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培养儿童归属感的重要场域，是儿童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一种语言生存最后的堡垒。在成长过程中，家庭提供的语言环境、语言学习支持等对青少年语言格局的形成及文化身份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家庭语言的选择与使用超越了语言本身的意义价值，蕴含着对该种语言所附带的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认同，移民家庭的语言选择同时也承载着祖语的代际传承功能。父母通过语言和行为为子女的成长提供指导，树立榜样，而子女则通过对周围人的观察、思考和模仿等方式，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生活和文化身份观。对海外华人家庭而言，家庭语言规划不仅塑造了华裔青少年语言发展的轨迹，还与国家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和学校教育实践等，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语言态度及语言的使用，同时更是新生代华裔学习华语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语言规划以微观和隐蔽的方式影响着华裔青少年的民族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语言文化在华裔群体中的传承与延续。
一、研究背景与资料来源
斯波斯基（Spolsky）指出，语言规划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实践，即在各种语言及其变体中选择最习惯的使用模式；二是语言信仰或意识，即关于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态度和理念；三是语言管理，即运用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方式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努力。斯波斯基的研究奠定了家庭语言规划理论的基础。肖哈米（Shohamy）、张晓兰认为，家庭语言规划是在家庭场域中或在家庭成员之间关于语言使用及语言习得的明确的或公开的计划，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体现植根于对不同语言的价值、力量和效用的感知，是家庭语言管理与实践的驱动力。韦格尔（Weigel）等的量化研究表明，父母阅读信念与亲子读写和语言活动正相关，亲子识字和语言活动与儿童的书面知识和阅读兴趣正相关。在家里使用不同语言的识字方式和习惯，有助于建立家庭语言规划。
儿童的继承语及继承语文化如何更好地保持和传承，是移民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合理、科学的家庭语言规划，对于提高华裔青少年的继承语水平有积极的影响。伯吉斯（Burgess）指出，家庭读写环境的创设与口语、语音敏感性和单词解码能力存在相关性。王玲认为，父母语言意识决定其家庭语言规划和家庭内部的语言实践行为，最终会直接影响孩子对某一语言的掌握和使用。还有学者对移民家庭的语言规划进行了个案研究，如刘慧以柬埔寨华人家庭为研究对象，发现柬埔寨华人家长综合利用家庭内外资源进行华语管理，子女的华语使用频率及华语能力较父辈有明显提升；张倩对菲律宾华人家庭的语言态度进行分析，发现家长对华语的语言态度与子女学习华语的态度及学习水平正相关。也有研究显示，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真正能得到实施存在很大的困难，其中有对不同语言的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之间的矛盾，也有家长的理念与子女的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等因素。
那么，当前海外华人家庭语言规划有哪些特点？对华裔青少年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家庭语言规划为理论视角，以缅甸华人家庭为调查对象，以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的量化数据来源于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对缅甸华裔青少年的调查，调查主要在仰光的东方语言学校、曼德勒的云华师范学院以及腊戌的果文中学展开。笔者先与任课老师沟通，然后将问卷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发放给学生，再由自我认定是华人的学生自愿进行填写。除学生基本情况外，问卷还包含学生语言熟练程度、家庭语言规划、家庭中的语言使用等内容。最终共回收问卷35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36份，回收有效率为96%。此外，笔者还于2023年1月3日至1月10日，与10位学生及4位家长就语言学习、多元文化现象和家庭语言规划等内容，通过腾讯会议、微信语音等形式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于2023年8月5日至8月15日，到缅甸仰光与部分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获得了3万余字的访谈资料。
