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胞是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海外侨胞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华侨的作用，重视侨务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围绕华侨与侨务做了许多理论论述。学界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通过资料的文本分析，以时间脉络梳理历史事件，在革命战争、国共关系、统一战线等框架内展开讨论，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以往研究虽有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背景的学术意识，但较少或缺少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角度进行审视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相关内容为视角，探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侨务论述，为更好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侨务理论与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一、明确身份属性，重视华侨的同盟作用

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只有分清真正的敌友，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总结到，以往中国革命之所以未能彻底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未能团结真正的朋友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就华侨而言，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朋友，在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同盟作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

早在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之初，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华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19年8月4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毛泽东认为中国民众的联合可以溯源至同盟会这一革命党的成立，“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海内外”当然包括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的华侨，毛泽东也视其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之后，华侨的同盟作用愈加彰显。如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海外华侨社会时，广大华侨纷纷以阻止签约、抵制日货、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声援、支持五四运动。不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思想传播，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创建，华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华侨的有力推动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华侨尤其是华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积极影响，引起了毛泽东对其身份属性的关注。1925年冬，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毛泽东采用阶级分析法，将海外华侨工人划定为“半无产阶级”，而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半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虽然《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中的半无产阶级主要是针对海外华工而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半无产阶级与“我们”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国内民众而言，但毛泽东后来关于侨务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表明，包括海外华工在内的广大华侨是“我们的朋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同盟作用。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甚为重视华侨的朋友身份和同盟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作为革命的朋友，与国内民众一道，同仇敌忾、积极抗战。1939年7月7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对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同盟作用做了高度评价，“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随着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考虑到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革命对象的集中性，毛泽东认为当下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国际援助，而华侨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是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力量，可以“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活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前线后方、国内国外难免出现消极悲观情绪，毛泽东提出要尽力宣传包括爱国华侨在内的各种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以此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消除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为此，毛泽东多次接见华侨领袖、记者、学生等，向他们及海外侨胞传达中共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呼吁海外华侨继续发挥自身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华侨的同盟作用亦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如为发展壮大琼崖革命根据地、组织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战争，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琼崖工作方针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中提出可以求助华侨，“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需要一个合适的领导者，鉴于冯白驹“在琼崖以至南洋琼侨同胞中声望很大”，毛泽东提出由冯白驹担任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队长。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华侨同盟作用的重视。如1941年5月1日，《新中华报》刊印了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边区建设方案文件，毛泽东不仅把文件题目改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而且加写和改写了绝大部分文件内容，其中一条就是呼吁广大华侨积极参与边区建设，“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为应对当时激烈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确保《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收到实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提出不仅要在海外侨胞中“须广泛散布此纲领”，而且要在菲律宾、新加坡、纽约等地“须召集座谈会”，以征求各界的意见与批评。《指示》特别强调，各根据地及部队须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与当地已发布的各种纲领一并讨论，尤其是当地纲领中尚未提出的内容如华侨政策，尤须着重讨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政策重心发生了转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意味着国民党的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了反共。面对可能出现的内战冲突，广大华侨忧心忡忡，陈嘉庚回国慰问时曾多次表示，一路上看到、听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太多的意见之争，如果不幸发动内战，“海外华侨必定痛心失望”。华侨的担忧未能阻止国民党的反共步伐，并最终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广大华侨注意到了国内时局的变化，认清并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措施，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这些都表明海外侨胞“团结进步的运动正在开展中”。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得到海外华侨的广泛同情，并与之成为革命的朋友，蒋介石没有料到“海外华侨都站在我们方面来非难政府的举措”。皖南事变让知晓真相的华侨更加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同盟者。

（三）解放战争时期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针对美国借军事援助之名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并收回军事援助、撤回在华军队。为实现这一主张，海外华侨特别是美国华侨的同盟作用，尤为受到毛泽东的重视。6月24日，为回应邝赛朝等美国海员工会3000多华工停止内战的呼声，毛泽东在复电中视其为同盟者，希望他们发挥在催促美国停援撤军中的独特作用，呼吁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唤起包括中国侨胞在内的全美各界人士，共同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当局的援助，撤回美国在华的海陆空三军，“撤销已向美国会提出的继续军事援华法案”。

