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德国华人移民规模的不断壮大与人口构成的转变，华人对德国政治生活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显著提升。如同全世界一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对德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疫情不仅成为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重要议题，也深刻重塑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德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德国实行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极大提高了新媒介在政治参与及实践领域的重要性，使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新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德国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有研究或从中德关系史与移民史的角度探究近现代德国华人群体的代际演变，或通过实证分析阐述在德华人社区发展及其族群生活，或以文化人类学为视角聚焦德国华人群体在跨文化碰撞中的形象流变与身份建构，或将德国华人的政治活动进行共时性横向比较，辨析欧洲华人参政模式的区域性差异等。但相较于对北美等地华侨华人的研究，学界对德国华侨华人发展的探讨仍显不足，尤其是针对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专门研究有待深入。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是观察德国政治运作模式的一扇窗口，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叠加影响之下，对于助力构建中德大国关系亦具有特殊意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作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华人政治参与、新媒介使用及传播影响的内在关联，并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展开个案分析，以加深对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为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发挥华人对中德关系的推动作用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个人或团体的行为，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海外华人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必经阶段，也是其维护合法权益与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
（一）华人政治参与转向的背景因素
近年来，德国华人群体的公民意识与政治意识逐渐觉醒，通过多元方式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并在德国政坛屡获突破。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以下背景因素。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逐步放宽了移民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取得长期居留权及加入德国国籍，为外国人的参政议政扫清了法理障碍。随着德国老龄化加剧，高技术领域劳动力缺口亟待填补，德国于2005年正式生效的新《居留法》成为德国面向外来移民的最重要法律依据，为人才引进战略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德国多次修订完善条款，引进欧盟蓝卡等措施，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入力度，为国外高校毕业生进入德国就业市场创造更便利的条件。这些措施标志着德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使得该国在“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移民国家”。其次，德国华人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具有高学历高技术的新移民数量增长迅速，这一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为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成为德国重要的非欧盟移民来源国，中国留学生是德国数量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2000-2017年，国籍为中国的在德外国出生人口流量增长了81.18%，2020年，在德中国公民总数已接近15万人，加上中国公民的德国籍后代与已入德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德国更广泛的华人群体预计“在20万人以上，而且在稳步增长”。在获得欧盟蓝卡的外国移民中，华人所占比例与平均收入仅次于印度移民，且高于全德平均水平。与传统移民限于语言障碍等因素表现出的“政治沉默”不同，华人新移民的参政议政意识更强，更倾向以主动自信的姿态融入德国主流社会。
