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打破了传统国界的空间壁垒，促使商品、服务、人员、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也意味着各国人民享有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和更多的流动选择。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有着极为深厚的各方面联系与交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跨界民族的朝鲜族之赴韩流动愈加频繁活跃，其成因和表现形式愈显复杂多样。21世纪初，在韩朝鲜族数量仅为几万人，2010年已达30余万人，2019年更是破70万人。居住地的改变不是人口流动的终点，离开原属社会系统进入新的空间环境后的社会适应问题更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着流动者自身的生存发展，还影响到流入国的多元社会文化整合，更牵动着流出地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21世纪的跨国人口流动为国际移民学界瞩目的大背景下，相关领域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愈加深入。其中，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李安山、赵和曼、丁宏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概念辨识标准、特点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与此同时，有关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个案研究也日益丰富，朝鲜族向韩国的跨国流动也引发关注。1997年，王铁志、李红杰在《对外开放与中国的朝鲜族》一文中率先涉足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研究，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朝鲜族的赴韩流动及其相关的系列问题。其中，郑信哲、周建新等阐述了朝鲜族赴韩流动的原因；朴今海、李梅花等持续关注朝鲜赴韩流动的形式、特点及其新变化。与此同时，更多的学者聚焦于朝鲜族赴韩流动的影响研究，当中尤以专题形式进行的“消极影响”研究居多，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空洞化问题、民族教育问题、人口负增长问题等。
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将研究视线转移至韩国，关注在韩朝鲜族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综合看来，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于在韩朝鲜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跨文化背景下的生存适应研究。学者们先后从朝鲜族涉韩婚姻的整体概貌、在韩延边朝鲜族务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及其障碍因素、在韩朝鲜族儿童教育边缘化问题、在韩朝鲜族社会融入的群体分化与差异等主题展开探讨。二是跨国互动中的身份认同研究。李晶、朴婷姬、朴光星等学者均持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具有“三重性”的观点，认为其兼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朝鲜民族的跨国民族认同、对中国少数民族一员的族群认同，且三者协调统一，次位随情境而转换。十几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努力描述在韩朝鲜族的社会生活图景。但客观来讲，囿于朝鲜族流动个体年龄、技能、地位、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很难对朝鲜族的跨国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一概而论，而且这类阐释必须建立在历时性的变迁考察之中，否则极易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笔者认为，朝鲜族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唯有跨时空地厘清在韩朝鲜族的经济适应问题，才能阐明其流动模式，才能解读其认同心理，才能剖析其流动方向，从而完善鼓励少数民族华侨归国返乡的举措，巩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桥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淘金之始：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的背景因素
我国朝鲜族主要是19世纪中叶由朝鲜半岛陆续迁入的，而后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固守家园”逐渐被“离土离乡”替代，较早地开启规模性跨国流动，尤以赴韩流动为最。
