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事业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亟须新知识的输入和新秩序的建立，而留学事业为人才的培养和新思维的传播提供了必备的基础。留学人士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强烈的中华民族救亡使命感不仅是他们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生发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在近代外求中华民族解放、内求国家发展进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萌生、发展为“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在清末民初启端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中，留日群体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学术界对此多有讨论。主要集中在思想学术领域，如对梁启超、章太炎、杨度、李大钊、吴贯因等人中华民族观的探讨；政治活动领域，如对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黄兴等民族思想及构建民族国家的研究。而对于近代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少数民族留学生）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在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作用的研究则较少。
近代回族主要有四次留学活动。第一次是自19世纪末始经师游学中亚、中东、南亚；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成达师范学校等选派学生赴埃及艾孜哈尔大学留学。相关研究也主要关注这两个群体，如白寿彝在《回回人物志》中为多位第一次留外学生作传，亦有专著、论文系统研究其生平思想。马博忠的《历程：民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史研究》是较全面研究留埃活动的专著，还有学者从文化交流、学术成就等方面对留埃学生进行研究。第三次是清末一些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学界对留日回族研究主要集中于留东清真教育会研究，如许宪隆、王希隆等对留东清真教育会活动及性质的讨论；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研究，如陈晓虎等考证了十余位留日回族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马邻翼、蔡大愚、赵钟奇等代表人物生平研究。第四次是贯穿近代的赴欧美留学，相关成果主要是对张廷休、马君图等个案人物的研究。
既往留日回族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事迹，而较少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探析其共同的思想特质与行动面向；主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较少涉及到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以民族内部的视角评价其历史贡献，较少注意到其作为回族知识分子的桥梁性、兼容性身份对民族内外社会产生的影响。虽然留日回族是近代留外人士中一个小的群体，但他们与各族同胞共同书写了近代中华民族的爱国篇章，对其研究应置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中，需考虑留学潮与留日群体特质、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近代爱国思潮等因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是留日回族较其他留学回族群体的鲜明特点之一，亦是考察其思想与实践活动的重要视角。现有研究较少涉及此方面。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论析留日回族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及其在近代中国教育革新、回族文教更张中的作用与影响。这既是他们参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讨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回族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留东清真教育会：近代回族中华民族观的启端
甲午战争惨败，国内改革思潮高涨，朝野维新人物纷纷提出向日本学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专门论述留日，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且考虑“路近、省费、文近、俗同”等因素，“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出于各自利益需要，清政府与日本都对派遣中国学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896年，第一批13名官派学生赴日学习。到1906年左右，留日人数达到高峰，迎来了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之后，留日人数虽时涨时落，但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1899年，“雍正年间贵州提督哈元生将军后人”、湖北两湖书院学生哈汉章（湖北汉阳人）被选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1901年，金应豫（山西太原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1902年，矿路学堂学员伍崇学（江苏南京人）与鲁迅等作为“南洋官费”第一批留学生入弘文学院，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为留日回族中首位教育专业者。同年，马叙午（四川成都人）随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选派各书院院长担任留学生领班，邵阳经正书院山长马邻翼（湖南邵阳人）被选派入弘文学院攻研教育。1907年，36名留日回族学生在东京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这些早期留日者主要为官派，除军人外，多为学习、考察教育专业者。