二、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的特点
（一）多元的家庭语言意识：理性认知与情感归属并重
缅甸华人家庭对国家通用语缅语、民族语言汉语、国际通用语英语、汉语方言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不同功能有清晰的理解与认知。“资源观”与“身份观”在缅甸华人家庭中处共存状态，从而形成了理性认知与情感归属并重的多元化家庭语言意识。
1.家庭语言资源观
家庭语言意识是对特定社会、特定语言的社会效用的潜意识信念和假设，反映了植根于社会语言文化的价值观和模式，也反映了家庭语言规划的决策者（通常是父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
缅甸华人家庭通常要衡量缅语、汉语、英语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以及每种语言对孩子未来获取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等方面的影响，因此会产生一种“语言资源”的感知模式。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大部分缅甸华人把掌握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优势。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缅甸华人家长的普通话讲得并不流畅，也有相当一部分家长会讲方言而不会讲普通话，但他们认为让孩子掌握普通话是必需的。在访谈中，四位受访家长都认为掌握多种语言是必要的，“掌握英语与掌握中文一样重要，因为英语是国际上都用到的，要出国啊，去外面以后都要用到的，上大学的话也要学英语。”在缅甸华人父母的语言意识中，已经形成了“双／多语即优势”和“母语即资源”的感知模式，一种语言能否给孩子提供优先的发展机会，能否帮助孩子谋求更好的社会生活空间，都影响着父母对子女在此语言学习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投入上的规划。例如，英语在国际经济贸易往来和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缅甸高等教育阶段对英语的要求，以及祖籍国的繁荣昌盛和日益频繁的中缅经贸往来等，使得缅甸华人家庭在子女的语言管理与实践中对英语和汉语有了明显的倾斜。
2.家庭语言身份观
语言作为文化工具，通过传递起源、历史、民族、国籍和社会经历等来表达我们的身份。汉语对于华人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华人与过去的联系纽带，承载着共同的意义、信仰和价值观。语言能力标志着相应的族群身份，而族群身份认同的变化也代表失去或获得相应的语言能力。缅甸语是华人融入缅甸社会的必备语言技能，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是缅甸三代以上的华裔青少年，他们的祖辈大部分完成了入籍申请。根据缅甸1992年颁布的《缅甸公民法》，成为归化公民后，出生于缅甸、三代以上的归化公民后代便可成为缅甸公民，掌握缅甸语也成为他们证明自己是“缅甸公民”身份的标志。
在缅甸华人家庭中，“语言即身份”的信念相当普遍。受访的几位家长都反复强调：“因为我们是华人嘛，所以一定要学习普通话。”问卷中对学生语言学习动机的调查，“学习汉语是因为我们是华人”也有较高的评分。
我们一般不对别人说我们是“缅甸人”，而是说“缅甸华人”，因为如果我说我是缅甸人的话就是代表我是不会说华语A的，而且我的血统也是缅甸人。一般和别人讲我是缅甸华人，因为我的祖先是中国人。
华语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中国人嘛，我们一定要学习华语的，一定要让我们的子女每一代都要传承下去，不要让我们这个语言丢失。
不会说华语意味着华人身份的消弭，在华语能力丧失的同时转向全面使用缅语，则被认为是成为完全的“缅甸人”，因此这位家长一方面强调了汉语对于华人身份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了华人身份的传承还是要靠语言。
以前我们的祖先来到缅甸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妻子有一些是缅甸人，所以他们的孩子就变为不会说华语，有的孩子只会听也不会说，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他们也是不会说华语的，所以说他们已经变为缅甸人了。
也就是说，在这一部分缅甸华人群体的认同体系中，血统并不能成为他们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华人的标准，能否讲汉语、能否把语言代代传承下去，才是他们判定华人身份的根本要素。事实上，在语言与身份的相关问题上，缅甸华人的态度与考量也绝不仅仅基于纯粹的民族情感，而是把民族情感与切身利益、社会政治环境、未来发展等因素综合权衡之后的结果。如刘权在对曼德勒华校语言生活的研究中指出，不管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曼德勒华人都倾向于认为汉语与自身文化有着天然的关系，而且更具使用价值，并可彰显社会地位。
（二）矛盾的家庭语言管理：愿景与投入的错位
