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向海外华侨展示良好形象，获得广大侨胞支持与认同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海外侨报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在美国和东南亚相继出现。从1925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新马地区可考的华文报达90多家。抗战期间，东南亚一带的华文报刊为抗战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当时成为东南亚华侨抗日的喉舌”。
有关海外侨报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学界进行了一些开拓性探讨，如潮龙起、陈肖英、刘继忠等人，分别探讨了海外侨报在抗日战争宣传动员、祖国认同建构等方面的历史贡献等，其中涉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内容相对较少。在侨报与中共海外形象塑造与传播方面，王琦探讨了《总汇新报》关于新四军形象塑造的实践；雷艳芝论述了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传播中共国际形象的情况；夏玉清以《总汇新报》为基础考察了全面抗战初期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转变及其原因。上述研究较好地展现了侨报在中共海外形象塑造与传播中的贡献，但整体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就东南亚侨报而言，《南洋商报》是新马地区最具影响的华文报纸之一，其中有诸多关于抗战时期中共事迹的报道，然而这些资料较少被学者们所关注和利用。
抗战期间，《南洋商报》积极报道祖国抗战新闻，在华侨社会中引起巨大反响，报纸日发行量一度高达5万份，除了新马地区外，还远销至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南洋商报》秉持公正办报、客观报道的新闻操守，刊登了大量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消息，这些新闻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控制，改变了海外华侨对中共的负面认知，使得中共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形象深入侨心，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在海外侨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其赢得海外华侨的支持与认同奠定了舆论基础。本文主要利用“新加坡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收录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以其中有关中共抗战的新闻报道为基础，论述其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方式，分析其编辑传播策略和历史意义，以期拓展海外侨报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南洋商报》与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塑造的“耦合”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得到海外华侨更多的关注，也更加重视加强侨务宣传工作，通过塑造良好的抗战形象，赢得海外侨胞的支持与认同。《南洋商报》作为南洋爱国华侨的喉舌，顺理成章地成为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舆论阵地。
（一）展现抗战形象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对外宣传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党通过对外宣传，能够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获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为其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舆论环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早在1929年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便将“加紧国际的宣传”列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然而，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迹知之甚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又确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共产党实行更加严密的新闻封锁，并四处散布谣言，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借机做大”，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和疑虑。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展现抗战形象的重要性，诚如时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所言：“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要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部队的生活。”1938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其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展现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抗战形象，足见中共对海外宣传工作的重视。
（二）《南洋商报》是海外抗日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
《南洋商报》由著名侨领陈嘉庚出资于1923年9月6日创办，目的是宣传商品发展企业经济。该报的出版，标志着南洋华文报业进入全面为商业服务的新时期。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南洋商报》开始关注中日关系的走向，相继刊登了《日本之奸谋诡计》《日本煽惑东三省独立》《日对华北积极侵略》等政论性文章，大胆揭露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同时号召华侨奋起抵制日货，并响应国内革命救国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掀起了万众一心的抗日浪潮，《南洋商报》也积极投入到这场洪流之中，全力开展抗日宣传。1937年卢沟桥事变甫一发生，《南洋商报》便发表题为《救护国家人人有责》的社论，指出“值此强邻侵略，国祚危殆之际，救援国家，复兴民族，固人人有责，而创造民国最有功之华侨，责任尤为重大”。号召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194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南洋商报》董事会邀请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担任编辑主任，并集结了王纪元、刘尊祺、张企程等一批进步报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南洋商报》积极强调民族团结，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登人民军队抗敌事迹，使该报一度畅销南洋各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海外侨胞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南洋商报》作为南洋风靡一时的华文报刊，既有阅读群体的广泛性，又有为八路军、新四军澄清各种污蔑，树立中共抗战形象的积极性，这两种属性相互联结，使《南洋商报》与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塑造产生了某种“耦合”。