整个民国时期，回族留日始终未断。与早期留学者多研修教育、法政、军事不同，后期研读的专业更加广泛。据笔者统计，留日回族达百人，为近代回族留学活动中人数最多、来源地最广的群体。相较于其他留外回族群体，留日回族多有官派背景，所学专业与当时国家社会所需密切相关，归国后大多直接参与到近代民主革命、国家转型和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中，促使其对中华民族现实状况有较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进而产生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救亡使命感。
留东清真教育会是在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下成立的。1906年，江苏镇江人童琮参与创立镇江穆源学校，在开江南地区新式回族教育之风的同时，还首倡全国性回族教育团体——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提出普及教育、编纂教材、出版刊物、开通智识等兴学倡议。此举很快产生了影响，“自是邻近各属，相继设立分会，会各有长，皆尽心学务，故此邦之回回教育，于兹称盛”。翌年，11位留日回族相会于东京上野，童琮倡办教育总会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反思和讨论，并于当年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
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以“提倡教育普及”为宗旨之一，创办了近代回族第一份刊物——《醒回篇》。从1900年《开智录》创刊至辛亥革命，留日人士创办刊物近百种，其中又以同盟会成立和《革命方略》发表期间，即1907年前后为创刊高峰期。大部分刊物为综合政论刊物，具有浓烈的思想启蒙色彩。承印《醒回篇》的秀光社出版有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大量进步书刊。在取名上，《醒回篇》与同时期的《猛回头》《醒世钟》《革命军》《浙江潮》等留日刊物，无不彰显着振聋发聩、疾呼变革的爱国情怀，是回族爱国留学运动的历史产物，可视为以“民族视角”对20世纪初革命思想进行的“民族解读”与“民族表达”。
这一时期正值国内外政界、学界“中华民族观”讨论的高峰，其中又以留日群体最有代表性和主导性。他们亲眼目睹了日本维新致强的现实，体验了日本政治社会变革，以至“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许多人从拥护皇权、支持改良转向赞同革命。有研究考证，教育会36名会员中至少有14人为同盟会会员。主要作者保廷梁、黄镇磐、赵钟奇、王廷治、蔡大愚等都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近代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字里行间时时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一方面引导出“回族是中华民族一员”这样的民族国家认同，强调回族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回族应担负的“国民之责任”。《醒回篇》对回族与中华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命运与整体利益等论述，是“中华民族观”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谈及教育问题，《醒回篇》以近代中华民族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从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出发，引介比较西方经验，阐述普及“国民教育”的意义与路径，探索更张教育与弘扬文化的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回族教育文化的发展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顺应国家需要与时代潮流，以国民性、普及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教育造就国家与民族所需的人才。《醒回篇》提出的教育主张涉及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研究、教育基金等诸多方面，是既有远见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这些汇聚了“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熏陶业已觉醒的中国首批回族精英分子”，其思想的集中表达——《醒回篇》与其他论述，可视为“现代回族历史文化反思与重构的开篇”，为国内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式教育活动和他们归国后的教育实践奠定了基础。
《醒回篇》虽远在日本发行且仅有一期，但仍得到了国内的积极回应。近代回族最早创办的白话报《正宗爱国报》多次刊文介绍《醒回篇》与教育会的情况，转载其中篇目，评价其“足以启自强之思想，振爱国之精神”。而陕西进步学者郭希仁等的评论则更值得注意。他们在《醒回篇之出现》一文指出，因清末陕甘时局变化且习俗不同，汉回民族本“各不相通”，而《醒回篇》“提倡回民教育、化合中国种族诸大义”使作者颇受触动，特别是得知教育会中有陕西回族人士，而感慨“其感情尤近且切，余敢不据实载之，使我诸同胞联络汉回者，先知有此警人之晨钟”。
留日回族提倡“国家至上、重文重教、民族和睦、革新进步”的教育思想与归国后的教育实践，把民族命运与国家、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与社会现实、教育发展相联系，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正适应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展现了回族社会争取国家图强、变革求存的强烈愿望，在回族教育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振聋发馈的薪火作用，成为后继许多回族社团、出版物的组织与思想源泉。
二、留日回族与近代中国教育转型改革
清末新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旧式教育体制无法满足人才需求，且新式教育师资严重匮乏。因此，清政府首倡师范教育，要求各省学堂官员出洋考察学务。这导致各地赴日学习师范专业、游学考察教育者蔚然成风。据1904年驻日大臣杨枢统计，当时1300余留日学生中“学文科者”有1100余人，其中以师范类为主，法政、商科为辅。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和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皆主要师法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需有与之相配套的教育制度。留日学生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转型贡献颇大，以至“各省兴学之初，颇资其力”，“学校之教职员最大多数均系留日师范生”，从中走出了一批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留日回族积极投身国家与地方的教育转型与教育普及事业。下面试举几例。