（二）华人政治参与的路径与方式
就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路径与方式而言，本文综合参考学界近年对华人移民传统移入地参政的分析模型，将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归纳为精英参政、选民参与和非选举政治参与三种类型。第一，华人精英作为关键少数参加竞选是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华人精英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或以中国籍外国人的身份参与德国联邦州、市级的外国人参事会，参与针对外国人的政策法规制定；或以华裔德国公民身份代表政党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真正全方位参与德国政治生态。在德国华人成功参政的案例中，尽管其代际、党派背景不同，但他们在参政过程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华人身份认同，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与文教领域，为推广中华文化、促进中德友好做出了贡献。此类参政经历对德国华人群体起到鼓舞与激励效应，随着华人及其后裔的成长壮大，未来或将继续涌现更多华人直接参选的案例。第二，华人选民参与各级选举投票是行使公民政治权利的直接体现。德国华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选举票仓，但随着入籍华人数量增加与新移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华人选民开始主动行使投票权利和履行选举义务。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为例，2013年德国大选中，华人年轻选民受到德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该群体更注重表达与维护自身权益，参与投票的热情高涨。2017年大选之际，华人选民普遍期待中德关系保持友好平稳，对德国右翼势力的崛起表示担忧，用自己的选票表明不欢迎右翼民粹政党。面对2021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德国政府与领导人换届，华人群体的普遍关注度更高，提升族群话语权的政治期待更强烈，选举投票参与政治议题也更具现实性，初步显现其政治参与的年轻化趋势及内在动能。第三，非选举政治参与是德国华人在当地进行参政议政的必要补充。非选举政治参与对于增强凝聚力、提升维权和参政意识有重大意义，主要方式为“个人接触、游说、法律诉讼、抵制、不合作、加入参政团体、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表达、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和请愿等”。德国华人的非选举政治参与往往以维护华人权益与尊严为目标，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起到影响德国各级政府决策与社区公益再分配的作用。近年来，德国华人既有维护祖籍国的政治性活动，如2008年、2012年与2019年在德国多地举行“反藏独、支持北京奥运”、“捍卫钓鱼岛主权”与“反港独”游行，也涉及德国社会的治理与维权议题，如2017年华侨华人团体于全德13个城市举办关于李洋洁被害案的统一集会。此外，德国华人非选举政治参与逐渐向历史议题延展，如“绊脚石”落成仪式兼具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折射出当代德国华人对自身移民历史及族裔认同等问题的深度发掘。尽管德国华人移民存在来源地、年龄、性别构成等差异，其社群的内在异质性与身份认同的混杂性尚需长期追踪研究，但整体而言，该群体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地位呈现从“边缘化”走向“聚光灯”的新态势。现阶段的德国华人政治参与处于持续发展期，他们在直接参与选举政治的同时，结合广泛的非选举政治参与形式，逐步摸索出具有自身代表性的多元化政治参与路径。
二、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
从2019年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再到2021年德国开始逐步取消防疫限制迈入后疫情时代，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深刻影响了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面对多轮疫情的冲击，德国政府根据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先后出台“局部封锁”“硬封锁”“餐饮限令”“大型活动禁令”等防疫举措，居家办公、减少社交与保持人际距离成为德国传染病防控机制的新常态。疫情影响下，原本依赖人群聚集与面对面社交接触的传统政治活动受到限制。每当疫情处于加速蔓延阶段时，政治集会与竞选活动往往被延期、取消或改为线上进行。据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疫情致使2021年德国大选现场投票人数骤降，邮寄投票比例达到创历史纪录的47.3%，相较2017年增长了约65%。