二、《南洋商报》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方式
抗战期间，《南洋商报》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的抗日战绩，介绍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成就，展现中共领导人光辉形象，报道中共与华侨携手抗战消息等多种方式，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真实情况，成功塑造了党的抗战形象。
（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主张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身处海外的华侨难以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改变这一局面，《南洋商报》刊发了大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从理论和事实层面阐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商报》即发表题为《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问题》的社论，详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并阐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的问题，本不能够分开来说，因为有抗日救国的问题，横在我们的眼前，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才由理论渐变于事实，换句话说，欲抗日救国的实现，便须有民族统一战线结成，也就是说，必须在民族统一战线连结巩固之后，抗日救国才是有必胜的把握。”此后，《南洋商报》又相继发表《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发展的史实》等一系列文章，加深了海外侨胞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内一度存在“速胜论”和“亡国论”两大错误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战局形势，做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这一战略主张受到《南洋商报》的极大关注和重视，1938年10月31日，《南洋商报》发表《批判与介绍：论持久战》一文，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一书，并高度评价道：“毛先生这本大著是一年来抗战经验最伟大最正确的总结……直到现在，我们找不到比这本大著更丰富的著作，毛先生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揭露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指出了中国历史的康庄大道，有着一种惊人的明晰力，读者容易获得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南洋商报》更是多次强调持久抗战理论的重要性，指出持久战“是需要各方面的工作都配合当前这个抗战形势去对付敌人才可能的”，进而号召华侨同胞主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于祖国抗战的事业。在《南洋商报》的积极宣传下，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的理论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广泛认可，成为他们支持祖国抗战事业、抗击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二）歌颂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事迹
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极力控制海外舆论界，禁止侨报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战的消息，企图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对此，《南洋商报》进行了坚决抵制，积极刊登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消息和事迹。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消息传至海外，《南洋商报》随即发表特讯，用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八路军打击侵略者的情景：“与敌冲击肉搏，不下十余次……敌机虽出动甚多，因吾军始终在与敌军冲击肉搏中，无从掷弹，故吾军每于敌机来袭，即更逼近敌军以为屏障。”这段文字将八路军不畏生死、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在宣传八路军的同时，《南洋商报》对新四军的抗战事迹也极为关注。1939年1月28日，《南洋商报》刊出《新四军实况》一文，深入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彼之活动，大抵于黑夜，或黎明时为之，如强袭日本驻军，攻击日方运输船，破坏日方卡车，俘虏日军，炸毁日军之军火库，破坏桥梁及公路，日日从事牵击日军之行动，予日军哨兵以极大之威胁，有时更乘日方大军之不备，而予以出其不意之突袭。”只言片语之间使新四军顽强战斗、灵活机动、频频突袭的形象跃然纸上，加深了读者对人民军队的认知与喜爱。
除了直接描述人民军队战斗情景之外，《南洋商报》还试图通过“借口说话”的方式来宣传其抗战业绩。1938年2月12日，《南洋商报》在新闻报道中引用缴获的日军日记，披露了侵略者面对八路军时的惶恐心理，“这红军真使我头痛，我们只能够在白天作战，但他们却能够在黑夜作战……在此地，我们一百五十架的军用车被毁，我们六十名的军队被杀”，从侧面展现了人民军队敢战、能战、善战的独特风采。翻阅这一时期的《南洋商报》，时常可见歌颂人民军队的新闻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以英俊的奇姿，驰骋华北及大江南北各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奋战于“白水黑水间，英气浩然”，“令人无限钦佩爱慕”。正是在《南洋商报》的广泛宣传下，海外侨胞充分认识到人民军队真抗战、能抗战的真实形象，从而坚定了他们支持祖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三）介绍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南等抗日根据地，为开展游击战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下，海外侨胞对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了解极其有限。因此，《南洋商报》十分重视对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报道，其中，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是其最为关注的内容。1937年11月20日，《南洋商报》发表题为《延安民主政府成立情形》的文章，对延安县民主政治选举的时间、流程、参选人数、选举结果等内容进行了详细报道，并称其为“中国新民主政治的最新典型”，充分展现了抗日根据地选举活动自由、平等、公开的特性。此后，《南洋商报》又陆续发表《初入延安的印象》《向民主的实验区前进》《冀察晋边区视察记》等文章，对抗日根据地在践行民主选举、三三制、民族平等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广泛进行宣传，给海外侨胞展现出一个战无不胜、政治民主、积极生活的抗日根据地景象，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抗战形象。
