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文文学自纳入学界研究视野以来，早前的海内外学者多集中于新文学研究，与之相对的旧文学时期则常被冠以“椎鲁无文”或“流寓文学”等简单标签。近年来，随着华文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学萌蘖期的整体情貌逐渐显露，旧文学在华文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也得以重新审视，相关研究成果渐见丰厚。但华文文学的发生问题始终是学界悬而未决的重要命题，目前仅见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翁亦波《新马华文文学萌发时间之我见》等著述有所论及，仍待深入探究和进一步明晰。作为移植文学，南洋华文文学究竟缘何发生，又在何种作用力的推动下逐渐塑造出独立品格，都是当下学术界有待解决的命题。但苦于史料搜罗不易，研究者多望而却步。

笔者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从海外新掘出了一批稀见文献，其中有《叻报》《星报》《槟城新报》等晚清华文报刊数十种，另有一些南洋本土华人著述、年鉴、政府公文等，从中辑得大量晚清领事任职南洋期间的活动记载。在梳理驻外领事活动轨迹时发现，除日常侨务之外，他们大都热衷于兴振当地文教事业，肩负起引领斯文的责任。而自领事入驻之后，文风渐开，前后不足20年，南洋华文文学界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

那么，晚清驻外领事究竟如何垦荒南洋文坛，使华社“变海滨为邹鲁，化鴃舌为弦歌”？又在南洋华文文学的衍生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学界对此问题鲜少论及。本文拟通过对新掘史料的钩沉探微，系统梳理晚清南洋领事的文学活动，以探究这一特殊群体如何推动中华文学移植南洋、落地生根且自成一统；并力图从文化学角度解析领事促兴华文文学的优势与不足，从中总结早期对外文化传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或可为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些许镜鉴启发。

一、问题缘起：晚清驻外领事何以热衷文教

清末海禁渐驰，出洋华民日盛，清政府为“联络邦交、保护商旅”，在华侨生聚繁息之地设立领事馆，派遣驻外使臣保侨护民。外洋各洲又以南洋流寓华民最多，至清末已达数十万之众。郭嵩焘出使欧洲途经此地，见侨民已衍成巨族，因缺乏政府护佑而备受苛待，其中又不乏富厚华商，“如能善为招徕，储为国用，岂不是侨民之幸，国家之福”。因此，上奏朝廷请求在南洋设领护侨。

光绪三年（1877年），清政府在与英国外交部百般公斡之下，终于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领事馆，延请侨民客长胡璇泽充任领事，胡氏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任驻外领事。胡璇泽病故出缺后，清政府将新加坡领事由外聘改为直派，首任者为左秉隆。随着南洋华民群体日益庞大，新加坡领事应需升为总领事，统管“海峡殖民地”各埠，并由黄遵宪充承此任。黄公任满回国后，继任者又有张振勋、刘玉麟、罗忠尧等。

各任领事纷纷以“文翁治蜀”的热情在南洋推行文教，甚至认为“保侨之道莫过于兴文教”。何以如此？深究其中缘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促兴文教有利于纾解宗邦认同问题。此前由于海禁政策，海外侨民长期缺乏政治护佑，渐渐失去对中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异俗殊方，已不知汉家仪制”。华侨“无事则为华人，遇事则曰英属”，甚或已“半入英籍”，侨民子弟多习英语，不重华文，“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长此以往，身处异邦、不谙华文的侨民，朝向宗邦的心理认同定会趋弱。于是，借助“以文化人”来重建华侨的宗邦认同，成为驻外领事任内一项亟迫且必要的任务。

第二，促兴文教有利于培育国用之才。晚清领事除“尽护民之职”外，还需“抒报国之忱”，在国家形势变动、急需人才之时“搜罗各岛英才，备后日国家干城之选”。而最为忠诚的干才，往往不是搜罗得来，而是假以时日精心培育养成。因此，领事们多以宣猷布化、移风易俗为己任，倡建书塾，开办文会，积极垦殖文教事业，以此培育堪为国用的贤才。