归国后，任两江总督署辖学务处参事的伍崇学参与制定学制改革方案，并任第一模范学堂堂长，四区模范学堂总办。1912年，他进入教育部。在任普通教育司司长期间，他主持制订统一的师范教材，推行教育技术和实验教学，制定教师优待条例，推动师范人才队伍建设。他还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任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干事、北京教育会通俗讲演研究会主讲员，参与到蔡元培提倡的社会教育运动中。1917年起，伍崇学历任浙江、江西教育厅长，主持地方教育改革。伍崇学胞弟伍崇宜同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师范科毕业，任江苏省视学、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主持全省教育调查工作，校订《新法卫生故事读本》等教材。
1905年，马邻翼任湖南省视学兼全省师范传习所监督、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副监督，他与谭廷闿等创办湖南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妙高峰简易师范学校，推动了湖南近代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1908年，马邻翼调任清学部总务司，搜编《学部奏咨辑要》，编制《全国教育统计图表》，开近代教育统计先河。辛亥革命后，马邻翼历任教育部参事、甘肃等省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任民国大学、国医学院、蒙藏学校等学校要职，参与创建办中国大学、北平喇嘛职业学校，为民初国家教育制度制定和地方新式教育发展的代表人物。马叙午结束海外学务考察后，在清学部任职，并参与制定清末教育制度和京师大学堂的办学。1906年，为帮助因日本《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回国的学生继续学业，正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长的蔡大愚参与在上海创建中国公学。1912年，马邻翼任命蔡大愚为甘肃法政学堂校长兼教务主任，他按照教育部要求推行全面改革，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础教育薄弱、高等教育欠缺的情况下，留日学生回国后首先耕耘在初中级学堂，成为“真正促进中小学教育现代化的师资的主要来源”。如张惠隆（湖南邵阳人，1904年入弘文学院）参与创建办邵阳东湖尊德学校，协助马邻翼创办偕进小学，后应马邻翼邀请任教育部主事兼北京高等筹边学校教务主任。马图（四川泸州人，1904年入弘文学院）历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永宁中学堂教习、监督，他与留日人士利用永宁中学堂作为邻近县域唯一的中等学府，发展成为川南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心。1909年起，龚选廉（四川泸州人，1907年入东洋大学）任泸州视学、泸州中学堂堂长。辛亥革命后，他与留日人士创办川南法政学校，为四川地区除成渝外第一所法政学堂。1910年，金应豫参与创建山西公立中学翘楚晋阳中学，翌年当选为中央教育会会员。白润苍（广西临桂人，1907年入同文书院）历任广西宾上迁中学堂校长、庆远府六县合立中学校长。1925年，黄镇磐兼任上海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委员。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迎来了大学创建高峰期。多位留日回族参与到各地大学的创办与教学活动中。如白润苍先后在武汉大学、广西大学等教授古典文学。1924年，黄镇磐与徐谦、沈钧儒等合创上海法政学院，任校董、政治系主任。马志道（湖北武昌人，入仙台医科学校）任武昌中山大学医学教授兼医学系主任、北平大学眼科教授。马宗融（四川成都人，1916赴日学习日语，后留法）于1933年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等任教。张勃川（山东冠县人，193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师。金祖同（浙江嘉兴人，1936年赴日研修甲骨文）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台湾大学、浙江大学任教。
以上留日回族精英取得的成就，得益于社会转型和教育发展为各民族精英提供了更多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也反映了留日回族的爱国情感。他们将不断强化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认同和弘扬普及教育、尊重科学、注重实用教育的观念与在各教育领域积累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又为近代回族教育转型发展注入了重要的动力。而近代以前，回族知识分子在国家教育领域崭露头角是较为罕见的。
三、留日回族与近代回族教育更张发展
留日回族作为近代教育交替的亲历者、受益者、推动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近年，普及教育之声，已遍全国。而已成之学堂，亦已都邑相望，所在多有”，国家教育转型大局为回族教育更张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他们实现《醒回篇》中的种种设想创造了现实的实践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回族教育文化事业高度热情，是寄希望在民族教育这块“试验田”中，树立回族大众的“国民之责任”意识，强化回族追求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以“教育救族”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
（一）新式回族教育的开创者与实践者
