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移民的数量在过去数十年间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的统计，国际移民数量从1960年的7200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2.81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6%。其中，1.57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达国家，占全部国际移民数量的56%；1.23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占总量的44%。国际移民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移民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迁移运动剧烈影响。国际移民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以及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同时，随着出入境政策的变化、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贸易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2020年，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已经达到了775万人，是世界上第五大移民输出地，各个大洲均分布有从中国迁出的国际移民。
中国人的国际迁移古已有之，最早记载的与国际移民相关的事件可以追溯到秦朝的“徐福东渡”。在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海外移民的记录散见于历史文献之中。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公元7世纪唐朝时期玄奘西行取经以及公元15世纪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都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在人口迁移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中国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历史上持续的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始于明朝。迄今为止，学界已经较为清晰地将中国的大规模国际移民分为三到四个阶段或三次发展高潮。但是，由于国际移民统计口径的问题以及数据缺乏的原因，在已有文献中，尚未有研究对中国国际移民的数量变化及其地区分布进行详尽考察。本文将利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组织发布的数据，对1960—2020年60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的变迁进行梳理，并分析概括不同阶段中国国际移民的空间特点及发展态势。
一、国际移民的概念和数据
在国际层面上，国际移民并没有普适性的定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国际移民定义为“任何改变其通常居住国的人”，通常居住国是指一个人生活或日常居住的国家。为旅游、度假、商务、医疗或者宗教目的的临时出国并不意味着通常居住地的改变。联合国将国际移民分为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如果国际移民改变其常住地至少一年以上，就被定义为长期国际移民；而改变常住地3个月以上但不满一年者，则被定义为短期移民。
在人口迁移研究中，国际迁移的水平和趋势目前是通过移民存量（migrant stock）和移民流量（migrant flow）来衡量的。其中，移民存量指的是某一特定时间点出现在某一国家内的曾经改变其通常居住国的国际移民总数，是一种静态的指标；移民流量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移入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immigrants）或者是离开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emigrants），是一种动态的测量方法，可能包括在给定时期内多次跨越国境线的移民。国际移民存量和流量数据对于分析国际移民的水平和趋势都非常重要，移民存量侧重于记录国际迁移的累积影响，移民流量则记录了特定时间段内的迁移行为，因而更能够反映国际移民的最新情况。但移民流量统计口径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因此，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移民存量数据来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移民的迁移模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Database）。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使用了1000多套国家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数据，来计算和估计1960—2000年间每十年世界各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共包括5轮数据，并构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原籍地—目的地232*232迁移矩阵，该矩阵包括主要国家、领地和属地，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国际移民在不同年份下目的地的时空变化。此外，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国际移民的近况，本文还使用了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迁移存量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Database），并选取2010年、2020年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进行补充。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同样进行了多轮统计，初始轮次统计从1990年开始。因其同样对迁移存量的总量进行了计算，且使用相同的口径，并且时效性更强，因此，可作为2000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延续。
二、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本文针对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分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变化，以反映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变化的原因；第二部分将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同全球国际移民存量进行对比，将中国国际移民纳入全球国际移民的框架下来考量，以分析中国国际移民相对存量的变化趋势。
（一）绝对存量的变化
本研究通过将7轮数据进行衔接，描绘了1960—2020年共60年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发展变迁。60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变化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双重影响。这段时期内，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变化主要是由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外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决定的，时间上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为界。其中，第一阶段为1960—198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缓慢下降，从1960年的318万人下降到1980年的219万人，20年间下降了近100万人；第二阶段为1980—2020年，从1980年开始，移民的绝对存量开始反弹，并且持续上升，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775万人，40年间绝对存量增加了约2.5倍。因此，1960—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变化呈现出J型曲线特征（见图1），拐点发生在1980年。
1.绝对存量逐渐减少阶段（1960—1980年）
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经历了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196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存量为318万，此后十年，中国国际移民数量下降了12%，1970年，分布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国际移民数量为280万。1970—1980年，中国国际移民经历了下降幅度最大、下降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移民的绝对存量下降了22%，到1980年时，中国国际移民只有219万人。
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数量的下降是由国内外因素共同造成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复杂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为了稳固新生政权，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关门搞建设。因此，从1949年开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公民较少迁往海外。尽管在1958年8月，公安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私事出入国管理工作的规定》，第一次对普通公民出入境事宜进行了规范，但是从1959年开始，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公民基本的迁移自由权利难以得到保证。中国公民的出入境事宜实际上处于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的审批时间、甚至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的阶段。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公民向海外迁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同时，在当时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加上部分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防范，致使一些国家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移民，并相继对本国华人社会采取或激进或缓和的同化政策。以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伦国内安全法》，以防范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该法案规定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成员禁止进入美国，并对国际移民实施了苛刻的限制。再比如，在亚洲，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印度尼西亚多次发生排华事件，大量当地的中国移民不得不返回国内或者前往其他国家。因此，内外部的双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逐渐下降。