与此同时，防疫举措客观上增加的物理距离与空间阻隔进一步促进了网络数字媒体的使用，德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也呈现出自我调适与新的转向，其发展趋势值得关注。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媒介技术在政治生活中的迭代，传统媒介的式微使精英参政模式向大众参与模式传导与转变。疫情期间德国华人精英的参政数量呈现阶段性的缩减，或在较大程度上与竞选活动受限、传统传播渠道受阻等外部因素有关。例如，在德国出版发行的《华商报》、《欧洲时报》等华文纸质报刊往往由华人餐馆、商铺、社团和机构所订阅，大众一般可免费领取阅读。但受到防疫措施的影响，华文报刊在传播参政信息与进行政治动员方面起到的作用被削弱。换言之，疫情致使传统华文纸媒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传媒格局重新整合下，新媒介“移动化、智能化、互动化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华人“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首选”，也是德国华人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的最主要渠道。这类新媒介形态与相应的政治参与实践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全民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美国媒介学家詹金斯（Jenkins）称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通过新媒介进行的大众政治参与冲击了以政治精英为主体、以传统报刊、广播与电视为单向传播渠道的方式，是一种从线下媒体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的转型和“网络民主力量的展现”。其次，防疫举措增加了用户的新媒介使用时长，使其从被动的媒介消费者转变为更主动的内容生产者，激发了华人对政治参与方式的探索与拓展。疫情期间华人不能频繁跨境流动，微信、微博、Whats App、Facebook等网络社交平台成为华人与外界交流的关键。以用户主要为华人的微信为例，截至2021年5月，微信在德国的日活跃用户高达120万人次，远超在德华人的实际数量。这反映出疫情下德国华人群体对微信的高频使用与深度依赖，作为“刚需”的微信已然“深深地嵌入到华人移民的日常生活中”。疫情期间的新媒介使用占据了华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而作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变量，媒介使用时间越长、用户黏性越强，其接触政治信息与进行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就越高：“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请愿、给政府写信等政治活动中”。基于新媒介社交圈带来的文化认同，华人实现了即时通讯、社群互助、信息获取等基本需求，也衍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强化了华人的身份归属、公民参与及政治意识。由此可见，疫情直接影响了华人新媒介的参与、使用时长与用户黏性，而新媒介的多平台发展又丰富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方式。随着数字媒介的不断交融，新媒介往往兼具多重功能，分类标准不一而足。仅就德国华人通过新媒介进行的政治参与实践而言，本文根据平台使用目的与媒介特性，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
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标志着德国正式迈入“后默克尔时代”，受到包括德国华人在内的外界高度关注。对此次德国大选，华人不仅关注外交与国际关系议题，也聚焦政党与候选人内政的制定与实施，尤其是移民政策、税费征收、电价改革、就业与教育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除了报纸、电视等传统渠道外，德国华人也通过信息资讯类新媒介获取大选信息：例如阅读新闻网站报道、在线观看竞选广告与辩论、查阅各政党网站与竞选纲领、在华人BBS论坛发起民意调查、在社交平台参与大选讨论等。这里有两个新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德国华人群体中的知识精英踊跃地进行网络发声，积极发挥华人意见领袖的作用。许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华侨华人以传媒工作者、学者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跃在互联网的政治评论领域，撰写有关德国大选的报道与时评，分析各党纲领与选情走向。其中较为年轻的一代华人意见领袖成长迅速，他们更容易接受、也更擅长使用新媒介，或通过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网络新闻平台进行大选深度分析及问答互动，或在FT中文网、微信公众号、知乎等开设时评专栏，持续关注德国社会与政治动向。二是选举测试网站与选举应用软件的普及使用，成为民众了解和参与德国选举的技术辅助。媒介的发展带来纷繁庞杂的信息，为了帮助民众更快了解不同政党的立场与纲领，各类选举测试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应运而生。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于2002年推出的Wahl-OMat选举互动系统。该软件旨在向公众介绍德国各州、联邦与欧洲议会的选举信息，鼓励选民参与投票，辅助其作出选择。Wahl-O-Mat精炼各政党的竞选纲领，以问答形式呈现不同领域的施政陈述，用户只需在其网页或APP进行“赞成、中立、反对”式的选择，即可得出与自身理念契合度最高的政党结果。该软件在德国得到广泛运用，在近几届德国大选期间使用人数屡创新高：2013年与2017年的用户数据分别为1330万人次与1570万人次，2021年更是突破2125万人次的使用记录。该应用以高效快捷、使用门槛低、将资讯化繁为简的优势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在华文媒体与华人选民中也有较高的知名度，起到了向德国华人群体普及选举知识、提高参政意识的作用。