近代新式回族教育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辛亥革命前，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展了初步实践。如1905年，马祖全（湖北武昌人，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参与在汉口创办新式回族学堂。1906年，马邻翼在家乡邵阳发起创办学堂、学社，次年参与创建办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在北京首倡新式回族教育。但彼时大部分学校只是草创，无法真正实现教育普及。如，1904年河北定州统计，全州13个回族聚居村庄相继兴办的20所学校仍是学制守旧、管理松散、师资缺乏的村办学堂，贫寒子弟难以入学。辛亥革命后，新学制逐渐巩固，各地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留日回族所倡办的新式回族教育以适应时代潮流与国家需要为目标，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以国民教育为标准，注重汉语文、历史等中华文化和科学文化教育，着力培养社会所需且延续文化传统的普及性教育。
由教育部调任甘肃教育厅长的马邻翼，创设兰州回教劝学所；委任具有新学办学经验的蔡大愚、达浦生等主持工作，在兰州等地开办一批新式学校，影响力辐射西北。马邻翼还投身到北京西北公学、成达师范学校、上海敦化小学、邵阳偕进中学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式回族学校创建中，以个人影响力为各地学校争取政策、经费和师资的支持。
1911年，杨启东（女，辽宁沈阳人，1907年入日本实践女学校，首位留学海外的回族女性）参与创办的奉天清真女子学堂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回族女子学校之一。学校后逐步发展为男女校，为当时东北规模最大、办学水平最高的回族学校。1912年，马祖全等发起筹办武昌清真小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同年，经乔烈联络协调，太原清真学堂获得政府资助迁址，更名为公立国民学校，学校学制、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得以较大改善。苏成璋（湖南隆回人，1907年入警监学校）参与创建办隆回偕进第一分校，后又动员置卖部分寺产新建校舍，改名为群贤学校。
1926年，杨光灿（四川隆昌人，1908年入法政大学）任重庆精一小学校长，后参与创办成都清真女子小学。1928年，马应熏（湖南隆回人，1905年起先后入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推动家乡成立五所新式回族小学，并任共进小学校长。20世纪20年代，既是商科专业，又是近代戏剧改革先锋的马汝郁（四川成都人，1906年入东京高等商科学校）在任齐齐哈尔清真小学校长时开设簿记、日语等实用课程，重视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艺术教育，并聘请留日、留法师资，在东北回族教育中独树一帜。
经时任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的提议联络，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开办垦殖班，招收各地回族学生。北京西北中学迁入成都后，马宗融等提议筹款，支持学校“招收高初中女生各一班”。20世纪30年代正值上海回族教育发展的高峰期，退出政坛的伍崇学参与到上海多所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任私立南京孤儿院董事。
（二）推动社会教育事业发展
近代新式教育发展也伴随着社团组织、报刊杂志、学术机构等新的社会教育形式的出现。保廷梁、黄镇磐等在《醒回篇》中专门论述以创办社团、出版报刊、组建学会为实现教育普及、思想变革的重要途径。留日人士参创各类社团，出版著作、编译论著，创立学术机构等途径，为推动社会教育进行了探索。
1912年7月，近代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京成立。马邻翼被推选为会长，哈汉章为赞成人，蔡大愚为评议部干事。俱进会提出的树立国家意识、发展国民教育和创办报刊、广立学校、开授汉文及其他实用学科等举措，基本延续了留日回族对教育发展的各项主张。龚选廉、乔熙、金应豫等参与到四川、山西、云南等地支部组建中。马邻翼、黄镇磐等还参与了回民教育促进会等社团的创立。
1937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赵钟奇、王廷治任云南支部副会长。金浪白（黑龙江庆安人，1934年入成城学校）、马文良（辽宁海城人，1936年入早稻田大学、拓殖大学）等参与到陕甘宁边区支部及延安回民救国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组建与活动中。1940年4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在重庆成立，马宗融、韩幽桐（女，黑龙江宁安人，1934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等为会员。作为研究会的主要参与人和抗战时期回族教育文化活动的倡导者，马宗融推动各民族抗战动员活动，吸收了陶行知、贺绿汀、梁漱溟、老舍、郭沫若、顾颉刚等各族学者的关注与加入。他提议编写回族抗战题材戏剧，得到积极回应。最终由老舍、宋之创作的话剧《国家至上》在各地公演，产生热烈反响。
王廷治、保廷梁主持参与云南早期回族报刊的创办，撰文阐述了“开启民智，作吾民气，强吾民国”，“盖教育者，强国之要素也”等观点，基于地方实际探索云南新式回族教育的发展路径，是继《醒回篇》后对回族教育的又一次集中讨论。这些报刊开设的白话论说、小说等栏目，“依稀看到现代回族文学先行者最初的历史足迹”。
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回族教育的倡办者，这些参与清末民初以日本为样板的国家教育改革活动的回族知识分子是真正接受过近代教育，且掌握了先进教育理论的精英。如马邻翼所著《新教育学》是较早论述新式教育的著作。他在北京参与创办新式学校时，亲自策划和执行了教学计划、教学安排、教材选定。黄镇磐在近代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中华教育界》上发表的《法兰西之小学校》《美国小学校之教授法》等文章，详尽论述了西方基础教育。留日回族学生凭借对当时国家教育政策方向的准确把握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立足国家、尊重科学、与时俱进地参与到新式回族教育中，涉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及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可谓“懂教育的人办教育”，使回族教育与以近代化、国民化、科学化、实利化为导向的国家教育保持一致的发展方向。
四、近代留日回族教育活动的历史评价
作为特殊的政学群体，留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他们对“中华民族观”的讨论与实践，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促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立身特殊的时代中，留日回族以强烈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积极倡导和实践普及国民教育、推动文化革新，奠定了近代回族教育的爱国传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蒙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回族社会的思想文化围绕国家需要与顺应时代发展，对近代回族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留日回族奠定了近代回族教育的爱国传统