第三，与领事权的博弈也有莫大关系。晚清领事职权受驻地政府所限，往往“肘欲伸而辙掣，心有愿而多违”。以新加坡为例，英国殖民政府唯恐清廷派任领事在华社威望渐高，权力日涨，威胁英国的统治权，所以专设华民护卫司，用以牵制领事职权，但对文事方面的管制较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因此，左秉隆、黄遵宪、张振勋、吴世奇等领事都借此积极参与、扶持劝学兴教的文事活动，这无疑为本土华文文学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领事自身也有以文会友、共赏诗文的文化需求。晚清领事大多是典型知识分子，以文会友是共同的文化心理。因此，领事们大都热衷文事活动，积极支持文化团体的创立，“以梓桑之谊，结文字之缘”，希望借文教平台结识一批同道知己，共赏奇文，切磋诗艺。

在早期文风未开之际，文学内生动力不足，由驻外领事领衔的文教活动，便成为了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力量。左秉隆在职十年，文教初兴，南洋文学生态开始改善；继任者黄遵宪，前后三年，直接推动本土文学的萌生，由星星之火趋向繁荣，为南洋华文文学确立独立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后的张振勋、刘玉麟等领事沿此路继续推进在地文学的发展。南洋由此也成为了近代海外华文文学最早的萌发、繁荣之地。

二、创立文社：搭建文学交流平台

创立文社，支持文社活动，将文社视为文化交流与笼络人才的重要平台，这成为晚清驻南洋领事们的共同选择。其中，由重视科举、教化的文化社团向文学社团转变，成为晚清南洋文社演变的一个有趣趋势。

（一）推动文社功能转变，突出文学属性

新加坡首任直派领事左秉隆率先将中国文人结社的传统移植到南洋。上任伊始，左氏即于驻地创立会贤社，在借鉴书院考课制度的基础上，开展诗文月课征集、评赏等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但为了迎合华侨回国应举的愿求，社课多以制艺、试贴为主，所设文题也多出自儒家典籍，期以儒家道德伦理倡明教化，移风易俗。会贤社创立后，左秉隆一直执掌该社事务达10年之久，有效改善了当地文风，彼时到访新加坡的李钟钰云：“叻中子弟读书，徒回籍考试者亦不少，然叻地无书，又无明师友切磋琢磨，大都专务制艺，而所习亦非中上乘文字。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可见，在文坛初辟草莱之时，驻地领事开办的文社成为了培植人才、兴振文风的一大利器。

黄遵宪继任领事之后，则对文社做进一步改造，使之更切合在地文士的文化需求，真正成为文学交流的平台。黄公上任后，将此前左秉隆创办的会贤社改为图南社，并亲撰《图南社序》，提出“造就鸿才、丕振文风”的创社宗旨，希望借助文社平台来推动文学风气浸润南洋，使南离文明蔚然兴起，国家堪用之才应运而出，“窃冀数年之后，人材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显然，与左秉隆创立文社以研磨诸生举业的意旨相比，黄遵宪更看重的是切合时势所需的实学，“尤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意图培养通晓时务、兼学中西的新式人才。随着创社宗旨的转变，文社的活动内容也做了相应调整。由此前制艺、试贴等应试文体转向切近时事的策问、论说、诗谣诸体，着重考察文士们的论说才略及诗韵文采，更偏向于文学性。

左、黄等驻外领事既有官署的政治身份，又是声名在外的文学名士，在他们的带动下，南洋各埠开办文社之风气渐兴，且当地文社也开始由研习举业逐渐转型成士子交流文学的平台。此后张振勋、罗忠尧等领事也对在地文社多加扶持，使文社成为构建本土文坛的重要一端。

（二）发掘文社平台优势，促进文学交流

无论左秉隆还是黄遵宪，都非常重视文社平台在辅助文士交流中的作用。他们充分利用文社特性，发掘平台优势，助力在地文学的交流与创作，使文社在促兴本土文学中发挥出了卓越效力。

首先，充分发挥文社的组织优势与机制优势。领事亲任社长，制定了明晰的社团章程，有利于规约士子们的创作行为；同时，社内事务交由领事署专门人员协理，分工明确，使文社具有一定的官办性质，其附带的权威性有利于吸引更多文士参与创作与交流切磋。