（一）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和沉寂。朝鲜族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是我国东北边疆地区的重要拓荒者和水稻种植的先行者。“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反农民在大集体生产经营模式中的被动局面，广大朝鲜族农民再次将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进一步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土地流转悄然兴起，使得“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再是农民生计和创收的唯一手段。这样朝鲜族农民勇于走出田间地头，从事多种经营活动并实现跨国人口流动便有了可能。
中韩关系破冰解冻，为朝鲜族赴韩流动打开了大门。中国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关系真正先开历史性新篇章。此后，两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不断推进双方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出入境方面，1993年和1994年韩国先后在上海和青岛设立了总领事馆，中国亦于1993年在釜山设立了总领事馆，继而增开海运和航道。经济上，相继签订了《贸易保护协定》《投资保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韩防止双重课税协定》以及有关设置经济共同委员会的协定等具有约束力的经济合作协定，从而使经济交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相当迅猛的发展。在政治上，双方高层领导频繁互访，就两国关系、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及时交换看法，相互进行沟通。两国先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是因经贸而发展起来的近乎蜜月式的相互关系的不断升温，对朝鲜族赴韩流动来讲无疑是“天赐良机”，并使之成为中韩建交的直接受益群体。
韩国签证政策的放宽架起了朝鲜族赴韩流动的通道。中韩建交之后，韩国一开始只允许朝鲜族探亲访问。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韩国国内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几近枯竭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无法满足日趋增长的中小企业劳动力需求。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引进外籍廉价劳动力的政策，其首选对象就是语言、习俗等方面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朝鲜族，故此对其准入政策亦渐趋放宽。伴着探亲对象范围步步放宽，产业研修制、就业管理制、雇佣许可制等吸纳外籍劳工的政策先后出台，给“近水楼台”的朝鲜族劳务输出大开方便之门。尤其自2007年，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为了给境外的朝鲜族创造自由来韩和就业的机会，韩国政府以雇用许可制特例方式实施“访问就业制”（H-2签证），采用配额方式允许部分居住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地的朝鲜族赴韩务工，亦即无论在韩国有无亲属，只要是年满25周岁以上的中国朝鲜族公民都有机会申请入韩务工。因不需支付各种昂贵的手续费，也不用具备“须有亲戚关系”的硬性条件，加之韩国低端工种劳动力市场仍求大于供，前往韩国务工的朝鲜族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
（二）经济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学界对人口流动（或迁移）的动因有各种理论解释，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那些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朝鲜族赴韩流动的主导性拉力则来自韩国“淘金梦”的吸引。
建国初期的韩国，因长时期遭受殖民统治，千疮百孔、百业待兴。但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初便快速找准定位，直击经济建设，相继提出“经济增长第一”“工业立国”“技术立国”和“贸易立国”等战略举措，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视作首要发展目标。通过优化企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分工等一系列经济改革管理政策和措施，促使韩国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时期。经历了60年代的劳动密集轻纺加工业，70年代的资本密集重化工业及80年代的向技术、知识密集工业过渡的阶段，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发达国家，造就了三星、LG、现代、起亚、乐天等世界知名跨国集团，极大推进了现代化、国际化进程。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65—1990年的25年间，韩国人均GNP年增长率为7.1%，列世界各国之首。不仅如此，韩国非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受过基础教育人口比例、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均达到“现代国家”指标，国际舆论称之为“汉江奇迹”。即便遭遇1997年前所未有的世界金融危机，韩国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严控负债规模、减轻企业管理负担和拓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等措施，很快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脱身而出，走上复苏之路。199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只有5.8%，1999年则一跃增至10%，2006年韩国人均GNP突破了2万美元，2017年达3.03万美元，跨步进入人均GNP3万元时代。