湖北、湖南、北京、上海、江苏、云南、河南、四川等留日回族主要来源地和活动地也是清末新政、留学潮、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近代重要历史事件较为活跃地区。与许多其他留日学生的历史选择相同，留日回族亦投身到清末民初寻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革命浪潮中。保衡、尹神武等留日回族烈士的事迹见诸报端，为当时国人所周知。近代回族延续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有左宝贵、马福禄这样的爱国将领，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强烈国家认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站在时代的前列，把爱国、保国放在首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国家认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国民具备一定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意识，这就须建立起以爱国精神为主线的国民教育制度。留日群体是近代国民教育思想演化为思潮和实践的主要力量，强调“国民”是“已受义务教育，与国家之兴衰有关系之谓也”，教育要以“提升国民素质、高扬爱国心为旨归”。留日回族的教育活动表现出与时代一致的价值取向，即将国民教育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联系起来，重视爱国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如蔡大愚在致孙中山的信中提出：“养成一国民德者，即政治上教育、实业、保卫三作用，此三作用得，则国富强”，认为实现富强、共和的革命任务需教育、经济与军事三方面共同作用，教育则既是基础，也是首要。在思想层面，这种以“助长国家精神”为基础，将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相统一的观念，为近代回族教育活动奠定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在实践层面，推动回族教育与国家教育体制相适应，倡导普及国民教育，强调对汉语、历史等中国文化和科学、职业等实用技能的学习，以实现“上而报效国家，下以援拯苍生”的责任担当。
民初的回族教育活动得到了许多重要人物的支持，如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熊希龄、范源濂和谭延闿等。他们与马邻翼、哈汉章、蔡大愚、黄镇磐等，或为留日同学，或为辛亥革命同志，或为教育界同仁。政、军、法、教各界的留日回族以其身份象征和社会资源参与教育事业，他们既代表政府、主流社会及其推崇的各种政治社会主张，又以回族知识精英的身份调节内外部事务。他们的支持使得回族群体对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教育事业达成空前的共识。
（二）留日回族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中华民族”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既深植于数千年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命运和相互亲近的文化心理，又启迪于近代新思潮，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时代环境中得以正式熔铸。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他们是最早产生中华民族意识的群体。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自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本民族知识分子“率先自觉”，而后“自觉觉人”，向本民族大众传播。以留日回族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明清时期的民族建构方式，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观，从思想与实践上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构建中。
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准备期，显然他们注意到了国内外有关“中华民族观”的讨论热潮。革命派喊出“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政治主张，在反封建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西方列强利用国内高涨的民族意识，意图分裂中国。留日回族清醒地注意到了当时强化民族身份和强调民族差异的思想舆论，对“他种族之存亡与我无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希望“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以共同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凝聚力量，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作为政治思想被正式确立，留日回族做出了积极回应，与各民族知识精英共同投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与社会实践中，加速了中华民族意识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形成。
留日回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与发展，从内在层面看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他们自觉认识到近代中国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对外强调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重要性。其次，留日回族主要来自散居地区，接受过系统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刻理解并认同中华文化，与兄弟民族有深入接触和真挚情感。因此，留日回族认为，若促使各民族“必互有明了之意识，阔达之脑想，夫而后皆注意于国是，渐忘种族之芥蒂”，“非兴教育以转化其心思无能为役也”。