其次，注重文社运作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基于南洋文人分散各地、迁转流动大等客观实情，领事对社课活动做了适应性调整。例如，左秉隆将月课题目发布于报刊，广邀在地士子参与文社活动，首创了公开征文的运作模式；黄遵宪在承续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对投卷制度加以优化，标明“此社无论何人均能报考”，有卷必收。文社投卷者因此广布于医、教、报馆等各个行业及不同阶层，甚至不少外埠文人也纷纷寄稿，“近日课卷多有从麻六甲、槟榔屿等埠寄来者”。这种开放性的组课方式，有效破除了文士间交流的壁垒，能更大范围邀约各地文士参与文学交流，进一步激发了文社活力。

再次，利用平台强化文士间的互动关系。经驻外领事改造后的文社，不再是单一文学活动的承载平台，而是成为了多方交流互动的文学场域。它成为联结制课人、应课者与读者三方关系的纽带，促使其交互影响：制课者通过出题将文学思想传达给应课诸生，后者则借答卷的方式做出回馈；所收课卷评出等次分别颁发奖酬，使应课文士既参与了文墨竞争，也有利于相互间的切磋提升；文社常借助报刊平台登载课卷佳作、社长评点文字及来往信函，又引发创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有利于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可见，领事借助文社平台所构建的这种竞争性、切磋型的互动关系，在培养南洋创作人才、提升创作水平等方面都发挥出积极作用。

（三）完善文社内部机制，激励文学生产

左秉隆时代的会贤社，已经初步建立了文社活动的规制，但总体上还比较粗疏；黄遵宪承接文社之后，进一步完善运行规则，创立了较为高效的写作机制与奖励机制，成为促生华文文学的重要推手。

首先，通过写作机制规范本土士子的文学创作。包括社长拟定社课题目、明确文体形式、统一卷面规制等写作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士子们由自发的创作行为转向有组织、有导向的创作训练。在南洋文风狉獉的文化背景下，写作制度所促成的规范写作，比之自发写作，对促兴文学方面无疑更见卓效。

其次，通过奖酬机制激发士子文学创作的热情。奖酬制度设立的初衷，主要缘于南洋文学氛围稀薄，自觉的文学创作难以为继，需以丰厚奖赏激发诸生的创作热情，“所愿诸生等，磨砺奋兴，以文华国”。而客观上，这些奖酬也兼具补贴南渡文人拮据生活之效，“每有稍通文墨之人南来作客，而屠龙有技不入时趋，鹪鹩之枝未易谋得，将穷途落魄，何以自存？幸得该社奖赏之资，藉图膏火，虽所得无几，仍有所依，脱并此无之，则庚癸之呼不知谁应矣。”可见，稿酬虽少，但可救急，落魄文士们对领事体恤寒畯之举也是颇为感激。

因此，左秉隆初创文社时，就建立了月课奖酬制度。每课评定甲乙后择优奖赏，奖励人数通常为15名（也视诗卷优劣略有调整），赏银共10元。后期有赖于领事的影响力扩大，文社奖酬还得到了当地绅商的捐助，“膏火有陈、佘二君助出”，“故奖赏较丰，人乐于应考”。黄遵宪接篆后，对文社奖酬机制做了进一步升级和完善。一是提高奖赏额度。奖金总额由每月10元猛增至40元，“现计每月奖银以四十元为率，视卷之多少、工拙，为随时增减”，单项奖银2角至4元不等，奖赏额度比之会贤社有很大提升。二是增加获奖名额。每课授奖人数少则20人，多则60余人，人数比之前有了大幅增长。三是奖酬方式更灵活。取消等级称号，以奖银多寡作区分，使评比更加灵活，覆盖面更广。

文社激励机制的建立，无疑大大激发了士子们的创作热情——或是力求膏奖，或是一争高下，都有利于带动士人群体创作活动的日益繁盛。值得一提的是，奖酬制度的设立还有另外一个积极作用，使得作文受谢更具规范性和持续性，并且雅化了稿金在文人心理上的感受，消除了传统文人耻谈“阿堵物”的心理障碍，为后期文人职业化观念的树立奠定了基础。