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促进朝鲜族“走出去”的重要推力，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差、交通不发达一直是制约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村民脱贫致富的主要瓶颈。据相关调查，1990年黑龙江省朝鲜族村累计欠贷款3894.9万元，村均7.77万元。在全省朝鲜族村67820户中，人均收入超千元的占朝鲜族村总户数的28.63%，人均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占52.17%，人均收入500元以下的生活比较困难的户约占20%。吉林省脱贫摘帽前，两个连片特困地区，除西部白城地区盐碱沙化区域外，就是东部图们江北岸的延边地区和鸭绿江北岸的白山地区。全省8个国定贫困县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占4个（安图县、汪清县、龙井市、和龙市），7个省定贫困县中长白朝鲜族白治县位列其中。对比之下，两国国民经济收入水平差距显而易见，赴韩“淘金”成为朝鲜族移民韩国的主要驱动力。
（三）历史文化渊源
朝鲜族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的，其中一部分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定居东北境内，自19世纪中叶起或主动或被动地因灾荒、战乱陆续迁入。据统计，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有70.77万人，其中延边地区51.9万人。族群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每一个族群及其成员都会有追溯族源、缅怀祖先及英雄人物的原生情愫和强烈的“寻根意识”。在寻根过程中，族群成员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两个最基本的经脉，在意识上搭建起现实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进而不断生成聚合力和认同感。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同宗同文的历史文化渊源，几近相同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或多或少唤醒了朝鲜族特殊的“民族情结”和天然的“亲近感”，这点对那些身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低，且在韩国没有亲戚的人来讲显得尤为重要，至少他们不是普通的“外国人”。
二、从区隔到融入：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
跨国经济适应是一个至少涉及两方群体的相互调适过程，它不仅仅是流动者自身对流入地社会单向度的适应，同时也包含着东道国主流社会在面对外来人口时所作出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是接纳还是拒斥，直接影响跨国流动者的适应进程。
（一）边缘拒斥：初入异域的生计困境
“打工攒几年钱，回乡在城里买个房、供孩子读完大学、做个小本生意……”这是第一波赴韩打工者的初始梦想。而这一切以进入韩国为前提。虽然韩国入境政策一放再放，但符合层层要求的朝鲜族人数仍极其有限。为了能早日赴韩淘金，朝鲜族移民各显神通，通过探亲、劳务输出、跨国婚姻、留学等多种路径跨越国门。但因韩国政策的诸多限制，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者也不在少数。非法入境与非法滞留的方式也注定了其“黑工”的身份，这种自亏的身份自然常常被雇主当作扣押证件、安排苦累工作、无视劳工基本权益的“王牌”。其中，最令“黑工”们感到无力和痛恨的莫属难以得到保障的劳工基本权益。最低工资、产灾保险、医疗救治、节假休息等方面全凭雇主的“良心”，朝鲜族移民遭遇无故扣押拖欠工资、不予支付退职费、工伤工亡等经济纠纷也极为普遍。劳累、疾病、失业、简陋的工作生活环境使其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为了赚钱，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咬牙坚持。此外，他们还要时刻躲避那些负责出入境管理的法务部执法人员的突击搜查和抓捕，一旦惨遭遣返，不但无力偿还高额出国中介费用，反而落得血本无归。即便以产业技术研修途径合法入境的诸多在韩朝鲜族也同样难逃霸王条款、变相盘剥、限制人身自由、辱骂虐待等噩运，变相沦为低端行业的“合同奴隶”。
