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海外唯一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因此，新加坡华人如何看待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在今天研究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时格外受到关注。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因为与中国的历史渊源而被质疑对当地的忠诚度，甚至被认为可能会为了回报“祖国”而损害当地利益。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在不同语境中经常被借题发挥，用来讨论华人和中国当下的往来。在新加坡，虽然年轻一代的第一语言多半是英语，但仍有学者认为新加坡华文媒体立场偏向中国，受华文教育的人把中国当作祖国（motherland）的传统至今犹存。相关报道频繁出现，也表明海外华人社群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历史联系，需要深入讨论，以避免被过分误读。
本文研究的新加坡晚晴园纪念馆，则有望成为讨论这种误读的有效案例。本文通过梳理新加坡华人如何处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当地华人社群如何在建立本土国民身份认同的背景下，处理族群和祖籍故乡的文化联系，从而将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互相区隔。这方面的讨论对其他海外华人社群的研究也有裨益，因为新加坡华人虽然占其人口的大多数，但华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类似于其他英语国家的“少数”族群特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经历有一些共性。因此，晚晴园的历史或许也可以成为海外华人研究的案例。新加坡如何纪念孙中山这位中国革命先驱，体现着新加坡对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并反映出新加坡华人如何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将族群历史转化为国家记忆，通过强化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的区别，从而以国民身份建构的框架看待当地华人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
一、晚晴园的历史和纪念孙中山
目前，关于晚晴园及其作为孙中山纪念馆的文献，主要为游记和历史故事，学术文章中以晚晴园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黄坚立等人的研究，该文章分析了2001年新加坡政府将晚晴园建为纪念馆的策略和意图。而其他研究多半都只涉及到晚晴园及相关的辛亥革命历史。专门研究的缺乏，反映出晚晴园在遍布各地的孙中山纪念遗迹中并不突出，同时也说明如何定位晚晴园作为纪念馆的作用较为困难。
（一）晚晴园的历史变迁
1906年4月，孙中山到访新加坡，在橡胶大亨张永福等富商的支持下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部，张永福将晚晴园别墅提供给孙中山居住，并作为同盟会在新加坡的基地。这栋古典西方风格的两层别墅，建成于19世纪80年代，拱形门窗上头是镂刻成花卉图案的屋檐，专为热带生活设计，重视采光和通风。1905年，张永福买下该别墅供其母亲居住，并根据李商隐诗句命名为“晚晴园”。1906—1910年，同盟会在中国发动了四次起义，其中三次都在晚晴园内秘密策划。晚晴园因此成为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东南亚总部。
张永福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停留新加坡之后，于1910年卖掉了晚晴园，此后该别墅数次易主。1937年，李光前（陈嘉庚女婿）等人购买了晚晴园并捐赠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作为历史遗迹加以保存。1940年元旦，这栋房子作为纪念馆第一次向公众开放，但彼时主要供公众凭吊，并无其他纪念内容。
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本侵略军占用晚晴园作为军事通信中心。1945年日本投降时，楼内陈设的纪念文物和图片荡然无存。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拨款重修晚晴园，并将其作为国民党新加坡支部办公室。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晚晴园于1951年被重新交还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二）晚晴园成为纪念孙中山的场所
笔者认为，晚晴园开始成为纪念孙中山的场所，是当时海外华侨接受中国影响以及华侨崇敬孙中山的体现。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建立孙中山纪念馆的热潮，并从中塑造了中国整体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人而言，建祠堂纪念先人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对于崇尚革命与科学的现代政权而言，建庙显然不合时宜，只有具有现代象征意义与集会功能的纪念堂，才能成为纪念孙中山最普及、最重要的空间象征之一，于是现代新型纪念建筑——中山纪念堂开始遍及中国。
