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震级最大的地震，它给旧金山这座城市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作为晚近以来华侨出洋谋生的重要聚居地，旧金山唐人街也在这次地震中蒙受了重大损失。目前，学术界关于旧金山地震的研究成果多从地震的发生、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灾民的救济、灾后重建以及地震对20世纪美国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来考察。也有研究成果涉及到地震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但从晚清侨政的角度探究赈济的研究则较少，也未能关注到中国政府官员对援灾所做的努力以及赈济背后清政府的政治意愿与价值期许。本文通过对未刊档案、中英文报刊、文集等史料的解读，试图分析旧金山地震后清政府对受灾华侨的赈济以及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探讨在民族主义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清政府在援助受灾华侨、保护华侨利益以及塑造新的国际形象上的努力，以图透视清政府侨务和外务演变的趋向。
一、惨痛记忆：地震、大火与华侨损失
地震发生在清晨五点一刻，大约有五分钟，而余震连续终日。在初震以后，闹市十余处爆发大火，连续烧了三天三夜，才渐能控制。全市水管因地震而破裂无水，旧金山闹市全化为灰烬，无一建筑幸存。仅有几处住宅区未受波及。
这是时任清政府驻旧金山正领事欧阳庚之妻欧阳丽莲给友人信件中的一段话，从中可见旧金山地震的惨烈及其造成的巨大破坏。旧金山地震发生于1906年4月18日凌晨5点12分，里氏震级为7.8级，大部分城市建筑在地震中坍塌，不少民众在地震中丧生。地震导致了燃气管道的破裂，引发的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由于供水管道也在地震中受损，消防部门无法用水灭火，而地方军队初期实施的炸药灭火法由于操作不当而助长了火势的蔓延，市政建设皆毁于一旦。地震造成了相当庞大的难民群体，流离失所之难民约30万人，其中，约十分之一为居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侨。
地震对华侨造成的损失可以从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人口伤亡。在地震发生前的1903年，梁启超在美国游历时，估算旧金山的华侨人数大概为二万七八千人。地震发生后，人口伤亡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话题。中国的《申报》《大公报》等对旧金山地震的受灾人口都有估算。但由于地理邈远以及道听途说的影响，关于华侨人口伤亡的报道或夸张失真，或含糊其辞，动辄为“五千人”、“数千人”。《香港华字日报》为此专门澄清，认为内地报纸所报道的旧金山地震惨况确凿不虚，但对人口伤亡数字持保留态度。据统计，实际死于地震的华侨人数并不多，伤亡人口仅20余名。在地震发生后，被惊醒的华侨在完成自救的同时，鸣锣呼救同胞，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为房屋倒塌而造成的伤亡。华侨人口伤亡主要是地震后大火的影响，受害者多为华侨性奴。这些女性之所以丧生于火灾，是因为她们被从事性交易的不法势力锁在房屋中，没有行动自由。唐人街的木质建筑又易燃，这些女性在火灾来临时因救助无望而自杀，或窒息而亡。
二是经济损失。地震与火灾的双重影响使唐人街昔日的繁华尽付一炬，华侨财产损失殆尽，领事馆也片瓦无存。流离失所的华侨或露宿在街头、公园，或迁徙到临近城市奥克兰、洛杉矶等处避难。华侨中损失最大的要属华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华商在唐人街苦心经营，而这里正是火灾肆虐的中心区域之一。除地震与大火造成的灾难外，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地震后，旧金山市政府派遣军队维持社会秩序，但部分士兵却乘机对唐人街实施抢劫，华商豁出生命抢救出的青铜、瓷器及其他财富，都成为这些士兵的猎物。
