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侨刊乡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拉美华人研究】近150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2022年11月16日15:59  来源:中国侨联

1849 年,秘鲁国会通过一项以引进华工为主要目的的移民法,正式开始招募华工,从此开启了中国人移民秘鲁的大潮。一百多年来,中国移民为多元化的秘鲁社会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催生了以中国为写作主题、以华人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秘鲁首部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出现于1872 年,目前最新一部出版于2017 年。在近150 年的中国书写历程中,秘鲁作家笔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迁,不仅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体验,更推动了秘鲁主流社会对于中国认识的形成和深化。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作为美洲华人移民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秘鲁的华人问题一直颇受关注。在文学领域,秘鲁学者努力发掘本国作家对中国的书写,如塞瓦约斯(Johnny Zevallos)对秘鲁文学史上首部书写中国的小说进行了分析;科里亚(Ciro Corilla)、楚比慕诺(Daisy Chumbimune)及帕罗伊(Gonzalo Paroy)探究了20 世纪初秘鲁大规模排华情绪高涨时期文学和公共媒体对华人的描写和态度;华裔历史学家楚辉(Richard Chuhue)对秘鲁华裔作家进行了总体梳理。此外,欧美学者也对秘鲁华裔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如法国学者卡赛雷斯(Beatrice Cáceres)的博士论文解读了华人作家萧锦荣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美籍华裔学者林曼(Maan Lin)的博士论文分析了萧锦荣的两部作品;美国学者洛佩兹-卡尔沃(Ignacio López-Calvo)简要介绍了20 世纪秘鲁涌现出的部分华裔作家。由此可以看出,从20 世纪末起,秘鲁文学对中国的书写已经在秘鲁及欧美学界引起一定关注。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一方面,国内学界缺乏对秘鲁文学、尤其是非华裔作家中国书写的讨论;另一方面,尽管王凯和笔者均对萧锦荣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但国内学界对秘鲁华裔作家的论述尚有较大拓展空间。

对于国家形象,国内外学者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学界,霍尔斯蒂(Ole R. Holsti)等从影响决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圭辛格(Alexandra Guisinger)等关大众传媒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成为后冷战时期国家形象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在国内学界,张昆和徐琼、孙有中、汤光鸿等都对国家形象进行了阐释。

文学领域也不乏对国家形象的解读。如法国学者卡雷最早在比较文学领域将异国形象提取出来做单独研究;莫哈和巴柔大大提升了国家形象研究的跨学科性。据董军考证,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钱钟书等中国学者已开始探索外国文学里塑造的中国形象。自20 世纪90 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以来,中国学者更是展现出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如姜智芹等都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对中国形象进行了剖析。周宁从文学出发,将国家形象拓展到文化这一更大的范畴,探究文学形象背后隐藏的政治文化含义,提出“异域形象”概念,概括西方对于中国的塑造及其隐含心理,其研究对于国家形象的深度解读颇具启示意义。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秘鲁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力图从国家形象角度解读相关作品并探讨其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整理分析秘鲁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二,采用对比研究法,进行国家形象分析,探究这些作品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差异及其原因;第三,借助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理论,探讨秘鲁文学中塑造中国形象的作用;最后,从文学视角创新思路,探讨中国向拉美进行文化传播的新型发展方向。

二、秘鲁的中国移民:苦力、排华、重启和兴盛时代

19 世纪下半叶,秘鲁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此时晚清帝国内忧外患,闽粤沿海人口大量失业。虽远隔重洋,但两国实际情况对人口迁移产生典型的“推拉效应”。1849 年,秘鲁国会通过被后世称为“中国法”的移民法令,拉开了中国人移民秘鲁的序幕。最初,大部分华人被安排到鸟粪岛或种植棉花甘蔗的大庄园务工,劳动量大、待遇差,甚至人身自由受限。直到1874 年清政府介入,两国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条约》,中国移民合法化,华工才摆脱半奴隶制束缚重获自由。因此,1849—1874 年可以视为秘鲁中国移民的苦力时代。

