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源起和研究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在欧美社会，虽然不乏个体或某一阶层华人融入的成功案例，但整体上而言，华人融入尤其是新移民融入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尤甚。如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与阿尔伯塔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疫情初期加拿大华人受到种族主义的冲击，50%的受访华人表示自己因疫情受到辱骂或侮辱，43%的受访华人表示自己受到威胁或恐吓；根据“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2022年3月的报告，近两年来，美国针对亚裔族群的歧视和仇恨事件高发，其中针对华裔的约占43%。疫情期间种族歧视问题的频发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也表明华人融入状况堪忧。

英国是目前欧洲华人较多且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华人移居英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商业贸易，但华人成批移民英国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英国国籍法令规定英联邦成员国国籍公民有权在英国定居（该法律后有所修订）后，英属殖民地华人开始成批涌入英国。至1981年，英国华人数量从1951年的1.6万余人增至近12.2万人，其中以中国香港移民居多，其次是马来西亚华人。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新移民和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根据中国驻英大使馆数据，至2020年，英国华侨华人总数约70万，绝大多数已加入英国国籍。从来源看，早期香港移民及其后代规模最大，此外还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移民、中国大陆移民、新马华裔移民和英国本土华人。为服务华人移民，19世纪90年代第一个英国华侨社团——“英国致公总堂”成立。至2014年，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登记在册的华人社团总数已达300多个，涉及商业性社团、文化性社团、政治性社团和综合性社团等不同类别。

目前，英国华人融入状况整体趋好。从就业和收入来看，早年华人以海员和洗衣工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度以中餐业为主，近年来由于二代华人的成长及技术移民的涌入，华人已广泛涉足商贸、医药、律师、教师、科技等诸多领域。根据2021年3月英国政府发布的《种族和族裔差异委员会报告》，华人在就业、收入等方面表现不俗，华人和就业率最高的加勒比海裔、白人、印度裔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获得第二次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86倍，时薪反超白人23.1%；在社会生活领域，华人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极佳，无论是在10~11岁、英语和数学两主科和A级成绩上，华人均位列第一。再根据2011年英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心理健康问题、学习障碍和入狱数量三项指标上，华人占比均为最低，这表明华人在语言学习、规范习得等文化融入方面表现较好。但英国华人的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来源地差异。大体上，英国本土出生的二代华人因接受当地教育，习得当地社会文化规范，融入程度较好；一代华人不少在经济上有所成就，但其语言、观念和文化习俗等与当地民众明显疏离，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而且，英国华人来源复杂，其中早期香港移民及其后代融入较好，大陆底层新移民融入程度稍差。

（二）研究现状

移民的社会融入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概念涉及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与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等范畴，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移民在移入地社会的融入过程与状态。同时，西方学界还对移民融入的测量维度进行了研究，戈登（Gordon）的“二维”模型、杨格—塔斯（Junger-Tas）的“三维”模型和恩泽格尔（Entzinger）等人的“四维”模型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多维度测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于外来移民而言，社会融入可以确保其不被东道国社会隔离和疏远。同时，社会融入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多维度的互动过程，具有经济融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基本内涵。

关于华人融入问题，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关注：一是关注发达国家华人尤其是新移民的融入程度、困境及策略等，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如丁美丽、邵政达考察了英国华人融入程度，认为英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层次稳步提升。这与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人对早期英国华人融入问题的结论相距甚远，后者认为华人在英国移民中最难同化，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感兴趣，也很少与之接触。陈伟杰、徐丹等从文化层面解释华人新移民融入问题，前者用多元文化主义解读了英国华人的融入困境，后者从文化资本角度分析了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社会排斥问题。张华分析了宗教对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的意义。蔡鹏飞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了加拿大华人新移民融入困境及其原因。二是关注华人融入的成功经验，如朱东芹、黄玲毅等分析了东南亚华人社团对华社融入当地的促进作用。上述研究涉及经济、文化、宗教、社团等多个视角，为多方位考察华人融入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支撑。

综合学界观点，本文认为，社会融入是外来移民通过与本土居民不断接触、交流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双向的，但对外来移民更有意义，他们的社会融入体现在经济融合、社会接纳、文化认同、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对本土居民而言，则意味着包容、接纳和互补。