韩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单一民族意识，十分强调血统的纯粹性、历史文化的同一性。当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将隔绝久远的同源民族与之置于同一个社会空间时，其“东道主”的身份优越意识尤为凸显，加之蜂拥而至的朝鲜族移民又被贴上不发达地区出身、低端职业、浓重口音、穷朴装扮等“劣势标签”，其“文化中心论”和“民族自豪感”自然外溢，韩国社会对中国朝鲜族显露出深层而又多重的歧视与排斥，包括制度上的“非公民”身份地位、职业上的工种分隔与劳工等级、文化上的身份标签与污名化。出国之路的高成本、高风险与在韩务工的低待遇、低保障相互交织，一步步加剧了在韩朝鲜族心理上对韩国社会的不信任感和失落感，其族群认同感大打折扣。
（二）族裔联结：在韩朝鲜族商业聚集区的形成
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环境与场所的生产。在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空间生产无处不在，空间集聚正是某类社会群体在特定区域内生存方式和文化方式的表达，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场域或景观，又是符号的、文化的、身份的、色彩的或情绪的行为空间。在跨国移民过程中，由于风俗习惯、劳动技能、语言沟通及其他结构性因素，相当比例的国际移民并不是以个体的方式独立而直接地进入东道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而是经由一定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族裔关系）被推引到移居国的族裔社区乃至经济活动中，经一定时间的适应后逐渐融入主流社会、进入主流劳务市场。这种方式亦即形成一个族裔文化、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与周边社区相对隔离的特定居住区域，即族裔聚居区。透析族裔聚居区之“小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理解跨国移民适应“大社会”的重要视角。
族裔经济的形成与族裔聚居区的形成相辅相成，族裔经济往往靠近族裔聚居区或直接以族裔聚居区为空间载体而形成。移民群体为何会在东道国形成族裔经济圈，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和争论。周敏通过系统梳理美国少数族裔经济的发展，总结出“社会排斥论”“族裔市场论”“族裔资源论”及“族裔聚居区经济论”等几种代表性的解释框架。这些理论提法虽有所不同，但几乎都暗含着外来移民及其经济均处于边缘地位的倾向，而发展族裔经济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2007年是朝鲜族赴韩流动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得益于韩国政府自此施行的“访问就业”政策，在韩朝鲜族的法律地位得到明显改善。它不仅为在韩国没有亲属的朝鲜族拓宽了入境门路，同时使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从非法逐步转为合法。随着在韩工作年限的增加、工作经历的丰富以及经济资本的积累，一些以个体经营者为代表的向上流动萌芽发展，族裔商业圈成为其经济适应的重要模式。为规避与结构固化的本土市场间的同业竞争，减少经营成本与风险，确保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群体，他们通常直接以族裔聚居区为场域从事经济活动，进而对所处空间“去域化”和“再地化”。首尔市永登浦区大林洞“延边商业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具体实践中，主要通过对符号空间的重命名，物理空间的复制和社会空间的再现等路径，构建出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置身大林站附近，尤其是从大林站12号出口向道林路38号街延伸，不禁让人产生置身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错觉，中国式商业设施鳞次栉比。辖区内涵盖357家中国餐馆，以及种类繁多的旅行社、行政社、换钱所、职业介绍所、中国式网吧、练歌厅、台球厅、婚礼厅、化妆店、手机店、物流公司、传媒公司、学院、文化艺术团体等共计767家商铺。更微观、更形象的是，“延吉西市场”在大林洞也得以再现。位于大林2洞的大林中央市场是在韩朝鲜族小商铺的集结地，置身其中与置身延吉西市场并无两样。作为韩国传统市场的大林中央市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2000年以后开始逐渐易主为中国移民店铺。店铺规模通常三四十平方米左右，转让费为4000万~5000万韩元。一条百米左右的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共80余家。其中农副产品13家，打糕/副食/食品加工17家，饭店8家，畜产7家，超市6家，美容室7家，水产4家，衣服/床上用品/鞋店14家，其他店铺9家。按照大类别，可将大林洞商业设施归为两大类，即食杂类和服务类。
餐饮服务方面，大林洞的食杂店与餐饮店星罗棋布。中国食品杂货店主要分布在交叉路口处，以小型商店的模式补充超级市场的不足。其经营商品都是居民生活必需品，既有针对中国移民销售调料、饼干、酒水等食品的纯中国商店，亦有附带销售部分韩国商品的综合性超市，无论是从购买时间还是从商品品种上都能为居民提供方便。此外，大林洞的中国式餐饮店或小吃摊位特色鲜明、种类齐全，以火锅（涮串）、麻辣烫、羊肉串、麻辣鸭脖等为代表，其中，不少店铺为连锁店、加盟店。这些店铺最具象征意义的要素莫过于门店的牌匾，较之本土清一色的韩文牌匾，醒目的简体汉字或韩中双语牌匾称得上是一种景观。朝鲜族店主倾向于使用中文标注门店名称，以表明店主的国籍身份以及经营范围。作为一种招揽中国顾客的策略，很多饭店在窗户上张贴着在家乡寻常可见在韩国却少有的食品名称，诸如“大果子”“小笼包”“干豆腐”等。有的直接以延边的地名作为门店名称的前缀，如“珲春饭店”“延吉冷面”“安图饭店”等。更有甚者，直接使用家乡具有一定名气的饭店名称，如“梅花冷面馆”“金达莱冷面”“海燕酱汤馆”等。味蕾深处是故乡，再地化的食杂餐饮店呈现出的视觉刺激和味觉享受使在韩朝鲜族得以舒缓思念故乡之情。