苦力时代结束后,华人虽然恢复自由,但此时硝石战争爆发,战败国秘鲁面临严重社会危机,中国移民成为被排斥的对象。排华情绪首先萌生于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笃信国家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以实现物质繁荣和精神进步。因此,应引进发达国家移民,杜绝华人这一“低等种族”。1877 年,博尔哈(César Borja)提出中国移民带来贫困、疾病和陋习,理应停止;1897 年,帕尔马(Clemente Palma)大肆宣扬“华人无用”论调。之后,排华情绪不断扩大。1908 年,秘鲁政府开始限制中国人入境。1909 年5 月4 日,秘鲁首都利马爆发的工人游行演变成对华人产业的打砸抢烧,13 天后,利马市长下令拆毁大量华人聚居的奥塔萨街。华人与秘鲁底层不良少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1911 年达到顶峰。最终,1930 和1936 年,中国男女移民来秘分别被彻底禁止。因此,1875—1936 年可以视为秘鲁中国移民史上的排华时代。

二战期间,秘鲁政府开始放宽中国人的入境限制。李安山等学者认为,秘鲁的中国移民潮从二战后,即20 世纪50 年代再度开启。二战后,特别是1956 年普拉多总统上台后,秘鲁政府多次颁布有关法令,放宽中国人出入秘鲁的条件,秘鲁中国移民数量稳步增长。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与之前两个阶段明显不同,这批新移民中不仅有劳工,更有颇具实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其中很多人已有海外生活经历,掌握资源、知识和技术,将秘鲁作为移民中转站,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等更加发达的国家。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末,可以视为秘鲁华人移民的重启时代。

1971 年,中国与秘鲁建交。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前往秘鲁的中国移民数量大大增加。其中,大陆移民数量上升尤其明显,一些侨眷也被批准到秘鲁与家人团聚或协助经营产业,秘鲁华人群体增添了新的活力,展现出新的面貌。因此,从20 世纪80 年代起至今,可以称之为秘鲁华人移民的兴盛时代。

三、秘鲁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1872—2017)

自1849 年以来,华人成为秘鲁社会引人瞩目的外来族裔,也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在部分作品中,中国仅作为一个元素出现;而在另一类文学作品中,中国成为主要内容,华人成为主要人物,本文选择后一类,即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书写中国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看,1872 年秘鲁首部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出现,2017 年最新一部作品出版,且主要集中于19 世纪末、20世纪前30 年和20 世纪80 年代至今三个时段;从数量上来看,尽管时间跨度较大,但作品数量有限,本文共包括27部;从体裁上看,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杂文;从内容上看,作品以苦力、批判和寻根为中心主题。作者均有在秘鲁长期生活的经历,创作语言都是西班牙语,最大区别在于其身份,20 世纪80 年代之后才出现华裔作家。以下以时间为维度,对1872 —2017 年书写中国的秘鲁文学作品进行纵向梳理。

(一)苦力时代的苦力文学:落后古国

秘鲁文学史上首部书写中国的作品是出现于苦力时代末期的小说《努勒丁·坎》(Nurerdín-Kan),原载于1872 年的《秘鲁邮报》,但未完结。连载时作者佚名,后经秘鲁学者塞瓦约斯(Johnny Zevallos)考证,其作者为该报主编佩雷兹(Trinidad Manuel Pérez)。该小说较全面地展示了华工的真实情况。小说前半部分采用两线并行的叙述方式,一方面描写华工从中国前往秘鲁的航行过程,另一方面介绍秘鲁庄园主的真实生活。在后半部分,随着华工被贩卖到大庄园劳动,两条叙述线合二为一。书中描写的华工漫长的航行、大庄园的半奴隶制、华工受到的虐待及其反抗等细节都与历史相吻合,是苦力时期唯一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

《努勒丁·坎》以个体为单位进行人物描写,小说集中笔墨塑造的中心人物努勒丁·坎是一名印度青年,华工的个体形象因缺乏必要细节显得十分模糊,只形成“中国人”的集体概念:努勒丁·坎外貌俊秀、气质高贵,而华工尖嘴猴腮、孱弱猥琐;努勒丁·坎饱读诗书、善良勇敢,而华工目不识丁、举止粗俗。努勒丁·坎的文明教化与中国移民的丑陋野蛮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描写华工,秘鲁出现了书写中国的苦力文学,其中塑造的中国是一个濒临灭亡、积贫积弱的迟暮帝国形象。