在宣传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成就之外，《南洋商报》还广泛报道了根据地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1937年9月23日，《南洋商报》发表题为《另一种姿态的延安》的通讯，如实记录了该报记者考察延安时的所见所闻，指出在边区政府实行统一累进税制的政策下，延安“商贾争相云集，宁夏、太原、西安、汾阳，各处商人大批办货前来推销，并在延安设庄开店，延安城内，大小商贾，百货杂陈，一应俱全”。在这一良好的商业环境中，根据地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购买力跟着提高，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富足景象。此外，《延安抗日大学姿态》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学设施、教材课程、学生成分、日常生活场景，《冀察晋边区视察记：模范县辽县一瞥》报道了辽县（今左权县）的道路交通、小学教育、粮食储备情况。这些文章将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使海外侨胞得以领略一个蒸蒸日上、前途光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时代风貌。
（四）展现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
中共领导人是抗战正确路线的构建者与践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典型体现。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肆意抹黑，导致海外侨胞对中共领导人或是知之甚少，或是心存偏见，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体认知。鉴于此，《南洋商报》刊发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1937年9月，在获悉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消息后，《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朱德与彭德怀》的专稿，详细介绍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生平，并称赞二人“十余年来，转战万里，其艰苦卓绝，有（尤）为全国军人所钦服”。1937年10月到12月间，《南洋商报》在其副刊《狮声》上开辟专栏，连载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记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介绍了毛泽东从童年时代至抗战时期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脉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这位中共领导人的领袖风范。此后，《南洋商报》又陆续发表《朱德将军回延安盛况》《周恩来如何领导中国大革命》《叶挺和陈毅》等文章，充分展现了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促使海外侨胞对中共抗战形象产生更为客观而具象的认知。
（五）报道中国共产党与华侨携手抗战消息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视海外华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海外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彼此协同，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的抗日斗争。对此，《南洋商报》也给予了充分关注。1938年10月27日，《南洋商报》整版刊出题为《马来亚各地侨胞热烈援助八路军》的文章，对马来亚华侨捐助八路军的具体人数、姓名、金额等信息进行了详细梳理。此外，《南洋商报》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时报道华侨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的消息。如《抗日大学及陕北公学华侨青年组同学会》介绍了安南、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马来亚各地华侨青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的情况；《华侨在延安》报道了各类华侨技术人才回国参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情况；《陕北抗战影片中国救亡军今晚起开映》报道了陕甘宁边区拍摄的影片《中国救亡军》在南洋各地放映的盛况。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肝胆相照、携手抗战的真实情景，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与好感度。
三、《南洋商报》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策略
《南洋商报》在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同时，十分注重传播策略，通过真实权威的新闻源，主旨集中的议题设置，多样适当的新闻体裁，立场鲜明的语言表达给受众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推动中共抗战形象在海外华侨社会的广泛传播。
（一）以真实权威的新闻源取信读者
新闻源是指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大众媒介的新闻源十分广泛，有源自个人的、组织机构的、新闻现场的和其他媒介的。这些新闻源“能否真实地、充分地反映和提供新闻信息，报道者能否及时地、深入地接触这些新闻源和辨别其真假，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闻传播的质量，决定社会和公众对真相的了解程度”。因此，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务必要确保新闻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新闻源与记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记者的新闻发稿源地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一般来说，越是事发当地所反馈的新闻稿越具有说服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商报》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派遣了大量常驻记者，他们以“在场者”的身份对根据地的所见所闻进行如实记录，确保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商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做法，对于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捏造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企图抹黑中国共产党形象。鉴于此，1938年11月3日，《南洋商报》以《八路军与新四军惊人战绩打破敌奸污蔑》为题，整版刊登驻延安记者寒波的专稿，详细统计了八路军与新四军参战以来杀伤与俘虏的日军人数、缴获武器的型号及数量、破坏炸毁敌军装备的数量。这样的新闻报道，带有着极强的权威性与说服力，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