生活服务方面，大林洞拥有手机通讯店、美妆店、换钱所、旅行社、物流公司等较为齐全的各类服务设施。其中旅行社（行政社）最为密集。旅行社，顾名思义以旅游业务为主，即为旅游者代办出入境手续证照、接待游客等事项。然而，大林洞中国旅行社的业务范围，除上述基础业务外，更加偏向于在韩行政事务的代办。如签证、登录证的办理、延期、变更等居住资格相关业务；亲子鉴定、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婚姻关系证明、家族关系证明、无犯罪证明等公证文书类相关业务。旅行社的代办业务之所以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政策信息灵通、业务办理流程熟。
换钱所也是在大林洞分布较为密集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在韩朝鲜族对跨境汇款业务和中韩货币兑换业务的需求量很大。官方层面，中国银行于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当天在首尔成立办事处，中国工商银行也于1993年10月在韩国设立办事处。2012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与KB国民卡公司、KB国民银行强强联合首次在韩国发行韩币借记卡，该卡具备存取款、转账、刷卡消费等多种功能，可以在遍布全韩国的ATM和POS机上使用，持卡人在刷卡消费时还可享受与本地借记卡相同的各类优惠并累计积分。即便如此，在韩朝鲜族日常生活中似乎更青睐于民间换钱所。换钱所通常会挂着“两替”“Money Exchange”“外币兑换”等多语种招牌，其营业时间约在10:00—20:00。银行换汇虽然既稳定又安全，但是办理业务通常需要排很长时间队，且它白天营业时间短、周末及假日又休息，而换钱所却手续简单、时间灵活。更重要的是，大林洞多数换钱所都是中国人开办的，这成为在韩打工者向国内汇款的主要通道，是他们承载精神寄托，转化自我价值的重要场域。汇款不是简单的货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是移民与留守家庭之间互利的、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式安排，兼具“适度的利他主义”与“可理解的自利性”。每每积攒了一定积蓄，或是家人提出金钱需要，或是家人提出金钱需要，务工者们总是即刻对比银行与换钱所汇率进行汇款。当汇款成功，且韩币对人民币汇率达到心中期待，他们便尤为满足。时至今日，换钱所依旧市场广阔。
此外，大林洞的医疗和教育设施也较为方便。大林洞虽然没有专门的地方医院或社区医院，但作为中国朝鲜族选定医院的翰林大学江南圣心医院却在大林洞。它可为那些即便是入境不到3个月、未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中国朝鲜族减免约10%~20%的诊疗费。位于大林3洞的西南圈国际中心可为中国朝鲜族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费教育，人们可以通过韩国语、电脑教育、烹饪技术、按摩技能等专业学习，考取资格证书，以获得更好的工作。
商圈是了解海外移民的窗口，创业对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移民创业有助于强化族裔社区的机构完整性，吸引同族中产阶级回归，营造一个独特的族裔社会环境，从而促进族裔资源的再生产，支持族群成员的社会融入。综合来看，大林洞朝鲜族族裔经济圈有以下几个特点：小本生意，混合经营；服务对象以中国人为主，经济内向发展；族裔内雇佣率高。从本质上讲，在韩朝鲜族族裔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保护型经济，带有强烈的共同体色彩和自给自足性质，它的经济元素（如资金、劳动力和消费者）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也正因为如此，区域内族裔色彩浓厚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三位一体，形成了对该经济模式的特殊保护机制。族裔经济对在韩朝鲜族的就业、创业，与主流社会的交往、互动以及族群文化认同与价值感维系方面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族裔经济复制了母国的生活方式，为异国他乡的客居者提供了日常必需的产品与服务，助推了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抱团”；其二，族裔经济圈犹如缓冲区和保护罩，可规避在韩朝鲜族与本地劳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中因竞争而产生的挤压与矛盾；其三，族裔经济圈形成与壮大的同时，造就出部分移民企业家与族群精英，不仅为族群树立模范榜样、培养了创业精神，而且成为族群内部重要的人力资本，肩负带头维护并争取更多合法权益，甚至参与东道国政治的责任与期许；其四，族裔经济可以成为中韩民众相互了解的通道，它也日益成为在韩朝鲜族社会与韩国社会文明交流互鉴的先行区。
（三）多点延伸：经济融入与居住嵌入
2015年3月27日，韩国法务部针对持H-2、F-4签证的中国朝鲜族推出了新的签证改善政策，即持访问就业签证（H-2）的朝鲜族不仅可邀请未成年子女在韩国滞留，还可邀请配偶以F-1签证在韩国滞留（之前，H-2签证只能邀请不满19岁的未成年子女在韩滞留）。此外，为了有助于未成年子女在韩国安定就学，即使父亲或母亲访问就业签证期满回国，在监护人滞留期间，未成年子女的滞留资格就可延长。与此同时，法务部又放宽了持F-4签证者的家属待遇，对其配偶与子女一次赋予2年以内滞留期限，并允许延长。进行外国人登录的未成年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在韩国持续滞留3年以上时，该子女可延长滞留期限至25岁之前，但已婚子女除外（之前，韩国对F-4签证的配偶与子女一次只赋予1年期限的签证，并以1年为单位进行延长）。至此，不管在韩国有无亲戚关系，只要有意在韩国务工或长期滞留，皆有可能随时出入韩国。