学界除了关注英国华人融入问题之外，近年来对英国华人参政问题也颇为青睐，其中对英国华人社团的功能有所提及。但将英国华人社团与英国华人融入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仍较为少见。当前学术界主要强调综合性社团的公益慈善功能对于华人融入的作用，而对专业性华人社团助推华人融入的关注较少，政治性社团亦是如此。但其意义却比较突出，因为政治融入一直是欧美华人社会融入的短板，而且政治融入本身也有助于华人在其他方面的融入，如参与投票有助于增进华人与当地民众的接触和交流，帮助华人熟悉当地社会运行规则，参与竞选还对候选人了解和服务当地社会形成倒逼机制。此外，华人参政有可能选出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政治家，营造有利于华人融入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本文以英国华人参政计划（British Chinese Project，以下简称华人参政计划）这一华人政治性社团为观察对象，探讨其助推英国华社融入的路径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华人参政计划助推华社融入的路径

作为英国的第三大少数族裔，华人在英国辛勤劳作，经济上比较成功，但由于语言、参与意识等原因，对政治缺乏关注。这种状况影响了外界对华人的看法，也影响了华人的长远发展。为扭转这一局面，一些政治性华人社团应运而生，主要包括“伦敦华埠保守党协会”（1988）、“英国华人联盟”（1990）、“英国华人保守党”（1992）、“英国华人工党”（2000）、“英国华人自由民主党”（2006）、“英国华人参政计划”（2006）及“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2013）等。

华人参政计划是英国重要的政治性华人社团，于2006年10月由律师李贞驹、企业家王金华及其他40多名华人在英国上议院启动，旨在推动和支持华人参政，鼓励华人融入当地。该组织成员以香港华人为主，也招募了不少大陆留学生志愿者，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工作，从2011年开始招募全职工作人员，并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设立分部。作为在英国上议院启动的政治团体，华人参政计划成立之初即获得了主流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成立之后也与英国政党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因此该组织的融入程度勿庸置疑。同时，其核心成员也是一群热衷于提升华人地位的专业人士，自身融入状况较好。具体如下表所示。

以下笔者拟借鉴西方学界对移民融入影响因素的三种主要理论取向，即人力资本影响论、社会资本影响论和社会制度影响论，来分析华人参政计划助推华社融入的路径和作用。同时，移民的社会融入有其特定的测量维度和具体标准，恩泽格尔（Entzinger）提出了社会经济、政治性、文化性、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与拒斥四个维度的适应和融入测量标准。梁波等人将其总结为四维度模型（见图1）。

作为政治性社团，华人参政计划助推华社融入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融入和社会融入层面。本文将华人投票、政党参与、华人竞选作为政治融入的测量指标，将社会网络、制度接纳作为社会融入的测量指标。鉴于社会网络与制度接纳相对独立，本文将社会网络与制度接纳分开论述。

（一）提升华人人力资本，促进华社政治融入

早年，受语言、生计、国家认同等因素影响，英国华人不愿投票，也普遍认为他们的意见不会影响国家政策，久而久之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隐形族群”。作为一个政治性团体，华人参政计划致力于唤起华社的政治参与意识，从投票、政党参与、竞选等方面助推华社的政治融入。

一是鼓励华人投票。投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是普通华人参政和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基本方式。华人参政计划成立后，时常深入华人社区或华人社团，通过演讲、派发传单等方式，向华人宣传参政议政的重要性，鼓励华人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如2015年、2017年英国大选时，华人参政计划均在华人较多的城市展开巡回宣传，呼吁华人参与选民登记。为推动华人实际参与投票，该组织还向华人普及注册和参与投票的具体流程，为华人领取选民登记表格，并组织义工团队提醒华人登记及投票。2019年英国大选时，该组织专门为华人提供中文注册表格，并配备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工作人员。大选当日，李贞驹还率队赴伦敦唐人街呼吁投票。在华人参政计划等组织的不懈努力下，英国华人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明显上升。如在2005年英国大选中，华人选民登记率约50%，2010年这一比例升至70%。同期华人投票率也从25%左右增至35%左右。在2012年伦敦市长选举中，华人投票率超过60%。这表明华人对英国政治的兴趣和信心有所提升。