三、广结文缘：联络文人共筑文坛

南洋驻外领事往往兼任政治领袖与文坛名宿的双重身份，振臂一呼，颇能吸引南岛各埠文人汇聚左右，“夫黄金台筑，乐毅接踵以来；招贤馆兴，冉璞联袂偕至”。流寓各处的文人闻声而来，共结文字之缘。

（一）结缘文人雅士，形成良性互动

左秉隆驻南洋期间，便常与在地文人或往来官员煮酒征歌。如名士卫铸生游历南洋途经新加坡时，左秉隆邀之宴饮唱和，卫老有感于左领事垦殖南洋文教的惠政，赞其“十年化育开文教，无愧头衔叠荷迁”；二人几番唱酬留诗数十首，并吸引了叶季允、田嵩岳、李清辉等一大批在地文士相继来和，南洋文坛一时颇为热闹。左秉隆还与在地文士胡心存、王道宗等人相互酬赠诗墨，带动南洋文人唱酬之风的兴起。交游酬赠、作诗联对等文学活动的兴盛，打破了新加坡文坛的沉闷局面，开启了文界新气象。

至黄遵宪调任时，“叻地领事一缺改为总领事”，“兼辖麻六甲、槟榔屿、海门等处”，实则成了统管整个南洋华社的政治领袖；加之黄遵宪在文学界早已声名在外，且有“牗愚启蒙之心及倡率文风之义”，自然被奉为文坛领袖。因此与之结缘交往的骚人墨客众多，甚至主动受业门下者亦滔滔皆是。对拜其门墙“自称受业者”，黄遵宪大都谦虚接受，自称“腼然人师，非鄙人所敢当，若准中国书院通例，概称门生，亦未为不可”。以书院山长与门生的关系，类比与在地文人的交往。

借助文事活动与领事结有师生情谊的“门生”众多，分散于医、教、报馆等各行各业。如吴士达、许佳培、林衡南、王会仪等受教于左秉隆，感恩其“鹤俸分来，鸿才造就”。又如王攀桂、谢荔香、徐季均、潘百禄等受黄遵宪指点，褒赞其垂惠后学、培育文才的善举，“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这类“门生”在与领事相切磋中，文字愈磨愈工，创作水平日渐精进，大都成为活跃南洋文坛的主将。如《叻报》编辑徐季钧，经黄公点校丹黄后文风渐趋成熟，“所著文，雄浑磅礴，仿佛昌黎，一纸风行，群侨赞美”。

领事与士子之间或师或友的诗墨唱酬，带动了南洋的文学创作风气，活跃了文坛氛围，为良性文学生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二）襄助文事活动，壮大文坛力量

大力襄助倡建书院、开办文会等文事活动，是各任领事秉承“文翁治蜀之念”的共同选择。尤其是左秉隆、黄遵宪两位领事作为南洋文坛的拓荒者，在壮大南洋文坛力量方面可谓居功甚伟，其振兴文教的善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端。

首先，力图通过兴振南洋教育事业来培育人才。左秉隆履新之时，迢迢海外的侨民“于中原声教寂无所闻”。他意识到仅是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华人学堂，或是一两家依附于宗乡会馆的华文义塾，都无法承担起教化侨民的重任。因此，左领事上任后即大力劝勉绅商兴办义学，在其倡导扶持之下，新加坡先后开设了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等义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为南洋华文文学的兴起奠定了人才基础。黄遵宪继任之后也以丕振文风为己任，“又以大成之学肇于小成，养圣之基厥功甚重”，非常重视南洋华文书塾教育。他经常视察各地华文学堂，亲自课考学童，还对华英东方学馆、萃英书院等华校助资加赏，“于院中应得奖赏外，黄观察复捐廉加赏，视所学为差等焉”，以激励华侨子弟研习华文。他还积极嘉奖绅商兴学义举，“闽绅颜君永成、章君明云等捐建义学，力为申请，钦使特予褒嘉以彰其美”；同时积极倡兴近代高等教育，“拟筹建大学校一所，搜罗各岛英才，备后日国家干城之选”。黄遵宪的办学实践与人才理念，无疑有利于文坛人才的积淀。