(二)排华时代的批判文学:封建弱国

进入20 世纪,秘鲁知识分子出现了排华情绪,也在文学上有所体现。首先,1913—1918年,秘鲁主流报刊《报业》(La Prensa),刊登了该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瓦尔德洛玛(Abraham Valdelomar)的5 部短篇小说:《脏恶水井——西客最高委员会的故事》(El Hediondo Pozo Siniestro o Sea la Historia del Gran Consejo de Siké)、《情感危机——西客废墟的故事》(El Peligro Sentimental o Sea la Historia de la Ruina de Siké)、《长官内脏——无耻之徒的故事》(Las Vísceras del Superior o Sea la Historia de la Pocavergüenza)、《禁腹通——毫无人道饥民的故事》(Los Chin-Fu-Tono Sea la Historia de los Hambrientos Desalmados)和《王发桑——严重阴暗疾病的故事》(Whong-Fa-Sang o Sea la Trova Enfermedad Tenebrosa )。《报业》是秘鲁主流报纸之一,在20 世纪初是秘鲁主流社会精英阶级宣泄排华情绪的主要渠道之一。这5 部作品组成短篇小说集《中国故事》(Cuentos Chinos),都围绕一个虚构的、名叫“西克”的中国村庄展开,在那里,穷人为了生存寡廉鲜耻,官员为了敛财贪污腐败。

随后,1915—1916 年,精英杂志《多样》(Variedades)先后刊载了8 篇不同作者书写中国的杂文,包括1915 年1 月的《利马赌局》(El Juego en Lima)、1915 年4 月的《吉新之旅》(Las Aventuras de Gay Sin)、1915 年10 月的《皮斯科的中国节日》(Las Fiestas Chinas en Pisco)、1915 年12 月的《中国移民》(?xodo de Chinos)、1916 年1 月的《1915 年的利马报业》(La Prensa Lime?a en 1915)、1916 年7 月的《华人斗殴》(La Lucha China)、1916 年10 月的《中国剧院和唐人街》(En el Teatro y Barrio Chino)和1916 年11 月的《逃离亚洲毒烟》(Huyendo del Humo de Asia)。

《多样》杂志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撰稿作者都是诸如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巴耶霍(César Vallejo)等秘鲁文学、文化界的顶尖人物。时任主编的帕尔马(Clemente Palma)是顽固的排华派,因此他选择的这8 篇杂文对中国也持负面态度:第一,作者对华人大加批判,集中捕捉并描写华人恶习,如在《利马赌局》、《华人斗殴》和《逃离亚洲毒烟》中,作者大肆渲染秘鲁华人聚众赌博、打架斗殴以及备受诟病的吸食鸦片等陋习。作者们认为,以华人为代表的黄种人从身体到精神都十分腐化堕落。第二,作者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移民带来了东方文化,并在异国他乡顽强地将自己的精神财富保留下来。如在《吉新之旅》中,作者记录了中国音乐和舞蹈:主人公吉新自幼学习刀舞,该舞蹈充满异域风情,配乐也极富东方特色;在《皮斯科的中国节日》中,为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居住在秘鲁城市皮斯科的华人自发组织了庆祝活动,作者目睹了一系列极富中国特色的服饰、装饰、食品和庆祝仪式,但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行为习惯格格不入。第三,作者们开始观察身边的华人移民群体。如在《中国移民》中,作者在观察华人登船离开秘鲁的场景后发表感想,认为华人始终是秘鲁社会中的“他者”,永远是过客,而非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秘鲁书写中国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一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弱国形象。

(三)兴盛时代的文学:迟暮帝国与新的中国

1. 兴盛时代的非华裔苦力文学:迟暮帝国

随着秘鲁禁止中国移民,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书写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寂。直到20 世纪80年代后期,秘鲁作家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出现了4 部独立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1987 年出版的《约翰·华的无尽旅程》(El Interminable Viaje de John Chinaman)。该书记录了三代华工纵贯90年、横跨9000 里的漫长移民之路。第二部是1992 年出版的黑色悬疑小说《无用的秘密》(Secretos Inútiles)。主人公克雷顿在垂老之时回忆起60 多年前在秘鲁一个小渔村生活的往事,家族里的一位中国仆人成为线索式的重要角色,这位仆人在渔村遇害,凶手究竟是不是克雷顿本人成为贯穿全书的重要谜题之一。第三部是1994 年出版的纪实小说《沙国之梦》(En el País de las Colinas de Arena Reflexiones sobr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el Perú del Siglo XIX desde la Perspectiva del Derecho)。该书以纪实文学形式再现了苦力时代的华工遭遇,基于历史史实,作者从掮客哄骗、拐卖中国贫苦农民开始,详细地描写了华工漫长的行船经历及其到达秘鲁后的辛苦工作。第四部是2015 年出版的《寂静之旅》(En la Ruta de los Hombres Silentes)。在该书中,精通医术的华工卢西做了8 年苦力之后成功逃离,机缘巧合下在硝石战争期间加入智利军队,开启了一次漫长的丛林之旅。在这次旅途中,他了解了秘鲁少数族裔的习俗,目睹了原住民受到的剥削,体验了西方现代文明。秘鲁的社会问题透过一名华人的视角被折射出来,该书获得了2015 年秘鲁最高文学奖(Premio Copé)金奖。

