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移民人数的增长，新侨乡应运而生。在发展程度上，新侨乡既有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如北京、杭州，也有欠发达的内陆中小县市，如湖南邵阳、广西上林。目前学界关于中国侨乡的研究，从地域上普遍关注以福建、广东等为主的传统沿海侨乡和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新侨乡，对于近年兴起的内陆新侨乡关注并不多。与传统沿海侨乡和都市新侨乡相比，内陆新侨乡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们往往缺少传统侨乡的历史移民积淀，在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上也不及都市新侨乡优越，但其拥有的大量第一代新移民却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情感、社会和经济联系，这和传统侨乡与海外华裔互动的日趋式微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在人员、商品、资金、知识、观念等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内陆新侨乡呈现出怎样的移民特征？新移民如何参与到侨乡治理进程中？地方政府与移民呈现出何种跨国互动特点？内陆新侨乡的治理经验对我国当今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有着怎样的启示和意义？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以湖南邵东为个案，以跨国治理为理论框架，从社会文化视野阐述邵东侨乡治理在跨国空间的建构机理，揭示内陆新侨乡作为当今中国侨乡的一种亚类型在跨国治理以及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独特性和典型性。

目前，我国侨乡研究主要从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华侨华人自身为立足点，从地方社会发展、社会资本、移民网络等视角研究海外移民对于侨乡发展的影响；二是关注侨务理论、政策内容及其历史演变，通过国内外政策对比，分析中国侨务和侨乡工作的特点并提出建议。上述研究可谓十分丰富，但从跨国治理视角探究近年侨乡社会发展的成果并不多见。近些年，国外一些学者开始将跨国治理理论运用到移民研究领域，如刘宏将跨国治理作为一种中国侨务政策和实践的模式，指出全球化进程中外来因素对侨务政策和体制的影响。福赛尔（Fauser）、麦基（Mackey）以西班牙和墨西哥为例，从跨国治理层面考察移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

“治理”强调藉由不同政府和社会主体的互动而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是运用公权力、市场和自治性组织的共同力量参与协商以提升整个社会绩效的一套方案。“跨国治理”强调两个或以上国家的行为体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而制定和采取的治理规则和行动。当前跨国治理多运用于国家层面，如国际关系或区域问题，很少用于国家之下地方社会的解析,而地方是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实践和治理维度的一个重要单元。因此，本文的“跨国治理”旨在将侨乡置于跨国空间之下，重点探析以海外移民为媒介的资本、人员、观念等元素的跨国流动对于侨乡地方治理的参与和影响。这一过程打破了民族国家范式中以政治权力、国家机构为主要治理框架的束缚和限制，突出侨乡通过与移民之间跨国互动而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和机制，对于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海外移民参与侨乡治理的定位和角色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针对跨国治理，一些学者提出跨国网络的重要性。一套制度化治理机制的有效实现与跨国网络的建构是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就侨乡治理而言，侨乡与海外移民的互动不仅依赖于移民天然形成的血缘、地缘、族源关系，还与地方政府与不同移民主体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形塑的多重跨国网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跨国治理框架下，本文以跨国网络治理为切入点，以新侨乡邵东作为考察空间，从社会文化层面审视邵东与海外移民之间的跨国实践，从中揭示侨乡跨国网络治理所呈现的内在逻辑和建构机理。

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一手文献、官方网站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田野调查两部分。文献资料主要涉及公开出版的地方文献，如《邵东县志》等，以及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和相关部门的资料等。此外，2021—2023年，我们先后在湖南长沙、邵阳、邵东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包括参与和观察当地新移民侨领和侨企的商业和社会文化活动；对相关人员进行一对一访谈（线上或线下），访谈对象包括在老挝、墨西哥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邵东籍侨领，以及相关侨务工作人员。此外，为了深入了解移民个体情况、对家乡事务的参与等，基于老挝是邵东移民聚居的主要国家，我们通过老挝湖南商会和邵东侨联等渠道向邵东移民发放并回收84份有效调查问卷，老挝侨胞占受调查对象的98.8%。其中，男女性别百分比为71:29；年龄上，35岁—45岁占43.4%，18岁—35岁占31.3%，45岁以上占25.3%。反映了邵东新移民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要构成的人口特征。