2.绝对存量迅速上升阶段（1980—2020年）
从1980年开始，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发展态势出现逆转，从原来的下降态势转为上升趋势，并且呈现出加速的过程。1980—199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出现小幅回升，10年间增长了5%，从219万回升至230万。此后，移民数量呈现迅速发展态势。1990—2000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上涨了近50%，10年就增加到了343万。这也使得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在进入21世纪时，已经超过了1960年318万的高点。2000—201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增加了近300万人，增长81%。这10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上升速度是所有10年期中最快的。而2010—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再次增长约150万人。截至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已经达到了775万。
1980年之后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增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出入境政策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国际移民形势从先前的基本停滞状态向市场化的自由迁移方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和交往迅速增多，并且逐渐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同时，媒体信息的发展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人有了了解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跨国就业的机会。1978年后，公民因私出境迅猛增长，掀起了持久不衰的出国考察、留学、探亲、就业、旅游的热潮。
从出入境政策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公民的出入境管理工作逐步恢复正常。1982年7月，公安部着手起草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在起草过程中借鉴了外国的移民法，参考了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经过反复修改、审议，1985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1986年12月26日，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又联合公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对中国公民出入境活动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两部法律法规的出台，使中国公民出国有法可依，并逐渐放宽了对公民出境的管控，为中国国际移民的大规模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7年，中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对公民申请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提供了法律保证。2013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以往的出入境管理法规进行了整合，使得中国出入境管理进一步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而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公民办理出入国境证件的手续得到了进一步简化，同时取消了流动人口异地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限制，推动了中国公民出国便利化。
除法律法规之外，这一阶段也出台了一系列与国际移民相关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1978年，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制定了一系列加大派遣公费留学生的政策原则。1982年，确定了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派出1.5万名出国留学人员。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讲话后，中国逐步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后来发展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并沿用至今。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93年，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支持中国公民以自费的方式进行留学。1995年，中国正式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进一步优化了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和服务，通过法治和经济手段推动了资助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出国留学人员规模的扩大。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人们出国留学的需求继续增长，2002年，教育部也对出国留学的手续进行简化，取消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高等教育培养费”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以及中国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持续上升。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年度数量已达70.35万人。
此外，这一时期部分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移民政策的调整，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国际移民数量的上升。以全球国际移民最主要的流入地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放宽移民限制的法案，包括1980年的《新难民法》、1990年的《新移民法》，大幅增加了可以合法移民美国的人数，并出台了便于特定群体入境美国从事专门工作的规定，主要的受惠群体也集中在来自亚洲、拉美地区的国际移民。再如，在亚洲国家中，作为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之一，韩国的移民政策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91年，韩国制定了《外国人产业技术研修制度》，旨在引进外国移民，为韩国国内缺乏人力的企业提供劳动力；2004年，韩国再次更新国际移民相关的法律，以《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度》代替以往的研修制度，进一步规范了韩国引进外来劳工的政策，这也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国际移民。
（二）相对存量的变化
1960—2020年的60年间，全球国际移民的总体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将中国国际移民存量与世界国际移民存量进行对比，由此来考察中国国际移民相对存量的变化。
60年间，全球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从7274万人增长至2.81亿人，增加了超过2亿人，上升了285%。而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从318万增长至775万，增加了457万人，上升了144%。这也意味着，中国国际移民的增速相较全球国际移民整体而言是比较慢的。而在变动趋势上，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的存量在1.5%~4.5%的区间内波动，整体呈现出U型，但左右并不对称，左侧高于右侧（见图2）
1960年，中国国际移民占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为4.4%，这是所有统计年份中最高的。但如果我们将国际移民的变动情况纳入更长时间范围进行考量，这样的结果就不难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前，数次中国人迁移海外的大潮，使得世界各地有大量的中国移民。而1960—199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不断下降，这也同之前绝对存量的变化基本符合。到1990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只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1.7%。由于1980—1990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变化太小，因此，尽管绝对存量在这一时期有所上升，但不及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国国际移民相对存量呈下降态势。
从1990年开始，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迅速上升，2000年已经上升至占国际移民存量的2.1%，随后10年继续大幅上升，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2.8%。2010—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几乎无变化，一直保持在2.8%左右。
三、中国国际移民目的地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一）各大洲移民存量的变化
1960—2020年，各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1）。总体上，前往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国际移民数量先降后增。1960年，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为292万，这也是60年来的最高水平。随后，在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数量持续下降，这一趋势持续了30年左右。到1990年，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下降至131万。之后，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开始反弹，2020年，该数字回升至263万。