此外，《南洋商报》还将新华社视为重要的新闻源。七七事变后，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大量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寇的新闻报道，是获取人民军队抗日消息最权威、最可靠的平台。因此，《南洋商报》经常转载其发布的专电、短讯和快信，使读者能够全面、及时地了解人民军队积极抗战的事实，有效地提升了新闻报道的权威性、时效性和客观性，对于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以主旨集中的议题设置引导读者
议题设置是传播学领域的经典理论，其核心内容是“新闻媒介选择集中报道的对象，以此来制造社会的中心议题并左右社会舆论的形成”。大众传媒通过反复报道某类新闻话题，强化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从而达到吸引人们注意的宣传目的。
抗战期间，《南洋商报》围绕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种有效的议题设置。1937年7月17日，《南洋商报》在头版发表《朱毛请缨抗日》的文章，同时配以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披露了卢沟桥事变后二人致函蒋介石，要求率领红军到前线抗日的事实。此后数月间，《南洋商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番报道，如7月21日发表《丁玲在延安主持中国第一部二百余万字底伟大的集体创作〈二万五千里〉》，澄清了外界对红军长征的质疑；9月11日发表《朱德彭德怀任八路正副指挥已开赴前线杀敌》展现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情景；12月24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谈中日战争及远东问题》介绍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张的对日作战方略。此外，《南洋商报》还注重借助热点事件进行舆论引导。例如，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至海外后，《南洋商报》连续刊登了《我第八路军大显威风在晋北毙敌千余》《第八路军便衣队活跃已及张垣》《骁勇善战之第八路军朱德部正补充为十师》等十余篇文章，从抗日战绩、作战范围、军队编制、武器配备等方面深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英勇抗敌的壮举。这些文章迅速在海外掀起了一阵宣传八路军的舆论风暴，《星洲日报》（马来亚）、《救国导报》（菲律宾）、《华侨日报》（泰国）等纷纷报道、转载了八路军的抗敌事迹。显然，《南洋商报》试图通过“红军长征历程”“对日作战方略”“八路军专题报道”等多个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议题设置，来吸引海外侨胞的注意，从而有效提升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切度与好感度。
（三）以多样适当的新闻体裁吸引读者
新闻体裁是指新闻写作的表达形式。对于报刊而言，常用的新闻体裁有消息、通讯、专稿、社论、人物专访等。在新闻报道中，运用多样适当的新闻体裁对客观事物进行有针对性的报道，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提升宣传效果。
抗战期间，《南洋商报》运用多种新闻体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其中，消息是最常用的新闻体裁，通常篇幅较短，少则二三十字，多不过百余字，言简意赅，能够让读者快速获悉新闻资讯。七七事变后，中日战况成为海外侨胞关注的焦点。鉴于此，《南洋商报》时常会刊发与人民军队抗日相关的消息。如1937年12月19日到21日间，《南洋商报》就连续刊发了《第八路军猛攻敌人三日》《第八路军克复晋北广灵》《我第八路军克复山西右玉县》等消息，这些消息能够使海外侨胞迅速了解人民军队抗敌动态，从而产生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普遍认知。
此外，社论和专稿亦是《南洋商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新闻体裁。抗战期间，《南洋商报》相继发表了《西北特区抗战动员断片作经验介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持久抗战中的论辩问题》等数十篇文章，以社论或专稿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策略、作战经验以及国共关系等问题进行全面介绍和深度解析。此类文章通常篇幅较大，几乎占据整个或数个版面，能够以鲜明的观点、庄重的文风和严谨的论证影响海外侨胞，从而加深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促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由“认知”向“认同”转化。
（四）以立场鲜明的语言表达感染读者
语言表达是指运用语言的能力和选用适应不同文章体裁的语言能力。在新闻报道中，语言表达是作者向读者传递信息的符号。因此，新闻内容的语言表达是否恰当，直接关系着新闻传播的效果。
抗战时期，《南洋商报》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语言表达上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首先，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道，《南洋商报》从不吝惜赞美之词，如在《揭开“中国救亡军”的面影》中称赞陕甘宁边区“创造了新中国的轮廓”；在《八路军的游击战及其他》中指出游击战“使敌人痛感我军似天外飞来者，亦可谓为长期抗战途中，至可宝贵之胜算的试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发展的史实》中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每个中国人所注目与努力的目标”。这些话语表达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极大地提升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此外，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报道，《南洋商报》则从不避讳，大胆运用犀利的语言批判其反动行径。如1941年1月14日，《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民主团结乎？独裁反共乎？》的社论，痛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罪行，直言“这和德意日的独裁政治已没有一点分别”，并严肃告诫，“祖国抗战正入于最后重要阶段，民主团结则生，反共分裂则亡”。寥寥数语，国民党顽固派独裁统治的丑恶嘴脸便跃然纸上，使读者对其倒行逆施的行为心生厌恶，无形中激发了海外侨胞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内生动力。
四、《南洋商报》塑造与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历史意义
