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俄罗斯华文学校发展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华文学校是华文教育的最主要载体，是海外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对于促进文化认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华文教育要解决的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好中华文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任务是要解决别人为什么要听、如何让更多的人想听中国故事的问题，即异文化在当地嵌入、融合以及被认同的问题。由于俄罗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其移民政策是具有“指向性”地吸引外国移民，即主要吸引母语为俄语的散居在国外的俄罗斯族人以及原独联体国家的公民。其他国家移民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移民并未形成在俄罗斯的大规模定居状态，而是多以周期性或临时性移居为主，大多从事商品贸易、零售、物流、旅游等行业。因此，俄罗斯的华文教育市场需求有限，导致供给侧发展缓慢，华文学校多以资源整合的方式融合嵌入当地社会以求发展。当地市场和法律制度环境构成了机会结构。“混合嵌入理论”认为，微观层面的移民个体和自身资源、中观层面的当地机会结构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社会的制度结构互动联系，形成一个动态模型。作为兼具自利性和社会性的华文学校，在俄罗斯的产生缘起和发展历程如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他们自身的经营状况如何？他们如何在特定的机会结构中与当地社会互动？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华文学校自身的经营发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国际传播以及对非传统移民国家华文学校经营模式的创新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有对俄罗斯中国移民的研究中，对历史、现状、政策和年度情况均有学者涉猎，但有关俄罗斯华文教育的研究几近空白。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有学者以历史变迁为脉络，对旅俄华侨百余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描述了旅俄华侨人口数量、文化程度、职业结构、生活状况等方面的变化，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旅俄华侨的特征；有学者对俄罗斯华侨华人社团与媒体进行了介绍；有学者在对俄罗斯莫斯科华商的田野调查中，总结出华商群体发展壮大主要依靠移民网络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受俄罗斯移民政策影响，中国移民具有极大的漂浮性和不确定性，但发展前景广阔；还有学者认为，因为俄罗斯的发展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持，而移民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俄罗斯要实现大国复兴，必须把移民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从区域性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远东地区的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仍有戒备和排斥，中国人需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改变当地社会对中国人的固有偏见。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组织撰写的年度《世界侨情报告》中，则按年度研析了俄罗斯华侨华人数量的变化、侨团、华文媒体、留学生、中资企业、俄罗斯国家政策等相关情况。但对于俄罗斯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尚无专题性研究，尤其是像在俄罗斯这样的非传统移民国家，异文化的传承传播所具有的特殊性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目前仅有的涉及俄罗斯华文教育的研究成果是姜丹、金疆对远东地区相关政策对华文教育影响的探讨，他们发现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中国东北的失业人员或较为贫穷的人群，在俄就业的领域多是建筑业、贸易和农业种植，为了让下一代能够延续母语和中国文化，在远东中国移民集聚地出现了“家教”“私人学校”。