地震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派员从临近城市购买食物、帐篷、药品等，发给受灾民众，并动用军队的力量前往旧金山远郊的水库运载饮用水。对同在地震中遭受损失的华侨，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要求不分畛域，一体救济，由美国政府统一提供食物、帐篷等基本生活补给。负责旧金山华侨救济工作的“美国救济会临时庇护所”，在搜寻灾民、登记人口、分发救灾物资等方面，将华侨视同“与美民一律，毫无歧视”。美国政府提供的衣食与帐篷虽缓解了暂时性的困难，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受灾华侨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何况，由于长期以来排华浪潮、种族歧视以及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救济会临时庇护所”在救济华侨中存在不少问题，因而来自清政府的援助成为华侨依靠的主要力量。
二、民胞物与：灾后救助与清政府的国家动员
旧金山地震发生后，清政府驻美官员在努力组织华侨自救的同时，也向国内发出求援信息。清政府对受灾华侨提供了实质性的经济援助——尽管数额有限，但起到了应有的引导示范作用，成为激励地方政府捐款的有效途径。从国外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清政府在赈济旧金山受灾华侨一事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一）驻美官员的灾后应对
驻美公使是清政府派驻美国的最高官员，也是联系清政府与美国华侨的重要纽带。清政府于1875年设置驻美公使，首任公使陈兰彬于1878年6月赴美，在华盛顿设立公使馆之后，即在旧金山设立领事馆。1906年旧金山地震发生时，驻美公使为梁诚，旧金山总领事为钟宝僖。梁诚在知悉地震灾情后，即发电文给清政府外务部，上报地震对旧金山的影响以及华侨在地震中的伤亡。在紧接着的第二日电文中，梁诚又提出，唐人街华侨数万财产尽失，流离无依，希望清政府能够拨款赈恤。梁诚深知清政府政治机器运作缓慢，在等待援助的同时，号召驻美官员捐款以解燃眉之急。耳闻目睹华侨的受灾惨况，驻美官员纷纷解囊相助，先后共筹得7000美元，用于购买救灾物资。不仅如此，梁诚还派遣驻美二等参赞周自齐前往唐人街，协助办理华侨善后救济事宜。
在唐人街负责善后救济具体事宜的是钟宝僖和欧阳庚等人。这些驻美官员每日起早贪黑，“将灾侨疏散各埠，俾便就食，老病妇孺，则安置于三藩市与屋仑两处布棚，计口授粮，分施衣被”。梁诚于5月中旬亲自到唐人街查看赈济事宜，认为“办法极为周妥”，肯定了驻美官员在华侨救济中的作用。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清末中国驻外官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他们不少是接受过西学教育并通晓外交事务的精英，如欧阳庚便是1881年清政府全面召回留美幼童时即已完成大学课程的两名幼童之一。
（二）中央政府的经济救助
晚清灾害频发，但由于国家缺乏有效的运作体系，难以组织全国性的救济，通常是依靠地方政府或相邻省份、或有公情私谊的省份的援助。这诚然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有关，但也与清政府财政支绌的窘境有莫大关系。然而，旧金山地震后，清政府的反应却不同寻常。1906年4月22日，梁诚发电报给清政府，请求援助。紧接着的4月23日，清政府即发布谕旨：“旧金山地震被灾华民甚众，朝廷深为轸念，著发给帑银四万两，由外务部迅速汇往，并传知梁诚妥为振济，毋任失所。”这一反应速度在晚清政治运作中较为罕见。
在收到清政府的谕令后，外务部立刻咨行户部，要求即日拨款，经上海汇给梁诚，用来援助受灾华侨。商务部紧随其后，汇款4000美元，并派遣官员夏偕复前往旧金山抚慰华侨。学部也汇款2000美元给梁诚，并由旧金山总领事与西美留学生会，根据留学生受灾损失的大小，酌定赈款。清中央政府对受灾华侨的直接经济援助虽然数额有限，但其政治引领与道德意味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
（三）地方政府的经济救助
在中央政府的示范引领下，地方政府对受灾华侨的援助全面铺开，其中以广东、湖北、江苏的表现较为突出。晚清上海人文荟萃，聚集了一批有威望的官绅。为筹集赈灾款项，吕海寰、盛宣怀、杨士琦、李经方、任凤苞等晚清政坛与商界的风云人物，联合发布了《致各省官场电》，呼吁朝野上下同心合力，援助华侨。该电文还特别强调清政府对华侨的资金援助以及上海官场的响应，带着明显的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威压，故而电文发出后，地方政府纷纷捐款，情况见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晚清地方政府对援助受灾华侨的态度比较积极，这对于在新政时期动辄以财政支绌的理由来应付清政府摊派任务的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少有的现象，反映出对远在国境之外的同胞的由衷同情。据统计，地方政府的捐款总额计有17.686万两，加之上海红十字会与上海绅商捐助的5万两，共有22.686万两之多，与梁诚给清政府汇报中所提到的捐款数额大致相当。而地方政府的捐助从几万两到两三千两不等，这既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关，更与地方要员的道德情怀相关。