其次，大力扶持本地诗会活动。光绪十五年（1889年），王会仪、童梅生等人禀请左秉隆创办文会一事，左即予批准并大力支持。于是，南洋华社首个同人诗社——会吟社便由此创立，开启了南洋文人倡兴诗会、征联切磋的风气。左秉隆还为会吟社每期联课“详定甲乙”，并对诸生联作不合之处加以修改，为诗社活动增色不少。黄遵宪到任后继兴会吟社，为之修订社规，拟设诗题，评定甲乙，还出资添设奖酬，“慨分鹤俸，以励鸿才”。其中最大贡献当属为会吟社解决社费筹措难题。此前，会吟社文学活动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和捐赠渠道的不稳定，因为其运营、奖酬等各项支出，“均由倡设吟社之雅人自行支理。兹以收联愈多，则费尤钜，若专赖一人独支……殊非持久之道也”。为此，黄遵宪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新规——投稿人需支付“审稿费”，“同人公订每比收银五仙，以便择尤奖赏”，借此方式有效解决了经费来源问题，保障了文事活动的可持续开展。这种类似于当代资本运作中的“众筹”模式，随后也被其他同人文社所借鉴。

再次，积极支持南洋他埠文学活动。领事对新加坡本地文人诗会的大力襄助，不仅激发了叻中士子赋诗联对的热情，还带动其他各埠文会活动的兴起——仰光、槟城等地纷纷追随新加坡兴建文社，并嘱请领事指教，而他们对风雅之事也从不推辞。例如，缅甸仰光“联课日兴，有闲来阁以开其先，复有映碧轩以继其后”，两家文社的主人皆函请黄遵宪指导社内联对活动，黄公欣然接受，甚至于病疟中仍刻无暇晷，悉心披览，为诗文评列等第。黄公还常常附上奖赏以励鸿才，“附呈四元，除既于卷面批明加奖外，其廿四至四十三名，每卷各给一毫，祈代分给，以表奇文共赏之意”，或是给优胜者寄赠诗集，“外诗二本，以赠榜首”，大有渴遇同好之意。此外，黄遵宪还积极促成各埠诗会之间的交流，如常常邀约大家就同一诗题应课，相互切磋琢磨，互通声气。

在驻外领事的带动与支持下，南洋各埠文会大兴，新加坡、仰光、槟城等地皆有同人主持风雅，“开选文之楼”，“文字之缘，固愈结而愈广，文风之盛，亦愈远而愈彰矣”，由此足见领事在结缘文士、丕振文风、襄助文事活动上的巨大反响及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左、黄时期，领事兴振文教尚属自发行为，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规定驻外领事应于驻地“妥筹善法、劝设学堂”，文教一事遂成为领事任内一项重要公务。例如，新加坡总领事刘玉麟接谕令后，旋即统筹槟榔屿等地的副领事，招集各籍绅商，商议学堂创设一事。在政策的推动下，领事积极承担斯文之任，这对当地文坛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四、磨砺新章：树立诗文创作标杆

驻外领事或如黄遵宪、吴世奇等受传统教育出身，或如左秉隆、罗忠尧等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皆未脱文人身份。他们热衷文学创作，外仕期间仍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刊载于《叻报》《星报》等华文报刊，在带动文人创作风气的同时，也为南洋士子的创作提供了范式。

首先，领事的诗文创作多与南洋华社息息相关，因此在地士子颇为关注。驻外领事在任期间广施惠政，侨务工作常需行诸于文，以上禀星使，下告侨民；每逢国内旱涝灾害，他们又登高而呼，筹赈灾黎。左秉隆在筹办江皖、山东各处赈灾事宜时，便写有数篇劝赈之文，以鼓励南洋官绅商民踊跃捐款，同时建议政府“即以奖励动之，亦只可谓彼善于此耳”，“我辈睹此灾状，断无以难自诿之理”。黄遵宪就任总领事后详察华民流寓情形，积极推动豁除海禁，核给护照，尽扫此前侨务积弊，其《下车文告》等诸文都是传颂一时的佳作。逢山西、顺直突发奇灾，其又发文数十篇，“大声疾呼，为群黎请命”；还与当地文人互通信函，表扬声教。当地士子从这类文章中可获得不少文章创作的启示。

