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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讨】华侨华人参与传播中华文化的认知逻辑
2023年01月04日14:38  来源:中国侨联

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与文化渊源,是在海外传递中华民族精神与内涵、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丑化、扭曲中国形象之声四起,过度解读中国政策、以负面报道误导海外民众等现象屡见不鲜,致使海外社会对中国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刻板印象与认知偏差。在此负面效应影响下,华侨华人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亦有所限,影响了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是一个重要议题,学界对此多有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从陌生到熟悉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可能会产生歧视偏见、中立、认同三种情感态度,故此,中华文化传播应以赢得文化认同为基本目标和制定传播策略的基础。还有学者提出,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接受者与传播者,其在接受母国文化的同时,于“经验、学理、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传播动机与传播活跃度,是具备直接移情和直接认同可能性的最可靠群体。有关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探讨,其中包含理论研究、实证及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王赓武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对身份认同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其关于华人多重认同的规范和标准影响了后来的学者,相关研究涉及宏观和微观的文化认同现象及变化因素考量,以及如何增强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相关路径之探。

笔者认为,在当前复杂变化的国际局势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现实境遇背景下,亦应关注华侨华人推进中华文化传播的内生动力之产生,即如何能够使华侨华人接受中华文化并自觉参与传播。而在被多数学者默认的文化“认同”概念中,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尚未充分考量。因为“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与认同相关联的是“记忆”,它意味着回忆、传统、习俗,甚至是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在考察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之时,还要考虑到近几十年来海外中国移民来源的多样性和成分的复杂性,这使得探讨华侨华人文化认同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明确中华文化传播的特质与逻辑、定位及实质,在新时期提升华侨华人的传播认知,勾勒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从歧见走向接受)从接受走向认可,从认可走向共情,并进一步形成参与传播的路径的认知逻辑,以期更好发挥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一、在他者文化与自我选择之间:从接受到认可

华侨华人作为某种持多元文化、处于文化边界或交汇处,并具有多重从属关系(族裔/身份等)的主体,其身份的“不确定性”、文化碰撞的“不确定性”、阐释立场的“不确定性”都构成了文化认同视角的多重挑战。保罗·利科曾提倡将对文化认同的强调转为制定一项“认可”的政策,因为“文化认同概念只包含对其自身的想法,而认可概念则直接涵盖了他者,并由此可得到一个自身与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在尊重自我与他者相互性的基础上寻求“认可”。如前所述,如果说“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或者说,“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那么笔者再次想强调的“认可”之中,则包含了他者文化,即在中外文化碰撞和融合后的可能回归。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在《想象的全球化》一书中曾言,“关注其母国情况,关心移出国仍在发生的问题历来是许多离开故土之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让华侨华人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目的、内涵和意义,使其在“文化的间际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中,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可程度,也是对该群体“心理需求”的有力回应,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应该着重考虑的因素。

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需经历一定程度的文化脱离,而后转为文化适应,最终融入跨文化的过程。多元文化经历能够助其清晰分辨现实与理想、相对与绝对,以及在他者与自我之间选择的平衡。具体到华侨华人从接受到认可中华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华侨华人同时处理多重从属关系时的身份切换与文化糅合过程。二是接受差异、认识差异、认可差异、尊重差异、阐述差异。如霍米·巴巴在《文化的位置》中关于差异所做的阐述:详细解读“差异”,“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时空同一的状态,而这一状态为更深入的对话提供了契机”。三是在差异所提供的“契机”之中加深对话,以文化阐释实践寻求共同,消弭冲突。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再是代代传承、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或是行为准则,而是动态变化的,华侨华人亦是时刻变化的文化个体。李贵苍提出,“假如文化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被认为是动态的,在变化中不断丰富成熟,那么文化认同从逻辑上讲就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地并不能自动地赋予一个人完全的文化认同,文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继承而来的,不可能是从某个历史起点或者事件中挖掘而来的,更不可能是从所谓华裔之‘根’上自然而然生出来的。”

就中国历史而言,各民族在互学互鉴的过程中逐渐促进多元文化的交融汇通,如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北魏孝文帝改革等;再如,闻名于世的中国“四大发明”,在不同时期借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往世界各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从当代来看,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如孔子学院的创办、中国春节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公共节日、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中俄互办“语言年”等。新时代面向世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达到“融进去”效果,不仅提供了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也提供了文化“走出去”的能力支撑。这一过程不仅是国家层面交流互动的良好愿景和实际行动,“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的过程,也是在主动进入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过程中创新性地阐释中国文化基本价值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促使华侨华人形成文化寻根、回望来路的精神需求,从而成为具有召集潜力的文化认可群体,并进而主动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他国民众。

