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就屡屡对东南亚华侨进行大规模杀戮，19世纪中后期以降，世界范围内的排华运动更是甚嚣尘上。1854年日本打开国门后，紧跟世界各地的排华步伐，出台排华法案，驱逐排斥华工，并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华工事件，民间一般称为“东瀛惨案”：700余名华工被残忍杀害，约3000名华工遭受强制收容与遣返。事后，日本政府销毁罪证，公然否认屠杀。一百年来，被害华工遗属一直没有放弃对该事件的追问，中日两国有识之士也从未停止对该事件真相的调查。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拒不承认屠杀事实。在日本屠杀华工100年之际，本文梳理1923年日本暴力排华事件脉络，揭橥日本社会排华本质，还历史以真相，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围绕海外排华，学界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多聚焦于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对日本排华关注相对较少。陈昌福、安井三吉、菊池一隆、臧运祜等学者，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旅日华侨受害状况、排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但对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排华较少涉及。对1923年日本屠杀华工这一标志性排华事件，学界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关注，以仁木富美子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最先发掘史料，考证王希天事件及大岛町事件，揭开了被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的屠杀真相。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者也开始重视这段历史，章志诚梳理了日本惨杀浙江籍华工事件及北洋政府对日交涉过程；陈铁健阐述了日本政府掩盖屠杀罪行始末。上述研究基本厘清了屠杀事件的大致面貌，然而囿于史料、语言能力及研究者身份等因素，有些重要排华史实尚未予以充分梳理，对此次排华事件的原因及影响等也未能深入展开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史料匮乏、日本馆藏档案未受重视，以及语言因素制约了多国档案的利用。自2004年起，日本外务省着手对核心档案《外务省记录》进行数字化建设，陆续将解密档案上传至“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供公开查阅。然而，尚有大部分排华相关史料未被数字化，需前往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国立公文书馆等处查阅。另外，近代日文档案多使用文语体，解读侯文较为艰涩，也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日本外务省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未刊史料，拟进一步发掘1923年日本排华——东瀛惨案的相关史实，考证排华细节，梳理排华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排华事件重要进程，从日本排华史的脉络来分析东瀛惨案的本质，并在世界排华史的语境中考察日本排华的特点，以拓宽日本华侨史的研究疆界，丰富海外排华史的研究内涵，为当代海外护侨工作提供借鉴，亦为推动未来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一、1923年以前日本的排斥华工风潮
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军民共同制造的东瀛惨案，与此前的日本政府排华举措和民间排华运动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以后，旅日中国人迅速增加。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政府颁布敕令，对旅日华侨的入境、居住及遣返等做了详细规定。1899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限制华工居住和就业的歧视性法案。1918年，日本再次出台新法令，禁止华工入境。1920年，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民间排华运动此起彼伏，风潮涌动。