其次，领事创作的诗文大多登载于彼时的华文报刊，在南洋士子中广为流传，成为他们创作参照的范本。《叻报》《星报》是刊载领事诗文的主要媒介。这两份报刊发行量大，受众广泛，侨界认可度高，为领事作品的在地传播助益甚巨。领事身为华社政治领袖，所撰之文多关涉侨民切身利益，自然极受报馆关注。报馆主人为得领事一文甚至四处搜求，如《星报》馆主林衡南曾于友人处得黄公文稿，“相示展读一过，固属关紧大局”，随即刊发。当然，领事自身也非常重视利用报刊媒介发声，特别是关涉文社活动、筹集赈灾、侨务时局等重要事项，皆主动将文章交予报馆及时刊出。这些文墨较优的作品为南洋士子创作提供了参照标杆。

不妨以黄遵宪的论说文为例。该类文章多是政事纪实之作，条理顺畅，词达意明，堪称近代论说文之典范。如《上薛福成禀稿》，该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将南洋贸易与中国相互关涉事项决出五端，再将此中利害一一陈明，认为“从前中外悬隔，官商阻阂，所有弊端，司其责者若不为之设法革除，非特无以彰朝廷渐被之德，抑恐商民生觖望之心”，针对所列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文章说理清晰，逻辑严密，不作套词，不发空言，句句皆紧切主题。关于此类论说文之章法，黄遵宪也曾借报刊作出阐明，“凡论事之文，不可诡随，亦不可矫激”，应“事理明达，词气和平”。黄公借助报刊载体，将创作实践与理论指导相结合，躬身示范，对提升士子的创作水平可谓是助益良多。如林馥邨的《暹法交涉拟请派战船保护华人论》，就仿效黄氏文风，用抽茧剥笋之法，将中国派战船保护寓暹华人事宜娓娓道来，论证严密，叙事平和中又隐含刚健之气，被黄遵宪评定为上等之作。

五、播施教泽：确立本土文学的发展方向

晚清驻外领事大多精善文墨，又因其身份特殊，因此常兼掌当地文坛，担任授业之师播施教泽，“为吾民浚以诗书”。他们以独到的文学眼光和精深的文学见解指引在地士子的诗文创作，并确立本土文学独有的审美品格及发展方向。

（一）制题课艺，引领文学关注现实的创作倾向

作为外交官的左秉隆、黄遵宪等人具有宏阔的世界眼光，都重视将经世思维灌注于平日课艺中，引导文学向关注现实的方向发展。

左秉隆执南洋文坛牛耳时，华风渐弥，此处“僻居海外，遥隔中原，故其风俗衰陋异常”。因此，其最初引领文学更偏重儒学教化，引导士子谙文理、知礼仪以固其“尊君亲上之心”。得益于其教化之功，南洋风气已有较大改善，“乃幸观察慨然兴起，彰国恩于海峤，讲礼让于遐陬，使我辈华人咸知功名之尊贵。他日兴仁起义、礼让成风，使叻地渐成衣冠文物之邦”。随之，左公逐渐认识到“储为国用”的人才须与时代接轨，故不再拘泥于制艺、试帖等虚文之学，开始向务实之学转变，如引导士子关注禁烟时政。由此，士子创作开始由义理教化向关注现实的方向转变。

黄遵宪执掌文坛后，因外仕阅历丰富，又接受近代维新思想洗礼，深刻认识到托之空言的四书文于救世无补，故在课考诸生时更加注重培养其关切时事的意识。黄公每每与诸生讨论的多是社会时新问题。当南洋胡椒、甘蜜等种植产业遭遇危机，黄公即请诸生探究其发展困顿之缘由，并提出应对之策。中日甲午海战，因中国军情封锁，南洋各报馆之信息源“皆由英电译出”，而西报往往扭曲事实，大肆宣扬“华败日胜”，以此挫伤华人志气，黄遵宪特出题“西报每袒东人说”，引导士子透过时事乱象看本质。又如，西人新辟的属地不禁娼赌，导致当地盗窃成风、恶疾流行，黄公对此专设文题请士子讨论南洋不禁娼赌的得失，如此等等。这些课业又多与南洋相关，可见黄遵宪在引导士子关注时事的同时，也有意培养在地士子体认本土的情感，其“欣欣然觅间与多士，课文艺，且月课题目皆切南洋时务，实欲藉知风土民情，与曩者之徒事虚文岂特相悬霄壤耶？”黄公可谓是用心良苦，希望通过课艺扭转南洋文坛空事虚文的风气，促使文学创作转向关注现实，彰显南洋色彩，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本土文学独立品格的萌生。