综上可见,尽管时间已经来到当代,但秘鲁非华裔作家对中国的塑造依旧停留在日薄西山的迟暮帝国阶段。

2. 兴盛时代的华裔寻根文学:新的中国

秘鲁历史上首位公开发表作品的华裔作家苏廷(Pedro Zulen)从未使用中国素材,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秘华文学在20 世纪80 年代才渐成气候,其中部分作家并未涉及中国主题。因此,本文仅选取4 位直接进行中国书写的文学家进行分析。

苏廷之后首位在秘鲁公开发表作品的是华裔女诗人黄水鸢(Katie Wong Loo),亚马逊的广袤和中国的风情为她诗歌创作中的丰富想象奠定了深厚基础。1977—2004 年,她先后出版了5 部诗集,包括1977 年的《生长》(Cresciente)、1983 年的《生殖崇拜的玫瑰》(Rosa Fálica)、1999 年的西德双语《乞丐与国王之歌》(Cantos para el Mendigo y el Rey)、2000 年的《我是一只有着天使秘密的动物》(Soy Un Animal con el Misterio de Un ?ngel)以及2004 年的《奥托龙戈之梦》(Sue?os de Otorongo)。黄水鸢的诗歌作品天马行空又细腻感性,主题多为亲情、爱情等人类美好情感和亚马逊丛林的自然风光。一方面,父母的东方用品商店中的“异域风情”一直萦绕在她的创作之中;另一方面,她也备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时常表达对以盛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认同,诠释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等中国传统思想。

女作家黄灵书(Julia Wong)从1994 年开始正式出版作品,先以诗歌闻名,2008 年起开始涉足小说。她的短篇小说《全家福草稿》(Bocetos para Un Cuardo de Familia)取材于真实生活,既有本人的亲身经历,也有从亲属、好友、邻居生活中观察到或听说过的片段,作者将一个个关于华人移民真实生活的微型故事组合起来。在该书中,阔别家乡13 年的华裔女子玛利亚·伊内丝终于决定正视一段痛苦的家族往事——叔叔的惨死,重归故里寻找隐藏在过去的真相。这一过程中,记忆与感受被作者以第一人称的细腻笔触和诗歌般的语言娓娓道来,同时刻画了切潘这座秘鲁北部小城中华人群体的生活。虽然《全家福画像》因字数未达标而在秘鲁最高文学奖中名落孙山,但因选题独特、感情充沛、技法高超而吸引了秘鲁评论界的目光。

男作家罗杰·李(Roger Li Mau)出生于1934 年,但2006 年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200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迹与根》(Huellas y Raíces)描绘了秘鲁各种族融合共存的“种族大熔炉”图景,其中,华人移民是秘鲁这个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 年出版的小说《说话 眼泪 外洋》(Voces y Lágrimas de Ultramar)则完全以华人为主要书写对象,该书以广东移民李氏兄弟及其子孙的人生经历为中心,介绍了秘鲁北部地区的华人群体情况。全书涉及李氏家族四代成员,时间纵贯20 世纪,描绘了一幅从晚清覆灭、中华民国建立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画卷;空间跨越大洋,从中国的北京、广东直到秘鲁的利马和北部山区,通过李氏家族在中国和秘鲁两地寻找“家”、建立“家”的奔波旅程,充分体现了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和对祖国的认同。

