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海外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海外华侨与祖国的关系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中，新马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大部分学者主要考察新马华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讨论主题涉及新马华侨与家乡、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以及对祖国抗战的贡献等。而学界对新马华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既有的研究，主要包括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新马华侨对八路军的援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新马华侨的侨务政策及统战等问题，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主要利用保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文报纸《总汇新报》，考察全面抗战初期（1939—1940 年）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转变。《总汇新报》创刊于1908 年，1946 年停刊，是战时新马华侨社会了解国内信息和舆论的重要渠道。本文之所以选择该时段，主要是基于此一时期的新马华侨对中国抗战各方力量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八路军的抗战行动及表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形象以及延安边区的治理三个方面入手，探讨抗战期间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及其转变，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新马华侨转变的原因及其对新马华侨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以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和海外华侨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一、对中共军队抗战能力的肯定和赞赏：“重要生力军”
抗战爆发前，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知之甚少，其认知也较为负面。全面抗战爆发到1940 年期间，新马华侨对中共军队的抗战角色予以正面肯定，将其视为“抗战生力军”。新马华侨对中共抗战军队的认知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包括初期对八路军的抗战能力的肯定，进而到对游击战的接受以及对中国抗战的讨论等。
（一）对“平型关大捷”以及中共军队抗战能力的肯定
新马华侨对中共军队的认知始于“平型关大捷”。由于中日双方实力悬殊等原因，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战屡遭失败。而在此抗战意志消沉之际，1937 年9 月25 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取得“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不仅给处于悲观的国人带来曙光，也给关注祖国抗战的新马华侨注入信心和希望，他们开始关注八路军这支陌生而神秘的力量及其战胜日军的原因。
1937 年10 月30 日，新加坡华文报纸《总汇新报》刊登《第八路军在晋北屡挫敌人》一文。在该文中，新马华侨认为“这一次我军在平型关大捷，博得全国同胞的欢迎”。平型关大捷引起华侨社会的热议。比如，一篇文章从侧面表达了其对八路军战胜日军能力的钦佩。文章反复强调，八路军战胜的日军是“‘支那通三鸟’之一的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精锐部队，是敌中之顽敌，寇中之强寇”。
在对八路军能力肯定的同时，新马华侨也关注八路军战胜日军的原因。一名曾到延安采访的华侨记者认为，“八路军是经过无穷困难训练有素的铁军”。在其一周的观察中，他认为，八路军战胜日军“很平常、很简单、很必然”。首先，八路军重视政治意识的培养，“除了普通民众的精神培养之外，对于政治问题、社会现状和群众心理，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讲话”；其次，八路军“游击战”具有独特作用，“游击战争可在敌人的后方，建立许多小根据地，来分散及削弱敌人的兵力”；第三，依靠群众是开展游击战的前提，“尽快组织和训练群众，才能取得胜利”；记者还目睹八路军动员群众的成效，他举例说，其曾随便询问一个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他就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值得敬佩和注意的”。