二、邵东新移民的形成与特点

邵东属湖南省辖县级市，由邵阳市代管，是湖南省第一大侨乡，其海外移民的形成与当地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邵东位于湖南内陆，其地少人多的特点使邵东人一直有经商重商的历史传统。至20世纪80年代邵东已发展成为包括药材、木材、小五金等在内的全国重要商品集散地，素有“商贸之城”“民营之都”的美称，目前是湖南省重要出口基地。基于历史原因，邵东人外出谋生多在云南边境经商，这让其发现了老挝商品匮乏的商机。1989年中老关系恢复正常后，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通过中老边境的边民小道偷渡至老挝境内摆摊贩货，从而有了后来“十万湘商闯老挝”的景象。随着邵东商品远销海外，海外邵东商人也从早期的东南亚扩散到欧美、非洲等地区。

关于邵东新移民的规模和人数，至今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据各方估算，湖南现有华侨华人近60万人，其中40万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其中除一小部分以留学、投资等移民方式定居美加、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大部分新移民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以经商为主，其中以邵东人居多且实力最强，在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的湖南商会均担任主要负责人。老挝湖南商会是境外成立的第一家湖南商会，会员企业约2500家，其领导人至今已经过七次换届，其中五任会长均为邵东人。

改革开放以来，邵东人将小工业品等“邵东制造”推出国门，海外邵东人也由此形成自身鲜明的社群特点。

第一，邵东新移民以草根阶层为主。据统计，1982年，在邵东总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人数占比78%以上。改革开放后正是邵东人海外淘金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外出的人多以中学文化程度居多。我们的调研问卷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到总人数的79.8%。文化程度不高的特点使邵东移民在经济条件改善以后，往往更有推动家乡社会文化发展、使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渴望和动力。

第二，邵东侨商经济实力以百万资产居多，以中小规模公司为主。他们以经营邵东本地市场的箱包、小五金等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提供产品的跨国销售服务，依靠薄利多销占领消费品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外邵东人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的调研显示，邵东新移民公司规模在50人以下的占95.2%，且资产以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居多。邵东新移民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突出，但对于在海外白手起家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海外邵东人商业实力的迅速成长为其参与家乡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三，邵东移民亲缘地缘网络突出，依托家族、邻里、同乡等关系移民海外，形成典型的连锁性移民。邵东人重视亲缘、地缘的观念还体现在其经营方式上。他们多以成群抱团方式立足海外，形成团结互助的精神。经济实力强的人经常赊货给一些小户或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的经营户，让其渡过难关。正是基于这样的亲缘、地缘网络，邵东人家乡认同深厚，反哺意愿强，为邵东移民与家乡的持续互动提供了必要的情感和社会基础。

总之，邵东新移民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为其参与家乡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以草根阶层为主、重视亲缘、地缘的社会文化背景又使这一群体具有深度参与家乡事务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在主客观条件双重作用下，新移民成为邵东侨乡跨国网络治理建构的重要基础和独特资源。

三、跨国网络治理建构的动力特征

在社会文化领域，邵东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形成与自上而下的侨务治理体系、制度化移民动员、以及移民群体内在动因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上而下的侨务治理体系

随着2012年湖南省明确提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后，社会文化建设被湖南各级地方侨务部门列入重点工作议程。2012年湖南召开全省外事侨务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提升新时期侨务工作，探索新的工作方式。邵阳市政府积极响应省委要求，出台《邵阳市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着手推动各县市区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系列省市政府的讲话和举措强化了基层侨务部门工作从“被动迎来送往”向“主动加压”和“深度参与地方发展”转变，为邵东积极发挥自身侨务优势、推动社会文化振兴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动力和压力。

