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开宗明义，绪论中阐明立意，即“讨论中国新移民的处境与语境，指出移民与在地结构与体制的活动与磨合，不断在重构社会规范、重组国家资源”。由此，围绕着“活动”“磨合”以及“重构”“重组”几个关键词，作者分三部分介绍了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融入的境遇。

第一部分梳理了新加坡华人移民脉络，介绍早期华人在地化过程及不同时代的移民经历。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的磨合及前者的调适。具体内容上，首先，作者分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新移民被当地社会所赋予的、以负面形象为主的刻板印象，并乐观地认为这是族群文化融合的必然进程，“新移民给新加坡华族层面带来更为多元化的中华元素，也给新加坡国家层面注入移民的奋斗精神，使得新加坡未来的可能性无限地扩大”。其次，作者检阅了近年来新加坡社会政策与资源分配对中国新移民的影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新移民群体与当地社会“分层式”的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目前新移民融入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章也是全书之精要部分。再次，面临主流文化的压力，新移民群体如何抱团自助？作者根据一手调查资料，简述了新移民社团组织在连接新老华人社会以及帮助新移民重组资源方面的效用。

第三部分的案例讨论同样精彩，且极具研究价值。“留学生”“陪读妈妈”及“新移民作家”看似不相关联的三个群体，却体现了类似的居留及认同状态。作者运用人类学的参与式访谈法与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法，揭示了他们或“过渡性”（留学生）或“彷徨挣扎性”（陪读妈妈）亦或“分裂/分层式的主体性”（新移民作家）的生存状态。在作者看来，尽管三者有不同之外，但“现代境遇的多元、流动、弹性，使得移民的主体性不断离散化，不停在经历变易与更动，一直争取和开拓能够得到接纳与肯定的空间”。

二

中国新移民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在新加坡比较特殊。作者也在全文论述中多处点题，即新加坡作为典型的保姆型国家，对移民政策的掌控力毋庸质疑，因此作者多次强调“国家体制”“移民治理”等因素。在强国家的各种措施下，新加坡对中国新移民持矛盾态度。首先，新加坡本身的族群结构对中国新移民的需求是刚性且迫切的。为保持一定人口增长及华人比例，新加坡从与中国建交开始就不断引进中国新移民。然而，在地化的华人文化与新移民文化间有着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之社会资源的竞争，迫使政府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对新移民权益设置门槛，从而保障本地公民利益。因此，政府既希望新移民能够快速汇入当地华人脉络中，又要拉开本地公民与中国新移民等外籍人士的距离，以彰显主流社会的固定性，这种矛盾性的态度给新移民的正常融入带来了一定阻碍，在政府的刻意引导下，“新移民被给予当代中国国别性的标签，使得他们区别于在地的主流社会”。而这些“外来者”，则根据自身的资源及各种各样的背景，“透过向下、平行、向上等方向跟在地社会互动，在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语境当中，面对英语广度和高度使用所形成的界线，也面对体制的管治”。由此，作者在各具体案例的分析中，穿插运用周敏、波特兹的“分层融入理论”，分别讨论了不同阶层的中国新移民、尤其是中下层群体的生活境遇，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新加坡新移民生存状态的浮世绘，此为本研究的特色之一。

此外，可能与作者自身多重身份及文化认同相关，全书不断强调新移民群体流动不居的认同及其跨国意识与行为，而这对不同层次的新移民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现象兴起于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及中国崛起的时代，跨国主义及在异地的资源重组对于新移民的融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向上融入的企业家、金领、知识分子，“结合了可以在不同地理空间转移使用的科技知识和商业方法，在新加坡与中国之间搭建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跨国主义”；平行融入的留学生的“未来动向还在不断展开可能性，可能会成为新加坡的定居者，或摆荡为过客……”；向下融入的陪读妈妈群体，其“过渡性”状态更为明显，“她们绕不开本地的尴尬境遇……挣扎于主流社会的夹缝”，未来极大可能会回到中国，这种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可能会反向影响她们与主流群体的正常交往。其实，无论处于哪个阶层，新加坡复杂的融入环境对他们都有着一定的阻隔。在作者笔下，这些鲜活的个体满怀着对新环境的希冀与憧憬，却又不得不直面各类挑战与内心的彷徨，在他们心中，“原乡、居留地、他处，不断地在抵达和重访。分别认同，同时存在”。对这一现象的强调为本研究的另一重点与亮点。

三

然而，金无足赤。本书似乎仍有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具体调查资料运用方面，可再斟酌考虑。譬如在对“陪读妈妈”群体的研究中，作者根据对35位受访对象的来源分析，得出其“家乡大多聚集在发展滞后的省份：辽宁、河南、山东……”这一结论。从数量上看，35个受访样本似乎并不充足，同时这些受访者本身可能因地缘关系而聚集成群，譬如其中16名就来自东北地区，因此作者调研时产生了大部分“陪读妈妈”来自于北方“落后”地区的印象。如若能够扩大调研范围，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另外，作者运用的一些资料也需更新，如对留学生群体的调查数据，仍停留在13年前，而对陪读妈妈的访谈，也发生于2012年。最后关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的统计，据笔者于2015年在新加坡访学时所知，已有“安徽同乡会”存在，作者并未列入，此后应有更多类似团体出现，须进一步做全面调查。

当然，瑕不掩瑜。作者多年从事新马华人研究，有深厚学术功底，2014年曾出版《移民轨迹和离散叙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一书，该书针对中国新移民群体进行的多视角、近距离之观察亦极具价值。读者如果将两者结合研读，必定有所收获。

（摘自：彭慧：《规范与流变中的新加坡中国新移民——评<新加坡与中国新移民融入的境遇>》，《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