（一）1893年以前的旅日华工概况
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华侨社会形成于江户初期（17世纪前半叶）。早期的旅日华侨,主要由贸易商、船主、船员、僧侣、儒士等构成。1854年日本开国后，华商和华工纷纷涌入新开港城市。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旅日华侨人数快速增长。有据可查的旅日华侨总数，1876年为2499人，1893年增加到5343人，占在日外国人总数的56%，主要由贸易商、小商贩及华工构成。1896年中国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拉开了近代中国赴日留学的序幕，使得日本华侨社会的构成更趋多元化。
由于学界对旅日华工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旅日华工始于何时及其人数规模变迁，尚无明确考证。据现有文献，大致可认为近代旅日华工群体萌芽于1854年日本开国，发展于1871年中日缔约。1854年日本开国后，中国人便以无条约国侨民身份随欧美商社赴日，担任翻译、买办等职，其中不少人从事帮佣、杂役等体力劳动，近代日本华工社群初具雏形。虽然日本对华工入境并未设限制，但各开港城市为了管理旅日华侨，先后推出户籍登记制度。例如，1867年横滨率先制定《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管理规则》，对中国人按照上、中、下三等征收户籍税，华工被划入下等。随后，长崎（1868年）、大阪（1870年）、神户（1870年）等地纷纷效仿。1871年中日缔约后，旅日华侨成为正式邦交国侨民，理发、餐饮、布匹贩卖、油漆和印刷等行业的华工人数稳步增长，近代日本华工社群得到长足发展。但总体而言，旅日华工人数规模相对较小，且被限定居住在外国人居留地及周边，他们与日本人之间相处，基本相安无事，并未引发重大社会问题。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和日本修订不平等条约的推进，改变了这一平静的局面。
（二）日本政府数次立法排斥华工
1894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随即于8月4日颁布敕令第137号《关于在留清国臣民管理条例》，严格规定旅日华侨的入境、居住及遣返等事项。战争结束后，日本亟需出台新法案取代这一战时敕令来管理旅日华侨。1894—1897年，日本与欧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废除居留地制度，允许欧美条约国国民进入日本内地居住。随着开放内地杂居的1899年时限将近，日本社会围绕是否允许中国人特别是华工进入内地杂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最终以内务省为代表的反对派占据上风，其反对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华工工资低廉，可能会导致日本劳工失业；二是中国人中嗜好赌博、吸食鸦片等犯罪者居多，恐会影响日本人；三是中国人衣冠不整、住所污秽，将在日本散播疾病。为了防患于未然，1899年7月，日本颁布了第一部限制华工居住和就业的歧视性法案——敕令第352号《关于根据条约或惯例不具有居住自由的外国人的居住及营业的事项》。该敕令明确规定旅日华侨可离开外国人居留地到内地经商，但禁止从事非熟练体力劳动。几乎同时公布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敕令管制的对象主要是华工。
此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国内产业界要求缓和限制华工入境的呼声日高，并曾尝试引进华工，如1907年，日本曾招募36名华工赴鹿儿岛修建铁路。但日本政府的主调依旧是排斥华工。1918年1月24日，日本颁布了内务省令第1号《有关外国人入国的规定》，指定了6类人员不可进入日本，并于次日通告各地，明确指出虽然根据相互主义原则，中国人可免持护照或国籍证明进入日本，但劳工应当被认定为第6类被禁人员，即“丧失心智者、心智衰竭者及贫困者等其他需要救助者”，不可允许其入境。至此，在排华立法层面，1899年敕令第352号和1918年内务省令第1号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禁止华工入境和就业的指导性法案。
19世纪中后期以降，世界范围内排华运动风起云涌。1855年，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首部排华法案《特定移民限制法案》；新西兰于1881年首次实施《华人移民法案》阻遏华人移民；美国于1882年正式通过《排华法案》全面限制华工入境；加拿大于1885年出台《新移民法》，通过人头税限制华人入境。纵观美、加、澳、新等国的排华，大多是在中国人大量涌入并引发社会问题后才推行排华立法，而日本却在尚未有大批华工入境之前，仅凭臆想“华工潮”的弊端就“未雨绸缪”地制定了排华法案，颇为特殊。