（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
随着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数字技术激起人类视觉历史的又一次新浪潮，视频化生存已成为普遍社会现象”，诸如You Tube、抖音、B站、Zoom等视频平台的影响扩展至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各领域。作为热门视频博主的华人在各平台发布介绍德国社会与点评时政的自媒体视频，其中不乏有百万粉丝或单条视频点击量百万级的意见领袖。视频成为华人移民进行身份展演、向祖籍国民众寻求情感支持的重要渠道。德国华人社团也利用视频推动社群的发展，积极提升其族裔意识、维权意识与参政意识。例如，在德华人协会“华德公会”（ChinesischeGemeindeinDeutschland）从2021年初起推出普法系列小视频，向华人介绍在德报案、诉讼等法律知识，鼓励华人通过非选举政治参与的多元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尊严。在2021年大选前夕，该协会通过云会议平台Zoom举办参选政党与华人群体面对面的中德双语圆桌会议，并在YouTube上同步直播。德国绿党在汉堡地区的副主席莱昂·阿拉姆（LeonAlam）与约300名德国华人进行近两个小时的在线对话，介绍竞选与执政纲领，回应华人的选举关切与提问，网络直播观看人数达到数万人。此类由德国政党专门派出代表与华人群体探讨政治的线上交流，在历史上或尚属首次。从视频平台的媒介属性来看，视频影像作为身体的虚拟在场，跨越了物理时空，构建出个体、社群与外部世界联结的新方式：“人类的世界成为现实—虚拟连续体，视频是构成这个连续体的关键元素。”数字视觉媒介创造的身体在场虚拟性具有某种真实性，它在联通现实社会的同时营造出一个更加开放的互动空间，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既有的文化圈层与社会边界。在此类视频活动中，德国政党代表并非高高在上的单向宣讲者，华人也不是被忽视的少数族裔，这种去等级化的虚拟影像“共同在场”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场景，使平等对话与双向理解成为可能。
（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
如前所述，以微信为典型的即时通讯类社交平台对于华人的社群互助与政治动员具有突出作用。在微信发展至“超级APP”的过程中，即时通讯始终是其最基础与最核心的功能，加之对其他平台及增值服务的融通整合，使得微信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德国华人新媒介政治参与实践的中心。尤其在疫情之下，海量的微信群组与公众号（个体或机构）替代了线下同乡会等华人社团的传统动员方式，成为华人交流信息、联络通讯与服务社区的主要途径。在疫情不同阶段，德国华人充分利用微信的沟通优势与关系网络，建立起庞大的信息与资源互助平台，向居住国与祖籍国多地邮寄口罩等防护用品，为有需求的医院与社区采购医疗物资，展现出华人群体的团结意识与责任担当。海外华人在公共与政治领域的微信使用在近年得到学界关注，相关案例有美国华人通过微信组织游行示威、成立微信用户联合会起诉特朗普政府、法国华人成立微信亚裔助选团为支持的总统竞选者拉票等。在前文提及的德国华人政治参与中，无论是关于移民历史议题的“绊脚石”落成与纪念活动，亦或围绕德国大选展开的资讯分享、投票调查与政党对话，都离不开华人与相关团体的微信讨论与动员。此外，微信是德国华人拓展政治参与与公益领域的渠道，维护女性权益、反对家暴、关注心理健康、促进中德交流的平台活动丰富多彩。借助微信的社交网络与传播能量，华人实现了政治动员的表达增量，提升了其与内部及当地社群的互动。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与新旧媒介的加速更迭带来了传统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德国华人的新媒介政治参与呈现三类鲜明的特征，信息化、视频化与社交化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再最终回归现实关切，德国华人借助不同平台探索新的政治参与方式，积极发出群体声音，新媒介成为其表达政治诉求与寻求认同的首选工具。