故此,在倡导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时,首先应充分考虑和尊重华侨华人接触的每一种文化及其动态变化的过程和逻辑。其次,应畅通交流渠道,更多地倾听华侨华人心声。通过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将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传播信息面向华侨华人群体,藉此形成文化传播的合力。再次,应为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搭桥铺路,营造推广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吸引更多华侨华人加入学习、了解、认可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列中,以此提升华侨华人群体对祖籍国文化的认可度。

二、在文化差异与情感共通之间:从认可到共情

文化是社会交往的精神纽带,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共情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情感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内在而持久的动能。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提到:“我们有可能获得对某种更内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觉,它既不是社会性格也不是文化模式,而是这些品质或模式赖以存续的实际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江凌认为,它“也是共同体中沟通、传播和代际传承的依靠,不同代际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生活,塑造出新的感觉结构”。当文化移情作为“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感情位移和认知转换”时,文化共情则联系着共同体意识,是情感结构中深层的文化共通性,“它在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之中的不同阶层、群体、个体之间架起情感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缓解因文化差异性、群体或个体的情感偏向带来的文化隔膜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与暴力等问题”。喻国明认为,“文化输出的本质,是传递真实、全面的中国文化,获得公平的话语权、化解误会”。就当下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便是基于过去与未来、集体与个体、和合与共思想的文化交流与共情之蓝图。

尽管中华文化正阔步迈向世界舞台,但海外民众,包括华裔,对于中华文化认知程度整体偏低的事实不容忽视。有调查显示,通过观看中国电影,英国约19%的华裔青少年了解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社会国家的比例只占7%。此外,多数海外民众仍对中华文化抱有负面态度:“认为中国文化是‘神秘的’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到76.6%;认为中国文化是‘保守的’的比例为73.1%;认为中国文化‘难以理解’的受访者占68.3%”。尹晓煌结合亲身实践,通过举例指出,更有甚者,美国民众对中国电影几乎一无所知。相较之下,在海外民众群体中,对中华文化认知程度相对较深,且更易理解其丰富内涵并具备共情基础的,无疑是华侨华人。

国家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部署是民族文化对外有效传播的强大助推力,是提升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认知和共情程度的最佳平台。从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标准概念来看,不论是华人聚居社区还是散居华人社群,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理想类型的共同体模式,但从抽象层面来看,“构成共同体的本质意志所强调的情感联系、归属感、认同感又处处体现于海外华人社区之中”。在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作为“小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用思想、记忆和文化认同传递着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理念的共同体追寻,基于此所产生的文化共同体情感建构,作用于文化共情的生产和传播。厘清社会和文化历史与身份认同的主要联系,需要分析这些文化或身份认同相关的叙事和隐喻。它们不仅是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与祖籍国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内因,亦是与目标国家沟通联系的影响因子。传播的跨国体系、文化产业、经济以及实现跨越空间交流的诸多方式,共同构建起了这一共同体凝聚、共情的空间。

首先,这一空间可以是华人社团的“小共同体”,相关部门可以从资源和经济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给予指导和支持。因为推动华侨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的发展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在频繁互动中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方可促进华侨华人深入理解当前文化所向,进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工作。更重要的是,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在海外的主要存在形式。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团已经有2.5万多个。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华人社团的功能也逐渐拓展,经历了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衍变过程。这种积极融入本土、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处的行为有助于传递中华文化共识、塑造正面国家形象,并助力侨团从边缘走向中心。

此外,这一空间的建构也可围绕海外华侨华人或移民群体,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体验活动。一方面,可从华侨华人群体最熟悉和感兴趣的文化信息切入,开设文化体验中心,逐渐培养文化认同与热爱,使之成为华侨华人群体间的新型社交方式。我国侨务部门开展的系列中华文化教育活动,如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华夏行”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海外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政府可担任主导角色,构建“地域共同体”,如以城市联结为基础,缔结友城关系,为开展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截止2022年,我国已与141个国家建立了2883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

最后,这一空间还可以是以语言教育为初衷的华文学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语言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让更多的华侨华人成为其母国语言的使用者,尤其是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接受华文教育的同时,从“‘被动遵从’如‘中国人应该学中文’的‘本能认同’发展到‘对自己的前途有好处’的‘理性选择’”,正体现出这一内部领域构建的逻辑。目前,全世界有约2万所华文学校,数百万华裔学生接受华文教育。在中外多边共同努力合作下,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除1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外,目前还有“80多个国家开展了中文教育项目,75个国家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方式将中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大学设立了中文院系、专业、课程,7.5万多所主流中小学校、华文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累计学习使用人数接近2亿人”。这也说明,以中华文化为主题举办文化活动,增进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不失为构建共情的一种良好尝试。如“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亲情中华”夏令营、“华夏行”、中华文化大乐园等活动,均能在突破地域限制的空间中,帮助华裔青少年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情感与归属感,激发其对中华文化的共情之心。