（三）排斥华工风潮的涌动
虽然日本政府在政策层面严禁华工，但在其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力短缺之际，又常常放宽执行力度，默许华工入境填补其国内劳动力市场。然而，在经济下行之际，日本则又取缔、驱逐华工以缓和社会矛盾。
一战期间，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吸引了大批浙江人前往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从事挑煤、挖土、修建铁路等城市化建设。1922年，仅旅日浙江籍劳工和小商贩就多达5000余人,占当年旅日中国人总数（16936人）的约30%，近代日本华工社群迎来兴盛期。
然而，繁荣背后暗藏着危机，日本于1920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日本政府将经济萧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华工身上。1922年2月，日本政府下达通牒《取缔中国人劳动者的事项》，命令各地强化对中国劳工的入境审查，同时加大遣返境内华工的力度。据统计，被禁止入境的中国人从1920年的仅1人直线上升至1922年的239人，1923年多达584人。
在日本政府的排华氛围下，华工成为日本劳工发泄失业情绪的替罪羊，民间排华运动此起彼伏。比如,1922年10月,东京隅田川沿岸的300余名搬运工联名要求遣返华工；1923年2月，由于雇主用华工替换日本劳工，引发了300余名中日劳工在横滨市高岛站进行械斗；1923年7月,在千叶县从事铁路轨道铺设的日本劳工发起了驱逐华工和朝鲜劳工的运动。
日本政府的排华举措和民间排华运动，虽然在短期内抑制了华工人数增加过快的势头，但并未达到将华工彻底驱逐出境的目的。就在日本当局和华工之间进行博弈之际，发生了巨大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日本排外主义者乘机发起了暴力排华，东瀛惨案随之发生。
二、1923年地震发生后对华工的屠杀、收容与遣返
1923年日本惨绝人寰的排华事件，发生于关东大地震后。9月1日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亘古未有的7.9级强烈地震，社会秩序陷入极度混乱。地震过后，日本军民大肆捕杀中国人，700余名华工不幸遇难。面对失控的局面，日本政府对幸存华工进行集体安置，约3000名华工遭到收容，随后被集体遣送回国。
（一）屠杀华工
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造成10余万人丧生和失踪，水电、交通及通讯等近乎瘫痪。日本政府于9月2日发布戒严令，社会秩序由军队、警察和自警团（由青年团、消防团和在乡军人等普通民众组成）协同维持。地震后，有关朝鲜人纵火、投毒、暴动的谣言四处流传，其中也夹杂着不少中国人暴动的蜚语。愈演愈烈的谣言，人心惶惶的戒严，煽动了日本军民大肆杀戮中国人的疯狂情绪。短短数日间，700余名中国人（绝大部分为华工）惨遭杀戮，同时惨遭杀害的还有6000多名朝鲜人。对中国人的屠杀主要发生在东京和神奈川县横滨市的华工聚居区。
1.东京华工遭屠杀惨况
东京的华工大多居住在大岛町、龟户町、王子町、南千住町和三河岛町等处，其中大岛町是华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地区，因此，该地华工遭屠杀状况最为惨烈。
地震后，自警团多次来到大岛町的各华工客栈清点人数，并警告全体华工，谁也不许逃跑。9月3日上午，以两声枪响为信号，拉开了屠杀的序幕。两名士兵手持步枪，将大岛町6丁目的华工悉数从客栈赶出，强行带到8丁目。中午时分，军队、警察、自警团及民众等三百余人手持枪械包围了8丁目的7处华工客栈，将174名华工赶到一片空旷的荒地上。而后，忽然有日本人喊道：“地震来了，大家趴下！”就在华工伏地的刹那，日本人举起刀棍等凶器对华工进行大肆虐杀。除黄子连因被压在同伴的尸体下得以幸存以外，173人当场毙命，史称“大岛町事件”。
除大岛町以外，东京其他地区的华工惨遭杀害者亦不在少数。比如，据华工潘瑞发证言，地震后第三天，他和两位同伴坐火车前往三河岛，其中一位同伴刚到站就被日本人用铁钩杀死。另有华工林瑞昌证言，温州仙宅山村有70人去日本做工，幸存者仅2人，同乡人林文桃被日本人用铁钩打伤后死去，林启清和林迪昌被日本人所伤，未获及时治疗，被遣送回国后不久就过世了。
2.神奈川县华工遭屠杀惨况
随着谣言蔓延到神奈川县，当地部分华工也遭到了残忍杀戮。据伊藤泉美的研究统计，神奈川县内被屠杀的中国人有97人，受伤者24人，失踪者2人，合计受害者123人，主要是浙江籍华工。台湾“中研院”所藏《日本震灾惨杀华侨案》也印证了发生在神奈川县的屠杀华工惨况，其中收录了华工留庚南的证言，证实了横滨市子安町有7名华工被杀；华工吴让三称自己于9月1日被日本人抓去，次日中午惨遭毒打导致头部三处受伤。