抗战时期，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的民族主义内涵得到升华，国民党政府倡议各地设立简化版的纪念堂“中山室”，并转化为宣传抗战的政治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新加坡支部于1940年改建晚晴园为纪念场所，也就顺理成章。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纪念孙中山的传统在新加坡部分华文学校还有保留，如每周集会时还对着孙中山遗像鞠躬。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大量类似的活动都曾经是侨民社群的集体记忆。
1964年12月，中华总商会决定重修晚晴园来纪念孙中山。1966年修复完成后，陈列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孙中山遗物和相关文献，另一类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者的遗物。但是，自晚晴园从1941年开始具有纪念功能以来，一直都门庭冷落，“这栋建筑甚至都被拥有它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遗忘”。这种冷清一直持续到1994年，当年8月2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将晚晴园列为国家古迹，肯定了晚晴园在新加坡、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的历史地位。这一变化也说明，新加坡政府在建国30余年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后，终于开始从文化遗产等领域来处理与中国近代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为新加坡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新机遇。因此，新加坡信息和艺术部下令，这个已经快荒废的别墅应该被复建为“所有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圣殿”。同一年，“屋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受命修葺晚晴园，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与港台等地收集文物资料筹备展览。2001年11月12日，晚晴园正式修缮完工，改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并第一次作为政府确定的纪念馆开放。
2009年，纪念馆关闭重新布展，并于2011年重新开幕。新展馆“以更全面的视角来叙述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运动、新加坡华人社群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以及辛亥革命对本地华社的影响”。相隔十年的两个开幕陈列，也鲜明地反映了纪念馆的宗旨发生了变化。这种宗旨变化在新加坡其他博物馆里一样得到体现，如从莱佛士博物馆变化而来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建国后一直都处于开馆与关闭重修交替的状态。尤其是新加坡建国的前20年里，身份曾经为华侨的华语社群还占相当大比例，如何处理这些人记忆中的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一直都是难题。作为名人故居类型的特殊博物馆，晚晴园在2001年和2011年开幕的两次展览，也具有了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2001年的首次开馆展览：族群历史
2001年11月12日，被列入新加坡国家古迹之后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首次开馆，这一天也是孙中山135周年诞辰当日。本文通过对比部分中国游客和新加坡公众对该展览的感受，发现2001年纪念馆的展览是对处理与中国历史联系的一次探索，但并未实现政府想要达到的效果，展览思路并没有将晚晴园“内化”为新加坡的历史组成部分，这或许是导致2009年该展览关闭的原因。
（一）中国游客和新加坡人眼中的晚晴园
2002年，中国著名刊物《炎黄春秋》的编辑、学者杨兆麟参观了晚晴园。在他的参观记录中，晚晴园内部设有“历史走廊”“时代走廊”“奋斗室”“新加坡室”“南洋室”“集思厅”和“遗珍室”等展厅，“陈列有许多照片、绘画、图表、文物、塑像，并由录音和录像、电影等放映，内容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政变、义和团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劫掠的照片和绘画”。为此，纪念馆还复制展出了“腐朽没落的清皇朝和帝国主义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复印件，陈列在‘历史走廊’的玻璃柜里”。这样的叙述，反映了杨兆麟作为中国参观者对这段历史的熟悉。