随着新马华侨对“游击战”了解的深入，华侨也逐渐认同“游击战”，并认为适合中国抗战的实际。其中，一名笔名“本中”的华侨发表时论认为，敌强我弱的现实决定了对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消耗战，而采用消耗战对中国抗战有利，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国力存在巨大差距，“敌人以其飞机大炮，向我方猛烈轰炸，日本五六十年之积累之军备侵我，而我仅以五六年之购置而已，若非持久消耗，何以取得最后之胜利？”因此，其认为八路军的游击作战办法可以解决中国抗战枪械不足的问题，“盖以八路军在敌腹地作游击战，与国军联络给养尤感困难，而枪械更不如敌人也”，其还特别赞赏八路军解决武器缺乏的办法，“枪械吾人虽缺乏，唯吾人有的是手段，是故大可以借助予敌人，以‘枪械’而得到枪械也”，此外，其认为“朱将军亦豪杰哉！则抗战胜利必属于我”。
“平型关大捷”后，新马华侨逐渐改变了战前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和偏见。他们对物资匮乏下八路军抗击日军的行动给予同情和赞赏，“八路军首先发出通电，反对日军的进攻，迅速出动参加抗战”；同时，八路军的生存状况让新马华侨印象深刻，“八路军士兵生活程度之廉，为全国军队之最”。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精神也得到华侨的同情和认可，“在半年当中，南京政府没有发足用的经费，使八路军处在物资困难条件之下，八路军依然顾全大局，克服了当前的困境”
（二）对“游击战”适用性的讨论及建议
新马华侨认可游击战还体现在其对游击战的讨论，并呼吁在正面战场运用。《总汇新报》经常刊登关于游击战的社论。其中，《楚公谈谈游击战》极具代表性，文章认为，除了军队运用“游击战”之外，更要组织和训练群众开展游击战，并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我们可动员这些群众，扰乱他们的后方，使他们疲于奔命，时间愈久，敌方会更困难”。
1938 年10 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历经实践检验的游击战日益显示出其牵制日军的有效性。游击战再次成为华侨热议的话题。1938 年12 月4 日，《总汇新报》刊登社论文章《游击战与政治》，文章从政治与抗战的关系角度，强调游击队及其战术的必要性。一方面，文章认为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国民政府需要强化民众与军队的关系。另一方面，文章指出民众素质的提高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一般民众爱国之心需要政府的培养才能成为力量，需要加以组织。”而“扩大游击队范围”是解决问题之道，“失陷地区逾广，游击队的需要也迫切。”对于建设游击队的办法，文章指出，“当局应加强游击队建设”，但需要政府开展“政治改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文章纠正了一些人对游击队的偏见，“许多人只看到了若干游击队游而不击，大谈其游击悲观论，而对于组织民众政治问题，则忽而不提，则未免奇怪了”。通过对游击战术的深入讨论，新马华侨社会对于抗日战场暂时失败也日趋清醒和客观，“失利是暂时的，我们的战略是消耗战，越把战争拖延下去，越对我们有利”。
新马华侨讨论的范围还从游击队战术扩展至后方工作的开展与建设上。1939 年1 月25 日刊登的《展开敌人后方工作》一文认为，“在敌人后方展开抗战工作，尤为必要”，并强调对抗战的重要性，“在失土地执行抗战任务，一则消灭敌人之势力，一则可以保存自己之势力”，文章以华北抗战为例，说明后方抗战的有效性，“以现状言，敌人蹂躏华北以后，至今已年余，强敌数次扫荡皆遭痛苦而退”，文章认为，“炎黄子孙之生路，只有抗战到底之一途，而军民关系绝不可分，吾人应军民凝成一整体”。
通过华文报刊的报道及华侨社会的讨论，八路军的正面形象逐渐在新马华侨中传播开来，其对八路军的认知也逐渐全面和清晰，特别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得到肯定。《总汇新报》刊登题为《华北战场的八路军：抗战主力军》一文即为明证。不仅如此，有些新马华侨还认为八路军的经验可以扩展至正面战场。例如，对于如何击退进攻广州日军的问题，新马华侨纷纷提出以游击战应对，其中，一名华侨发表社论，该文直言国民政府抗战失利的教训，“单靠目前现役军队去抵御是不够的”，文章指出“妇孺都明白非经人民的协助不可”，并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要采取行动，“只要政府令他们尽量组织起来，不要临时抱佛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其战术得到新马华侨的认可，新马华侨社会舆论也建议国民政府发动群众抵抗日军，但对中共充满偏见的国民政府而言，让其接受游击战是不可能之事。
二、对中共领导人的欣赏和钦佩：“军政奇才”