除亚洲外，其他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在60年间普遍呈上升趋势。其中，北美洲增加的人数最多，从1960年的14万左右增长至2020年的288万人左右，增加了约20倍。此外，其他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在1990年之前变化不大，1990年后各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基本都有明显的增长。其中，欧洲和大洋洲增长较快，分别从1960年的3万多人和2万多人增长至2020年的约124万人和80多万人。这两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变化虽然不及北美洲，但60年间其存量都增加了约38倍，是所有大洲中相对存量增长最多的两个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增长幅度较小，分别从1960年的2万多人和4.6万多人增长至2020年的近3.5万人和16万人左右。
（二）移民重心由亚洲转移到欧美地区
60年来，中国国际移民目的地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移民重心由亚洲向欧美地区转移，尤其是向北美洲转移（见图3）。从各大洲中国国际移民所占比例看，亚洲国家在1960年占据绝对优势，在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全世界中国国际移民总存量的90%以上，说明在过去数次移民大潮中，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流入了大量的中国移民。但是，从1960年开始，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从1960年的91%下降到1990年的57%。2020年，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比为33.9%。与之对比最为明显的是北美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占比的变化，这一比例从1960年的4.4%上升至2020年的37.2%；从2010年开始，北美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比便超过了亚洲，这也意味着21世纪后，北美洲已经成为中国国际移民最为主要的目的地。此外，欧洲和大洋洲的中国国际移民所占比例在60年间也上升较快，分别从1%和0.6%上升至16.0%和10.4%。而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占比例一直变化不大，两大洲所占的比例一直在1%左右徘徊。
从流入的国家来看，也能充分反映出中国国际移民的重心从亚洲向欧美国家转变的过程（见表2）。1960—1980年，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国际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1960年共有172万中国移民在印度尼西亚，占比高达50%；此后，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存量不断下降，其所占的比重也不断降低。在1960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亚洲国家占了9个。到1990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国际移民最为主要的目的地，美国境内有超过50万的中国移民。2020年，美国的中国移民存量高达218万人，占比接近30%。而在排名前十的中国国际移民目的地中，亚洲仅剩下日本、韩国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已经不在前十的行列。
（三）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目的地
1960—2020年，中国国际移民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到1980年后，开始发展到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年份中，部分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其持续时间不一。
在亚洲国家中，东南亚国家在地理上同中国接近，历史上的交往也相对较多，有成熟的华人社会网络，改革开放后经济贸易往来也十分密切，这些都为中国移民前往这些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长期是中国移民的主要流入地。此外，从2010年开始，孟加拉国的中国移民规模也进入了前十的位置。尽管孟加拉国仍然位于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但其在近些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在从最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对于大型基础设施的兴建和能源产业的发展有强烈的需求。中国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许多中国企业在孟加拉国进行投资生产，带动了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前往孟加拉国。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但时间都相对较短。1960年，马达加斯加为中国第十五大移民目的地；1960—1990年，巴西也名列中国移民目的地的前二十名之内。这些国家与中国距离遥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国际移民主要目的地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劳工贸易使得许多中国人前往这些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并留在了当地。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来自印尼的华人开始移民巴西，加上巴西为了平衡国内日本移民的数量，从1960年开始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引进移民，这些因素也使得1960—1980年间巴西的中国国际移民数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移民开始新的流动大潮，流入这些国家的移民占比也随之下降。而在2000年，毛里求斯也曾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毛里求斯的中国移民存量同巴西和马达加斯加一样，都受到了前期的中国移民大潮的影响。同时，在1970年后，毛里求斯政府开始建立出口加工区，早期迁移至毛里求斯的中国移民开办了一些毛纺织加工厂，吸引了许多中国工人到毛里求斯打工、经商。因而在2000年时，毛里求斯成为了中国国际移民排名前二十的目的地。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纺织工业开始逐渐集中于中国，因而在2010年和2020年的数据中，毛里求斯不再是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四、结语
1960—2020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转变，出入境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同时，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移民大潮愈发显现。国内外的双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国际移民在这60年间的时空变化。1960—1980年，世界各地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缓慢下降，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1980年后，中国国际移民的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到2020年，已经有超过700万的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各地学习、工作、生活、定居，主要分布在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国家。尽管中国国际移民占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在60年间呈现出U型的波动，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出国之一。根据中国国际移民变化的趋势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还将继续上升，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缩小，全球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上升速度可能会放缓，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还有可能下降。
中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在60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最主要的表现为从亚洲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转移。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际移民加速流向发达国家。而这种目的地上的变化背后实际蕴含着中国国际移民迁移机制的改变。本研究的数据不包含中国国际移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据，但从过往的研究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海外移民浪潮中，许多国际移民是因为明朝中后期到民国期间的土地内卷化以及在全球华人劳工贸易中被动的流出；而在改革开放后，移民的原因更加多元化，更多的中国人向外迁移是为追寻更好的工作机会或通过留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主动性国际迁移，内在的人口迁移机制发生了改变。
另外，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通过主动融入世界市场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政策的推进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展开，未来中国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移民流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然而，此类流向移民的内在机制及人力资本特点与当前流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又有所不同，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流，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总而言之，从过去60年中国国际移民的变迁中，我们已经发现许多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尚不能称为中国国际移民的转变，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仍然可能让中国国际移民的存量和目的地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本文对中国国际移民的发展阶段和来源地变化进行了总结，但目前的数据和资料还不足以支持我们对中国国际移民的内在发生机制、社会融入状况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要尽快开展针对国际移民领域的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研究，特别是针对一些重要国际移民目的地的分国别研究，以了解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各地的共性和特性。此外，要加强各国、各部门之间的研究成果共享，积极推动与国际移民相关的跨领域和跨学科研究。
（摘自：邱玉鼎、段成荣：《1960年以来中国国际移民的变迁——以移民存量与目的地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