二是拓展华人党员。获得政党支持有利于竞选，而且英国政府由获胜政党组阁，因此加入政党是参政较为务实的途径。在英国，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是三大主要政党，华人参政计划努力争取三大政党对华人选票和华人议题的关注，最终使这些政党拓展了华人支部及相关组织，一些华人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身份。如保守党于2013年成立“华人之友”组织，持续推动中英关系并鼓励华人参政，至2021年其会员增至6000余人；自民党于2012年设立“英国华裔未来领袖育成基金”，为参选华人提供支持。上述华人政党组织和基金的设立为华人竞选奠定了基础。

三是支持华人竞选。参与政党意味着对某一政党的认同和追随，而参与竞选是遵从现有政治规则且有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融入活动，成功者还可能为华社争取更多的权益，因此也得到华人参政计划的多方面支持。华人参政计划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支持华人竞选。第一，鼓励华人精英参与竞选。华人参政计划时常鼓励华人精英参选，2015年还动员副主席叶稳坚直接参与大选。跨党派华人小组会议是英国下议院探讨华人问题的重要平台，华人参政计划为其提供议题并借助这一平台推动华人参选，如2007年6月该小组会议专门探讨了如何推动英国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参选的问题。第二，为华人候选人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服务。如2009年张劲龙参与欧洲议会竞选时，华人参政计划为之制定竞选纲领、招募义工，并提供街头助选、彩车巡游等支持。华人参政计划还多次为华人候选人筹款，且自2015年发起步行筹款活动。此外，华人参政计划还举办华人候选人竞选论坛，锻炼其竞选能力。在华人参政计划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华人参选积极性提升，且有所收获。如2010年8名华人参与英国国会竞选，尽管败选，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民众对华人“政治冷淡”的看法；2011年英国地方议会选举，9名华人参选，6人当选；2015年英国大选，11位华人参选，麦兆辉当选下议院议员，后于2017、2019年连任；2019年陈美丽也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可见，华人竞选的参与层次和竞选收获都有所提升。

可见，为提升华人政治影响力，华人参政计划奔走各地，倡导华人登记选民和投票，鼓励并支持华人参与竞选，用心良苦。此外，华人参政计划的成立也弥补了华人社团政治功能的不足，加上这一社团与英国政界联系密切，其自身的政治资本不容小觑。总之，华人参政计划的努力提升了华人的政治资本，有助于华社的政治融入。

（二）拓展华人社会资本，推动华人社会融入

社会资本强调信任、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其中信任是拓展社会网络的基础，社会网络是信任的逻辑延续。

相互了解有利于互信和相互接纳。华人参政计划积极充当英国华社与当地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努力增进二者的相互了解。一方面，华人参政计划帮助华人了解英国社会。该组织时常向华人宣传英国的政策法规，介绍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况，让华人深入了解英国社会。尤其是在政策法规方面，华人参政计划领导人利用其专业优势，向华人宣传英国的移民政策、政治规则和商业规则，帮助华人更好地了解当地和融入当地。如华人参政计划鼓励华人参与2012年华埠奥运义工计划等社会公共事务，借此了解当地社会，积极融入当地。另一方面，华人参政计划还帮助当地社会了解华社。华人融入本质上是一种双向行为，既需要华社的主动靠拢，也需要当地社会的宽容和接纳，而这离不开当地社会对华人的了解。在这方面，华人参政计划做了不少工作。如为解决中餐馆用工短缺问题，2008年华人参政计划不断奔走，多次联系内政部移民局、边境署官员与中餐馆业主及侨领见面，向移民局、边境署官员反映中餐馆的诉求，并邀请移民局官员实地考察；2010年参与拍摄纪录片《他乡·故乡》，刻画了旅英华人150年的心路历程，引起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2012年成立“BCTV英国华人电视平台”，通过电视节目反映华人状况，改善华社形象；从2012年起，华人参政计划与议会跨党派华人事务小组合作，对华社的治安、教育、医疗及商业情况进行调研，使议会能够更好地了解华人现状和需求。类似做法有利于增进当地社会对华社的了解和信任。

社会网络本质上是一种常态化联系。作为外来移民，多数华人的社会网络局限于华人内部。但英国华人较为分散，除大伦敦地区（约有30多万华人）外，其他地区的华人分布较为均衡，不利于华社横向交往。而且，英国华人来源复杂，来自不同国别或地区的华人以及新老移民之间差异较大，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华人参政计划成立后，在沟通侨团、动员侨社协同行动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尤其是其鼓励华人参政时多协同其他华人社团、华人政党或华人媒体进行，如联合英国华人联盟等多个华人社团、与三大政党华人支部一起呼吁华人投票，联合BBC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等华人电台奔赴各地讲演等。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如2014年华人参政计划与众多华人社团共同发起“确保我们永记”活动，倡议为“一战”华工设立永久性纪念碑；2014年以来，还联合各华人社区中心举办健康步行活动，促进新老移民、不同年龄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上述协同行动，有助于加强华社内部的团结与互信，筑牢华社内部网络。