三、在他乡语境与阐释故土之间:从共情到参与

文化因其自身价值和共情因素而具备鲜活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延续在于传播。使华侨华人能够共情并热爱中华文化,继而主动参与、自觉传播,重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即“传播什么”和“怎么传播”。“传播什么”涉及选取哪些典型文化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怎么传播”关乎选取哪些渠道和方式来呈现中华文化,从而达到共情的传播意愿,同时提升传播的效果。因此,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表达怎样的善意、展现怎样的形象为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需了解华侨华人信息接收、处理和消化的心理。如何使文化传播在华侨华人群体中达到有的放矢的效果,也是当前传播中需要着重关切之点。

在传播的叙事层面,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发行多语种杂志、开办学术研讨会、组织作品翻译活动、推进影视作品海外发行等渠道加强建设,以“得体”内容、“得当”方式构建与中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重点发挥海外华人深谙中外语言、民俗与文化之优势,加强“中”译“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例如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选取外译素材时,可将华侨华人受众纳入考量范畴。在项目顶层设计中,鼓励华侨华人积极参与课题,深化国际学术交流、翻译和研讨,发挥华侨华人独特优势,弥合中外双方在语言文化、审美旨趣等方面的差异。

在艺术作品的海外传播过程中,华侨华人群体也是受众定位中的关键因素。诸如国产剧《人世间》被迪士尼购买全球播放版权、国产热播剧《山海情》在凤凰卫视覆盖的亚欧非地区播出、国产清宫剧《甄嬛传》在网飞(Netflix)平台播出等活动,皆能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的兴趣。跨国融合过程本身就有利于社会开放、文化传播以及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其中华侨华人资源的重要意义便不言而喻。

从教育巩固归属感的层面看,教育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海外华文学校和华侨华人家庭。海外华文教育是学生获取关于中华文化的基础知识、接受通识教育的主要来源。在教材筛选上,可将中国方面的教材纳入参考范围,选择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文化教材。在教育内容上,建议将如中国古代历史、优秀道德品德等传统文化融入各科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语言教育过程中,注重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认知意识、引导学生价值取向。在教育方式上,应以传统教育为主,灵活运用现代传媒,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如观看优秀影视文化剧、与国内学校互派学生学习交流、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开办主题文化学习活动等。在教育主体上,可定期选派优秀教师赴中国进行师资培训,加强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学习。华侨华人家庭通常注重言传身教,多数也会自觉涉猎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例如,有调查显示,海外华人家庭通过在课外自发组织“读经运动”来提升学生的语文水平、华人的身份认同和修养,以此提升华裔青少年的华人认同感和中华文化认同感。

若想使中华文化得到海外民众的认可和青睐必须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就此而言,华文媒体作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纽带,一方面要反映华侨华人的心声,另一方面还要及时准确地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弘扬中华文化。华文媒体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再塑造使其成为走近住在国民众的重要媒介,并为华人群体发声代言、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立体化塑造。其中,汉语、中国传统节日或其他重要事件始终是无法被地域差异消减的永恒内在连接。

就传播内容来说,对于海外民众而言,中华文化的外在和内在体现主要可以通过“物化”和“文化”的象征符号进行传递、交流,如“中文”“中餐”“中医”“春节”“太极”“中华核心价值观”“‘文化中国’理念”等,这些内容贴近民生、出境率高,以日常或集体活动的形式展示更易于被民众关注和参与。

华文媒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集报纸、刊物、网络媒体、广播、电视于一体,并处于信息时代的前沿,能够迅速捕捉和传递有效信息,为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力量提供了良好窗口。譬如,在东南亚地区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联合早报》,总部设在巴黎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洲时报》等都体现出华文媒体在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华文媒体在积极探索、不断提升中华文化信息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首先,真实呈现和宣介中国,扩大社会影响力、突出社会价值取向,如希腊《中希时报》、澳大利亚《星岛日报》、美国《侨报》等都设置了住在国相关新闻板块、中国新闻板块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新闻板块,且注重内容的原创性;加拿大《加中时报》聚焦当地华人社区和华人群体。其次,华文媒体与当地主流媒体的融合,有助于中华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民众与政府了解中国文化搭建桥梁,如《葡华报》与葡萄牙的政界、新闻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业务往来,被葡萄牙国家电视台RTP1台、2台和SIC3台进行专题报道。

四、结语

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从接受到认可、共情到参与,有效连接着中华文化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准确、及时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和中国声音。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和来源地众多的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具有明显优势,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具生命力。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提出,“过去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从而培养出我们的民族气质,它并未留下清晰可见的痕迹。”唯有让海外华侨华人首先接受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内涵和意义,提升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挖掘和辨认出自身的历史记忆与归属之痕迹,方能使其参与中华文明的共同记忆传递。“数百年来,华侨华人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者。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种子落地生根;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明的共同记忆在传递。”将诗意的故土和民族历史融入华侨华人内心,使之客观理解与主动接受,使中华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华侨华人的共情与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海外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摘自:崔孝彬:《华侨华人参与传播中华文化的认知逻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蔡雨荷、黄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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