全面内战爆发前期，毛泽东以电函形式不断向海外华侨陈述事实、讲明真相，以争取海外华侨的理解与支持，巩固并壮大革命的朋友队伍。1946年8月7日，毛泽东在给槟榔屿侨胞的复电中，高度赞同他们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各种主张，声明中共将与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挽此危局，并本和平民主方针奋斗到底”。10月8日，在给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盟员大会主席的复电中，毛泽东指出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好战分子持有美国外援，坚持独裁与内战，破坏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政协会议决议，他号召海外侨胞与中共一起努力、共同奋斗，“希海外侨胞诸贤达，再接再厉，为祖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努力”。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期间，71个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张澜和全国同胞及各机关社团，指责国民党政府违背民意、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在复电中甚为钦佩暹罗侨胞的“义正言辞”，“尚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之独立和平民主”。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来临，海外华侨的“朋友身份”更进一层，成为人民大众的组成部分。1947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在原文基础上，毛泽东特地增加了三段话，视海外华侨为人民大众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海外华侨与国内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小资产者、民族资本家等共同组成了统一战线，“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华侨身份属性的称呼，虽有从半无产阶级到人民大众的转变，但视华侨为革命的朋友、重视其同盟作用则是始终如一的。

二、维护华侨利益，争取华侨拥护与支持

明确华侨的身份属性、重视其同盟作用，只是说明存在团结朋友、打击敌人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须巩固并深化与华侨的同盟关系，获得华侨的拥护与支持，这就需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维护华侨的利益。还在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之初，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华侨的利益问题。1919年9月1日，毛泽东为发起“问题研究会”而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提出71个问题，其中第53个就是华工问题，并细分为“⑴华工教育问题⑵华工储蓄问题⑶华工归国后安置问题”。对于这些事关华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都需要进行实地调查。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到南洋开展华侨教育的新民学会会员张国基的信中，认为湘人去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这种带有天下大同色彩的朴素认知，包含着毛泽东维护华侨利益的思想自觉。

（一）抗日战争时期

从出席一大至抵达陕北这一阶段，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分工的需要，毛泽东较少关注华侨问题。1935年，日本通过制造一系列事端，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抗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抗日讨蒋的主要任务和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并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为了使党的策略和决议在群众中得到拥护与执行，进而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指示信确定了七个具体方面，其三就是“把总的抗日讨蒋的纲领与各地各阶级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指示信特别提出要灵活利用日本驱逐华侨回国事件，启发群众斗争的情绪和勇气。与群众生活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与群众利益联系起来。指示信关注日本驱侨事件，也是考虑到驱侨事件对华侨利益的危害。12月25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对海外华侨的宣告中，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阐明了中共的护侨政策，国内要彻底铲除国民党政府损害华侨的各种政策，施行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国外要努力维护华侨权益，尤其是对于被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庇护的权利”。《决议》中的护侨政策，也体现了毛泽东维护华侨利益的思想。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内倡建联合政府的战略中积极维护华侨利益。1939年9月8日，毛泽东结合参政会以往工作和当时时局，从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党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意见，其中财政方面建议彻底实行战时财政政策，对涉及到的华侨利益要加以保护，“国家的金公债，必须在海外侨胞国内银行界中广为劝募，并给以确实基金的保障，与国内投资的便利。”抗日战争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历史关头，面对当时中国外部仍有日本侵略、内部有国民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民主改革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了两种不同路线的斗争和人民革命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之下，提出适当且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其中关于华侨的部分，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在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得到了贯彻，“外交部及驻外使节，应积极保护华侨利益”。以此理念为指导，《草案》还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如何保护华侨利益，如为想回国的华侨提供往返便利，为回国后的困难华侨提供帮助等。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中，共产党维护华侨利益的主张经修改完善后成为纲领的“侨务”部分，其中对如何维护华侨利益作了明文规定，如协助、救助、救济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和平建国纲领》被破坏之前，广大华侨尚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希望，那么《和平建国纲领》被破坏之后，更多华侨则开始转向拥护与支持共产党，因为广大华侨切实感受到了中共维护华侨利益的一贯主张。

（二）解放战争时期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为争取广大华侨对共产党的拥护与支持，毛泽东依旧把维护华侨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重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的战略优势愈加凸显，一些错误观念如“左”倾关门主义开始出现。比较典型的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将来由谁“坐江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一些地方尤其是乡村，出现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种错误认识加以批评并指出，不仅乡村不是单独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而且“在全国，是工人，农民……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5名华侨代表出席体现了华侨是新政协的组成部分。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政协全体代表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司徒美堂提出“便利侨汇”意见，“为大会所接纳，写进共同纲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维护华侨利益仍是毛泽东处理侨务的基本原则，如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把华侨的土地和房屋列为特殊土地问题，要求在维护华侨利益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灵活处理，“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纲领的基本诉求，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标志。对于广大华侨来说，联合专政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参与政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进而保证参政议政的权利。这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维护华侨利益采取的重要原则。