地方政府的捐款以广东为最多，高达6万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桑梓之情使然。晚清赴美华工多为广东籍，驻美公使梁诚也是广东番禺人。地震发生后，梁诚发电报给两广总督岑春煊，希望其综合多方力量进行筹款。岑春煊在接到梁诚的电报后，要求广东政府各衙署带头捐款。二是回馈华侨的义举。华侨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后，即将资金汇往国内，用于侨眷生活、侨乡建设与社会公益。根据记载，“粤侨平日身在异乡，心在祖国，凡我国家之捐输，地方之公益，无不尽国民一分之义务，其踊跃输入之金钱，不能以数计。”华侨曾经的义举使其在遭受困境时，得到政府与民众的大力支持。
湖北政府对援助受灾华侨也比较积极，捐款总数位居第二，这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广东的情谊相关。1884—1889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在任期间就特别关注华侨的命运。对于旧金山地震给华侨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张之洞“尤极轸念”，加之湖北新政推行顺利，工业发展迅速，故而张之洞有心且有力对受灾华侨进行援助，筹措3万两，“酌量散给灾区各华民，加以慰问”。
三、外交博弈：灾后重建与清政府的据理力争
中美两国政府的援助为旧金山受灾华侨的临时安顿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恢复旧有的生活仍任重道远。对受灾华侨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唐人街的重建问题。但这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重重阻碍。清政府与驻美官员为此据理力争，最终使得唐人街在原址重建。为消除旧金山市政府对唐人街秩序与安全的怀疑，梁诚还将老病华侨遣送回国，以保证清政府的“颜面”。
（一）对搬迁计划的抵制
受19世纪80年代以来排华浪潮的影响，不少美国民众存在强烈的排华情绪。在他们看来，华侨不适合居住在旧金山市中心区域，而唐人街被毁恰好是将华侨从旧金山驱逐出去的天赐良机，它使得破落的唐人街对加利福利亚城市建设的负面影响不复存在。诸如此类的论调甚嚣尘上，针对华侨的暴力打砸抢事件也不时发生。在此舆论的挟裹之下，旧金山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安置华人小组委员会”，先后开会25次，讨论唐人街的搬迁计划，打算将旧金山华侨移往波特兰。
唐人街的搬迁计划遭到驻美官员的坚决反对。梁诚为此专程前往旧金山，与市政府商谈唐人街的重建事宜。不仅如此，梁诚还专门成立代表团，与旧金山市长尤金·施密茨（Eugene Schmitz）、管理灾区治安的陆军准将雷德克里·芬斯顿（Frederick Funston）以及救济委员会主任亚伯拉罕·鲁夫（Abraham Ruef）等人接洽，向各方明确表示拒绝唐人街的搬迁计划。梁诚认为，如果旧金山市政府强制搬迁，这有可能上升为中美外交事件。旧金山总领事馆的财产属于中国，中方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出决定。
梁诚将旧金山市政府关于唐人街的搬迁计划上报给外务部后，清政府对此也坚决反对。在清政府看来，将华侨驱离长期居住的地区而搬至边远郊外，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清政府通过梁诚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华侨有权选择居住之地。罗斯福也不愿意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毕竟爆发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已经给中美贸易造成了不少冲击，故而施加压力于旧金山市政府。在清政府与驻美官员的抵制与抗议之下，“安置华人小组委员会”的态度有所变化。他们认为，唐人街虽然存在种种不足与令人不满的地方，但华侨的责任有限，是其他种族的犯罪分子造成了唐人街的邪恶。旧金山市政府最终放弃唐人街的搬迁计划，最重要的应归功于在交涉过程中，梁诚所提到的华侨对旧金山的经济贡献：唐人街的经济至少从租赁业、旅游业和商业三个方面充实了旧金山市政府的财政税入，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鉴于清政府的抗议与唐人街的商业价值，旧金山市政府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唐人街在原址重建。