此外，神奈川县发生的一起杀害华工事件，引起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的高度关注。1922年9月，包工头阮顺轩带着十余名华工来到神奈川县土肥村修建铁路。1923年9月4日下午，突然有一百余名日本人手持刀棍对华工进行殴打，导致3名华工惨死。事后阮顺轩将此案禀报横滨总领馆，总领馆立即将此事上报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并致函神奈川县厅，要求保护华工。11月13日，总领馆派专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在总领馆的努力交涉下，神奈川县小田原警察署终于将8名日本凶犯缉拿归案，并起诉了中岛卯之助等人。该事件是日本政府极少公开承认的伤害华工事件之一。
1923年日本排华事件中的遇难华工人数，虽不及19世纪以前东南亚华侨成千上万的被杀人数，但远超1885年美国石泉镇华工惨案（28人）、1911年墨西哥托雷翁排华事件（303人）、1916年墨西哥齐瓦瓦排华事件（200余人）等19世纪以来的暴力排华事件。然而，遗憾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华工事件，无论在日本华侨史还是在世界排华史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和认真研究。
（二）收容华工
面对地震后日本军民对中国人的疯狂杀戮，日本外务省最早意识到若不加以制止，日后必将成为重大国际问题，因此请求军队出面救恤保护旅日华侨。9月4日，戒严司令部下达了将幸存中国人和朝鲜人统一押送至习志野军营的命令。同时，警视厅从9月4日开始以“保护”华工为名，着手对幸存华工进行集体安置，在龟户町收押了300名华工，在南千住町和王子町也各收押五六十名华工。
9月7日，中华民国临时代理公使张元节拜访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协商救助灾侨对策，希望日方优先安排留学生回国；让华商按照各自意愿决定是否回国；至于华工，除了灾后重建需要的人员以外一律回国。此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地震前取缔华工运动收效甚微而苦恼，认为这正是将华工一次性驱逐出境的绝佳机会。于是，外务省积极牵头，和内务省、陆军省、警视厅、公使馆等，从9月7日至12日连日召开了6次“救护中国人协商会议”，实施了调查中国人罹灾状况、集中收容中国人、调配轮船等应急措施，为遣返工作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9月7日，第一次协商会议决议设置“中华民国救济委员会”，火速调查罹灾中国人的下落，由陆军省对中国灾侨进行适宜安置。9月8日，第二次协商会议决议将东京中央及西南方面的华工和华商安顿至公使馆，东北方面的华工和华商就地安置，或集中到国府台军营及习志野军营。实际上，在该决议之前，陆军早已开始围捕华工，并将东京各地收容的华工统一转运至习志野军营。华工主要被收容在习志野军营的第一收容班（共850名中国人，除了33名福建人以外都是浙江籍劳工）和第二收容班（共840名中国人，均是浙江籍劳工）。据温州旅沪同乡会提交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书所示，华工在军营中的生活状况非常悲惨，不仅缺衣少食，还常遭日本军警的随意打骂：
“警察厅派警百余人，将大岛町、三河岛等处居住之华侨一千六百余人，四面兜拿，拘禁于千叶习志野军营内。待遇酷虐，逾于在狱之囚，日食蛋大之饭团三枚，不足抵平时一餐之量，夜则枕石卧板，苦趣犹不堪言。且天气寒热不常，疾病丛生，守卫兵士又极凶残，稍不如意，鞭棍立下。间有华人携来物件均被取去，并有能操华语之侦探在旁监视，故各代表来营慰问亦不获尽情陈诉。”
（三）遣返华工
9月11日，第五次协商会议正式探讨遣返事宜，决定由公使馆负责动员全体华工回国并制作回国人员名簿，由外务省统一发给签证和护照。9月12日，第六次协商会议制订了具体的遣返方案，正式启动遣返工作。当时习志野军营的华工为1690人，南千住的华工约1200人，合计约2900人。外务省和陆军分别负责先将东京市内的华工和华商，以及习志野军营的华工转押至东京湾的芝浦临时收容所，再从芝浦出发遣送回中国。
华工（含少数商人）的回国路线大致有四条：第一条线路是乘坐日本政府准备的专用轮船从芝浦直达上海；第二条线路是先从芝浦出发前往神户，再从神户转乘中日间的定期轮船前往上海；第三条线路是从长崎直达上海；第四条线路是从横滨直达上海。
9月15日至10月29日，关东地区的华工和华商共计3671人，分13批回国。日本政府专门调度了5艘轮船作为运输罹灾中国人的专用轮船。9月15日，起航的千岁丸主要搭载了收容在公使馆的403名华商和华工（以商人为主）与243名留学生及其家属随员。9月28日，起航的弘济丸主要搭载了收容在东京市内的华工。9月30日的博爱丸、10月2日的长顺丸和10月6日的千岁丸主要搭载了收容在习志野军营的华工。