在其他中国观众的游记中，还记录了园内各处有类似历史叙事的人物雕像，雕像多为时任第一任馆长冯仲汉先生委约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制作，如中国雕塑家曹崇恩以“组雕塑”形式创作的“孙中山先生组雕塑”群，概括和浓缩了孙中山的生平、民主革命思想和精神精髓。此外，展馆内其他人物如秋瑾、林则徐、黄花岗烈士等雕像，同样令人感怀。杨兆麟还记录到，展馆全面收集了孙中山父母的照片，同时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徐锡麟、秋瑾、谭嗣同等人物的照片。展馆还精心仿制了广州和澳门博物馆的藏品，包括孙中山在两地行医时使用的血压计、听诊器、小刀、镊子、砚台、毛笔、图章等。更引人注意的是，一楼的“历史走廊”展出了一张题为《新世纪第一个劳动节——2001年5月1日》的大幅照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人群如潮，红旗招展。这些细节说明，展览设计者基本上沿用了中国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叙事角度。以至于在杨兆麟看来，“这个纪念馆虽然名为‘南洋’，实际上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孙中山曲折跌宕、波澜起伏的一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
相比之下，新加坡当地对这个展览的记录，则明显有不同视角。中国游客的游记几乎都未提到展馆中的新加坡元素，但这些却被研究晚晴园的新加坡学者黄坚立所强调。黄坚立专门提及展馆中涉及孙中山在南洋的活动，如孙中山在槟城、怡保和吉隆坡等地的活动。黄坚立的观察角度侧重于反映南洋华侨与中国革命的联系，因此他也提到展览中有巨幅油画《华侨是革命之母》，描绘了1907年孙中山在马来亚对100多名锡矿工人、橡胶园工人及其家属做讲演的画面。
除此之外，众多当地报道也清晰地反映出，2001年纪念馆开幕时，新加坡社会在建国35年后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地华人社群因为不同的语言、教育背景以及代际区别，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当地的联系有着巨大的认识差异。在传统讲华语的人眼中，孙中山代表着关于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正统叙事，这种叙事经过了民国政府和新中国的肯定，是中华文化的共同认知。然而，这种革命叙事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荣耀和进步很难被新加坡华人所分享，因此也就缺乏情感共鸣，反倒激发起寻求本土独特信息的努力，如对孙中山南洋女友的关注。馆长冯仲汉在接待中国访客时所做的介绍就明显突出了这一特征。比如他提醒说，展厅中孙中山女友陈粹芬的英文资料中使用了当地表述“南洋婆”，而展出的对应中文用词为“革命伴侣”，并按照华人文化传统强调她后来被孙中山家族认可为家族成员。冯仲汉还介绍说，孙中山常常骑马出入晚晴园，附近居民都知晓这座院子里往来的都是大人物，所以给门口马路取名为“大人路”。
这些本地细节，一定程度上甚至催生了为纪念馆开幕委约的戏剧。展览陈列了陈粹芬的照片，这在各地孙中山纪念馆中还是首次，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1994年，海南一位女作家就记录了晚晴园中标注陈粹芬为“孙中山如夫人”。当时娶妾是风俗，其实并无损孙中山声望，但2001年为晚晴园开幕排练戏剧的新加坡年轻导演们却认为，孙中山在各地都有女友，并不符合孙中山本人倡导的气节和道德原则。年轻导演们的态度和总导演郭宝崑的评论也互相映衬。郭宝崑是新加坡华语戏剧最重要的导演之一，被馆长冯仲汉邀请来导演一部戏剧来反映孙中山的一生，以庆祝纪念馆开幕。冯仲汉大概以为郭宝崑这样的导演，肯定能够按照对华人历史的理解来处理，但最终上演的话剧《百年的等待》（One Hundred Years in Waiting）却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陈粹芬视角来谈孙中山”，同时“郭宝崑强调说，演出不会从‘现代中国之父’的角度看孙中山，而是从南洋的立足点看他。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思想局限于老一辈讲华语的华族记忆中那个‘国父’，而要对本地各民族、各族群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为此，郭宝崑邀请了多家剧院、剧作家和导演合作，而应邀来的年轻团队就公开质疑：“为什么演出中国革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这种思路下的戏剧上演之后，提倡华文华语的著名人士刘蕙霞（Lau Wai Har）就在华文报纸批评说，这出戏令人失望，“无法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孙中山的一生”。相对年轻的新一辈学者柯仁思（Quah Sy Ren）也是戏剧从业者，他在同一份报纸的文章相对温和，认为这出戏从和孙中山有关的三个女性的视角，反映了对边缘人物的关注，避免了对伟大人物的简单再现。
这一事件表明，即使是华人文化名流，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身份意识变化。郭宝崑是华文戏剧开创者之一，也曾以华族文化捍卫者著名，并因此获政治罪名入狱。出狱后郭宝崑接受了新加坡华文环境不复存在的现实，导演的戏剧多以英文为主，强调跨文化的多元种族融合。
（二）晚晴园中的新加坡政府构想