另一方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已有多年积淀，众多专家学者对世界华文教育发展、区域华文教育发展以及华文教育本土化发展等均有涉猎，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有的学者对华文教育进行了定位并预测了发展趋势，认为低龄学生人数增加、华文学校功能进一步扩大、教学中的语言文字更加统一，以及华文教育社会化并逐步进入所在国主流教育系统，是21世纪初华文教育发展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华文教育从结构到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有的学者发现，学生结构从原来的华侨华人学生转变为华侨华人学生与非华侨华人学生并存，而且非华侨华人学生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学习形式也从线下转为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有的学者从组织生态圈及生态位理论视角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海外华文教育生态圈面临重组的挑战。从区域华文教育角度来看，有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中东欧6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对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推动人文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不少学者聚焦于欧洲的华文教育，如有的学者发现，英国华文教育工作者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欠缺，从教者具有消极职业体验。西班牙华文教育存在起步晚、发展快、资源分布不均等特点，当地华文教育也由传统的留根教育逐渐向帮助二代移民适应当地社会、提高群体竞争力的素质教育转型。中国移民最集中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华文教育的发展时间较长、模式相对成熟，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更为紧密。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华文教育研究而言，对俄罗斯华文学校、华文教育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同样，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不多见。如有学者在长期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劳务移民过程中，多从宏观状况、发展趋势及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中国劳务移民与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关系。或从中俄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劳务移民的作用。也有关于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学问题的研究。但从俄罗斯中国移民的视角研究母语传承传播的专题论述尚待拓展。
为丰富俄罗斯华文学校及华文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笔者自2021年7月至2022年5月，以线上专题研讨、逐一通话及线下一对一深度回访的形式，对13位俄罗斯高校汉语教学负责人、独立孔子课堂负责人、华文学校校长、俄罗斯华文媒体负责人、俄罗斯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等分别进行了两到三轮跟踪访谈，对俄罗斯华文学校、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特点与模式，俄罗斯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中国及中文的态度以及华文教育在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俄罗斯地广人稀，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成规模建制的华文学校也主要聚集于此。华文学校在俄罗斯仍处于发展期，规模都不大，没有相关协会或官方部门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专题研讨和个别访谈的形式收集原始数据。
二、俄罗斯中国新移民的发展及其对华文学校的影响
国际移民是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1年以上的特定人群。因中俄两国边境接壤，往返较为便利，从帝俄时代开始，就有边境地区的中国移民到俄罗斯经商和生活。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旅俄中国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程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冷却时期，人口国际流动有所停滞。90年代后，中俄人口流动开始逐渐升温，并呈现出中国人大规模跨国经商的现象。按照俄罗斯国家内务部统计标准，本文所探讨的新移民范畴包括除入籍俄罗斯的所有类型中国公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当地的机会结构与中国移民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中国移民向俄罗斯迁移的四个阶段性特点。