民初的民族教育政策一方面继承了清末民族政策，强调推行国文等统一教育。另一方面基于三民主义教育思想，提出“中华民族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这里的“同等教育”，一是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二是接受共同的国民教育。留日回族倡导民族平等、共同进步，遵照国家教育制度办学，推动国家发展需要的教育文化事业，以造就具备“国民资格与能力”的人，其受益者是各民族同胞。他们倡办的新式教育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大众性，大部分学校是“回汉兼收，不分畛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是文化认同。留日回族对于包括文教转型在内的社会变革并不主张采取激进、速成的方法，相比之下，他们对传统教育和文化传承方式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反思。他们“虽是追慕现代性的移情者，但不是传统的陌生人与决裂者，是那种站在历史给予他们的视野上的具有深刻‘先见’的人”，主张“外度各国之趋势，内察自国之情形，取长补短，因时制宜”，走渐进式、本土化的教育转型道路，特别重视汉语、历史等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三）留日回族引导了近代回族思想文化的进步发展
历代回族教育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二是融入国家发展，获取求生之道。传统经堂教育虽然基本解决了清末以前的文化传承问题，但旧有的思想理念、知识结构和教育方法，既无法应对回族文化的发展难题，也无法让回族子弟获取适应社会发展的求生技能。科举取士制度的废止，虽从制度上、思想上推翻了阻碍新旧教育转型的藩篱，却也阻断了回族走向主流社会的传统路径。回族面临着既不能“成家立业”，也无法“立大功”的现实困境。在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中，留日回族超越了以往主要从族群内部审视民族发展的局限性，而在近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历史站位，开展了一场以增强国家意识、普及国民教育、推动文化革新为目标的教育文化活动，以“国家需要”与“时代发展”这两大主题探索回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
首先，留日回族接受过“旧学”的熏陶，又经历了“西学”的洗礼，对中国传统社会现状与世界发展潮流有深刻的体会与清醒的认知。作为清末民初回族知识分子中最具有近代意识的群体，他们主动将西方发展经验及公民教育论、社会进化论、民族主义思潮等学说和科学文化带入回族社会。他们将教育作为推动进步发展的途径，将学校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阵地，将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他们的积极实践影响了回族社会内部对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国民教育普及以及参与国家建设的态度，促进了近代回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他们的影响使回族思想文化从自我走向开放，从封闭自守走向包容求进，从民族自觉走向关注国家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新高度。
其次，如果认为明清时期回族学人“伊儒会通”的文化实践是回族思想文化的雏形，那么留日回族知识分子则超越了群体内部的讨论，打破了在主流学术领域的缄默传统，冀望于“立最高台阶之上，眼光放大，顾及全球”（伍崇学语）。他们与各民族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着近代中国救亡发展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在教育、法政、军事、经济、医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研究与实践中皆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通过学校教育、书刊出版、学术研究等示范性作用影响着回族社会，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走向。20世纪30年代留学埃及的回族学生生源地、选送学校所在地与留日回族的来源地、主要活动地基本一致。多位留日学生还参与到选送学校的教学。留学埃及学生的初衷虽是学习语言与宗教，但归国后大都从事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或外交工作。其他留学欧美以及国内的回族知识分子亦是如此。回族社会顺应着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大潮流，与各民族共同投身于建设国家的事业中。
五、余论
清末民初，中国留学海外者怀揣着真挚的爱国意识和使命感，将个人志向与国家、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除本文所述的教育事业外，留日回族群体还参与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爱国活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支撑他们担负“国民之责任”的重要精神动力。这既传承了回回民族坚定而深厚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传统，也使其在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爱国浪潮中得以升华。
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关头，回族与各民族团结一致的爱国力量就会突显出来。白寿彝认为，黄镇磐“站于时代高峰，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回族先知先觉”。以此评价整个留日回族群体亦很贴切。留日回族在近代回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过程中扮演着启发性、示范性和引导性的角色。他们通过宣扬国家至上、普及国民教育以及推动文化革新，表达了对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自觉意识，是近代回族爱国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自:洪伟、季芳桐：《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近代留日回族教育活动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