（二）唐人街的原址重建
来自旧金山市政府的阻力既已消除，唐人街重建提上日程。清政府驻美官员或建言献策，或身体力行，参与了重建过程。重建工作由正领事欧阳庚统筹，总领事孙士颐（前任总领事钟宝僖已离任）具体负责。孙士颐对唐人街的重建工作办理比较得力，以至于工作即将调动时，旧金山华侨谢寿康、黄献章等人致电清政府外务部，以“灾后力保华侨善后事”为由，乞求孙士颐留办旧金山侨务。
唐人街在重建过程中也参考了梁诚的意见。考虑到唐人街旧有的卫生与安全状况，梁诚特地租赁旷地，搭建上百所木屋，将华侨妇孺迁入，要求驻美官员妥为照料。不仅如此，梁诚还提出，唐人街重建首先应该加快中华会馆的建设，优先重建中华会馆可以协助领事馆处理事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华会馆在灾后赔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地震中损失的财产，不少华侨对保险公司能否理赔持悲观态度。但梁诚认为，“华人实业，保险所值不资，经理苟不知法，权利必将尽失”，要求中华会馆“延请著名律师，为之照料”。中华会馆按照梁诚的建议，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保险公司先后商谈，对投保华侨的损失尽可能地予以赔偿。可见，优先重建中华会馆反映出梁诚在灾后重建中的深谋远虑与顾全大局。
（三）对老病华侨的遣送
重建唐人街是为了安置受灾华侨，但也有部分华侨受地震与火灾阴影的影响，不愿意继续留在旧金山，萌生了返回中国的意愿。梁诚组织将这部分华侨遣送回国。在遣送这部分华侨回国的同时，梁诚提出了将在美国的老病华侨一并遣送回国安置的建议。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梁诚谈及资遣老病华侨回国安置的初衷：“金山华侨贫老无依者以千数计，平日傅食亲朋，得以全活，经此灾难，奚能自给？与其流落异邦，徒损一国之誉，何如遣回本籍，使享垂老之年。”梁诚遣送老病华侨回国是考虑到这部分华侨年老体弱已无法独立在异乡安身立命，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影响清政府的国际形象，为保“一国之誉”。梁诚在任驻美公使期间一直比较重视清政府国际形象的建立。无论是在灾后安置中的亲力亲为，还是对唐人街原址重建的据理力争，都反映出他的这一态度。在梁诚看来，华侨依赖美国政府的救济有损清政府的颜面，体格健康的华侨理应自力更生，故而将这些华侨推荐给美国各工会组织，请代为寻找工作，既解决生存困境，也避免滋生事端。老病华侨则将其遣送回国，“使享垂老之年”。为保证遣送工作的进行，梁诚要求孙士颐为老病华侨安排免费船票，并赠送回国旅资。驻美官员也解囊相助，共筹得4800美元，先后遣送华侨归国9次，计1224人。
四、话语转换：清政府国际形象的重塑及其原因
清政府对旧金山华侨的赈济，似乎表明其国际交往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内的舆论似乎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觉醒”。清政府在侨务与外务事件的处理中愈加能坚守国家利益的立场，注重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但从本质上而言，清政府重塑其国际形象更多的是为争取华侨的经济资源，维系华侨的政治认同以及谋求国家地位的提升。
（一）清政府重塑国际形象的努力
一是从“逃民”“弃民”到“国家赤子”，清政府护侨爱侨形象的重塑。1906年清政府对旧金山华侨的赈济，既是对华侨生存境遇的由衷同情，也是构建华侨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这甚至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举动”。在清朝前期和中期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清政府实行严禁海外移民的政策，华侨被当作“逃民”和“弃民”。咸丰年间，清政府与英美等国签订招工条约，才勉为其难地承认华工出国的合法性。1875年，清政府任命驻美公使，开启了保护美国华侨的历程。到旧金山地震发生时，七任驻美公使都将保护华侨作为重要职责。但因缺乏强大的国力支撑，驻美官员在保护华侨上的作为比较有限，甚至驻美官员本身也不时遭到歧视。虽然步履维艰，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逐渐改变及其在保护华侨权益上所做的努力。1905年，清政府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表示：“内外人民皆国家赤子，万不能稍加苛待，今我民族居外洋谋衣食而为工，已属我国失养，反致受外人之虐待，我实不忍”，要求驻美官员“认真保护，勿负朝廷轸念商民之至意”。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对受灾华侨，清政府给予4万两银的经济援助，地方政府也纷纷解囊相助，并密切关注灾后重建进展，尽可能地维护华侨的切身利益。