“平型关大捷”让新马华侨看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战绩。随之而来的，新马华侨开始关注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西安事变”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缺少正面了解。“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新马华侨对中共领导人的认知逐渐转向。中共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引起新马华侨的好奇和关注，包括外貌、性格到领导才能，再到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战略等。
（一）对毛泽东及其抗战贡献的钦佩
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一直是新马华侨关注的焦点。但由于缺少足够信息，新马华侨对毛泽东的认知极具传奇色彩。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调解，但不知何故，“髯长尺余”的周恩来“夜入西安城”却被误认为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这一形象也在新马华侨中广为传播。1937 年12 月30 日，《总汇新报》刊登《毛泽东髫年怪行》一文。文章认为，毛泽东先生“生平轶事，鲜为世知”，但其“久已名震寰宇，为我中华民族不易多得之军政人才”；文章谈及毛泽东的外貌与谈吐时认为，“毛先生实与常人无异，兼且面目慈祥，一种悲天悯人之思想，充分表现于眉宇间，谈吐风雅持重，饶有老师宿儒一般”；该文一改对中共印象的片面言辞，对于国共之间的冲突予以理解，认为毛泽东是“以政见不同故，颇与国府隔阂”，因此，文章对毛泽东充满赞赏之情，“先生奇男子也！”文章特别称颂毛泽东为统一战线所做的贡献，“先生以保国为民为先务，达成全民抗战统一战线局面，亦先生也！先生诚可为今日之人豪，世上少有之伟杰载！”
新马华侨对毛泽东的认知多来自间接信息，而非直接的观察。新马华侨往往通过国内记者的报道了解毛泽东的形象。1937 年12 月6 日，四名国内记者从重庆前往延安，历经四天的实地采访，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工作习惯及其对中国抗战的战略设想传入南洋华侨社会，“他穿着一套棉军服，与在延安所见的士兵完全一模一样，毛氏最近仍未改变深夜办公的习惯”。对于中国抗战，毛泽东认为，陕北抗战对全面抗战尤为重要，“日军进军南京，陕北成为直接对抗的区域”，但同时强调动员群众的重要性，“使我相当奇怪的是，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我们要减少敌人优势武器的运用，避实就虚”；对于未来抗战的任务，毛泽东认为，“眼前最重要的任务改造军队素质，我们也在摧毁敌人的后方”。尤为重要的，毛泽东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巩固抗日的统一战线，必须凝固全国进一步的团结，并誓死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此时正值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对于期待团结抗战的新马华侨而言，毛泽东的态度极为重要，新马华侨对于毛泽东越来越钦佩。
除了转自国内记者的采访外，新马华侨对于毛泽东的认知还来自华侨记者的近距离观察。1937年12 月，新马华侨报界联合会组织“华侨战地记者团”，1938 年1 月18 日，两名记者前往延安。他们采访了毛泽东，“一天下午竟和这位十年来外间种种传闻的毛泽东见面”。首先，毛泽东的外貌和平易近人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氏体格高大，有北方人的气概，但他的态度很温柔，好似一位老学究，外界人因为他做事英勇，叫他做‘赤豹’”，但记者并不认可这一看法，“他不像赤豹的样子，也看不出他是一位政治军事的能人”。值得一提的是，记者纠正了西安事变时“毛在西安城，髯长尺余”的传言，“他上下都没有胡子，可见报纸上的消息不可靠”。其次，记者观察到战时毛泽东的生活细节及其可敬的一面。毛泽东“喜欢抽香烟，当我坐下的时候，他便给我香烟，随后取出一盒有相片的糖（英国记者送给他的）”，其工作环境简朴，“房屋很简单，有一张长形的桌子，两张木凳，此外尚有一架书籍，床头上和桌子还堆有一些杂志”。其深夜工作的传言得到验证，“他工作很忙，每天两三点才睡觉”。因此，记者认为，毛泽东“从外表上种种看法，都是一位学者，不像他已经做出的惊天的事情的人”。此外，记者还提到毛泽东幽默的一面，“他演讲的时候，很喜欢说幽默话”。通过两位华侨记者的近距离观察，南洋华侨对毛泽东的传言和误解得以澄清，毛泽东和蔼可敬的普通人形象得以确立，并在新马华侨社会中传播。新马华侨社会舆论称赞其抗战贡献和卓越智慧，“对八路军能文能武毛泽东，更推崇备至，其声誉之厚，民众期盼之殷，由此可见一斑”。
（二）对朱德军事才能的赞赏