截至2019年末，在韩外国籍总人数为2,524,656人，中国籍合计1,164,567人，中国朝鲜族共701,098人。其中，F类签证者（居住/定居者）最多，为459,541人；其次是H类签证者（访问就劳），为220,604人。F类签证者（居住/定居者）最多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韩朝鲜族长期化、家庭化的跨国流动趋势。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初期，受制于出国费用高以及入境条件要求严等，基本是以女性为主的一家一人独闯天下，而后，逐渐发展至夫妻共同流动。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虽给人口流出地、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收益，但随之引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高离婚率等问题也引发了各界的重视和反思。越来越多的在韩务工人员考虑到子女的教育、人身安全、情感交流、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因素，开始把孩子接到韩国就地上学；也有一些务工人员把留守在家乡的年迈父母或配偶接到韩国，以弥补自己离开原居住地而造成的感情上、道义上的欠缺。由此，过去单纯的劳务者个体流动开始转向为“举家迁徙”的定居。当前，家庭化流动是人口流动的自然发展规律，也是多年来经济性因素与非经济性因素交织的结果。随着韩国方面政策的放宽和一些在韩劳工者社会经济资本的提升，其流动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谋生存，而是在基本生计获得保障之上，对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环境的追求，过去无暇顾及的韩国生活方式、人文环境、社会福祉等结构性因素开始成为务工者继续滞留韩国的附带动因。
长期化、家庭化的居留方式使在韩购置不动产成为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需求。中国人自古就把房子当成安身立命之所。用以居住是房子的基本功能，但绝不是根本意义。尤其对于身体上和心灵上双重漂泊的跨国流动者而言，外显为房子的家，一方面是归宿、是心灵停泊的港湾；另一方面直接体现一个人的财富情况和所属阶层，象征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部分朝鲜族将在韩置业作为务工历程中的一个目标，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商品化的再交易，而是使身有所归，同时，彰显其在韩国的社会地位。
居住地的变化同样映射出新时期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程度。首尔九老区加里峰洞、永登浦区大林洞称得上是在韩朝鲜族早期的日常生活空间。聚居区的人口数量变化以及人口迁移轨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韩朝鲜族的社会适应心理。初到韩国之时，生存性需求是第一位，族裔聚居空间既可以节约迁移成本又可以躲避外界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伴着移民经济的扩张和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而被消解，房租飞涨、治安混乱、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在传统聚居区日益凸显。于是，搬离原住地前往居住环境更好、经济收益更高、文化生活更丰富的新社区成为部分朝鲜族移民的自然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散居的方式嵌入与当地人共生的社区，是在韩朝鲜族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一步。
当然，经济融入与居住嵌入仅仅是少数向上流动者的社会适应现状，但也充分彰显了多年来在韩朝鲜突破重重困境，不断走向自主自强的生活开端。伴随近40年的赴韩跨国流动与经济适应，韩国主流社会与在韩朝鲜族族裔社会的边界或主动或被动地逐步淡化，特定场景下的文化双向认同得以实现。
三、变与不变：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思考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在韩朝鲜族也从当初的“自闭”走向“自主”，主动与当地社会进行交流交往，其迁移选择与身份认同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流动且多元的状态。而韩国社会也从排斥、区隔趋向对朝鲜族的包容与理解。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共生”现象背后，仍存在着许多“悖论”。
（一）不变的“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
