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报告中提出来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概念，将中国的特殊经验与世界的普遍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给纷乱变化的世界提供了一条理解自身的路径，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和主要理念，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界从方方面面探讨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应当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指导。本文旨在从华侨华人研究视野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本文首先简单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接着分析作为一个群体的华侨华人之特性，然后指出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最后提醒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华侨华人需要注意的两个倾向。

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近五百年以来的世界，一直是西方国家“独领风骚”。西方国家的历史分期，成了世界史的分期。西方国家的个别经验，变成整体人类社会应当追随的普遍性榜样：完全实现这个样板的，被称为“现代国家”、“发达国家”甚至是“后现代国家”；按照这个样板发展但还没有达标的，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而那些没有按照这个样板、不愿或不能实现这个样板的，则被称为“欠发达国家”。由西方国家实践并被西方界定的“现代”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成为一套意识形态标准，那些同样处在现代时段的国家和民族，因为不符合这套意识形态标准，甚至都被冠以“前现代”、“欠发展”、“不发达”，甚至是“失败”和“流氓”国家。

但是，随着近年来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因为西方国家出现了新的内忧外困，整个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各国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有的自信爆棚，主张与西方割裂，有的自悲自怜，唯西方马首是瞻，但更多的是深陷迷惑而无所适从。此时此刻，“中国式现代化”横空出世，成为我们和世人理解自身和定位自身的一副清醒剂。正如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在二十大报告中出现了11次，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历史总结和提炼，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指导。对学术研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提醒我们应当跳出近500年来被西方圈定的历史，从更宽广的范围、更长久的时段和更多元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现代化。二十大报告还清晰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上述五大特征，每一条都突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特别是在与西方的比较背景下。本文想特别强调最后一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如果与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扩张”、“殖民”与“战争”相比，中国截然相反地形成“和平发展”的图景。被西方称为“地理大发现”并以此标志西方（也包括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与麦哲伦环海航行，让西方发现了香料、土地、资源、人力资本，随之是整个世界被迫向西方提供土地、提供香料、提供黑奴和苦力，广大的亚非拉逐步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让英国变成了“日不落帝国”。如果对比早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郑和下西洋，中国并没有给被发现的新世界带来血雨腥风，更没有殖民、没有战争，尽管郑和船队的整体实力和航海技术远高于哥伦布与麦哲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团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当今中国，更是自古以来中国外交行为的一种描述。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只是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给别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和新选择，它本身就是全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至世界整体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被称为是“惠及世界的现代化”。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鲜明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普惠性”，他指出：“我们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

二、华侨华人的独特性质

在“惠及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华侨华人是一个作用独特且最具代表性的群体。

历史上，随着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出现了中国人的大规模被迫跨国迁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契约华工，也被称为苦力。他们遍布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东南亚、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开采矿山、垦荒种植、修建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开采金矿，在美国、加拿大修建铁路等，为当地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贡献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华工苦力遭受各种磨难、多种歧视和重重困难，很多人都客死他乡，人们常说的美国“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人尸骨”就是这段历史的写照。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相继废除了公开贩卖非洲奴隶的制度，殖民地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此时大量的华工苦力（还有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动力）被迫加入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夸张地说，这群华工苦力在客观上支撑和延续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促进了住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这些华工也通过诸如银信汇款、各种捐赠等支持了家乡和祖国的发展，把当地的文化因素带回家乡，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在率先进入中国投资设厂、协助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向海外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此不加赘述。他们的这种独特贡献，助推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各种商品，让全世界人民都体验到了现代化的生活便利。就此而言，华侨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同时也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推进了其所在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华侨华人显示出了“中华根性”、“在地性”和“跨国性”的独有特征。“中华根性”指的是他们无论身处何地，血脉中总有着中国人的特质，诸如敬祖爱乡、抱团互助、勤俭持家、尊师重教、落叶归根等等，遍布多国的旧时唐人街、现代中国城都体现了这种特性。“在地性”指的是他们也有入乡随俗和了解与学习当地的精神，有积极融入、落地生根和贡献当地的态度。“跨国性”指的是他们利用自己的“中华根性”和“在地性”的能力与特长，努力将中国与住在国联系起来，成为沟通中外的最好媒介。更进一步，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普及和便利，加之华侨华人善于流动的技能，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点一线，而是在两国间双向频繁流动，在多国多点间不断环流，不仅仅成为中外交流沟通的桥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和贡献者。