朱德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并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又因组织“平型关大捷”而引起新马华侨的关注。新马华侨对朱德的认知除了来自国内记者的报道外，还有新马记者的直接采访。1937 年10 月25 日，新马两名华侨记者随同香港记者到八路军总部采访。衣着朴素的朱德让华侨记者颇感惊讶，“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几个人都没有注意”，记者们感叹不已，“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他们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如何能分辨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而与朱德的会面让记者感受到了八路军的官民平等，朱德“服装简朴，与他们的服务的士兵一样”。而在采访中，记者也体验到朱德的平易近人，“我们边吃边谈，没有一些客套”。此外，在生活中的官民平等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青菜”。通过观察，记者认为融洽的军民关系是八路军得到群众认可和支持的关键，“因为物资待遇的平等，所以都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除了生活朴素和民主平等之外，华侨记者还目睹了战场上朱德指挥的镇定和从容。记者在距离战场不远的一个指挥所采访。“除了室内电话铃声频频使得有些紧张外，满院子的是少年的嬉笑声，感觉到如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的中山装，他朴素如农夫，慈祥若老媪”。华侨记者认为，朱德“简单、诚实、有决断”，对于中国的抗战，朱德充满自信，“动员全民战争，前后方打成一片”，与此同时，记者感受到了他的乐观，“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明，这伟人的脸上，不时的发出真挚的笑”。
三、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中国革命的“耶路撒冷”
一位曾在延安采访的华侨记者认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耶路撒冷”。延安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经济极为落后。根据国共协议，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由中国共产党管理。抗战爆发后，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国民政府对延安的恶意宣传也传入新马华侨社会。新马华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神秘和神奇”的延安，他们对延安的了解主要有三种方式，包括华侨记者的实地观察、在延安求学或从军的华侨的切身体会以及陈嘉庚等社团领袖对延安的考察。
（一）华侨记者对延安的体验及印象
华文报纸是新马华侨获取祖国抗战消息的重要渠道。为满足新马华侨对祖国抗战信息的需求，新马华侨记者设法前往延安进行采访，他们是延安治理的见证者，并把自己对延安的观感传达给新马华侨。
1938 年2 月14 日，《总汇新报》刊登《八路军在肤施之边区政治实况》一文。该文系“华侨战地记者团”记者在延安的采访。首先，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延安恶劣的生存环境，“经过三日之山岭路途，沿途备受风雪，双足几不能行动”。让记者“惊讶”的是延安的艰苦的居住条件，“市内人民及学生，大都生活在穴居中 ”；其次，让“见者极为动容”的是农民的“课税均停收”，农民与政府关系融洽，“所遇农民莫不喜形于色”，记者认为，延安政府“经济上施行平等，其管理尤为得法”。此外，边区政府的官民平等还体现在薪水方面，“政府职员最高月薪不过5 元，毛泽东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各5 元”。
除了对政府的民主管理充满赞赏之外，延安边区的民众日常生活，也引起华侨记者的兴趣。该华侨记者认为对延安治理较为了解，“我对延安不能没有深刻的印象，曾生活几个星期”。因此，其对延安的观察和认识具有代表性：首先，他认为对延安实行的官民平等的政策贯彻有效，不是流于表面，延安“使人感觉特别的是，他们没有阶层身份的态度存在，长官与战士同等待遇，同甘共苦，看不出长官的架子”；其次，严格的纪律确保行动井然有序，“他们的行动是根据纪律进行的，称为‘铁的纪律’”。