在国民党政府控制舆论之际，《南洋商报》始终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如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正义之举，通过大量鲜活、及时的报道，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国内搞文化专制，在海外也极力控制舆论界，严禁华侨报刊刊发中共军队抗战的新闻，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消息。1940年1月，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印制调查表分发海外党部，要求他们调查“海外报纸刊物之言论态度与编辑人员之思想背景”，同时责令其对报道祖国抗战真实情况的侨报侨刊负责人予以“详查”。在此背景下，《南洋商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无疑是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海外侨胞得以了解到中共抗战的真实情况。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态由新闻工作者及时编发成各种体裁的文稿，并以《南洋商报》为平台在新马地区广泛传播。这些文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方方面面：客观正确的抗日方针和切实可行的抗日策略；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取得的辉煌战绩及其作战战略和战术；卓有成效的根据地民主政治发展、经济建设成就；举不胜举的海外侨胞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消息；等等。海外侨胞由此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进步，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二）增强了海外侨胞对中共的认同
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被“围剿”的地位，加之国民党的歪曲宣传，海外华侨对其知之甚少，甚至有一定的误解。抗战爆发后，《南洋商报》作为海外宣传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通过大量实事求是、真实客观的报道，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良好形象，使南洋华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南洋商报》的广泛宣传下，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冲破重重阻挠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战场。1941年4月7日，一位名叫曾艾秋的华侨青年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到延安去》的纪实文稿，翔实介绍了华侨青年在延安的生活、学习和劳动情况，细数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光华农场等侨务机构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并称赞延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验区”，号召“有志抗战建国工作的侨胞们，请回到祖国来，走到延安来，虽然是在西北荒凉的土地上，也一样有许多工作等待你做呢”。充分彰显了华侨青年对延安、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度和认同感。
（三）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因此，《南洋商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客观上也有利于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巩固。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战的大局，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新四军将士八千余人。事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其罪行，动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对新四军大肆造谣污蔑，企图抹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鉴于此，《南洋商报》相继发表《抗战以来的新四军》《关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移防问题参考文件》《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等文章，以大量的事实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新四军抗日是“有目共睹的实绩”，谴责国民党当局所作所为是“为亲者痛而为仇者快”，强调“团结则存，分裂必亡……只有敌人和汉奸，才会幸灾乐祸，而希望中国走上反共投降的道路”，呼吁国共两党团结到底、合作到底。在《南洋商报》的广泛宣传下，海外侨胞得以了解新四军抗战的真实情况，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号召，并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抗战，以模范的行动支撑抗战，以博大的胸怀维护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海外华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知之甚少。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南洋商报》为代表的海外侨报秉持公正办报、客观报道的新闻操守，及时关注并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动态，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日方针政策、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雄姿、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共领导人独特的个人魅力、共产党与华侨携手抗战的事实，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现在海外侨胞眼前，成功塑造并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引领者、维护者与践行者的伟大形象，为党赢得海外华侨的支持与认同奠定了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形象的生成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海外侨刊对中共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终究只是锦上添花的外部因素。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日主张、人民军队光辉的抗日业绩、根据地卓有成效的建设成就、中共领导人卓尔不凡的独特风采，以及中共对海外华侨坦诚相待的态度才是其抗战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根基所在，也是海外华侨认知、理解、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内生动力。此外，胡愈之、王纪元、刘尊祺等进步报人在中共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1940年，在胡愈之的主持下，《南洋商报》推行革新计划，更加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受到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一年之间，该报的日销量由原来的2万份剧增到5万份，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在南洋华侨社会广为传播。
总体而言，中共抗战形象在海外侨界的广泛传播，不仅与《南洋商报》秉持公正办报、客观报道的新闻操守有关，也与该报编辑团队的锐意革新、仗义执言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的抗日功绩相关。中共抗战形象在海外侨界的塑造与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忱，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外部基础。
（摘自：凌富亚、唐倬：《海外侨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