（二）校评诗文，树立独具特色的审美品格

驻外领事常担任社课评阅的老师，他们或是为自己主持的文社评改课卷，或是受风雅诸君所托为其他诗社点校丹黄，皆悉心披览，“此中攸系原属甚巨，岂徒如塾师训蒙，仅以文字之工拙为奖赏之厚薄，而毫无轻重者哉”。他们通过校评诗文来传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潜移默化地引导士子的文学创作，使之逐渐树立起独具特色的审美品格。

左秉隆主持文坛期间，既为会贤社评定课务，又兼为会吟社评改社员联句，亲评课艺常至深夜不寐，其《为诸生评文有作》一诗自叹“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左公常用拟作方式引导诸生创作，“凡诗文月课，每有拟作足为楷式”，以月课范本的形式为诸生创作提供标杆；也通过评改方式对诸生加以引导，“诸联多经都转改定”，使在地士子在字斟句酌间提高抽黄对白的技艺。

黄遵宪上任南洋总领事后，积极为各埠士子评阅诗文，为诸生创作提供理论引导，“读黄观察批评元卷，示人以规矩准绳，更觉精切”。在黄遵宪的校评指导下，南洋文坛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审美观念。

一是取材近事，主张书写眼前物事，特别是本土题材。如黄公评价颜呈祥的联句“眼前语却极新逸”，称赞缅甸仰光文士的诗句“俯拾即是，却有事外远致”等，皆属此类。黄公还称赞门生潘百禄《问南洋妇女流品》一文“颇能指陈利弊”，将南洋社会弊端掘发详明，故能拔得头筹。引导士子开拓异域题材的书写新领域，建立起关怀本土的情感。

二是语言表达上“务去陈言”、力求新颖。左秉隆在主持会贤社课务时就强调“诗须字字新”，称赞王道宗的联句“虑周藻密，戞戞生新”。黄遵宪也十分欣赏那些“语颇尖新”的诗句，如褒赞陈成晖的联句称“自异陈陈相因语”，评珩山樵者（王会仪）的联句“新颖绝伦，断非剿袭所能”，其他如“句调极新”、“绝不拾人牙慧”等评语更是常见。“务去陈言”的创作要求无疑有利于引导士子革去陈词滥调，而被领事赞为“人人笔下所无”的新颖表达，又多具南洋色彩，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学本土化因子的萌蘖。

三是意境上追求“自然浑雅”。左秉隆点评诗文主张艺术风格上的自然恬淡，如评社员刘云楼的联句“自然合拍，熟极而流”。黄遵宪也重视“妙造自然”意境的营造，如对“闲无一事栽花去，时有诸生问字来”、“再问桃源津迹渺，但闻云碓水声多”等诗句，黄公赞曰“妙造自然”，“意亦犹人而作流水对，便觉开合动宕，飘然不群”，是为典型。

当然，晚清领事之所以如此推崇“语造自然”的审美品格，其实也是基于南洋士子创作水平作出的必然选择——文学萌发之初，文化积淀薄弱的南洋士人群体，在创作中显然难以通过争工斗巧取胜，因而更多趋向于自然随性的表达。而那些如流水对般随口成吟的诗作，又恰恰能跳脱束缚，为确立南洋文学的独立个性开辟新径。至于取材近事、关注眼前的创作主张，则促使士子们逐渐萌发关怀本土的意识；而不断凸显的南洋色彩与异域新境，正是文学本土化因子萌蘖的表征。