延安的婚姻制度很少为外人所知，国民政府常以此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延安民众听说八路军将要到了，有少女的人们，都纷纷准备出嫁”，该传言不仅在国内，在新马华侨社会中也有市场。华侨记者到达延安后，通过实地观察，了解了延安婚姻的真实情况，并澄清了对共产党婚姻的不实传闻。首先，其认为“共妻”是对延安的一种误解，延安对于婚姻与恋爱“确是特别之处”，“然而不像传说那样，他们有当地社会背景所产生出来的行动”，记者认为“女性的独立和男女平等”是一个重要原因，其进一步解释，“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乱来”，“他们对婚姻有正确的观点”。文章还认为，延安男女之间的关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如果违犯纪律将得到严厉的惩罚。记者以抗日军政大学军官黄克功被处决为例说明婚姻纪律的严格。因此，记者认为，中共“宁愿牺牲一个战斗上的指挥人才，也不愿破坏纪律”。此外，延安良好的社会风气让其耳目一新，他认为延安“充满了新气象”，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成绩甚高，女界中已有七成从事抗日运动”。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延安的妇女“没有穿旗袍、高跟鞋和抹粉打胭脂，她们只戴着军帽，穿着军服和打着绑腿，雄赳赳地在街上走着，他们的婚姻和精神都融入到抗战上去了”。
（二）在延安的华侨学生的观感
除了记者的观察之外，在延安求学的华侨学生对延安亦有直观体验和感受。1939 年4 月5 日，新加坡华侨学生严蒙告知南洋朋友其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情况，“到延安后不久可编队正式上课，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学校的教学方式是“一面学习，一面担负游击战争的任务”，其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并认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该运动对边区抗战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全部抗大学生，包括毛主席等中共领袖都参加这伟大的运动”。
而在“抗日军政大学”求学的华侨学生陈肃立则对延安的学生生活感受独特。其亲身体验了学校匮乏的物资生活，但他认为，尽管抗大学生的生活清苦，但学生之间和睦相处、充满快乐：
对于学习生活，学校生活，十分紧张，也是十分艰苦的，不过每个人都是十分愉快的、活泼的、严肃的，晚上十点才开始睡觉，所吃的饭，是用小米煮成（很粗而且没有饭味，现在已经习惯了）的，食后又非常容易消化的，菜不是芽菜，就是小豆芽菜，最好的就是煮豆腐汤了，每一个星期只有一餐肉食，但每人只得一两左右，我们席地而食的，每四五个人一盆菜，然而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感到痛苦，因为所有人都一律是这样的，我们学校里的人，都是打成一片，也没有阶级的差别，行动是一致的，大家非常亲密的——既没有嫉妒也没有争执。
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新马商业社会，一切以金钱衡量。因此，初来延安的华侨学生对“学生几乎没有报酬但乐意为民族抗战”颇为不解，但当其了解延安的物资匮乏之后，他们逐渐理解了学生的行为，“他们是不爱钱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是去做救国工作，派到敌人的后方或是各省市农村去”。
延安的集体化和军事化生活也给华侨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马来亚怡保华侨林刚中在“青训班”学习。青训班“一切都军事化”，其告知南洋亲人其在延安的生活，“这里是团体活动，不是个人行动，我们的先生站着教，我们学员站着听，站着写笔记，最多是蹲在地上，这封信是放在手上写的”，其还告知延安生活之苦，“天气很冷，洗面的汤水泼出去，马上结成了一块冰”。在信中，其难掩对南洋家人的思念之情，“想起我年老的妈妈和弟兄们，已经是三个除夕没见面了”，但其喜欢延安的“独特”生活，认为“这儿一切都是新的，这儿是一个新世界”。
（三）陈嘉庚对延安的印象
如果说前往延安的华侨记者和求学华侨是普通侨众的观感，那么陈嘉庚的延安观感则代表了新马侨领的看法。作为新马华侨社会侨领，陈嘉庚一直支持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抗战，但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陈嘉庚“是为整个中国着想，而不是为蒋介石个人”。因此，1940年之前，陈嘉庚对中共的看法深受国民政府的影响，尽管当时报刊频繁刊登中国共产党艰苦抗战的报道，但其依然对中共保持戒心，特别是对中共的捐款请求尤为谨慎。1938 年3 月，周恩来等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嘉庚，请求其为八路军捐款，但陈嘉庚以“海外华侨捐款统一汇交行政院”为由婉拒。不过，此时的陈嘉庚虽没有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其已私下阅读《西行漫记》中译本。直到1940 年3 月，陈嘉庚组织“南洋慰劳团”返国考察，而“延安之行”改变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1940 年3 月18 日，陈嘉庚组织“南洋慰劳团”抵达祖国后方。在重庆欢送会后，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在侯西反、李铁民的陪同下，前往中共总部延安考察。在出发之前，陈嘉庚告诉记者，“凡未到延安之人，谁能辨别真伪，所以必要亲往”。