缅甸华人家庭对子女语言学习的期待与要求，即语言学习愿景；对子女语言学习经费和行动的支持，即语言投入，二者均受到家庭语言意识的影响，反映了家庭对这一语言的信念与价值的认可，对子女的语言学习行为起着引导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语言期待、语言要求、语言投资与语言关注是语言管理的具体体现，具有显性特征，能够从一些具体目标的设定、语言使用行为以及对子女语言学习上的投资、对不同语言类图书的购买情况等家庭行为管理中体现出来。
1.家庭语言期待与要求
语言期待指的是对某种语言在未来达到的程度的预期和向往，也是对语言地位、功能及作用的认知的体现。缅甸华裔青少年生活在多语环境中，不同语言在日常生活、校园学习及未来就业等方面有不同的作用。笔者围绕缅甸华人家庭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使用比例较高的几种语言/方言的期待情况进行了调查。对语言/方言的期待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能听懂即可，不要求学说；二是能完成简单日常的交际；三是能流利且地道地进行交流；四是能作为工作或者学术上的语言使用。在336位受访者中，有284位为汉族或汉缅混血，他们大部分掌握缅语、普通话、英语和汉语方言；52位为少数民族，包括佤族、钦族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因此，语言期待的统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以汉族和汉缅混血为主的284份数据（A组），另一部分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52份数据（B组）。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缅甸华人家庭对子女的普通话普遍有较高的期待，以汉族和汉缅混血为主体的群体中有69.01%，其他族裔群体中有63.46%选择期望普通话“能作为工作或者学术上的语言使用”，在四个选项中占比最高；对缅语和英语也有较高的期待，但低于普通话，两个群体中分别有40.49%和46.15%希望缅语“能作为工作或者学术上的语言使用”，分别有35.21%和34.62%希望英语“能作为工作或者学术上的语言使用”，同样在四个选项中占比最高；而对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期待相对较低，选择最多的均为“能够进行流利且地道的交流”。层级化的家庭语言期待会对华裔青少年语言能力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家庭语言期待较高的语言通常是缅甸华裔青少年掌握较为熟练的语言，反之亦然。
笔者在与学生和家长的沟通和接触中发现，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缅甸华人家庭在子女的语言使用上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要求。为了解相关情况，我们通过问题“父母鼓励你在家常用哪种语言（在家语言要求）”和“父母鼓励你在外面常哪种语言（在外语言要求）”进行了调查，结果如图1和图2。结果显示，父母鼓励子女在家和在外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为29.39%和31.07%；除普通话外，鼓励子女在家使用较多的是汉语方言，在外使用较多的语言是缅语；只有8.52%的家长鼓励子女在家里使用英语，同时有20.81%的家长鼓励子女在外使用英语。
2.家庭语言投资与语言关注
家庭语言管理最显性最直观的一面就是经费投入，我们对此进行了调查。通过“父母会在哪种语言进行较多的投入（语言投资）”等问题，了解家长对子女上语言补习班的支持、家里不同语言类图书的数量等。除经济支持外，行动和精神支持也是一种投入，我们通过“父母会对你的哪种语言学习进行较多的帮助和关注（语言关注）”等问题，了解家长是否经常关注子女语言学习的效果，是否对子女的语言学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辅导等。调查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结果显示，家长对子女英语学习的投资和关注度最高，占比分别为为35.79%和32.79%；其次是普通话；排第三位的是缅语；而对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投资和关注都比较少，占比均低于7%。
无论是家庭语言期待还是语言投资与关注，都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特点。家长对于子女的语言期待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如在问到如何平衡子女的汉语、英语和缅语学习时，Y妈妈表示：“华文比较优先，因为先学华语然后才学英语的，自己的语言都学不会，要去学别人语言的话怎么学。”家长在权衡各种情感与利益回报后，做出对语言投资的决策，并在平时的互动中体现出来。调查结果显示，缅甸华人家庭在子女不同语言学习上愿意投入的费用与精力并不均衡。缅语属于国家基础教育，通常不会再额外地投入去学习，在层级中处于普通话和英语之后；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主要依靠家庭环境获得，并无稳定可靠的补习机构，因此家庭投资与关注也较少。