华人融入更强调华人与当地民众的社会网络。融入离不开接触、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较为稳定的社会网络。以往，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不少华人尤其是第一代华人的社会网络局限于华人圈，与当地民众来往较少。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华人的这种社交圈无异于与主流社会的疏离。不仅如此，个别华人的不恰当言行、当地民众对华人的固有偏见以及媒体的误导还可能恶化华人的整体形象，加重当地民众对华人的不信任态度，导致华人社会网络的固化。华人参政计划从多个方面拓展华人的交往圈：第一，增进华社与英国政界的联系。华人参政计划成立后，积极充当华社与政党、政府沟通的中间人，尤其是在2011年成为下议院多党派华人事务小组的秘书处后，华人参政计划为该小组定期策划华人主题活动，组织华社代表与议员、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加强了华社与政界的联系。此外，英国议会早期设立的跨党派中国小组（2010年两小组合并）也委托华人参政计划定期向议会反映华人意见，因此两者均通过华人参政计划联系华社。如今，英国华社与英国政界的沟通和联系趋于常态化。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华社总能迎来一批前来祝贺的英国政要。而基于对选票的重视，每逢选举季，各党派候选人赴华埠拉票之事也屡见不鲜。第二，促进华社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沟通交流和协同维权活动。华人参政计划积极带动华社与其他少数族裔联合开展活动，如英国“从陌生人到公民”（Strangers into Citizens）运动自2006年开始推动，要求政府从人道关怀和务实精神出发，特赦一批长期在英居留的无身份移民，该运动获得了不同少数族裔的支持，李贞驹也发动华社参与；华人参政计划与黑人投票组织（OBV）于2009年开始合作，2019年大选时双方联手策划大型宣传活动，以提升少数族裔的投票意识。类似举动增进了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交流互动。第三，促进华社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与中国交流合作既是资本、人才跨国流动的体现，又能满足华人的情感需求，提升华社的社会资本。为加强英国华社与中国的联系，华人参政计划多次组团赴华考察交流，尤其自李贞驹2010年成为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会成员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总之，在华人参政计划的推动下，英国华社的社会网络不断拓展。

（三）倡导并率领华人维权，改善华人的制度环境

在英国，合法维权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成功维权则有助于改善华人移民的制度环境。华人参政计划本身因维权而生，2005年英国新《移民、庇护和国籍法》草案接受公众咨询，李贞驹组队奔赴各地，向华人讲解新法案对他们的不利影响，动员他们给议员写信，并征集了万人签名，最终使英国政府修改了草案的部分条款。这次维权之举使李贞驹意识到政治参与对于维护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随即创办了华人参政计划。此后，该组织积极倡导并率领华人争取自身权益，如号召华人参与2009年5月4日的“全民团结行动日”（旨在使无身份移民身份合法化）集会活动；2010年通过直接向政府表达诉求、力促议会向政府施压、征集签名等方式，表达华社对当年政府颁布的新移民法规的不满；2013年英国移民局对中餐馆展开轮番突击检查，严重影响了中餐业的正常经营，李贞驹律师一方面告诫商户遵纪守法，另一方面规劝他们冷静应对搜查，寻求法律协作。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华人遭受的歧视言行，李贞驹也呼吁华社行动起来，让政府和主流媒体听到华人的声音。这些维权举动对于改善华人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大有裨益。

事实上，在华人参政计划及其他各方力量的努力下，一些华人议题和华人诉求开始进入政府视野，华人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如经过华人参政计划、多党派华人事务小组的多次周旋，“技能厨师”一职在2011年移民法“短缺职位”名单中得以保留。从2012年起，华人参政计划与议会跨党派华人事务小组合作对华社进行了多次调研，之后相关调研报告陆续发布，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例如，2017年留学生调研报告发布后，2018年年初内政部邀请华人参政计划讨论在英中国留学生问题，2019年9月英国政府重启毕业生两年期工作签证。由于留学生报告特别表达了对取消两年期工作签证的不满，因此重启该签证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报告的回应。