习志野军营的华工是此次遣返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共被分为三批集体遣返。第一批归国华工452人于9月30日乘坐博爱丸，第二批525人于10月2日乘坐长顺丸启程回国。为了劝诱剩余华工加紧回国，公使馆钱穟孙秘书于10月3日和4日连日前往习志野军营，劝说华工与其留在日本找不到工作而生活困顿，倒不如乘坐此次日本政府提供的免费轮船回国。因此，第三批归国华工共计706人，于10月6日乘坐千岁丸回国。军营中的剩余华工中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的为58人，另有5名患病者和2名翻译员陪同患病者留在习志野军营医院接受治疗。直到10月19日，滞留在习志野军营养病的患者和翻译被送往青山红十字医院，收押在习志野军营的华工才全部离营。
至此，日本政府遣送罹灾中国人回国告一段落，共遣送中国人4113名，其中留学生及家属随员442人，华工和华商3671人。
三、中国方面对于1923年日本排华事件之应对
日本政府放任军队及民众肆意杀戮华工，又唯恐事态继续恶化，酿成重大外交问题，一边销毁罪证，一边收容并遣返幸存华工。爱国留日学生王希天和王兆澄最先着手调查华工遇难状况，揭发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暴行。随着遣返华工的回国和遇难者调查报告的公布，国内舆论哗然，掀起了声讨日本罪行的浪潮。迫于民愤，北京政府派出专员赴日调查，并与日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一年多的谈判交涉，最后却不了了之。
（一）民间的调查抗议
惨案发生后，旅日华工团体“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听闻大批华工被杀，于9月9日早上，冒险前往大岛町进行调查，被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七连队逮捕，并于9月12日被垣内八洲夫中尉秘密杀害，弃尸河中。共济会总务部长王兆澄也于屠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在东京开展华工遇难状况调查，但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和百般阻挠，无奈之下，乔装成华工，于10月12日回到上海。上岸后，王兆澄在温州旅沪同乡会的协助下，对归国华工进行调查取证，并将326名遇难者名单分5次公布在《民国日报》上。名单详细罗列了遇难者姓名，籍贯，被害时间、地点及被害情形等，将日本暴徒用刀棍、铁棒等凶器肆意击杀华工的悲惨场景，真实地展现在国人眼前。10月19日，1698名归国华工联名发布《温处回国灾侨泣告全国父老书》，泣血控诉日本军民的残暴行为。一时之间，舆论哗然，群情激愤。
温州旅沪同乡会基于王兆澄的调查报告，于10月19日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交了《日人惨杀侨工事》，请求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交涉。同时，同乡会致电瓯海道尹，请求协助搜集华工被害证据，作为日后交涉之根据，并向各省工团等社会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协同抗议。此后，各省政界及民间团体纷纷致电外交部，要求向日本提起惩凶和赔偿。例如，11月6日，雷殷等62名参议院议员联名恳请：“向日本政府严为交涉，要求惩治凶犯，革免与闻其事之军警长官，赔偿死者家属，以示优，并严禁以后有此种杀害华人之事实发生，向我国表示歉忱”；12月1日，浙江省议会致电外交部，“此次日人于地震后惨杀华侨，蹂躏人道，疾首痛心，莫此为甚，且闻有军警在场帮助，日政府何得诿为误伤，即请贵部严重交涉坚持到底，以保国权而重民命。”此外，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的380名留学生，也于10月22日联名致电外交总长，要求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惨杀华工案。留在日本的华侨组织成立了东京留日华侨虐杀抗议后援会，于11月17日发电函恳请北京政府迅速向日本提起严重抗议。
自10月中旬各地报纸揭露屠杀事件真相以来，国内各界对日态度由同情日灾，急转为指责残虐屠杀行径，全国各地及海外发往外交部的抗议文书纷至沓来。
（二）政府的对日交涉
关东大地震发生之际，中国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和大连的爱国反日运动。但是当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国内各界人士本着救灾恤邻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即发起了对日赈灾募捐等救援活动。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的孙中山立即致电日本，表达中国人民的哀悼之情。黎元洪、曹锟、段祺瑞、阎锡山、吴佩孚、冯玉祥等军政要员，以及梅兰芳、朱葆三、王一亭等社会名流纷纷慷慨解囊，向日本捐款捐物。然而，令人所料未及的是，一边是中国人民无私救济日灾，一边却是日本军民疯狂屠杀华工。随着屠杀华工事件真相公之于众，舆论哗然，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外交部，要求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惩凶赔偿。迫于民愤，北京政府不得不派出专员赴日调查，并与日本政府正式进行外交谈判。