（一）华商群体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个体华商数量大幅度增长。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工业产品尤其是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而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时期，日常生活物品、轻工业产品极为丰富。一些嗅觉敏锐的华商抓住商机，开始从事中俄两国贸易，因此，这一时期华商数量大增。此时的第一代华商以个人或小团体为主，以经商赚钱为目的，并没有移民和定居的规划，以家庭尤其是带子女赴俄罗斯生活的华商并不多见，因此，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并不凸显。不过，2009年曾出现华商回国潮。这一方面是2009年6月，位于莫斯科东北部的切尔基佐夫市场关闭，使大批华商失去了在俄经商的“大本营”，华商纷纷撤离俄罗斯；另一方面是2009年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了多起民粹分子故意伤害亚洲人的事件，这使亚洲移民感到万分惊恐与不安，一些亚洲人选择了回国避险，这一年部分长居的华商从俄罗斯撤回中国。
（二）留学生与游客的增长
21世纪初，中国公民以留学生和游客身份入境俄罗斯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由于俄罗斯高等教育基础雄厚、留学费用较低、留学门槛低，尤其是俄罗斯政府看到了教育产业链带来的巨大商机，在2000年前后开始主动向中国推介自身的优质教育资源，因此，在2000年以后，中国学生赴俄留学人数快速增长。2013年，俄罗斯约有2.5万名中国留学生。2019年，各类中国留学生数量达到9.5万余人。此外，赴俄旅游人数也不断增长，如2019年，游客突破170万大关。当然，这两类迁移人口不可能带来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因此，虽然两国间的人员流量大，但留存率低，在俄罗斯华侨华人社会内部并未产生更多华文教育的需求。
（三）中资企业带动的人员增长
从2011年开始，中国赴俄人数呈迅速上升趋势。2009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元首莫斯科会晤联合声明》，批准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2009年9月，共同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确定了两国相互投资和地方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重点项目，明确了两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合作前景。2011年后，中资企业在俄罗斯发展迅猛，带动中国员工赴俄工作，并吸引大量留学生留俄工作，赴俄的中国公民人数呈快速上涨趋势，2011年成为入境俄罗斯中国公民数量增长的转折点。2013年入俄中国公民突破100万人，达到107.15万人，并连续三年超过100万人。2014年中国公民赴俄人数为112.5万人。根据两国领导人签署的合作协议，2016、2017年是“中俄媒体交流年”，带动和促进了两国人民交流的热情。2018年，中俄两国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两国各层面交往又呈现一个高潮。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也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的一年，在国家层面密切交往的大背景下，中国公民赴俄人数也首次突破200万大关。由于中资企业的入驻，带去了大量外派人员和随行家属，这一时期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出现了增长，华文学校也在这一阶段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为中资企业开办分校的情况。
（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口流动锐减
2020年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人口流动被按下“暂停键”，各国除必要的经贸往来外，人员流动数量呈断崖式下降。2020年，中国公民实际在俄登记注册人数为21.8万，比2019年下降了90.58%。2021年登记注册入境人数仅约15万人，有长期居留的中国公民仅3351人，工作签入境的人数为8.73万人。2022年前9个月，登记注册长期居留的中国公民仅有2224人，工作签为8.1万人。疫情是导致在俄各类中国公民人数锐减的主要因素。迁移人口基数的大幅缩小，同时也导致了华文学校生源的萎缩。
综上可见，华文学校的发展变迁与俄罗斯中国移民数量和类别有密切关系。2011年后中国移民数量的猛增以及类别的变化，导致出现了对华文学校的强烈需求，华文学校应运而生，开始多元发展。
三、俄罗斯华文学校生存发展进路
华文学校作为华商企业的一种类型，兼具盈利性和公益性双层属性，它既是需要通过企业家在机会结构中运营的经济主体，也具有文化传承和传播、服务本族裔的功能。受当地政策环境和中国移民群体规模的影响，俄罗斯华文学校萌芽较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办华文学校的现象多集中于2009年左右，萌发于中国移民家庭对中文学习的需求，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国移民子女。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俄罗斯中国家庭子女数量的“天花板”过低，中国移民子女生源增长速度缓慢；另一方面，随着中文热在俄罗斯的兴起，华文学校开始招收部分俄罗斯当地学生，以扩大生源，增加收入。