陈嘉庚在延安共停留九天，其对延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也与学生、军人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开展深入交谈。延安之行改变了其对中共的负面看法。延安“官吏县长民选”，延安的农民、商人“无苛捐杂税”。对延安的社会风气也充满赞赏，“无盗贼乞丐，鸦片与缠足禁绝”；更让陈嘉庚印象深刻的是其目睹延安的官民平等。其所见毛泽东的住房“概旧式乡村民用家私”，其认为“中共平等无阶级”，在与毛泽东会谈中，其发现朱德进入房间时，“诸人安然座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南洋学生进入时，“无敬礼便坐”，其还目睹毛泽东与一普通科长谈话，感叹“长谈若是，足见其（毛泽东）虚怀若谷也”。陈嘉庚充满信心地认为延安以国家人民利益为依归，并在乡村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政策，并预言延安是中国的希望。
延安之行对陈嘉庚产生较大影响，在延安期间，其便决定将其所见如实告知南洋华侨，因此，当毛泽东委托其将所见告知南洋华侨时，陈嘉庚当面允诺，“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人问余所见闻，余定据实报耳。”
四、新马华侨对中共认知转变的原因
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转变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行动代表全民族利益，其主张符合包括新马在内的海外华侨的共同期待。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的海外统战对新马华侨认知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抗战初期，新马华侨深受国民政府的舆论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殖民政府禁止国共两党的政治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行动难以被南洋华侨所了解。为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中共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廖承志领导下，办事处创办刊物、派人前往南洋宣传中共抗战。另一方面，抗战期间，大批知识文化界人士前往南洋避难，他们活跃于新马华侨社会，有的在报社任职，比如，郁达夫担任新加坡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主笔，胡愈之担任《南洋商报》主编。基于对抗日救亡的期待，他们刊登关于中共抗战的报道，对新马华侨产生较大影响。比如，一位新加坡华侨青年阅读了《西行漫记》后，认为“他们（中国共产党）遵守纪律，他们的爱民赤子的真诚恰更反映了过去一般宣传的可笑”，“延安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华侨青年应该放弃优越生活，前往延安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二）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认可及传播
尽管初期新马华侨深受国民政府的影响，但华侨社会舆论并非完全受制于国民政府，而是体现出客观、独立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新马华侨对祖国抗战胜利的渴望，他们特别关注祖国抗战的信息和各方力量。因此，华文报纸除了报道正面战场的消息之外，也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消息。1937年12 月，新马华侨报业团体成立“华侨战地记者团”，该团有11 名华侨记者，在出发前，华侨社团要求华侨记者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报道各战区战况，把中国抗战的实况告知南洋华侨社会，其中，有三名记者前往延安采访，他们如实地把中共抗战的情况传播到南洋，促进了新马华侨对中共的了解和认知转变。另一方面，为促进新马华侨对中共的客观认知，华文报纸也刊登来自国外记者对于中共的报道和采访。1937 年12 月9 日，《总汇新报》刊登美国作家史沫莱特的实地采访文章《史沫莱特之报告：八路军之战绩》，为便于新马华侨了解，《总汇新报》特别告知华侨读者，“对于八路军之战术，且多前次电闻所未见，因此特刊出”。而美国作家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也是通过华文报纸的介绍传入新马华侨社会。
（三）延安华侨学生对中共抗战的宣传