邵东社会文化建设比较薄弱，存在赌博风气泛滥、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邵东于2021年向社会发出倡议书，动员“乡贤”回家乡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领乡风文明。这里的“乡贤”主要指有自身技术、资金、人脉等独特优势，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和回到家乡的人群。邵东作为侨乡，经济实力雄厚、热心家乡建设的海外移民无疑构成“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邵东政府积极争取的主要对象。在调研中，一些侨商的说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前联系政府领导比较困难，后来我们熟悉当地，经济实力壮大了，政府有关部门开始主动联系，重视我们这一群体。”

（二）制度化移民动员

制度化动员海外移民参与家乡发展是各地侨乡普遍采取的治理路径之一。不同类型侨乡其具体实践方式也有所差异。传统侨乡的移民目前以海外出生、与家乡日渐疏离的华裔后代为主，因此多以组织寻根活动等方式让华裔子弟加强家乡认同。相比之下，以第一代移民为主的新侨乡邵东则以加强移民管理、拓宽联络渠道作为推动移民参与家乡事务的主要途径，如侨情普查、侨领动员、拓宽参政议政渠道等。

2017年，邵阳市召开“四侨”联席会议，提出进一步完善侨情普查工作机制。邵东作为邵阳侨务资源大县，依托侨务部门以及境外商协会积极开展侨情调研。

充分借助侨领在海外移民社群的号召力，将移民精英纳入制度化参政议政轨道，是邵东政府动员移民参与侨乡治理的关键一环。2011年，老挝中国湖南商会侨领返乡，提出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为海外新移民提供更多参政议政渠道。邵东侨务部门迅速回应，提出由侨领牵线搭桥，同这一地区华商加强联系。每年春节侨领回乡，邵东侨联均陪同考察或座谈，并将侨界重点人士推荐为省、市、县级政协或人大代表，同时吸收部分人士成为邵东侨联、海联会会员甚至进入理事机构，以此形成移民精英在家乡参政议政的常态化制度。如邵东侨联每年推荐5名以上侨界群众参加市县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2016—2018年三年间，邵东向省、市人大、政协、工商联、侨联组织推荐近20名侨界人士，2022年推荐省人大代表1名、市级政协委员5名，省侨代会代表6名。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17.9%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通过各种渠道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此外，邵东侨联以“侨胞之家”为品牌，每年1~2次以座谈会形式组织新移民对国内重大政策、活动及相关侨法进行学习，每年还与邵东统战部举办活动近10次，邀请华侨代表参与，一般是3~5人，多的时候是7~8人。

（三）移民群体的内在动因

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与邵东移民群体在海外的多年文化积淀以及移民个体自身发展需求密不可分。

作为第一代移民，海外邵东人桑梓情深，在事业有成后愿意反哺家乡。当新移民返乡创业时，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就业机会，而且转变了当地的社会文化风气。一位返乡侨商受访时谈到：“我在邵东老家的镇里面办了一个工厂，有300多人，当时我爸爸就说如果你要建厂，就只能建到我们村里面，解决村里面的就业。后来村书记给我说自从办了这个厂，我们村里打牌的人少了，吵架的人也少了，大家都在比谁这个月拿的工资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都少了。”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如果说制度化动员是新移民参与侨乡建设的外部推力，那么，满足个体内在需求是新移民参与家乡治理的内在动力。移民往往通过参与家乡事务获得官方认可或荣誉，来补偿其在异国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和心理失落。访谈中多位移民表示，政府工作人员在多个场合向他们强调的“讲政治”成为影响其参与家乡事务的一个关键因素。老挝侨领宋先生的事例即说明了这一点。宋先生于2015年经过多方协调，成立航空代理服务公司，开通运营湖南长沙至老挝万象的定期直飞航班，但在通航后短期内亏损一千多万元。他决定将航班停飞，但航线停飞直接影响湖南与老挝之间的经贸往来和人员往返。为此湖南省领导高度重视，特意将此事一事一议，补贴十万元鼓励其继续运营该航线。宋先生称，“钱虽然不多，但这是省里认可我的价值和作用，这就是讲政治。”