在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针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诉求相矛盾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的终结构想，“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加强抗日工作，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参会人员中要有华侨代表，经综合考虑地区、人口、团体及交通等条件，在代表名额分配上，最终确定“华侨10人”。后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举行，但体现了毛泽东对华侨政治地位的关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主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面对可能出现的和平局势与民主进程，毛泽东呼吁包括华侨在内的各界代表人物与中共一道，推动联合政府的建设。如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回复司徒美堂的信中，对其反对内战、力争民主的言论不胜钦佩，向其说明中共代表团已到达重庆准备出席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阐明中共的主张是停止一切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呼吁以司徒美堂为首的致公党及全美侨胞，与中共一道共谋祖国的和平、团结、统一与建设，“尚祈贵党与全美侨胞，一致主张，促其实现。”

解放战争爆发后，一方面，随着国民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华侨参政议政的愿望化为泡影；另一方面，随着共产党战场优势的日益凸显，加之一贯主张的政治民主化，又让广大华侨重燃了参政议政的希望。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节的23个口号，其中之五就是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号召发出后，广大华侨积极响应，纷纷致电毛泽东及中共，表示支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复电中高度赞赏广大华侨的政治热情，希望华侨努力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建言献策，如在“陈嘉庚先生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的复电中，毛泽东期待与侨领、侨胞就政协会议及时沟通意见，以利于大会成功召开，“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为切实维护华侨参政议政的权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各种措施确保华侨代表参与政协会议。五一号召发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沪局、港分局发出指示，共同拟定应邀党外人士名单。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邀请民主人士北上给香港分局等的指示》中，对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及其北上有明确指示，“海外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望汉年、连贯速依胡愈之建议打通与陈的联系，设法接其北来）。”为表诚意，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分别再次致电司徒美堂、陈嘉庚，表明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正如毛泽东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宣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重大转变和中国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亦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明确革命对象，始终视华侨为同盟者

明确身份属性、重视华侨的同盟作用，维护华侨利益、争取华侨的拥护与支持，只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共同的朋友”的问题，而要取得革命的成功，还必须解决“共同的敌人”的问题。只有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才能带领同盟者与之共同斗争。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言，共同的敌人亦即革命的对象先后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抗日战争时期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诸多社会矛盾，而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频频侵略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言，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包括华侨在内的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为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领队辜俊英的纪念手册题词中，呼吁全体华侨团结起来共同抗战，明确表示“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使是发生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国共冲突，毛泽东依旧认为当时革命的首要敌人还是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司徒美堂为代表的全美洲侨胞复电中，对美洲华侨关怀祖国、呼吁团结的主张表示敬佩，直言皖南事变对国共关系带来严重冲击，让国共合作遭遇重大危机，尽管如此，中共仍将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力量、坚持全民抗战，并指出中国决不能同时进行对外对内两场战争，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反共计划、驱逐亲日派，只有“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在毛泽东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不仅与被侵略国家和地区存在直接矛盾，而且与被侵略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国家也发生了间接冲突。身在中国之外的被侵略国家和地区、乃至被侵略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国家的华侨，与住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有利于在中国之外建立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提出通过加强华侨工作，争取与印度、缅甸、越南、暹罗、菲律宾等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联系，“使他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两个文件。《宣言》认为整个世界可以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个阵营，并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具体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调动华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反对一部分人挑拨离间、加强各地华侨同胞内部团结的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指示》提出以团结全体华侨为基本方针，大力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特别是在广大南洋地区，要争取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努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指示》明确指出，对于国内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南洋各民族来说，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二）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日本帝国主义转变为国民党反动政府。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指出蒋介石政府、美国帝国主义取代汪精卫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由于采取了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强化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加快了中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步伐，“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1947年10月10日，在双十协定签订两周年之际，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项就是联合包括各地华侨在内的广大被压迫阶级，组建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双十宣言中，中共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理论上而言，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把蒋介石政府及其支持者美国视为革命的对象并不难。但问题在于，蒋介石作为同盟者、美国作为同盟国，毕竟作为曾经的盟友反对过共同的敌人，现在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那么，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朋友圈到底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是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困惑。对此，毛泽东做了详细解释。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如果从表面上来看，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因为缺少了蒋介石政府和美国，好像是缩小了。实际上，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蒋介石政府发动反人民的大规模国内战争以及向美国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蒋介石政府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反动统治集团，美国已经成为侵害掠夺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当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国帝国主义的罪恶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当中国人民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从敌友关系来看，既然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美国帝国主义侵害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也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朋友，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而“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就是说，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解放战争阶段必须打倒的对象。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侨务工作，有许多侨务论述与探索。本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视角，对此进行了简要分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侨务的理论论述和探索，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关于侨务的论述阐释，对于进一步维护海外侨胞的切身利益、发挥海外侨胞的同盟作用，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摘自：杜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侨务论述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