11月3日，外交部向国务院提出“兹事体大，日使虽有道歉之文，究竟事实如何，似非派员实地报查，不足以明真相而平众愤”。11月6日，国务会议决定选派专员赴日调查殴打伤害侨民情形。以王正廷为首的政府调查团于12月7日抵达东京，进行了为期约半个月的实地调查，并于1924年1月31日向外交部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基于这份报告，外交部于1924年2月25日正式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指出综合各项情形，足可证明日本军民趁此巨灾故意伤害中国侨民，要求“速将惨杀华侨之人犯予以严重之惩办，其罪状已判明者从速详细公布，至被害之家族人数众多，应予以相当之抚”。
日本政府并没有主动积极应对，而是于4月23日提议设立中日两国共同调查委员会，将1923年前后中日间发生的诸多争端事件（珲春事件、延吉头道沟事件、宜昌事件、长沙六一惨案等）与屠杀华工事件一并协商解决。中国无奈之下，接受了此提案，与日本进行了多轮正式谈判，但日本政府态度强硬，始终宣称地震后的混乱之中，有少许几起将中国人误认为朝鲜人的“误杀”事件发生，公然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推进其他事件的解决进程，日本于1924年5月通过一项内阁决议，在屠杀华工事件上做出“让步”，美其名曰：“出于‘善邻友好’，特别支付抚恤金二十万日元给中国政府。”但是做出该决议的清浦圭吾内阁很快就于6月7日倒台，抚恤金并没有实际发放，该决议也被束之高阁。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中国政局再度陷入混乱，处理该事件的两国共同委员会的协议会也被暂且搁置。直到1925年5月14日，外交总长沈瑞麟会晤芳泽谦吉公使，就解决中日间悬案一事交换意见后，又重新启动了该事件的交涉。沈瑞麟和芳泽谦吉于6月6日和12日进行了两次会谈。但中日双方在具体要交涉哪几件悬案上均不肯让步，同时对于需解决悬案的顺序也意见不一，中方主张首先解决长沙六一惨案，日方坚持先处理珲春事件和头道沟事件，会谈无果而终。至此，中日政府围绕1923年屠杀华工事件一案，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交涉后，不了了之。
四、1923年日本排华事件之反思
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暴力排华，是近代日本排华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排华运动推向高潮。700多名华工惨遭杀戮，约3000名华工遭到收容，不仅缺衣少食，还受军警肆意打骂，最终被集体遣返。这一排华事件，是日本社会思潮、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折射出日本独具的排华特点。这次排华大屠杀，是日本政府主导的排华运动的必然产物，严重侵害了旅日华工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对近代日本华侨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日本排华的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排华运动，是近代海外排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同时代海外排华运动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是排华法案先行，排华运动继起。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多数制定排华法案的国家是在接收了大批华工并出现社会矛盾后才颁布法令进行限制。然而，日本却在华工人数尚少之际，就“预见”华工潮带来的所谓“社会危害”，于1899年未雨绸缪地制定了禁止中国劳工移民法案，这在海外排华史上较为罕见。
二是政府主导，民间响应，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近代日本排华运动，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政府主导型排华”。1923年以前日本政府出台法案、驱逐华工等排华举措，都得到了民间的积极响应。1923年暴力排华事件，同样也是政府主导，军队、警察、自警团与民众同恶相济，政府军警力量是主犯，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