俄罗斯华文学校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似之处在于，初始阶段主要为华人社团办校和个人办校。为了在制度环境并不理想的俄罗斯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华文学校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独特的、适应当地经济政治环境的发展模式，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从供给需求的角度，学校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中国移民聚集的大城市；二是从适应性角度，学校积极推动教师、教材、生源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三是从运营模式与机会结构互动的角度，学校具有创新整合资源的特点，如寻求与当地中资企业合作、与国内教育集团联合办学、修炼内功开发特色课程以及华丽转身为独立孔子课堂等模式。
（一）教学元素的多元构建
1.教师多元化以应对师资不足的困扰
在俄罗斯出现华文学校之初，华文教师普遍为具有在当地留学或工作经历的、有教育背景的人士。这与其他国家绝大多数华文学校相同，以华裔子女为教学对象，以传承和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为主要目的。然而，随着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对预期收益的看好，华文学校的服务对象开始出现多元化，除了华裔青少年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生加入中文学习的队伍。当然，这其中既有主观推广因素，也有客观需求增加的因素。尤其是在对中国文化认可度高、受益于中国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如圣彼得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游客的贡献，更多当地人意识到与中国产生交集后，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益处，于是有更大动力和期待愿意与中国发生链接，而掌握中文是最基础的技能。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当地家长愿意为后代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创造条件，送子女到华文学校学习。而一些华文学校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需求，开始培养和吸收俄罗斯教师作为补充，来满足非中国学生学习中文的需求，因此出现了华文教师的多元化。如创校于2012年的圣彼得堡圣唐国际中文学校，由于生源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生，于是学校因势利导，把教师备选群体由中国教师拓展到本土俄籍教师，目前学校共有26名教师，其中俄罗斯本土教师就有6名。学校还聘任了俄籍副校长负责本土化教学与运营，主动嵌入当地社会，实现教学主体间融合。
2.教材多元化以满足差异性需求
俄罗斯的华文学校在教材选择上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学校对教材的选择主要考虑因素是学员的需求。在俄罗斯华文学校中学员需求大致分为三类：与中国教育接轨的需求、当地升学考试的需求和兴趣爱好需求。第一类是中国移民的子女群体，尤其是在俄罗斯暂读一段时间，后期仍要回中国继续完成学业或考学的学生，对教材和学习内容的要求是与中国教育系统衔接。因此，针对这部分学生，学校主要选择与国内同步的人教版教材。如在俄罗斯国际中文学校中，有120多名中国籍学生，“由于很多孩子并不想在俄罗斯久居，只是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来俄罗斯读几年，他们之后还要回中国继续读书。”因此，该校使用的教材基本是人教版的教材，以便与国内教学体系相衔接。第二类学员中有一部分为非中文母语学生，尤其是即将升入大学的俄罗斯学生，他们对中文学习的需求是升学考试和口语练习。针对这部分需求，一些学校会根据学生的中文水平选择其他中文教材或者自编教材。如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针对中俄混血儿童和俄罗斯本地学生自创翻译课程，培养双语人才。该校的创始人曾是中国大学翻译系教师，为了吸引更多生源，从2019年开始，创始人发挥自身特长，开设了独具特色的翻译课程，开创性、本土化、适龄化地将国内大学翻译课加以改造，并融入到华文学校教学过程中，创造性自主编写了翻译课学习材料，以提高学生的中俄双语理解能力、两种语言的转换能力和汉语表达能力，使该门课程成为学校的主打品牌。圣彼得堡圣唐国际中文学校针对外籍教师的特点和学员需求，自行开发本土化教材。根据海外教学团队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结合本土文化特点，依托唐山东方学校集团的后备保障，学校对现有教材进行本土化、实用性创新改造，以适应低龄儿童、成年学员和老年学员的不同需求。2021年，学校进行了课程体系创新，以戏剧课程为总纲，让学生把学习成果以戏剧的形式表演出来；此外，还通过古诗词双语教学方式开展国学推广，形成了独特的教材教学体系。
3.吸引多维度生源保证运营与发展