重要的一点在于，缅甸家庭在普通话和英语学习的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矛盾。尽管受访家长都表示，只要孩子愿意学习都会支持，但家长对子女语言学习的愿景与实际投入却出现了错位，对普通话的期望与要求都比英语高，实际投入却比英语低。这种高期望低投入与低期望高投入的语言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对青少年的语言学习产生了影响。
（三）被动的家庭语言实践：源于自发的语言选择与使用
依托于家庭成员已经具备的语言素养和语言传统的家庭语言实践模式，是民族语言情感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体现。家庭语言实践具有一定的隐性特征，通常体现在不以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为直接目的的家庭活动中，如日常语言沟通、亲子阅读安排、观看影视作品、参加社区活动等。
家庭语言实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口语实践，指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语言使用情况；二是读写实践，指家庭为提高子女的读写能力所做的努力和行动。量化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缅甸华裔青少年在普通话技能方面的排序是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在缅语技能方面的排序是口语>听力>阅读>写作；在英语技能方面的排序是口语>写作>阅读>听力。因此，缅甸华裔青少年普通话与缅语的口语交际能力要高于读写能力，而英语听力相对较弱，读写能力相对较好。
1.家庭成员间的口语交际
较高的使用频率，是良好的听说能力形成的前提。有学者指出，孩子最终的双语能力与接触两种语言的频率相关，除非每种语言的习得时间各占50%，否则双语儿童还是会在两种语言中有所倾向。家长对于子女语言的选择不具备强制性，随意性、隐蔽性更强一些，更容易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请学生对家庭中使用普通话、汉语方言、缅语、英语以及民族语言的频率进行排序，结果为：汉语方言>普通话>缅语>民族语言>英语。汉语方言与普通话是缅甸华人家庭交流时首要选择的语言。就普通话和缅语而言，能够进行口语交际对缅甸华人更为重要，这是融入华人世界和缅甸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缅甸华人家庭在普通话与缅语上隐性地存在着重口语、轻读写的语言实践传统，能够进行流畅的沟通与交流是较为普遍的要求。相比之下，英语主要在学习场域中使用，技能的获得主要依托于学校，与学校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相关，家庭成员内部极少有人把英语作为沟通交流的主要选择。
同时，家庭内部还存在语言混合使用的现象。缅甸华人家庭成员之间语言使用虽以汉语方言为主，但是不同代际之间存在差异，与父母和同辈之间使用普通话和英语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在家庭场域之外，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会更多使用普通话或缅语。
在家时一般都用云南话和孩子交流，因为普通话讲起来不太顺口，所以我也不太习惯，而且她爸爸也说用方言比较好。
在外面也是讲华语啊，有的时候看情况也会用缅语和他们交流，因为有的时候用华语，那边的人就会看我们，所以我们就用缅语交流了。
在交流中，Y妈妈表示，在以缅族人为主的社会环境中，要尽量使自己“像缅甸人”，除服饰外，最直观的就是语言。内敛、不张扬是华人在缅甸信奉的生活准则，这是很多缅甸华裔青少年上缅校、着缅装的原因之一，也是在家庭场域之外家长与子女之间交流切换为缅语的主要原因。
2.家庭语言读写环境
读写能力的提升既是儿童语言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阅读和写作方式的培养使儿童在家庭中获得了主要身份或早期的自我意识，并通过书面或口头陈述、符号、形象和行为来表达主题、态度和价值观等。尽管在家庭语言管理中，语言读写具有较为明确的多元化特征，但与口语交际相比，缅甸华人家庭在为子女营造良好的读写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
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受图书出版、销售权限等因素的影响，在缅南地区，家长能够购买到的图书以缅文、英文居多，而中文图书较少；曼德勒与果敢、腊戌等地的中文图书相对多一些，但仍然受到当地政策的限制。客观条件影响了普通话读写环境的创设。仰光东方孔子课堂的学生表示，虽然很喜欢中文图书，但是购买较为困难，且周围的图书馆很少，也难以借到中文图书。
另一方面是父母在阅读辅导方面的时间投入及能力的限制。家庭中是否有丰富的阅读材料，父母或大家庭成员能否与子女一起阅读书籍，或是参与到子女的阅读活动中，对子女读写能力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调查对象华裔青少年父母的文化水平以初中和高中为主，他们大多在儿童时期依靠家庭教育掌握母语，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对子女的普通话水平也有较高的期待，但受时间、精力以及自身语言能力的限制，对子女的语言读写辅导不如口语实践指导频繁。不少学生表示，当自己需要父母辅导时，父母也会帮忙，但主要还是靠自身努力。