三、“童书事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案例分析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采用社会学领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德国华人的新媒介政治参与实践做进一步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由20世纪80年代以卡龙（Callon）与拉图尔（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提出。该理论打破主体—客体、物—人、技术—文化的传统对立，将科学实践理解为异质行动者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动态网络。行动者（actors）包括参与社会实践的一切人为与非人为因素，后者如技术手段、机构组织、思想观念等。行动者不互为因果，任何能改变事物状态的存在皆为行动者。拉图尔强调考察行动者之间的交织（intertwinement）与杂糅（hybrid）状态，通过其共同营造的行动之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近四十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于描述与分析华人的新媒介政治实践也提供了一个有启示意义的理论框架。现有传播理论无论是强调受众作为媒介被动接收者的“注射论”或“魔弹理论”，或是将其看做主动消费者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都尚未完全摆脱主客体的对立。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则不以主动或被动的二元分类来考察信息的传播或用户的使用，而是将社会与媒介的内在构成也视作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赋予物与人同等能动性的方式，从“宏观的、整体的、动态的视角”审视物与人、人与媒介、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这一理论，本文对德国华人新媒介政治参与的各方行动者进行梳理，如下图所示。
以上行动者能够在社会实践的不同情境下产生自发性联结与整合，其主体间是相互依存影响的关系：“它们平等地在集合的连锁效应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而根据具体实践的差异，行动者间的动态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行动之网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绊脚石”落成仪式与线上传播中，作为行动者的中国驻汉堡总领馆（政府职能部门）成为德国政府、华人社团、中德媒体与反歧视价值观之间的桥梁；而在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时，Wahl-O-Mat（新媒介技术平台）又成为联动德国政府职能部门、参选党派、选民与华人社群的中介。在华人政治参与的实践中，行动者通过不断重组，形成多元异质的联合形式，以其构建的行动之网共同发挥作用，使人获得重新思考社会组合与实践行为的路径。行动者之间产生的互动与联结被称为转译（translation）。只有通过转译，异质行动者才能在复杂的人员、组织与条件之间建立利益联盟的关系。根据卡龙将转译分成的四个交织进行的环节——问题呈现（problematisation）、权益赋予（interessement）、盟友招募（enrolment）与集体动员（mobilisation）。下文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
（一）问题呈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西方政客利用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德国社会的仇外心态与种族主义也随之加剧，针对华人的歧视事件时有发生，给华人的生存带来巨大压力。2020年6月，德国知名出版商卡尔森（CarlsenVerlag）出版一本名为《给安娜与莫里茨一道新冠彩虹》的儿童科普绘本，作者在书中公然宣称新冠病毒来源于中国并向全世界传播。2021年3月初，一位德国华人家长发现这本书中的错误言论，并将其分享至网络，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德国华人社群的强烈反应。这本书无疑是疫情下中国与华人遭受污名化与歧视的例证，鉴于它对后代产生的负面影响深远，它也成为引发全德华人行动的导火索。如何面对这一具有突发性与破坏性的事件、如何还原事实本身的是非曲折、如何捍卫祖籍国与华人的形象、如何实现反歧视的利益诉求，是各方行动者共同面对的难题。
（二）权益赋予
当各行动者达成面对危机的共识后，“合理的利益赋予能够激发行动者的兴趣和动机”，从而建立起利益联盟，以达到“利益最大化，既包括看得见的经济效益，也包括非经济利益，如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实现自我价值”。行动者们——无论是华人、企业、新媒介平台亦或政府机构和法律法规——既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即营造一个平等、公正、反歧视的社会，同时也有各自利益所在。例如华人家长希望这本儿童读物停止向下一代传递错误信息，保护华人儿童不受伤害；信息资讯平台能通过提供事实、传递真相，与公众和用户共享信息，互惠互利；传媒企业能在事件传播中通过完成自身的工具性价值实现自我赋益与经济效益；中国驻德使领馆可以发挥政府机构的公信力，维护祖国与中国公民的利益，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自媒体与意见领袖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知识与观点，引发受众情感共鸣，提高自身社会影响力。
（三）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