中国游客和新加坡民众对晚晴园不一样的理解，也导致华人社团中华总商会在如何处理中国历史和新加坡之间关系时无法定位叙事角度。这种错位，不单单限于纪念馆对郭宝崑观点的误判上，而是在这次翻修晚晴园的人员和机构安排中早露端倪。在当地学者黄坚立等人看来，晚晴园纪念馆明显是一个新加坡政府指导的项目，让中华总商会和冯仲汉受命来主持建设，纯粹是象征华语社群的参与，而并非要提倡对中国历史和联系的纪念。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规模不大，应该属于当时新加坡国家整体博物馆规划中的一部分。但这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二战前华侨与中国和新加坡紧密联系的场所，因此，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后，该建筑也就成为新加坡如何处理和中国之间历史与文化联系的重要象征。但纪念馆该如何展览的确是个难题，当时《海峡时报》报道，纪念馆建设筹款艰难，因为民间“十分冷淡”，项目完全是个“烫手的山芋”，“许多人都宁可忘记它的存在，而另外的人对纪念这栋房屋要想表现什么毫无头绪”，连组织者中华总商会也慨叹：“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馆和新加坡有什么关系”。或许因为如此，原定于1998年完工的纪念馆拖延到2001年才开幕。
但在规划者新加坡政府眼中，该纪念馆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倡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开始重新阐述西方与东方的主要叙事，并强调殖民压迫和随后的非殖民化的共同遗产。然而，“如果要在新加坡建国之前的殖民叙事之外，寻找到关于现代性来到新加坡的另外一种叙事，仅有的一种选择可能来自早年受华文教育的那些激进分子，而这些华校出身的人，拥抱中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遗产，向来都被殖民主义者和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所憎恶。”而一旦仅有的选择就是这些华校出身的人，就导致纪念馆的规划很难把握分寸。新加坡学者陈庆文（Eugene Tan Kheng Boon）曾总结提出，新加坡建国后对左倾思想和华校的管制，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当地华人尤其是华语社群的“华人性”（Chineseness），这种华人性就是和中国之间的联系，这被看作是新加坡建立自己国族身份认同的一种阻碍。
新加坡学者孔莉莎（Lysa Hong）研究了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对晚晴园的改建。她并没有将新加坡这种政策转变视为简单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看作新加坡领导人对另类现代性的主张，并标志着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她指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东南亚拥有华裔移民成为值得庆祝的事情，而不是被边缘化。孔莉莎认为，这标志着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重建过程：“迄今为止，因以中国为导向而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海外华人领导人，由于他们的商业技能和相关的慈善事业，（这些从前被抨击为）共产党人和社区主义者已经被重新塑造为模范和榜样，并成为语言和文化的承载者。”如果将华社领袖、晚晴园重要出资人李光前的名字代入这里的“海外华人领导人”，则更容易看出这种评价背后的新加坡国家政策转型，正是陈庆文所论述的“放松了对华人性的管制”。事实上，在政府委托中华总商会来建设晚晴园的同一年，新加坡其他博物馆也发生着变化，最典型的是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反映华人历史的展览，其中一个展览就以历史展览的名义将木刻作品展出，被新加坡政府打压以至于销声匿迹的重要华人艺术组织“赤道艺术研究会”也得以悄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因此，新加坡政府选择将晚晴园建为孙中山纪念馆，与其说是纪念辛亥革命和中国的联系，不如说是展示新加坡如何对待中国历史。1996年是孙中山130周年诞辰，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晚晴园主持了一个纪念仪式，被认为是新加坡对华人身份问题的一次明确“宣言”：“身为新加坡华人，应该将他们和中国之间、在政治与文化认同上的差别理智地划分清楚。”当时在场的亲历者多年后依然认为，当时的这些言论，意味着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个“议题”，终于可以“公开坦然议论了”，“于是重建晚晴园，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这可说是（新加坡）国人对中国革命历史认知的分水岭，局面一新”。
三、2011年新开幕的纪念馆：国家记忆
2001年，新加坡政府希望就纪念晚晴园来强调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借此安抚华语社群并鼓励老一辈华人放下历史往前看，但是这时的晚晴园展览却停顿在辛亥革命的光辉历史中，自然和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期望背道而驰，门前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促使运作思路发生转变，2009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将晚晴园交由国家文物局管理。晚晴园董事局由总商会的副会长和常务董事组成，监管纪念馆的运作并制定策略方向。晚晴园由此就从中华总商会运营，转为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直接管理。2010年纪念馆关闭，2011年重新开幕时，展览发生转型，强调在孙中山的活动中建立新加坡的国家记忆。