二是从“抵制美货”到“笃邦交”，清政府国家政治形象的重塑。华侨为美国西部开发与太平洋铁路的修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通过排华法及其修正案，拒绝承认华侨的基本政治权利，甚至禁止华侨入境。清政府、驻美官员与华侨对美国的排华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并于1905年发起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但在旧金山地震发生后，梁诚给清政府汇报“各国均电慰美国总统”的情形，希望清政府也能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美国政府表达慰问，向旧金山受灾民众表示同情。尽管抵制美货运动方兴未艾，但清政府依旧采纳了梁诚的这一建议，并发布谕旨曰：“美国旧金山地震灾情甚重，朝廷深为悯恻，著颁发帑银十万两，由外务部交美国驻京使臣，迅速汇寄灾区，以资拯济而笃邦交。”在这道谕旨中，清政府提出拨银10万两用于援助美国赈灾，并解释这是出于“笃邦交”的目的，显示出清政府对美国受灾民众的国际人道主义关怀。外务部要求户部即日拨款，同时函电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查收。但是，柔克义以美国不接受他国捐款为由，将此款退还。因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时美国筹集的救灾资金总额已达2000万美元，赈济卓有余裕，故谢绝外款，但仍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对清政府的“厚意”表达感谢。清政府以国家名义对美国受灾民众表示慰问，对美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虽然被拒绝，但反映出清政府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曾经坚守闭关锁国政策的“天朝上国”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清政府重塑国际形象的原因
一是谋求华侨的经济支持。华侨前往旧金山原是为改变贫穷生活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行为，因此，谋求经济利益是华侨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的直接动力。从理论上推断，这决定了华侨必然会将资金用于供养家庭或家族，或力所能及地承担侨乡建设。有学者调查指出，在抵制美货运动的前四年半内，美国华侨寄回中国国内的汇款总额达到5000万美元，对经济疲软的清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外汇，增强了国家财政收入。华侨经济已经成为侨乡经济甚至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经济实力的雄厚也引起在海外活动的保皇党与革命党的重视。1894年，革命党在海外建立兴中会，号召华侨捐款援助起义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898年戊戌政变后，保皇党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出走海外，号召华侨捐款以挽救朝纲。革命党与保皇党成为在海外与清政府争夺华侨经济资源的重要力量，这无疑加剧了清政府的危机意识。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清政府更震撼于华侨经济“特殊的影响力和作用”。散居世界各地的华商在地震救济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诸如香港华商捐助受灾华侨1.2万美元，巴拿马华商捐助受灾华侨5000美元等。1907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再行修改华侨经济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不仅给予华侨更多的政策优惠，而且对卓有贡献者授予相应的官衔和爵位。这是清政府基于华侨的经济力量，谋求华侨经济支持的直接反映。