抗战期间，一部分新马华侨青年前往延安求学。一方面是他们被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抗战精神所吸引；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华侨回国不予重视。1938 年2 月19 日，由冯维带队的120 名泰国华侨技术人员抵达广州，但因无人介绍而不予接洽，3 月8 日，冯维告知新加坡潮州会馆，归国华侨“因无人担保有钱无屋住甚为不便”，并告知“回国同志，多有投奔八路军也”，八路军“爱才如命，上下级军官，一视同仁，心理无甚隔膜”。该消息传入新马后，也使得华侨选择到延安参加抗战。比如，第一批马来亚士乃埠机工抵达香港后，他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到达延安。1937年1 月12 日，马来亚怡保华侨林刚中与11 名新马华侨结伴北上，经廖承志介绍，他们抵达延安加入“青训班”学习。
在延安的华侨学生把中共抗战的真实情况告知新马华侨，一是通过信函告知，比如新加坡华侨陈肃立，曾担任《南洋商报》记者，后辞职前往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他将家中“田产出当了，得银（叻币）170 元，来做旅费”，其在“抗日军政大学”军事班学习。尽管延安生活艰苦，但其给家人信函中，表达其延安求学是多年的愿望，“我十多年来，都想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现在是如我之愿了”。二是返回南洋的华侨学生对八路军的宣传。例如，一位延安学生返回新加坡探亲，在接受华文报纸记者采访中，其向报社记者讲述其亲身经历，“随同八路军滕代远从前线视察归来”，目睹八路军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他们作战勇敢，且能与民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此外，他还介绍八路军医疗条件之不足，八路军“最为困难者，为前方野战医院物资设备简陋，更缺乏药品”，并通过华文报纸向新马华侨呼吁，“希望海内外大批捐输药品”。华侨学生的延安观感对新马华侨的认知转变更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
五、结语
新马华侨是海外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由于消息闭塞，特别是国民政府的舆论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行动难以被新马华侨社会所认知。全面抗战爆发后，新马华侨基于对祖国抗战胜利的迫切期待，突破国民政府的限制，通过多种渠道关注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行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在新马华侨看来，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生力军”，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被视为具有战略智慧的“抗战奇才”，而延安则“充满了新气象”。抗战期间，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认识较为客观和真实，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真实表现，此外是新马华侨摆脱了国民政府的舆论控制和影响，并以客观独立的视角审视抗战中的各方力量。
新马华侨对中共的认知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传入新马后，新马华侨开始关注华北抗战的八路军。华文报纸社论纷纷发表文章，赞颂民主平等且充满希望的延安，并呼吁华侨援助八路军。其中，中下层侨众积极行动，比如，他们不顾国民政府的外汇管制，踊跃向八路军捐款捐物，新加坡36 家华侨社团成立“援助八路军委员会”。另一方面，陈嘉庚返回南洋后，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和攻击，将其返国见闻如实告知南洋华侨。在“星华筹赈会”组织的欢迎陈嘉庚大会上，陈嘉庚对延安的治理及成效予以高度评价，“延安城内，民众安居乐业，中共奉行三民主义，上下一律，绝无等差，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在陈嘉庚的影响下，新马华侨领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被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和英勇抗日的精神所感动，在行动上，也一改对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比如，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馆要求华侨社团表态，但大部分华侨社团侨领认为，“海外侨胞，远隔万里，真相莫辩，更不宜有是非之见”。尽管没有公开表态，但他们在言辞中，亦表达出对中共处境的同情和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摘自：夏玉清：《抗战时期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转变——以<总汇新报>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