三是区别对待华侨，重点排斥华工。1899—1923年，日本的排华对象主要是华工，无论是排华法案还是排华运动，均明确针对旅日华工这一弱势群体。日本政府区别对待中国侨民的态度，在关东大地震后的救护灾侨过程中显露无遗。例如，对于留学生，日本颁发中国人证明徽章，保护他们免遭自警团的殴打杀害，并优先安排轮船的一、二等舱及赠予50日元慰问金，而且派官员一路护送；华工和华商则被安排到三等舱，仅给10日元慰问金。日本之所以优待留学生，意在培养亲日学生，为其所用。
四是“双标”做法，对外反对排日，对内实行排华。19世纪末美、加、澳等国陆续出台排日法案，20世纪20年代南美洲国家也掀起排日运动。日本一方面极力抗议海外排日风潮，一方面在国内对中国人和朝鲜人实行民族差别待遇，其在移民问题上的“双标”做法，频遭国际社会诟病。
五是销毁罪证，推诿抵赖，拒不道歉。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一边全面封锁新闻报道，积极销毁罪证；一边又“亡羊补牢”，以无偿遣返的经济方式来掩盖其暴行。事后的中日交涉中，日方更是推诿抵赖，公然否认大屠杀，并狡猾地将屠杀华工事件与其他中日外交悬案捆绑，使得最后的谈判不了了之。
六是日本民间人士正视历史与日本政府拒绝认罪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仁木富美子为首的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在浙南地区及吉林省开展了修建纪念碑和纪念馆、资助遇难华工遗属教育事业等活动，表达了日本人民对屠杀事件的反思和忏悔。2012年仁木富美子过世后，其未竟事业由“关东大地震被屠杀中国人劳动者追悼会执行委员会”继承下来。自2013年至今，中国的遗属联谊会和日本的执行委员会，每年共同在中日两国举办多种悼念活动。2017年温州市历史学会下设“东瀛惨案史研究中心”，进一步推动该事件的研究。中日关系体现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态势。
（二）排华事件的原因
1923年日本排华事件，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着现实的经济原因，关东大地震最终成为引爆的导火线。
第一，蔑华思潮盛行是引发排华的根本原因。历史上，日本一直有着很强的慕华情结。然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主流由“慕华”逆转为“蔑华”，这为排华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19世纪末，华工被贴上了“工价低廉”“污秽”“败坏风俗”“赌博”“吸食鸦片”等标签。20世纪初，日本强化取缔华工之际，其理由也多有类似。例如，“多名华工共同生活在小房间里，过着极不卫生且危险的生活，其中多有沉溺赌博的不良分子”；“此种劳动者的通病为卫生观念欠缺，住所污秽并发出恶臭，被我国国民嫌恶，且有赌博之恶习，不利于本国的风俗和治安”。凡此等等，对华工的蔑视之辞不胜枚举。
第二，经济利益冲突是导致排华的重要因素。一战后,大量华工涌入日本，吃苦耐劳和工资低廉是华工容易获得工作机会的优势所在。20世纪初华工的日工资约为2日元，比日本劳工低两三成，因而日本劳工日渐对华工产生了排斥心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更是让日本劳工将矛头直指华工，各地相继爆发多起排华冲突事件。
第三，地震后谣言的恶意散播和日本民众的恐慌报复心理，成为诱发暴力排华的导火索。地震后，日本排外主义者恶意散播有关朝鲜人和中国人暴动的谣言，加剧了日本民众的恐慌心理。随着谣言愈演愈烈，军队、警察和自警团开始大肆捕杀朝鲜人和中国人，而素来厌恶华工的日本劳工也趁机加入了屠杀狂潮中，疯狂打击报复华工。
（三）排华事件的影响
1923年日本排华事件，对于日本华侨社会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均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第一，排华立法更趋严苛，排华运动全面升级。鉴于中国政府在处理排华问题上的妥协让步，地震后，日本越发肆无忌惮地逐步推行全面排华。1924年，为了防止华工在震灾后再赴日本，日本签发了《取缔前往日本内地的中国人劳动者的识别标准》，严禁中国劳工入境。此后，相继出台《关于取缔中国厨师及其他中国劳工的事项》（1924年）、《关于限制从事饮食制造贩卖的中国人》（1929年）、《关于取缔从事杂务劳动的中国人》（1931年），将禁工范围扩大到中餐业和裁缝业等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这些人员在地震前被允许从事劳动）。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加快侵华步伐，对内实施各种法令和条例来管制迫害旅日华侨，并将华商和留学生也列为驱逐对象。1937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于1939年公布内务省令第6号《关于外国人的入境、滞留以及遣返》，全面限制中国人入境。