可见，这种通过“讲政治”来获取家乡官方的肯定与认可，成为移民实现社会地位补偿、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移民参与侨乡治理的一大动力源泉。可见，在地方各级政府和移民群体的互动下，通过侨务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与举措、制度化的动员路径以及移民群体的内在发展诉求，移民成为邵东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一支重要建构力量。

四、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类型

在社会文化领域，邵东形成了以人员互动、慈善捐赠和文化教育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

（一）人员互动网络

人员跨国流动的便捷与顺畅是海外移民与侨乡互动的前提。不同于广东、福建传统沿海侨乡早已形成的以广州、厦门为中心的国际发达交流枢纽，湖南地处内陆，对外交流相对滞后。为了便利邵东人“走出去”，推动湖南—老挝直飞航线的开通以及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的设立，是邵东移民与地方政府共同开展跨国网络治理的重要实践之一。

改革开放后，邵东去往老挝的新移民日趋增多，但2015年之前，湖南并没有直飞老挝的航班，从湖南去往老挝需要在昆明或广州转机，航程耗时10多个小时甚至要花费一两天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湖南与老挝经贸文化交流不断密切，其中邵东移民对中老关系的贡献不言而喻。在湖南政府和邵东侨领的共同推动下，老挝意识到湖南—老挝直飞航线对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2015年8月，湖南开通长沙至老挝万象直飞航班，每周一和周五各一班，航班时长2小时45分钟。如前所述，邵东籍侨领宋先生在这一航线开通和航班策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宋先生在湖南省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与各大航空公司联系，后与老挝航空公司多次协调，最终促成了这一航线的开通。在中老签约仪式上，宋先生以湖南省政府国际交流特别代表身份出席。在访谈中，他特别说到，“这个航班时刻表是我确定的，中国民航总局没有改动，这样安排是考虑到很多华侨的家人和小孩都在老家，这样周五就能飞回家看家人和小孩，周一又能飞回去工作。”宋先生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彰显出其借助自身在中老两国积累的社会资源，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参与到侨乡社会治理中。直飞航线的开通不仅为人员流动提供了便利，也推动了邵东与海外地区社会文化的交流，仅2018年湖南就通过“万名游客畅游老挝”计划向老挝输送了万余名游客。

侨领在推动老挝在湘设立常设机构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首先，湖南省侨务部门与老挝侨领多方沟通，后在多名侨领与老挝政界人士的沟通下，老挝最终于2017年底在湖南设立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国政府在湖南设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至2021年，领事馆已为2万多人办理商务和旅游签证。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的设立，不仅说明人员对外交往与流动是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关键一环，更体现出邵东侨领在侨乡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核心作用。

（二）慈善捐赠网络

海外移民对家乡的慈善捐赠是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侨乡移民捐赠的动力机制相似，邵东移民对家乡的捐赠不仅基于乡情，更体现出地方政府和移民社群共同参与推动的组织化和策略化特点。侨乡政府通过与邵东侨领共同发起慈善公益活动、成立公益基金会、打造爱心工程等，在慈善捐赠领域实现了跨国网络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和可持续性发展。

在这一治理网络中，省级侨务部门发挥了关键作用，负责慈善活动的发起、组织和相关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和运营，体现出制度性和精英化的特点。2011年，湖南省侨联发起“侨爱工程——万侨助万村”活动，签订捐赠协议和意向168个，资金达4250多万元。2014年，湖南省侨联和湖南侨界共同发起成立湖南华侨公益基金会，以扶贫济困、乡村振兴为宗旨，基金会由湖南省侨联主管，原始基金数额为700万人民币，其中，政府资助200万、侨商捐赠500万。此后，湖南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几乎每年都达数百万元。邵东移民精英是这一网络的重要建构者，如湖南华侨公益基金会9名理事成员中，2名为邵东籍侨领。这些移民精英与侨联共同负责基金会运作以及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邵东侨领也成为响应湖南侨联向湖南疫区捐赠的首批行动者。