在确定权益赋予与分配的同时，多方行动者被吸引招募，结成利益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者越活跃、行动越频繁、相互之间联结越密切，行动之网的范围与影响也就越大。在“童书事件”中，借助新媒介便捷技术与传播效果，招募与动员这两个转译环节在短时间内自发进行，具有爆发力强、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的特点。2021年3月2日，一位发现书本错误的家长率先采取行动，以电子邮件致信出版社表达不满，将信息进行扩散传播。卡尔森出版社在次日回复的邮件中将该错误称为无心之失,承诺将在再版时进行修改。出版社试图大事化了的回复随着各类新媒介平台对此事的传播，引起了华人群体更广泛的关注。更多行动者被吸引、动员、招募、牵涉到该事件中，一个多层次、多主体、有着不同角色与分工的行动网络就此展开。
通过梳理可见，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首先，在个体发声之后，以微信公众号、华文网络新闻、华人BBS论坛等为代表的信息资讯类平台在第一时间整理和发布相关报道评论，全面实时追踪事件进展。此类新媒介覆盖面广、阅读量高、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如德国《华商报》、华人知识精英等网络意见领袖借助公众号等平台持续发文，在迅速引爆热点话题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与引领性，或呼吁华人群体抗议追责，或对事件进行总结评述与深度剖析，在短时间内极大提高了德国华人对相关政治与维权议题的敏感度。其次，以各类华人微信群组为代表的即时通讯类平台构成庞大的信息与社会关系网，“打破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使得很多本没有强烈参与意愿的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参与了信息的传播，从而超越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微信社群成员团结凝聚在对该事件的探讨、追责与反思之下，群组内外的高频、深度交流进一步扩大新闻报道的转发与阅读量，放大了网络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增进了成员的权益共识与情感联结。线上社区的“群情激愤”、“振臂一呼”替代了传统的线下动员方式，降低了政治动员的组织、人力与财务成本，拓展了华人社群成员共同的文化想象空间及维护利益的渠道，有效强化了德国华人群体的身份归属感与集体认同感。同时，德国华人自媒体在YouTube、抖音等平台发布相关直播与视频评论，以数字影像和视觉媒介协调并增强他们的主体性身份存在，创造了现实—虚拟连续体意义“身体上的共同在场”。这既是对信息资讯类平台和微信线上动员的视觉补充，也以虚拟在场的方式突破了现实政治参与的物理距离和空间阻隔。对事件的探讨还延续至华人群体与德国政党在大选前的圆桌会议，云端会面和同步网络直播是德国华人借助视频社交平台进行参政议政的创新举措，体现了持续关注反歧视议题、维护族群权益、参与社会治理与政治事务的强烈意愿，对于增进德国政党和华人的政治交流与平等对话具有积极意义。整体而言，在“童书事件”案例中，以信息资讯类、即时通讯类和视频社交类新媒介技术平台为核心行动者，德国华人群体在参政议政的实践中自发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新媒介行动网络，迅速高效地达到了促使出版社撤销图书、公开道歉的结果，引起了中德社会对于种族歧视、儿童教育等议题的广泛关注与反思。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共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一方的缺失或缺位，都会制约网络的整体效能”。围绕“童书事件”，异质行动者们通过不断调适与协作，充分发挥各新媒介平台的作用与效能，从而改变了事件背后的话语权力与利益博弈，取得了抗争的最终胜利。
四、结语
本文以德国为国别案例，以在德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与实践为研究对象，聚焦新媒介内在类别差异、平台特性与行动者网络效能，以加深对于后疫情时代华人移民、政治参与、新媒介三者关系的认知。笔者认为，尽管德国华人的政治弱势地位仍将存在，但新媒介已经成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关键平台，并将在未来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以“童书事件”为例，德国华人借助各类新媒介进行的实践展现了更具组织性、灵活性与创新性的特点，呈现选举政治参与和非选举政治参与多元互补、线上虚拟在场和线下实体行动协同合作、居住国与祖籍国社会共同关注的趋势，华人群体政治力量正在不断积蓄和成长。此次事件是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一次检验与有益尝试，其构建的新媒介行动之网彰显了德国华人形象自塑和参政议政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增强了社群的凝聚力，对于维护华人合法权益与尊严、提升华人群体的公民教育和参政教育意义深远。有鉴于此，展望未来，德国华人与有关部门应更加重视新媒介的开发、使用与传播，例如今后可充分调动与融通各类平台进行资源整合，研发更符合华人需求的媒介与技术功能，在扶持传统华文纸媒的同时，构建中德双语的融媒体矩阵，增强与华人知识精英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联动，助力华人社团线上与线下的互补发展等等，以期发挥华人群体在德国社会的最大效能，更好地促进中德两国的交流与发展。
（摘自：童欣：《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