在秘鲁乃至整个西语美洲地区,最为知名的当属华人男作家萧锦荣,其创作文体以小说为主、内容以20 世纪下半叶的利马为主。截至2017 年,萧锦荣的全部作品中共有5 部以中国和华人为主要内容。其一,短篇小说集《末程》(El Tramo Final)通过9 个短小精悍的故事,绘制了20 世纪下半叶利马唐人街全貌和华人群像。其二,短篇小说集《天下第一剑》(La Primera Espada del Imperio)包含5 个武侠故事。作者通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重现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向海外读者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侠义、承诺和仁爱等美德。其三,半自传体长篇小说《美梦难寻》(La Vida No Es Una Tómbola)以20世纪60年代作者的少年经历为蓝本,书写了当时华人的生活困境,揭示了大变革的动荡年代中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群体承受的痛苦。其四,自传体长篇小说《漫长的夏日》(El Verano Largo)以20 世纪70 年代作者的青年经历为素材,在记录大学生活并纪念错过的爱情的同时,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一代华人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二代移民进行身份认同这两大问题并进行剖析。其五,2017 年正式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伊塔卡之旅》(Viaje a ?taca)以20 世纪90 年代作者的成年经历为基础,是截至目前秘华作家发表的最新一部书写中国的作品。为追求女友,早已取得美国国籍的作者重回阔别十年的利马,这次寻爱的旅程也是重新认识秘鲁的旅程,更是寻找身份认同的旅程。至此,萧锦荣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三部曲。在书写中国的过程中,他对华人群体有了逐渐成熟的分析,也对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

四、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及其现实意义

(一)秘鲁文学中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

通过前面的作品梳理与分析能够发现,秘鲁非华裔作家对于中国的书写历史较为悠久。首部书写中国和华人的作品《努勒丁·坎》在中国移民大潮开始23 年后出现。在苦力时代,华工的形象与该书印度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中国落后古国的形象。进入排华时代后,在20 世纪第二个十年,书写中国的作品集中出现,不仅作品数量提升,观察角度也更为多样,但作者的态度十分尖锐。《中国故事》以村庄“西克”为缩影,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烘托晚清帝国的秩序崩坏,尽管作者的本意是用春秋笔法借晚清的衰败讽刺秘鲁的政治乱象,但其书写的中国形象还是非常负面。《多样》杂志精英阶级的非华裔作家群体,一方面继续进行个体书写:首先,他们选择的书写对象虽然不再是苦力、奴隶,但依然是穷困潦倒、生活在秘鲁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华人;其次,他们无视华人的生存挣扎和传统美德,只聚焦负面问题,认为秘鲁社会的种种恶习都是由华人带来的,甚至“污染”了秘鲁人。另一方面,这批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也上升至精神层面,华人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秘鲁这个本就多元的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组成部分,作者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现象。然而,中国文化与秘鲁精英阶级的克里奥尔文化相去甚远,作者们认为中国文化晦涩难懂,简单粗暴地判定其为“低等文化”,无法鉴赏,也毫无鉴赏的必要。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排华时期形成的批判文学中塑造的中国,都是一个处在进步对立面的落后弱国形象。进入20 世纪末期的兴盛时代后,华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有了巨大转变,而这一时期的秘鲁非华裔作家书写中国的思路依旧停留在19 世纪的苦力时代。虽然作者态度大为好转,能够相对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对苦力的悲惨遭遇表示诚挚的同情,但书中华人依旧是被欺辱压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力和仆人,构成苦力文学的第二个阶段,其中塑造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迟暮帝国形象。

20 世纪80 年代,华裔作家崭露头角后,开始利用自己的中国身份进行创作,在作品中介绍、反思并探讨中国,体现出寻找本源的倾向,因而构成秘鲁书写中国的寻根文学,其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开始发生突破:

第一,通过个体,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当代华裔作家突破秘鲁传统中国书写中“华人都是苦力奴隶”的局限,将目光投向新移民,人物更加多样。他们笔下的华人不再是被排斥的外来种族,而成为秘鲁社会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作品中,罗杰·李聚焦20 世纪上半叶,再现了一代移民艰辛创业、重现融入主流的历程,探讨了文化融合;黄灵书和萧锦荣聚焦20 世纪下半叶,记录了不断壮大的华人群体,开始述说移民后代的身份认同危机,反思华人社会的问题。通过塑造个体,中国这一整体概念扭转了负面形象,呈现出更加多元而有深度的新面貌。