邵东作为重点侨乡，对移民慈善捐赠起到了鼓励引导作用。据统计，至2022年，邵东侨务部门累计引进侨界各类爱心资金2000万余元。邵东还以村为单位向海外移民广泛发起募捐，重点用于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项目。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有32.1%的受访者资助过邵东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56%的受访者参与过邵东乡村的其他公益项目，如儿童助学、敬老助老活动等。

（三）文化认同网络

海外移民对家乡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前提和体现。以广东、福建为主的传统侨乡移民人数庞大，通常来自各村镇，其地缘文化认同多以基层单位为依归，这一点从数量甚多、成立较早的海外华人村镇县级社团组织即可体现出来，而以广东、福建省级地域为核心的文化认同较迟才出现。相比之下，湖南海外移民出现甚晚，侨务资源相对有限，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对海外移民尤为重视，因此湖南省、邵阳市和邵东县各级政府一开始就形塑了移民由内而外的“涟漪型”文化认同结构，建构了从县到省的同心圆式侨乡认同网络，邵东移民也藉此参与到家乡不同层面的社会文化治理中。

最外层的认同网络以湖南文化为重心。湖南省侨联自2008年以来启动“亲情中华·魅力湖南”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截至2019年，赴美国、南非、老挝等湖南移民较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慰问演出61场次，观众达20余万人次，“亲情中华·魅力湖南”这一关键词在Google搜索达到20多万条，百度搜索超过50多万条。此外，海外邵东人社团组织也均以湖南命名，这其中既有湖南省政府的推动，也是邵东移民对湖南作为家乡文化认同的体现。以邵阳文化为中心的认同网络处于中间层。邵阳侨联结合地方特色，将崀山风景名胜区、蔡锷故居等打造为湖南省第一批“湖南省华侨文化交流基地”，以此凝聚移民对家乡的文化归属感。邵东作为侨乡基层单位，一方面借助省市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微信、抖音等，积极推广本地荫家堂文化，将之与邵商文化、华侨文化相结合，另一方面通过举行“湖南邵东·老挝万象文化艺术交流”等慰问演出活动，加强与邵东移民的直接互动，从而塑造了这一文化认同网络的核心层。

如果说从省、市、县三层强化邵东移民的地缘文化认同体现出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内在逻辑，那么，藉由移民资源构建的各种对外文化交流平台是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具体实践。邵东侨领在这一网络建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老职业教育培训合作基地的创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基地首先在老挝侨领宋先生等人的提议和推动下开展，得到湖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此培训基地与长沙民政学院合作，成为双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基地。不仅如此，宋先生等人还推动老挝党政干部培训地选址湖南，开办老挝地方政府中高级干部湖南研修班，推动湖南省政府设立芙蓉奖学金，鼓励老挝学生来湖南留学。宋先生本人不仅自费将其老挝朋友的子女介绍来湖南高校留学，还推荐一百多个老挝干部子女来湖南各地大学学习。这一藉由侨领牵线推动而形成的湖南老挝两地跨国文化交流网络，作为一种长效机制推动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彰显出移民在跨国网络治理中的主体能动性。

总之，在地方侨务部门与邵东移民的双向互动中，形塑了以人员、慈善、文化为主线的跨国网络，其以邵东为原点，外延至省、市地区，显现出侨乡跨国网络治理建构的层次与路径。

五、跨国网络治理的结构特点

根据地域单位，侨乡可划分为以祖村为代表的“内部发源地”和以县市等一般地域单位为代表的“外部发源地”。这一地域流动性特征使邵东侨乡跨国网络治理体系依次形成了省、市、县、乡、村等不同治理单元，并在与移民的跨国互动中形成了以邵东县为中心的“省—市—县”和“县—乡—村”三级网络治理结构。这里的“三级网络”主要指在侨乡治理中三级行政单位相互配合，各执其能，自上而下地形成一套治理运作体系。