六、余论：晚清领事为中华文化外传提供的一些镜鉴

“文运虽由天开，文衡实赖人掌。”在晚清南洋文风未开的特殊文化生态下，蕴生本土文坛领袖的条件尚不成熟，转由兼具才华与声望的驻外领事来引领斯文，是基于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而缘于教化侨民、培育人才、酬唱诗文等种种需求，领事又多“究心文事”，悉力垦殖在地文教；加之他们往往兼有政治领袖与文坛旗手双重身份的优势，理所当然成为兴振文风、促兴华文文学的重要推手。在领事创立文社、广结文缘、创作示范、理论引导等多重举措下，南洋华文文学最终在黄遵宪执掌文坛期间萌蘖发生；并在随后的20年间，在继任领事张振勋、刘玉麟等人的后续支持与促进下，借助移植文学的后发优势，完成了从文学自发走向文学自觉的进程。

当然，晚清南洋领事推进华文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同时缘于主客观原因，也难免存在缺憾，引人深思感慨，或可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一些镜鉴。

第一，从实施主体看，对外文化传播的好效果，往往需要杰出人物的领衔带动。海外环境复杂，文化存在异质冲突，价值认同多元，因此需要富有声望且专业能力突出的杰出人物出来领衔带动，才有利于聚拢人心，事半功倍地提升传播效率和效果。统观晚清南洋历任领事，各人的文学积淀参差不齐，既有如左秉隆、黄遵宪等文学声名颇高，且“未改儒生之素”的文人领事；又有如张振勋、吴世奇等出身世贾的商人领事。一旦领事个人才华或声望不足以胜任引领斯文一职，开办文社、校评诗文、宴聚酬唱等文学活动都会陷入困顿，至而影响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进程。典型如黄遵宪离任回国后，南洋文坛一时风雅难继，直至邱菽园返回新加坡后与同道勠力经营才重领风骚。

第二，从内容形式上看，对外文化传播当注重审美与功用的统一，积极主动回应受众的现实文化需求。晚清南洋领事究心文事，最初多基于个人审美喜好与想象设置议题，以致与在地士子的文化需求时有出入，难免曲高和寡。比如黄遵宪课士时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也”，急切地想着手培养论说技巧以及褒贬时政的能力，试图将南洋士子迅速培育成新式人才，以备呼应时势作“干城之选”。然而，南洋士子却多不领情，反而希望黄公能增设四书文题，便于研磨制艺，因为他们大多不辍回国科考应举的愿求。再如部分月课，设置的是对纯粹理念或宏大叙事的探讨，也是应和者寥寥，难以达到汇聚贤才切磋诗文的目的。因此，领事在推行文教时也几经博弈，不断调适，力争将审美启迪、价值引导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更贴合南洋士子的实际需要。

第三，从保障条件看，对外文化传播若想取得好的效果，还离不开强大的国力后盾、通盘的战略思考以及各界的文化自觉。晚清政府内外交困，给驻外领事的支持非常有限，因此南洋驻外领事垦殖文教事业最初大都属于自发行为，导致他们开荒革俗时步履艰难。领事“权位与本土之宰官异，故律以韦丹之兴学校，杜畿之授生徒，难易之间不可同日而语”，既没有调动当地土地、物资的实权，又无清政府的专项经费支持，资金只能依赖富厚绅商的捐助，或是领事自出俸禄，或是社员缴纳社费，故在倡兴文教方面颇为艰难。但南洋侨界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认同，并熔铸成了自觉的文化使命，筚路蓝缕，同心合力，使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始终不辍。光绪二十四年（1898）后，清政府逐渐意识到海外兴学对重建侨民文化认同的重要价值，始将劝设义学列为领事公务，派驻专使到南洋视学，给予图书、师资、经费等支持。由此，南洋华社的文教事业在官方支持下得以进一步发展，本土文人队伍也逐渐壮大，为后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一端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南洋“草昧初开，狉獉聿启”的时代，驻外领事借助一系列文事活动的开展，将中华文化移植南洋，使“境内之白叟黄童咸知教化”，在确立华侨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南洋华文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领事在推行文教过程中得失两面的经验，也为当下以侨务助推文化交流，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发。

（摘自：刘慧、谢仁敏：《晚清驻外领事与南洋华文文学的发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