（一）晚晴园中新加坡视角的体现
国家文物局接管晚晴园后，第一个决定就是闭门重建，相关新闻稿宣称，新的展览馆将反映“全新的以新加坡和南洋为中心的视角”。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新加坡政府或者社会要全面改变叙事角度，“新展厅以更全面的视角来叙述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运动、新加坡华人社群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以及辛亥革命对本地华社的影响”。这和黄坚立等学者的看法一致，晚晴园纪念馆的建设动机，其实是通过纪念和中国相关的事物来推广新加坡是区域驱动力量的国家定位。
按照这种思路，晚晴园讲述的是新加坡故事，即便主要观众都将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游客，也要强调这是孙中山遗迹在新加坡的特设场馆，而不是中国历史叙事在新加坡的一块飞地。因此，2011年重新开放的纪念馆，展陈叙事“强调新加坡和南洋在辛亥革命成功中的重要作用”，这样就把当时南洋华侨和中国之间的“侨民”与“祖国”关系，调整为南洋作为地域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与这种叙事相呼应，展厅的展品虽然不少还是沿用2001年的素材，但是国家文物局强调展厅提供了以新加坡和南洋为中心的本土化视角，这从各个展厅的标题就能清晰看出：展厅一的标题为“星洲三杰”，强调支持孙中山的三位新加坡本地民众；展厅二的标题为“星洲同盟南洋支部”，强调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同盟会总部在东南亚扮演的角色；展厅三的标题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强调中国王朝的覆灭对新加坡和东南亚华人的影响；展厅四的标题为“新加坡华商先贤”，将开埠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商贾巨子，当做新加坡先贤予以纪念，他们支持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不过是新加坡华商历史上的一个片段。新加坡视角不仅在这些展厅的内容组织上一览无遗，也在纪念馆的整体规划上得以强调。
第一，晚晴园纪念馆的定位是一个反映新加坡本地历史、为本地国民共同记忆所服务的博物馆，其“新加坡故事的叙述，将孙中山博士和他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置于新加坡华人社区先驱对现代性、身份认同和进步的追求中。这也是新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与世界各地致力于孙中山博士遗产的许多其他博物馆和机构的不同之处。”
第二，在机构设置上，晚晴园纪念馆作为国家文化遗产体系的一部分，也从中华总商会这样的民间机构，进入到国家文物局体制中。历史上的晚晴园很长时间里都是侨民借出或者捐献给民国半官方机构的办公场所，后来又归还给族群色彩浓厚的中华总商会，说明这栋建筑物总体上被看作是和侨民历史相关的文化符号。而新加坡政府接管该纪念馆，正式将晚晴园纳入国家文化机构体系，可以看作是政府将其纳入国民身份认同建构体系的一种改造。
这种思路，在晚晴园作为博物馆的规划设计上也有体现。虽然晚晴园的官网上仍然显示，晚晴园的产权归属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但是展厅不同地方的介绍文字里，都隐去了和总商会之间的关系，注明是“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的文物机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最能够凸显这种归属关系的，莫过于将晚晴园作为华人族群的遗产，和其他族群的历史遗产并列。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官网下端，国家文物局设计了名为“其他遗产机构”的两个链接，分别是“马来文化遗产中心”和“印度文化遗产中心”。马来族和印度族在新加坡近代历史上也有重要贡献，但缺乏像孙中山这样的国际知名人物纪念馆，因此，为了体现三个主要族群在历史上的平等地位，国家文物局旗下的这三个机构就互相设置链接成为“其他遗产机构”，从而突出三家机构的相同性质。
最后，另外一个本地叙事的角度，是把晚晴园作为所在街区的历史文物之一，强调它是整个街区的一小部分。晚晴园的网站也专门介绍了国家文物局围绕这个街区组织的“马里士他文化之旅”，介绍“从甘蔗园到各类道地美食的街市，马里士他是一个充满美食和历史文化的地区。从热带丛林老虎到充满文化底蕴的庙宇，马里士他延续了180多年的传统文化，见证新加坡从一个贸易港口到繁华都市的变迁”。晚晴园的历史因此成为周围街区多元种族和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
（二）晚晴园作为族群文化活动中心的定位
围绕以上思路，晚晴园的定义和展览范围就自然而然跳出了对孙中山或者辛亥革命的纪念，而是更多聚焦文化遗产在新加坡本地社会的作用。如2016年晚晴园组织了特展《无限江山笔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报业》，刚刚上任且年仅30岁的馆长陈亮发表示，希望通过展出华文报业史，让新加坡人更深入了解本地华人社群的各种故事与历史。而“作为华人社群的文化机构，晚晴园每年的两个特展，将不局限于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历史”，陈亮发希望能带领晚晴园“继续从不同角度，讲述和展现新加坡华人在不同时期的丰富文化历史”。他还希望通过新颖手法，“吸引更多年轻人到晚晴园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文化遗产”。
