英阶层的容揆毕竟得到了许多较为开明的美国政界、学界精英的认可，其境遇与大多数海外华人的境遇实际上不可同日而语。
史华慈认为，西方的冲击是变量而不是常量——容揆身上迥异的文化背景、前后看似矛盾的行为，乃至割裂的身份认同正反映出其中西交融的多重面向。容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身份暧昧的人物。在美国歧视华人的环境中，他没有教任何一个孩子说中文，但却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 Kwai”给了自己的孩子作姓氏，以此作为中国血统的标志。在容揆身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往往难以调解。纵观容揆一生，固然能看到其思想的割裂和部分行动的局限性，但真正需要研究和关注的是此种选择背后的语境和“确当理由”（意图），而非以今人的后见之明苛责当事人。总的来说，容揆既是“文化使者”，也是“外交使者”；在他身上，既可以看到“世界主义”，也能看到“民族主义”。他在域外留下的痕迹最终足够被捡拾、拼凑、重建，成为微观个案史与全球化研究的一个有趣个例。容揆的人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古老国家命运跌宕的象征。他亲历激荡的百年，被遗忘，又被重新发现。
（摘自：许兆捷：《留美幼童的多重面向：以容揆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