俄罗斯华文学校的出现源于中国移民子女对中文学习的需求。由于俄罗斯中国移民基数不大，华文学校也没有蓬勃发展。但最近十年来，随着俄罗斯中文热的兴起，在华文学校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家庭子女和俄罗斯学生，年龄段逐渐拉长，地域也逐渐扩宽。如俄罗斯国际中文学校中，有40余名俄罗斯儿童和成人学员。圣彼得堡圣唐国际中文学校的生源从小学阶段为主扩展到下至3岁幼儿、上至60岁老人的年龄段。从2015年开始，该校学区和学员人数迅速增长，截至2022年5月，学校累计为5000多名学员提供了中文培训服务。目前，学校已从两间教室拓展为三个校区，总校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辐射市中心及周边地区；二号分校位于圣彼得堡东南部库德洛瓦区，辐射全区及周边地区；三号分校设在圣彼得堡北部卡林斯基区。目前，学校提供的中文课程覆盖了全年龄段、全品类，包括幼儿汉语、少儿汉语、青少年汉语、成人汉语、HSK考级、汉语高考、商务汉语培训、企业培训、远程汉语教学等课程，以及中俄双向留学、夏冬令营、短期留学项目及长期留学项目等服务。此外，各个华文学校生源地域范围也呈现出多元拓展趋势。疫情之前，线下课程的辐射范围主要是学校周围20公里以内的学生，疫情期间由于线下课程受阻，学校纷纷将课堂转移至线上，从而使生源覆盖面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学生可以跨地域、跨时区进行学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及时调整教学方式，第一时间使用钉钉在线上授课，开始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路线。云端授课的便利性，使学校吸引了俄罗斯其他城市、甚至加拿大的学生参加网络学习，出现了疫情期间学员人数不减反增的效果，学员数量增幅约15%，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二）运营模式从寻求自我成长向整合资源转化
俄罗斯华文学校的运营模式与俄罗斯中国移民多元结构的趋势十分吻合。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包括小商贩、小企业老板、劳工、留学生、中资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呈现出多元结构。华文学校是移民需求驱动的产物，自然会随着移民类型和层次的变化进行经营模式的调整，从而发展出基于族裔网络资源的多元运营模式。
1.基于族裔网络整合族裔资源
运营模式的不同主要取决于运营管理者的经验、观念和社会网络。俄罗斯国际中文学校的创始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俄罗斯学习生活时间较长，自身在当地华人社会的资源较为丰富，从业经验较为丰富。他们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整合带有“中国”属性的资源维护学校的运营发展。该校属于同期成立的俄罗斯中华文化教育促进会，采取了社团与侨校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因为创始人的学术背景，他们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使命感，不仅希望帮助在俄生活的中国移民后代学好中文，“通过孩子来潜移默化地帮助家长提高素质和融入当地的能力”，而且一直致力于注重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帮助学生成为优秀的国际公民”。该校最大的办学特点是与当地中资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整合资源，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势，是该校生存和发展的策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量中资企业如航空公司、各大银行、能源公司、汽车公司、建筑公司、华为、中兴、阿里巴巴、滴滴等大型公司出海落地俄罗斯，并派出众多中国员工。中文教育成为随员子女的刚需。因此，学校精准抓住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通过人脉网络与中资企业建立合作，为中资企业专门开设两个校区，如格林伍德校区（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和华为校区，解决了中资企业外派员工子女补习中文的难题。当然，学校发展仍面临挑战，该校王校长表示，“由于俄罗斯不像欧洲移民国家有特赦政策，常驻的中国人基数十分有限，子女数量就更少，我们学校200名左右学员的规模就算大的了，但还比不上欧洲国家华文学校的一个零头。”“即使使出浑身解数，找最好的老师，用最好的教材，人就那么多，怎么发展？”王校长对华文学校发展的瓶颈做了分析。从商业运营角度来看，如果只招收中国移民子女来维持学校的发展，并不是俄罗斯华文学校未来发展最好的路径，广开生源才能够看到生机。
在资源整合的道路上，俄罗斯华文学校并非一帆风顺。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校长李女士认为个体经营存在着普遍困境，“我们是土里刨食、无依无靠”，作为个体经营者，与国家官方资源距离太远，是华文学校发展的一大瓶颈。让李校长尤为感慨的是，“因为没有HSK考试考点资格，我们流失了很多俄罗斯学生”，“如果能争取到HSK考试考点资格，我相信学校会办得更好。”
2.双向构建中国国内与俄罗斯当地资源体系