这种思路无形中也强化了晚晴园作为文化机构参与和组织公众活动的功能。比如2016年晚晴园举办了“2016文化飨宴艺晚晴”文化节，该活动与“马来文化遗产中心”组织的文化活动类似，表明晚晴园部分转型为推广华人文化的机构。此外，2016年晚晴园举办的华人报业展、辛亥革命南洋回响以及华人文化游园等活动，充分体现了新加坡将华侨这一特殊年代的历史，转化为新加坡多数人口历史上与中国的联系，这种联系和马来人与马来历史文化、印度人和印度历史文化一起，共同组成新加坡的国民记忆来源。
也就是说，2011年新馆开幕之后，新加坡人纪念晚晴园和孙中山，是因为新加坡国族中的一个分支“华族”，在新加坡本地曾经参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而这份历史流传到今天，记忆的主体悄然发生了变化：晚晴园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作为孙中山故居和辛亥革命的海外延伸，不再是当时新加坡华侨的“祖国”记忆，而是讲述新加坡华人和当地社会作为旁观者见证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孙中山在本地的记忆也就成为“外来者”路过南洋留下的一段传奇。
四、余论
从晚晴园纪念馆2001年到2011年的两次常年陈列展，可以看出新加坡在对待与中国相关的历史遗产时的探索和思考。两次展览的不同主旨也表明，当地华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纪念馆的当下意义进行梳理和重新认识。事实上，新加坡在对待晚晴园这一历史文物建筑的时候，也注意到其背后的挑战。一方面，要传达出尊重华人历史和情感的信息；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多元种族国家，有着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民身份认同，其目的是将华人历史塑造成为国民身份建构的一部分，让晚晴园和马来文化遗产中心以及印度文化遗产中心都成为国族框架下不同族群的历史遗址。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血缘关系，只能转换为现代的文化联系，并且这种文化身份必须从属于国民身份认同。
郑鸿生认为，今天所说的民族国家用国界来区分国民身份认同，这种思想建立在西方的现代民族观念之上，而海外华人都是延续华侨身份而来，华人彼此内在的亲切和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前现代的传统心理。这种不完全与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一致的文明包容观，其实是华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潜意识，“包含着一种把新加坡华人视为自己人的底层心理，这是中国人把有相同文化和宗族连带的都认为是自家人一样的心理。而正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底层心理，是难以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来轻易加以消解的”。
这种讨论也反映了新加坡对待当地华人历史文化遗产时的复杂性。如果说，旧时代的“华侨”、“同胞”等概念，在今天意味着全球华人意识的底层心理，那么，晚晴园纪念馆则通过不同时期自身不同的定位、对当地共同记忆的强调以及和其他族群的历史遗产并列等方式，逐渐将这种天下华人一家的底层心理予以调整，从而将晚晴园在族群记忆和国民记忆中予以分割。这也正是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将当地华人塑造为国民组成部分的“华族”的做法。从这个角度说，晚晴园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范例，在英文为主导地位的国度里，让华人族群历史经过“国家化”而得到存在和展示的空间，这种策略和经验对了解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研究可能也有启发。
晚晴园纪念馆内有一处高大的标志性赤褐色石碑，上面用中英文双语的金色大字镌刻着李光耀的一句话：“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李光耀的这句评价可以看作是对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与新加坡当下的联系：孙中山改变的是中国的命运，对于新加坡而言只是历史过客。这也正如郭宝崑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新加坡社会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他参与2001年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开幕活动时就表示，“我们看待孙中山的角度并非把他当作‘现代中国之父’，反而更多只是20世纪众多的亚洲伟人之一，就像印度的甘地，都为现代性、解放和自由开辟了道路。”因此，晚晴园中对孙中山的纪念，可视为新加坡将华人族群历史转化为国家记忆，并依此模式来处理海外华人和中国之间历史联系的体现。
摘自：胡超：《族群历史与国家记忆——从晚晴园纪念馆看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