第二,通过历史,展现亦古亦今的中国。从历史角度,寻根文学里的中国摆脱了长期以来在秘鲁文学中的落后形象。黄水鸢和萧锦荣通过玉、绸、剑等代表性意象具象化书写盛唐,塑造了盛世传奇的文明古国形象,说明封建时代的中国不等于积贫积弱的晚清帝国;罗杰·李将个人和家族经历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借此介绍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历史,说明了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客观原因,塑造了不屈不挠的东方大国形象;萧锦荣和罗杰·李的作品中也不忘积极宣传1949 年后中国的真实情况,塑造了正面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形象。

第三,通过文化,展现灿烂辉煌的中国。华裔作家打破“西方凝视”:在哲学上,黄水鸢的诗歌时常谈到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在宗教上,罗杰·李用西方思路诠释佛道思想;在文学上,萧锦荣向秘鲁读者介绍了武侠不仅在于中国功夫,更在于侠义之心;在艺术上,罗杰·李宣传了中国水墨画的魅力在于留白的意境。借用秘鲁读者熟悉的方式,秘华作家们宣传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已有研究显示,国家形象是一国各方面情况在公众心中的主观反映,代表着公众对该国的了解与评价。在对作品解读后能够发现,秘鲁文学进行书写中国时塑造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并非时间的推移,而是作者的身份是否为华裔。因此,分析中国形象在秘鲁文学中的变迁,应以“身份”这个变量为维度进行横向对比。

作为西班牙前殖民地的一部分,在秘鲁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西方文化。赛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概念,说明“强势西方”和“弱势东方”这一差别,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导致西方对东方长期的重构。正是出于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中国缺乏深入了解的非华裔作家抱着猎奇的心理和偏见,在书写中虚构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所谓“中国”形象。针对中国形象,周宁提出“异域”概念,即“一种文化隐喻或者象征,是对于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秘鲁非华裔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正是这样的“异域”:无论是在哪一时期的非华裔作家笔下,中国永远停滞在晚清帝国的时代,精神愚昧、文化落后、道德堕落、政治专制,与西方的文明、理性、先进、民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一部分,从佩雷兹起,秘鲁非华裔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最主要目的并非是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而是通过塑造一个与西方天差地别的中国,以完成对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树立优越的地位。

从苦力时代到重启时代,非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不同于秘鲁也不容于秘鲁的异类,这一情况直到秘华作家登上舞台才开始发生改变。秘华文学冲击了主流文学的框架,打破了传统秘鲁文学书写中国时的“东方主义”视角,其塑造的中国形象体现出真实、立体和深度的新特点:其一,塑造真实的中国,秘华作家力图提供真实信息,既不避讳问题,也突出华人传统美德和地位提升,展示母国进步;其二,塑造立体的中国,中国人物不再是脸谱化的异域符号,而是和秘鲁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存在;其三,塑造深刻的中国,秘华作家不仅反思国家发展的历程,而且为身份认同、文化融合、文化流失等移民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提供了中国视角。

总之,如果说秘鲁非华作家是从“局外人”的视角将华人边缘化为“他者”,对中国进行“他塑”,通过定义中国寻找对自我的认同,那么秘华作家则是从“中国人”的视角将华人转变为秘鲁社会中的“主体”,对中国进行“自塑”。中国移民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异类,而是成为秘鲁社会的一部分;中国也不再是遥远陌生的异域,而是通过华人与秘鲁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二)秘鲁文学中国形象的现实意义

比较文学形象学派虽然认为研究国家形象能够提升一国对另一国的认识,但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文学,也止于文学。为厘清文本中塑造的国家形象产生的作用,必须将研究扩展至更大范围。本文不囿于文学,不仅剖析书写中国的秘鲁文学作品里中国形象的变迁,也研究其现实意义,找到目前问题,探索创新方向。