圣彼得堡圣唐国际中文学校的王校长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俄罗斯有过留学经历的华校运营管理者。他在学校运营方面，全面整合所有可得资源，包括中国国内与俄罗斯当地资源，并运用新科技手段和创新模式运营学校。该校建校之初是几位留学生因为看好圣彼得堡华文教育市场，开启了懵懵懂懂的“单打独斗”式创业生涯。在经历了师资不稳、资源不足的艰苦阶段后，学校开始进入整合国内资源的转型尝试。该校灵活选择融入国内教育集团，获得国内的支持。从2015年开始，作为中国唐山东方学校圣彼得堡分校，圣彼得堡圣唐国际中文学校在教学场地、中俄师资招聘、生源招募、课程教学、游学研学、中俄留学等方面得到了集团母公司的持续支持。学校还依托总部集团成立圣唐汉语实验室，开设小语种班、建立大学“直通车”；通过智慧黑板，与国内课堂连接，学生可以线上观看国内教学活动的直播，让他们拥有母语环境的课堂体验。这种从国内嫁接资源的选择，助推了学校发展进入快车道。有了集团的助力，该校开始不断拓展当地业务范围，整合当地教育资源。学校先后与圣彼得堡9所高校、3所中学、1所幼儿园建立起合作关系，如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等，为其提供中文课程及教学服务。资源整合具有双向互利性，通过该校，唐山东方学校集团总部也成功开拓了海外市场，与多所俄罗斯友好学校建立并保持定期互访交流、研学游学、学生交换等国际合作，唐山东方学校成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等10所俄罗斯大学的优秀生源基地，唐山东方学校还被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正式授予“普希金俄语中心”称号，成为河北省首家集俄语课程和俄语等级考试为一体的俄罗斯国家考试中心。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也在唐山东方学校落地俄语预科班。通过海内外联动，双向支撑、相互赋能的合作模式，该校探索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又一创新举措。
圣彼得堡私立补充教育“孔子”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独立孔子课堂通过全面资源整合实现了另一种发展模式。该校是一个从华文学校转型而来的独立孔子课堂。最初的华文学校创建于2001年，是俄罗斯历史上首个华侨创办、华侨经营管理的华文学校。2007年该校与中国国家汉办签订了合作协议，转型为独立孔子课堂，成为当时全球1193个孔子课堂之一。学校同时整合了当地政府资源，取得了俄罗斯当地的法人资质，并取得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永久教育许可证”。由于发展势头良好、成绩显著，2016年，该校被评选为全球5所“先进孔子课堂”之一；2017年，又被评选为国务院侨办“华文示范学校”，在推进汉语教育走入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走出一条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整合国内官方资源和当地教育资源的新模式。
3.整合新媒体资源形塑品牌
俄罗斯华文学校在品牌打造的方式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莫斯科的华文学校普遍以口碑传播为主，“出于对经营安全的考虑”，他们并不愿在传统媒体或自媒体上打广告、做宣传，而是通过与使领馆、社团联合开展文体活动，在华人圈中提高知名度打造品牌形象。如俄罗斯国际中文学校的管理者“为了保证学校安全运营”，并未在媒体上做任何宣传，只是通过口碑相传的方式招收学员。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也采取了相同策略，通过“口口相传、相互介绍”来招引生源。而圣彼得堡的华文学校则会更加积极地借助自媒体、通过各类活动在当地社会扩大知名度，在当地社会具有更深的嵌入性。圣唐国际中文学校非常注重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凭借创始人年轻化、高学历、本土化等优势，学校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一方面，注重在中外媒体中出镜，通过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搜狐网、知乎国际学校在线、学校官网、母公司官网、环球渤海新闻网以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中俄媒体，充分报道创始人的创业故事、圣唐国际中文学校的优势、唐山东方学校的办学成果等，知名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善用新媒体扩大知名度。在疫情期间，学校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活跃于Instagram、Vkontakte、YouTube等新媒体社交平台，组织大型线上活动，通过学生录制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学习成果、展示获奖奖品、征集点赞和投票，在当地社会赢得了很高的曝光度。其中一名在圣唐国际中文学校学习三年多、拥有三四百万粉丝的天才童星分享了她的中文学习经历，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圣唐国际中文学校，了解中文和中华文化。此外，学校提供公益性学习交流平台，专门举办了一个免费的交流平台——汉语俱乐部。俱乐部面向所有圣彼得堡汉语爱好者，每周组织汉语知识学习、探讨两国文化、一起包饺子，参加者口口相传，吸引了更多人来俱乐部体验中国文化，学校的人气得到不断提升。
综上，俄罗斯华文学校根据对俄罗斯华文教育市场的判断，借助国家政策，通过对教学元素的多元化构建，资源的多层次整合，深度嵌入当地的机会结构，在企业运营与文化传承传播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新发展模式，为非传统移民国家华文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当然，由于获取华文学校样本数量有限，对未来华文学校发展趋势的判断、对中华文化在俄罗斯传承传播的效果等课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摘自：王祎：《21世纪以来俄罗斯华文学校发展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