“省—市—县”网络结构主要由湖南省、邵阳市和邵东县三级政府部门共同建构而成。邵东作为县级市，在侨务工作中主要与湖南省和邵阳市进行对接。在这一治理系统中，湖南省是政策和机制的引领者，邵阳市是推动者，邵东县更多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侨联青年委员会（简称“侨青会”）的成立是这一网络结构的典型体现。湖南省政府通过在各级地方部门发起成立侨青会，以此为机制吸纳侨界青年精英参与到侨乡建设中。2019年湖南省侨青会成立。省侨联作为侨青委的主管单位，强调要“积极推动当地侨青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争取在2020年每个市州侨联都要有侨青会组织”。省侨青委设有海外委员，以加强和海外侨青的互动。成员由各市州推荐代表组成，最初有海外委员128名，至2021年增至146名。邵阳市侨联于2021年成立侨联青年委员会，以配合省侨青委工作，完善侨联组织体系。由于邵阳的侨务资源主要集中于邵东，二者在侨务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重合性，如邵阳侨委会中，邵东人员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作为基层的邵东侨联尚无成立侨青委的必要，其职能主要是向邵阳侨青委积极推选当地侨联青年委员，同时与邵阳青委会共同开展活动，负责与海外侨民联络对接。因此，邵东是这一网络中最有力的执行者。

“县—乡—村”三级网络作为基层侨务治理结构的体现，充分发挥乡、村两级作用，推动侨务工作由县级“单打独斗”向县—乡—村“齐抓共管”转变。县级侨务部门在这一网络中担任主导者，承办上级活动的同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基层工作，引领乡镇、村共同发挥作用。邵东在乡镇设有统战委员和干事，负责统战工作和侨联事务，乡镇主要发挥推动者作用，传达和执行上级侨务工作部门的指示，推动村干事进行具体实践。由于乡镇在这一网络中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因此在网络治理中乡镇的实际作用比较微弱。村是海外移民的直接发源地，新移民多通过同村网络移民海外，如邵东卿家村，一百多人皆通过同村网络在老挝经商兴业。因此，村是海外移民社群中最核心的认同单元之一，也是与海外移民联系最为密切的侨乡基层单位。邵东充分发挥村级优势，以村为治理单位开展工作，较多活动以村委会名义发起，依靠村干部执行完成，如组织邵东移民下村调研考察；以村为主体激发海外乡贤的家乡情怀，打造“乡贤智库”等，故而村委会、村侨务干事成为这一基层网络的具体行动者。

在传统侨乡，由于移民众多，侨民参与侨乡治理多集中在以村县为主的基层社会，而湖南侨务资源有限，又以新侨乡邵东为重镇，因此邵东成为地方各级侨务系统的重点关注对象。纵向上，邵东跨国网络治理将从省到村的侨务机构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邵东作为县级侨乡单位，处于两大网络的中心，既是“省—市—县”这一网络结构的重要执行单位，负责与海外移民联络与互动，又是“县—乡—村”这一侨务工作体系的核心引领者和主导者，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横向上，邵东移民的侨领、社团、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从省到村不同层次的地方社会治理中，体现了与传统侨乡治理的差异。

六、结语

邵东新移民以草根为主的阶层构成，以跨国贸易为主的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互动。相比于传统侨乡与海外移民后裔联系的式微，新侨乡与海外移民联系的密切成为其发展的特有资源和优势。在地缘文化认同上，邵东新移民展现出侨乡认同从村到县至省的外扩性效应，这一点与传统侨乡移民以村、镇、县为主要认同单位有所不同。这一认同特点使得邵东移民参与到不同层次的侨乡跨国网络治理中，在社会文化空间形成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建构特点。

这一跨国网络治理呈现出纵、横两种结构特征。横向方面，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成为跨国网络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交流合作，分享公共权力，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增进公共利益，以达到推动侨乡治理的目的。侨乡政府部门与海外移民精英、社团所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跨国网络治理的多元模式与机制。纵向方面，通过省、市、县、乡（镇）、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配合与互动，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效能，将海外移民纳入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主要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任娜 、龙思彤：《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