身份是社会等级的标牌和人格不平等的量尺，凸显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高低、权力大小以及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跨国流动大潮中，朝鲜族以同源异流的身份进入韩国。族群身份的藩篱不仅导致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务工者无法获得基本的公民权益，而且制造并维系了族群差异、阶层分化及其滋生的认知形态——在韩朝鲜族务工者隐然成为“穷困”“底层”的代名词。他们也被冠以“粗鲁”“威胁与麻烦制造者”等刻板印象，并频频以负面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之上。对在韩朝鲜族的污名化乃至妖魔化，不仅阻碍了韩国国民对外来人口的心理认同和文化接纳，还导致新生代赴韩者产生心理落差和交往隔阂，从而不可避免地拉大双方间的社会距离，加深社会分化和“族群鸿沟”。通常，归化入籍被看作是跨国移民最彻底的社会适应结果。加入韩国国籍，最本质的目的就是获得平等公民权利，成为真正意义的参与者和局内人。不可否认，以精英群体为代表的部分群体凭借国籍身份的转变，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且“落地生根”。然而，更为现实的是，占绝对数量的普通民众，即便拿到了韩国国籍，仍难以成为当地社会的“局内人”。所谓的公民权利平等，不过是他们单方面的“想象”，因为在韩国国民眼中，“半路韩国人”和“真正韩国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来自主流社会频频的歧视和排斥行为也必然激发在韩朝鲜族的强烈不满和拒斥心理，无论这种心理是被伤害后的无奈与失望，还是为免于伤害而主动的避而远之。双方间因社会距离或心理距离而引发的对立情绪，不是形式上的“创建多元文化社会”可以应对的，也并非是静待时间推移而能轻易消解的。当前的现实情况就是，在韩朝鲜族可能居住空间嵌入了、经济地位融入了、民族文化认同了，甚至是国籍身份改变了，但心理层面上的相互拒斥依旧存在。
越是这种“他者”身份，越能激发经济适应动力，越能点燃自强自立的精神，越能凝聚中华文化认同。“他邦夜夜家国梦，天涯朝朝总相思。”乡愁是华侨华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也是国际移民的共有情怀。尤其是目睹新时代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各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实力，越来越多的在韩朝鲜族将目光投向祖国，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之根，不仅极大保留了中华文化特色，更增进了中华文化认同。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今天的在韩朝鲜族必然更具身份自信、自豪感与安全感。
（二）变化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一词源于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分析中的两种理性化逻辑——文化理性化和社会理性化。前者指的是从文化系统、世界观层面（如现代科学、宗教、哲学以及艺术等）考察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转型；后者指的是从社会秩序和制度层面考察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此后，施路赫特、哈贝马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等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释韦伯的理性化逻辑，进而将这种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手段、工具、方法和途径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倍加重视的思维方式，称为“工具理性”。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有认知能力、有情感、有意图，可以运用社会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并且透过认知能力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权衡利弊作出行为选择。全球化时代，随着各种身份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民族/国家认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空间的空前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身份反思能力的增强。其中的身份反思能力则产生于同“他者”的身份比照之中。对跨界民族而言，跨国人口流动加剧了其与同源民族之间的身份比照。改革开放以前，朝鲜族农村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的交往范围狭窄、活动单一，其视线范围内更多的是相同或相似的“我们”，而非与众不同的“他们”，因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未能为人们所理解和重视。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相遇与碰撞的平台，尤其是中韩建交后的跨国人口流动为朝鲜族提供了一片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广阔空间。较之其他民族，身为跨界民族的朝鲜族在自我身份意识的建构过程中有着更多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仅会与国内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进行比较，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展开对比，还会同境外同源民族进行比照。正是由于这种参照性，朝鲜族在跨国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不同空间与维度的异同比较之中，从而认识到自身与韩国国民身份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当发现经济水平、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发展地位等与同源族群存有明显差距时，其身份认同意识便容易出现失衡，进而激发出改变身份的现实性决断。