在与受访者Y妈妈交谈中得知，她祖上从云南镇康移居缅甸，父亲上学时学习的是《增广贤文》《昔时贤文》等文言文，母亲没有上过学，只会讲云南话，父母在生活中主要通过云南话来交流。她在六岁时开始学习缅语和英语，同时在华校（补习班）学习华语，当时的教师基本上都使用方言授课，直到初中才开始学习普通话。由于从小在家庭内部及华人圈使用方言，因此Y妈妈的普通话听说水平虽然较好，但读写水平相对较弱。在被问到“是否有在家为孩子创造良好语言学习环境的举措”时和“是否在家里帮助孩子学习普通话听、说、读、写各方面的技能”时，她表示会要求孩子多读课外书，但是也会尊重孩子的喜好，不会对孩子读书作具体的要求。孩子的华语学习主要靠自己，平时会和孩子一起看华语电影和电视，看的内容“一般是武侠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一般都是武侠片比较多，和孩子一起看”。
家里华语、英语、缅语方面书，故事书、古诗词方面的书都有，孩子比较喜欢读华语书，其实也不用刻意地去平衡，自己喜欢什么就读什么，这样效果比较好。以前经常看港剧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孩子就慢慢地会听普通话了，然后再去学校学习汉语。
家长通过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陪伴子女学习或参与相关的社会活动等方式，特别是营造与创设良好的家庭语言读写环境，来帮助青少年提升读写能力。伯吉斯（Burgess）把家庭为儿童创造的读写环境分为主动与被动家庭读写环境，主动家庭读写环境指父母直接参与、旨在促进儿童读写能力或语言发展的活动，如亲子阅读、押韵游戏等；被动家庭读写环境指家长与孩子之间不以直接教学或语言学习为目的，但儿童可以间接地获取语言技能的共同活动，如看电视、电影等。
创设家庭读写环境本质上也是一种家庭语言实践，根据伯吉斯对于家庭读写环境创设的分类，可以把家庭语言实践分为两种类型，主动的家庭语言实践指家庭成员以提高子女特定语言的口语或读写技能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被动的家庭语言实践指家庭成员之间在进行沟通交流及亲子互动等语言活动时，不以子女语言能力的提升为直接目的，而是根据实用、方便的原则自发选择的活动。缅甸华人家庭的语言读写实践并没有在家庭语言管理预计的轨道上进行，而是遵循便于沟通、顺其自然的模式展开，因此，家庭用语多是基于长辈的语言。而当代缅甸华裔青少年的普通话、缅语及英语学习，特别是读写能力的培养，更多地依托于学校教育，家长在提供良好的读写环境及帮助方面条件有限，因此，被动实践的特征更为突出。
三、家庭语言规划对华裔青少年中华语言文化传承的影响
（一）双刃剑：家庭语言意识中多元文化身份与中华文化身份的博弈
视语言为资源，源自不同语言功能的理性认知，而视语言为一种身份，则源自民族情感或公民情感的需求。在浓厚的“资源观”与“身份观”语言意识下，缅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地位与功能在缅甸华裔青少年群体中已经成为共识。在缅甸华人家长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缅化”是必然趋势，“被缅化”是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标志之一。当代缅甸华裔青少年大都能够讲流利的缅语，融入了缅甸社会，具有作为一个缅甸公民的忠诚感与责任感；英语是国际通用语，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及个人发展的需求，缅甸华裔青少年不断加强对英语的重视与学习，对英语的态度也反映了缅甸华裔青少年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以及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中文是情感归宿，是对华人身份的认同，他们认为学好中文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缅甸华裔青少年来说，家庭语言意识一方面提供了对多元语言文化的理性认知与理解，为“多元文化者”身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家庭语言氛围；另一方面强调了对中华文化浓厚的情感和深深的眷恋。但是，从家庭语言意识来看，缅甸华人与其他国家华人的共性在于，他们“不只是当地化，也同时在西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缅甸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及缅甸华人家庭语言意识的影响下，家长及华裔青少年都希望能够达成缅、汉、英三语共赢的结果，但这一态度也带来了矛盾的心理和不稳定的立场。在权衡利弊得失后，缅甸华人家庭在投入上出现了向英语倾斜的倾向。
（二）误导性：家庭语言管理模式下中文学习动机的弱化
缅甸华人家庭在子女的语言管理上具有较强的多元意识，不同语言在缅甸华裔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和学习中被期许以不同的功能和使用范围。但是，在实际中，家长对不同语言的期待与经济投入存在差异，如家长对子女英语学习的要求虽低于普通话和缅语，但投入和关注度最高。因此，在缅中等大城市，华裔青少年具有相对较高的英语熟练度，有的还可以作为工作、学术语言来使用。