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话语,除包含知识和信息,更包含权力,因此能决定行为。秘鲁文进行中国书写时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仅是艺术的创作、信息的传达,更是话语背后的权力的较量,“自塑”和“他塑”从本质讲是秘华和非华作家的话语权之争。20 世纪初,秘鲁精英阶级首先萌发排华思潮,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将对华人的排斥公诸于众,对排华情绪的不断扩大乃至中国移民被禁不乏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秘华作家初试锋芒,对中国的书写突破“东方主义”藩篱。以萧锦荣的《末程》为例,卡赛雷斯认为唐人街的存在对于秘鲁人来讲并不陌生,但许多人仅仅自外远观。萧锦荣的作品第一次提供了真实全面、自内向外的视角,让许多秘鲁人真正了解华人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由此可见,其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对于增强秘鲁读者对中国的认知,扭转其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0 年,约瑟夫·奈提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方面。此后,国内外学者们在讨论国家软实力时都将文化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将软实力与文化实力直接对等。文学的力量可以直抵人心,是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国家形象对于他国读者认识、感知和接受该国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据楼宇调查显示,当前中国文学对拉美传播存在“数量差”和“影响差”,在传播至拉美的中国文学数量严重不足、作家较少的情况下,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对秘鲁、乃至拉美其他国家的读者了解中国就更加重要。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向”拉美,更要真正“走进”拉美。拉美地区国家众多,文化多元,内部差异性大,中国文学和中国形象想要真正被拉美读者接受,有针对性的区域化市场战略十分必要。

反观秘华作家的作品,他们通过“自塑”突破秘鲁文学书写中国的惯例却获得好评,正得益于“本地化”的思路。以萧锦荣为例,其作品的成功与中西合璧的风格密不可分。虽然在大部分作品中,萧锦荣描写的是中国和华人的故事,但其叙事方式则完全是秘鲁式的。作为秘鲁“绝望一代”的一员,萧锦荣的创作内容与该派文学聚焦社会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这一主题一致,但选择华人群体为具体切入点,倾诉大变革年代他们的生活困境和心理痛苦,因此既具“绝望一代”共性,即用细腻的手法剖白人物遇挫绝望、希望破灭的心理,又有独特东方特性,文风饱含“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中式含蓄,且利用武侠小说逃避现实。用秘鲁人倍感熟悉的方式讲述让他们顿觉新奇的故事,用共同的经历和感受拉近了秘鲁人和中国人的距离:萧锦荣作品中的中国不再是“他者”,而是与秘鲁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五、结语

1872—2017 年,秘鲁文学书写中国时塑造的中国形象几经变迁,华裔作家的出现打破了东方主义对中国的“他塑”,较成功地完成了“自塑”,受到认可和欢迎。然而,不得不正视的是,即便秘华作家开始塑造相对真实、立体、深刻的中国形象并获得一定成功,但依然存在缺憾:塑造的国家形象仍停留在古代和近代中国上,尚缺乏对新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形象描述,因此,这一点应成为我国对秘鲁文化传播工作中关注的重点。为完善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秘鲁乃至拉美的影响力,笔者建议从以下三个方向入手,创新文学“走出去”的思路:

第一,选材上传统与现代文明并重。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范围广、时间长、受众多。秘华作家传承其精髓,将“中国”概念具象化,打下了良好基础。今后应继续扩大这一优势,将传统文化作为外宣主战场。此外,中国的当代文明成果在拉美颇受关注,这也是秘鲁对中国书写中尚未涉足的领域,因此当代中国的新形象应成为未来的主攻点。文学作品里塑造的中国新形象既应“高大上”,与最高新、最尖端的科技进步和理论成果息息相关;也应“接地气”,直接展现当下中国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从而展示出让秘鲁乃至拉美读者觉得可敬又倍感可亲可爱的中国新形象。

第二,内容上从命运共同体切入。塑造当代中国新形象应以“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内容上利用秘鲁漫长的华人移民史和丰厚的华人移民积淀,借助与秘鲁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华人移民拉近距离。此外,进入20 世纪以来,中秘都遭遇国家危机,致力于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类似的国家命运必然造就相似的人物经历,建议借此打造精彩故事,并用秘鲁读者喜爱的方式进行讲述。

第三,作者上中秘两国作家兼顾。一方面,应努力调动内部资源,鼓励中国作家以命运共同体为主要思路,创作展现当代中国最新形象的作品,然后筛选文学素养较高、了解秘鲁情况的优秀译者,用“信达雅”的标准将这些优秀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另一方面,应积极挖掘外部资源,在秘鲁、尤其是华裔群体中寻找心向中国、书写中国的新生代优秀作家,通过各种渠道为他们提供机会,帮助其深入了解中国新面貌,以促进秘鲁本土作家对中国的书写。

(摘自:苑雨舒:《近150 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蔡雨荷、黄瑾)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