总之，华人参政计划以推动华人政治融入为重点，努力促进华社与英国民众的相互接纳和融合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推进了英国华人政治融入和社会融入的进程，也提升了华人融入的意愿和能力。当然，英国华人社会融入是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英国各大政党重视华人选票、培育华人党员不仅因为华人参政计划的长期游说，也受华人人口规模及英国务实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华人参政计划在其中的助推作用值得肯定。

三、华人政治性社团助推华社融入的挑战与应对

参政是华人深入了解当地社会、参与当地政治运行和政策制订的重要渠道，也是考察移民政治认同、政治融入的重要维度。华人参政计划选择这一华社融入最为薄弱的领域推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华社融入进程受到个人、群体、社会制度甚至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也使得华人参政计划乃至华人政治性社团助推华社融入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华人社会发展偏好

对多数华人移民而言，出国是为了求得经济或教育上更好的发展，全面融入当地虽有助于实现这种发展，但并非华人社会的首要考虑。加上华人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观念较为淡漠，导致英国华社经济融入较好，但社会融入和政治融入相对滞后。如在政治层面，虽然英国华人在公民身份获取上表现尚可，但多数华人的参政热情仍有待提高。根据华人参政计划2014年的统计数据，华人仍是选民登记率最低的少数族裔，30%的华人从不进行选民登记，这一比例远高于少数族裔平均17%的水平。华人从政人数也不及其他少数族裔，如从国会议员数来看，2019年初占总人口0.7%的华裔议员仅1人，同样人口比例的孟加拉裔议员为5人，而分别占英国人口2.3%和1.9%的印、巴裔各有议员12名。同时，参政华人多限于地方层面，参政水平和参政规模均较为有限。英国华社政治融入还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来源差异，如2010年和2015年参与英国下议院选举的21位华裔候选人多系本土二代华人，而华人参政计划骨干成员也以香港华人为主。多数华人仍缺乏全面融入英国社会的主动性和热情，这对英国华社整体融入是不利的。

（二）当地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和对华人的固有偏见

当前，英国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拒斥态度仍然存在。如根据2018年英国希望无仇恨慈善信托机构（HOPE not hate Charitable Trust）发布的一项关于难民与移民的民意调查，有大约22%的英国人对难民与移民持负面看法（积极反对者与消极反对者），有18%的人持担忧态度，即有四成受访者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并不友好。不仅如此，近年来，民粹主义持续抬头与疫情的蔓延加剧了英国社会的族群冲突，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事件明显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英国针对华侨华人的仇恨犯罪案件较前两年同期增加了三倍。这也表明华人融入之路不会平坦。

（三）中英关系的影响

实践证明，中外关系稳定向好，华人融入当地就较为顺利；反之，华人不仅难以顺利融入，还可能面临无端指责或猜忌，成为两国关系交恶的替罪羊。2015年英国加入中国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首个参加该机构的七国集团国家，同时对中国投资持开放态度。然而，近年来，英国出台一系列打压中国投资的行为，表明英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而中英关系的变动也对英国华人融入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2022年初，英国军情五处无端指责李贞驹为中国间谍，并诬称中国在英国议会“从事政治干涉活动”。此举不仅影响到李贞驹和华人参政计划的发展，也影响到华人政治融入进程。

展望未来，华人社团仍需继续推进华人融入当地。在人力资本层面，应继续鼓励华人入乡随俗，学好当地语言，广泛涉足医生、警察和教师等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职业，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和尊重。在社会资本层面，由于建立良性、稳定社会网络的根基在于相互理解、信任和对社会规则的长期恪守，目前部分华人不合规经营对华人融入较为不利，因此应倡导华人合法、诚信经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华人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或社区活动，提升华人美誉度，拓展华人异质性社会网络。在社会制度层面，应继续引导和组织华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优化华社融入的制度环境。此外，由于华人社团本身的社会资本对于华社融入至为关键，因此，加强华人社团的自身建设也必不可少。目前，英国华人社团众多，但政治性社团数量偏少，不同类型社团间的横向沟通也较少。将来，仍需创建更多旨在促进华社融入的华人社团，并整合已有社团力量，共同助推华社融入。

摘自：张赛群：《华人政治性社团助推华社融入的作用研究——以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