人类社会区分“我群体”与“他群体”的意识是普遍存在的。移民总是被本地人视为“他群体”，而且本地人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通常会从意识、态度、行为和制度等层面来建构和设置边界，排斥外来群体，尤其是在利益相矛盾或冲突时，排斥的力量更大。为了回应来自韩国社会的现实区隔，在韩朝鲜族逐渐由“自闭”走向“工具理性”，开始将情感因素让位于理性认知，在利用文化和身份来寻找生计出路、满足基本需要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果断根据情境适时、适度构建或重构身份认同，以弱化身份的边缘性，进而加快适应主流社会，减少或避免与主流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三）何去何从：流动方向的想象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每个人的想法和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在韩朝鲜族的居留选择也日益显现出摇摆性，其未来的流动实践亦是充满多种想象。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规模达70万人的在韩朝鲜族将来何去何从？如果说一切都朝着跨国主义与实用主义视角下的“择良木而栖之”的方向发展，朝鲜族赴韩流动模式之轨迹有国际移民的他者经验可寻。然而，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让每一位在韩朝鲜族加深了对国际突发性灾害的认识与忧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生命安全持续性保障问题。当亲历非本国公民出入境要遭受严格限制，生命安全也要接受区别对待时，国界、国籍的重要性骤然上升。正如李明欢提出的，“逐梦留根”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新常态。就在韩朝鲜族而言，这个“根”一定是中国国籍，而韩国的绿卡或是住房只能称为“茎”。因为在他们心中，韩国只是一个快速赚钱的地方，之所以隐忍在韩遭受身体的劳累与心理的苦楚，为的是积累自我发展的物质资本以及早日让家族过上富足的生活，其根本目的是经济利益，“回流”是趋势，也将成为必然。祖国的日渐强盛坚定了他们归国返乡的决心与信心，深厚的故乡情结牵引着他们要早日落叶归根，“筑巢引凤”的地方政策给了他们返乡创业的机会与保障。新冠疫情发生后，在韩朝鲜族人数3年骤降10万人，截止2022年末共计602,907人。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返乡不代表流动的终止，而是仍旧充满各种“想象”。根据返乡时间，返乡者可以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返乡型；根据返乡动机，返乡者又可以划分为主动返乡型（创业返乡型、休养返乡型、安家返乡型）和被动返乡型（他国政策不利返乡型和他国不适返乡型）。返乡者在海外持续经受着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与漂泊感，因此，将回流视为摆脱生活和工作上颠沛流离状况的出路。虽然是再次回到离开时的场域，但是长时间的远离乡土还是会使多数人对原有生活产生陌生与隔阂，“水土不服”在所难免，由此再次受困于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工作类型及收入、交往方式、社区生活和社会运作逻辑等）不适应、身份认同困惑、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等窘境。此时，他们又该如何消解返乡后“再适应”的困境？相应地，作为流出人口的家乡，是否做好了妥善接收与安置返绪的准备？毕竟返乡者不可能都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丰厚的创业者，也有年老体弱的老年人以及仍需接受教育的学龄青少年。现有的软硬件设施能否满足其需求，能否成为吸引其长久居留的“拉力”？
更进一步讲，如果返乡者回流后经济生活再适应遭到挫败，拓展当地社会网络的意愿和能力也受到限制，致使其不仅未能及时转化和利用身份资本上的优势时，有的人便会不自觉地质疑回流的对错，甚至考虑再次背井离乡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流动者是否会陷入“出国—回国—出国”的反复循环之中？基于以上“流动想象”，可以看到，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和追踪研究的课题，既要把握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时空变化，也要在日后的研究中放眼其归国返乡后的经济适应问题。期待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摘自：王春荣、朴今海：《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