第二，华工社群遭受重创，华侨社会构成发生转变。旅日华工在一战期间人数激增，一度繁荣，经历1923年的屠杀和遣返后，跌入低谷。地震后，日本的排华立法更加严格，进一步压缩了旅日华工的生存空间。华工入境更为艰难，留在日本境内的人数不多的华工也被迫转向从事理发、家庭佣人、油漆、印刷等生活服务业，或者成为提篮叫卖的行商小贩。1923年排华事件后，旅日华工群体逐渐走向衰退，从事杂业者及行商小贩群体人数增多，近代日本华侨社会的构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第三，1923年屠杀华工事件，也同样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开始迅速崛起。9月1日地震当天深夜，军队就以维持治安为名，进驻东京华工聚居区。9月2日，日本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社会秩序由军队、警察和自警团协同维持。同日，卫戍司令官对军队下达了“如果有违法行为扰乱治安秩序者，应该给予制止，如若警告之后，可以使用武器”的警备训令。捏造的谣言、过度的戒严、疯狂的屠杀，背后都活跃着军国主义分子的身影。另一方面，日本军警虽然在1923年屠杀华工事件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谴责和应有的惩罚，日本军国主义加速抬头，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罪魁祸首。
五、结语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逐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蔑华思潮盛行，排外主义滋长，政府相继出台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遣返华工回国，民间排华情绪泛滥，排华事件频发。1923年，日本军民趁地震混乱之际，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东瀛惨案，700多名华工无辜被杀，约3000名华工遭到收容和遣返。这一恶性排华事件之后，旅日华工群体走向衰退，日本华侨社会构成发生改变，日本排华运动不断升级，逐步走向全面排华。这一排华事件，也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暴力黩武的邪恶火苗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元凶。
日本排华有着自身的特点，其中“政府主导，法案先行，军民沆瀣一气，共同排华”这一特点，与美、加、澳等地的排华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日本采取的“对外反对排日，对内实行排华”这一双标做法，反映了其脱亚入欧的功利心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文明在步履蹒跚中前行。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墨西哥等国，对于华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先后进行了正式道歉。2013年，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在中国发起了寻找遇难华工遗属的活动。随后，300余名华工遗属成立“关东大地震被害旅日华工遗属联谊会”，自2014年起，持续向日本外务省递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建立纪念碑、将屠杀事件载入日本历史教科书，但是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拒不承认屠杀事实。这与中日民间人士挖掘史料、正视历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值此排华事件100周年之际，本文梳理日本排华历史，揭露日本屠杀华工真相，纪念惨遭杀戮和虐待的旅日先辈，丰富世人对日本排华认知，为中日关系深层次健康发展提供些许思路，以期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更好构建。
摘自：郑乐静：《1923 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暴力排华事件始末》，《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