二是谋求华侨的政治认同。晚清民众出洋无论是主观上寻求生活条件的改变，还是客观上被拐卖出国，基本权益都难以得到清政府的保护。就旧金山华侨而言，清政府起初不愿且没有足够的能力向华侨提供应有的保护。但即便如此，华侨仍凭借其努力与实力，成为中国各政派的拉拢对象。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曾拜会纽约、旧金山等六大城市的华侨，以救国出力相宣传，并在旧金山建立保皇党分部。革命党也与美国华侨建立联系，孙中山还加入美国华侨最大的秘密组织致公堂，与保皇党争夺华侨资源。三方政治力量经常为争取华侨的政治认同而彼此攻讦。保皇党与革命党对华侨的重视给清政府造成相当大的压力。1904年，溥伦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受到美国移民局的不公正待遇，美国华侨举行抗议，这也使得清政府意识到华侨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在国内各政派纷纷前往大洋彼岸寻求华侨支持的关键时期，如何争取华侨的国家认同成为清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旧金山地震的发生，无疑成为清政府塑造形象、增强华侨政治认同的重要契机。
三是谋求国家地位的提升。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而清政府无力招架，历次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列强的野心，由此形成积重难返的困境。清政府的落后为世界所共知，这意味着自元朝以来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所构建起来的“东方帝国形象”的破碎，朝贡体系也渐趋瓦解。在此过程中，华侨也遭到各种污名化的攻击，在各国排华事件中屡屡遭受生命与财产损失。为改变这一态势，清政府通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兴办新政等，从器物到制度层面提升国家实力，增强在对外交往中的底气。不仅如此，总理衙门的设立与改革、驻外使臣的派遣、华侨政策的调整，都反映出清政府与世界对话的努力。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对美国受灾民众的慰问、对受灾华侨的赈济成为清政府树立国际形象的典型案例，并且确有成效。1910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之洪灾，驻日公使汪大燮希望清政府以“国电”对日本表示慰问，并请求“援金山地震案，酌量发帑赈济，以恤邻灾”。不难看出，清政府仿旧金山地震之“成例”，对国际事务展现出积极主动参与的姿态。
五、结语
晚清政府羸弱，内忧外患频仍，国家机器运作经常失灵，维持统治常力有不逮，更遑论保护远在国境之外华侨的经费与精力了。清政府也意识到自身缺乏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应对国际国内变动不居的形势，但仍在对待华侨问题上尽其所能。1860年清政府允准华工出国合法化、1875年任命驻数国公使、1893年正式废除海禁政策等，这些都是清政府改变华侨政策、塑造新形象的标志性事件。清政府在旧金山地震后对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慰问、对受灾华侨的赈济以及对灾后重建的关注，意义也颇有些不同寻常，反映出清末国家救济已经超越传统乡土社会的义赈，超越地域的经济文化认同，体现出“救灾为天下之公理”。
对华侨而言，尽管清政府长期以来对华侨的关注不够，但华侨依然将自己视为清政府的子民。华侨的生存状况也使其认识到国家保护的重要性，所以但凡有事，华侨也愿意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可能只是来自精神层面，也可能仅仅是口头慰问，这也是1906年清政府对旧金山华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声援屡次被华侨“叩谢天恩”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不少旧金山华侨认同清政府，但加入保皇会与兴中会的华侨也不在少数。为与保皇党和革命党争夺华侨资源，清政府在政治地位与经济投资等方面对华侨予以相当的政策倾斜，以维系华侨对清政府的认同。就总体上而言，旧金山地震前后清政府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不仅是其试图获取华侨国家认同、维持国家统治的理性选择，也是日益融入世界的传统东方大国在应对国际事务时所秉承的职责与担当的一种体现。
摘自：吕霞：《晚清政府的侨务、外务与国际形象的重塑——以 1906 年旧金山地震赈济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