愿景与投入的背离，对缅甸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态度尤其是对汉语学习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在深化学习方面展现出消极心理，对掌握基本普通话交际能力后的高层次学习缺乏动力，进而失去兴趣。再加上很多华人子女在家里就可以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口语交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缅语必须学、英语认真学、中文随便学学就可以了”的想法，从而在态度与实践行动上产生优先选择，即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很高，而对中文学习的态度则有所下降。如果不是想要到中国留学，或者要考取HSK等级证书，华裔青少年汉语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进入更高阶段学习的动机都会大打折扣，而这一过程中，家长的要求和支持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浅表化：家庭语言实践模式下中华语言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局限
家庭不同代际之间使用同一种语言，意味着彼此之间有紧密的心理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念等，而子女语言行为的改变，标志着他们语言忠诚度的改变，可能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以及价值观的分化。调查问卷及访谈资料均显示，在缅甸华人家庭成员之间，基本保持着一致的语言选择，不同代际之间进行语言交流通常不会出现“一人一语”的现象。缅甸华人家庭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语言混用的现象，但是整体而言，华裔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语言使用与父母和祖父母保持着相对一致的关系，这是浓厚的家庭观念与和谐的家庭关系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华裔青少年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前提。但是，调查也显示，此类家庭语言实践多以汉语方言为主，普通话和缅语次之，而随着家庭语言代际差距的形成，这种影响往往会随着代际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中文的文字与书写传统成为民族认同的标杆，在维系传承语学习者与中文的情感纽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中文听说能力固然对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承与认知有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在阅读与写作方面有一定的提升，那么华裔青少年对流传于世的中华文学、艺术与哲学作品等都难以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华语言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就可能停留于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即浅表化层面。受主流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和自身能力的原因，缅甸华人家庭在构建中文读写环境以及帮助子女深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导致华裔青少年难以在家庭中进一步巩固与提高中文读写能力，通过阅读互动的方式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可能性也变得较低。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是祖语传承与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重要阵地，缅甸华人家庭语言意识、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的特点，对华裔青少年语言态度的形成、语言能力的培养及身份认同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缅甸华文教育如何充分与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相结合，从而提高华裔青少年中华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效果，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摘自：乐晋霞、魏红：《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特点及其影响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