三、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指的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普遍发展，“中国式”强调的是这种普遍发展的中国方式和成就，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程。而华侨华人这个群体，正是具有中国和世界两种属性，实践这两种属性的互动，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新概念，理应成为研究华侨华人的新范式，它要求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视角。

第一，应当看到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结，注重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贡献。如上所言，华侨华人的“中华根性”深入家庭和血脉。之前的很多研究也都非常注重华侨华人的落叶归根、乡土情怀、家国感情等等。但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特别是现代国族的打造，华裔新生代的认同逐步本地化，他们与中国的联结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可喜的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各国各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很多已经疏离中国的本土华人也都开始寻找与中国的联系。笔者在调研中特别注意到不少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也都有了这样想法和举动。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与中国“脱钩”的思潮和政策，这对海外华人可能也会产生新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必须注重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的诸多有利资源和条件，诸如侨乡侨都、华侨农场、归侨侨眷等都可以促进这种联系，都应系统纳入华侨华人的研究视野。

第二，应当看到华侨华人对住在国现代化和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目前6000多万华侨华人，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住在国家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这也是当今现代国家和国族打造的潮流与结果，也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在看到华侨华人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同时，更要看到华侨华人对住在国的贡献。这种贡献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他们是推动和拓展住在国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力量。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华侨华人在参与和积极促成中外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华人落地生根，在当地谋生存求发展，遵纪守法，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公益活动和公共事务，这既是住在国国族打造的成果，也是华人生生不息的意愿和能力的体现，对住在国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华侨华人不仅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参与和见证了住在国的现代化历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和资源把这两种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把中国的特色带出去、将住在国的优势引回来，从而建构了超越中国与住在国界限的、也更为广泛的现代化普遍特征。这种贡献，是华侨华人独一无二的特色，无可替代，值得大书特书。

第三，应当看到中国侨务治理的世界贡献。尽管从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不算多，但从绝对数量和地理分布来看，华侨华人群体应是世界上人数较多的国际移民及其后裔群体之一了。早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大规模契约华工的出境，清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海外华侨的相关事务。之后的中华民国设立了专门的侨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侨务工作得到了更高的提升。目前，中央层面涉侨的机构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中国致公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这些机构在地方层面也都设有相应的下属机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机构调整，国务院侨办并入统战部，更是从战略层面加强了侨务工作。上述涉侨机构有分工有合作，共同管理、服务和协调涉侨事务，这从制度和政策上为华侨华人参与祖籍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扎根融入住在国、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等提供了保障。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开始设立中央层面的专门侨务机构，协调和管理侨民事务。一百多年来独具特色的中国侨务治理，非常值得从世界移民治理的视角进行重新定位和评价。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外兼修的视野，要求我们从事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具有全面、系统和平衡的视角。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祖籍地中国和生活所在国之间有一定的平衡，过分强调任何一地，都可能会失去对华侨华人这一群体的客观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个系统工程，正如其五大特征所显示的，现代化进程既涉及政治经济，也包含社会文化，既需要本土稳定，也兼顾世界和平，所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定要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野。当然，一篇文章、一本专著可以是一个问题的专项研究，但从整个研究问题来看，如果不注重这种系统性，只是一味追求“片面的深刻”，不但有碍于对华侨华人的整体性把握，甚至会得出以偏概全的不当结论。

四、余论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具有“中华根性”、“在地性”和“跨国性”的华侨华人，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完全可以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和理论指导。但这个范式需要国内和国外的平衡。针对目下的学术界，笔者特别提醒以下两点：

一是不能只突出中国的特殊性，要务必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看到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塑造。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华侨华人所能够提示我们的，我们并非孤立地存在，无论我们被迫闭关锁国、主动自主限关，还是诚心拥抱世界，我们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二是我们也不能只突出和强调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还要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给华侨华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客观恰当地把握好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住在国的现代化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惠及华侨华人、惠及华侨华人所在国。惠及全世界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

（摘自：张振江：《“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