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198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非裔、拉美裔、亚裔人口总数为442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9.8%；2020年，其人口总数已达到1.231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7.1%，并呈继续增长态势。足够的人口数量是少数族裔在东道国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先决条件，少数族裔人口的不断增长显著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这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代学者对政治参与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关注主体因素，有的考量政治动员因素，有的从社会因素、政治文化视角对政治参与加以分析，这使得“政治参与”的定义在政治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笔者认为，政治参与是全体公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政治活动，根据参与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选举政治参与和非选举政治参与。其中，公民选举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包括参加选举登记和投票、参加政治性社团、参加竞选、助选等。当前国内外学界对美国少数族裔选举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裔、拉美裔和亚裔等单一族裔，或是针对某一次大选中的各族裔表现研究，尚缺乏对少数族裔选举政治参与状况的综合探讨，且少有学者从精英阶层、草根阶层和政治团体三个角度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本文首先分析了美国少数族裔选举权的变迁，然后以人口普查数据、历史选举数据为基础，通过对非裔、拉美裔、亚裔的政治精英、草根平民和政治团体不同的选举政治参与行动的整理分析，综合研究美国少数族裔参与选举政治的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美国少数族裔选举权的变迁

选举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享有选举国家代议机关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权利，是公民参与选举政治的基础。原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雷诺兹诉西姆斯案中曾表示，“自由投票给自己选择的候选人的权利是民主社会的本质，对这一权利的任何限制都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核心打击。毫无疑问，选举权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问题，任何涉嫌侵犯公民投票权的行为都必须受到仔细和细致的审查。”然而，在美国历史上，选举权并非是美国少数族裔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经过一代代不同族裔和不同性别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一次次的法律修正后，美国的选举权才从少数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基督徒所享有的一种“特权”，转变为所有美国成年人的一种普遍性权利。

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政治参与是占社会少数的富裕的成年白人男性的特权。掌权者对选举权进行了财产资格限制、宗教资格限制、种族限制、性别限制、年龄限制、居住地和居住时间限制、甚至品行限制等。美国革命期间，公民选举权的门槛大大降低，部分州放弃或者降低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各州继续保持了对选举权的种族、性别、年龄、居住地和居住时间等限制。如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纽约州宪法强调选民必须为“男性”；南卡罗来纳州宪法强调选民必须是“自由白人”，即非白人就不能享有选举权。19世纪上半叶，各州推行成年白人男子选举权，选举权开始转变为美国成年白人男性普遍享有的权利。内战与重建时期，1869年2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役条件而剥夺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该修正案的通过，使美国少数族裔成年男性在理论上获得了选举权。但这些平等的政治权利只是象征性的，许多州对非白人的选举权设定了诸多限制条件。1919年6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合众国公民的妇女选举权，美国妇女正式获得了选举权。

二战期间，美国少数族裔士兵在战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结束后的不平等待遇激发了他们权利意识、种族意识的觉醒，加上不利的经济条件与“种族隔离”的伤害，最终引爆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奇卡诺运动，要求保障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权利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此影响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它禁止使用不平等的选民登记要求，赋予少数族裔实实在在与白人公民平等的选举权，是民权运动的最高立法成就之一。国会还通过了《1965年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规定任何一州或其下属任何政治分区不得基于种族或肤色，利用选举资格、条件、标准、实践或程序以否定或限制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在政治上强调少数族裔与白人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打破了美国社会一直以来所存在的对少数族裔选举权的否认和限制，给予了少数族裔公民真正的选举权与合法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解开了美国少数族裔最主要的政治性枷锁。1971年7月1日获批准施行的美国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年满十八岁和十八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拒绝或限制。”从宪法上明确了拉美裔、非裔、亚裔等美国少数族裔公民平等享有美国公民选举权，保障了其参与选举政治的基本权利。1975年，国会对1965年法案做出修正，扩大了法案的覆盖面，并延伸到包括拉美裔在内的四个“语言少数民族”（language minorities）——分别是美洲印第安人、亚洲裔美国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拉美裔公民，规定少数民族有权用母语来投票。随着少数族裔选民数量的增加，参与选举成为少数族裔表达政治诉求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美国少数族裔选举政治的参与特点

美国的选举按级别可以划分为联邦选举、州与地方选举。其中，联邦选举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国会选举分为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

（一）精英阶层参与竞选

1.参选总统的人数增加，族裔范围扩大，成果实现零的突破

美国少数族裔精英参与总统竞选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1965年少数族裔选民获得平等选举权后，随着少数族裔选民选举参与的积极性提升，少数族裔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开始有所斩获，2008年非裔政治精英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便是少数族裔政治精英参与总统竞选的最高成果。

少数族裔中非裔精英最早开始参与总统竞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总统选票的非裔美国人，他应邀在188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在唱名表决时得到了一票。1904年乔治·埃德温·泰勒作为全国黑人自由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参选，但由于该党影响力微小，其无法将泰勒的名字添加到任何州选票中。1965年之后，非裔总统候选人开始收获部分选票。1968年，钱宁·埃默里·菲利普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并获得了68票，他是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非裔美国人。1972年，非裔女议员雪莉·奇泽姆作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参加了多州的民主党初选。在1984年和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杰西·杰克逊作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第一位参加全国初选并赢得个别州初选、预选的非裔候选人。与前人不同，非裔政治精英艾伦·凯斯在1996年总统大选和2000年初选期间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他在2008年作为一个新的第三方政党——美国独立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参与总统竞选，在联邦选举中在全国范围内获得47,694票，最终获得第七名。美国非裔政治精英参与总统竞选的最高光成果是巴拉克·奥巴马，他作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了美国首位非裔总统，并在2012年大选中获得了连任。

亚裔政治精英在总统竞选中的表现也较为亮眼。亚裔在总统竞选中，1964年华裔邝友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成为第一位亚裔总统候选人。1972年，日裔女性政治家帕齐·明克成为第一位亚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15年，共和党人鲍比·金达尔成为第一位印裔总统候选人。2017年，杨安泽成为首位亚裔男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20年，拥有亚裔、非裔血统的卡玛拉·德维·哈里斯成为第一位亚裔主要政党副总统候选人，并最终成功当选。

与非裔和亚裔政治精英相比，拉美裔政治精英在总统竞选中参选较晚，虽然近年来有杰出表现，但还未获得显著成果。本杰明·费尔南德斯是第一位拉美裔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曾于1980、1984、1988年三次参与美国总统竞选。比尔·理查森曾参与2008年总统竞选，与奥巴马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2016年大选中，古巴裔精英马可·卢比奥和泰德·克鲁斯在共和党预选中相遇，虽然最终败给了唐纳德·特朗普，但两人在爱荷华州、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等地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特别是泰德·克鲁斯赢得了12个州，成为最有机会击败提名的主要竞争者特朗普的候选人。2020年大选中，墨西哥裔政治精英朱利安·卡斯特罗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终失败。

2.参选、当选国会议员人数显著增加，但与少数族裔人口占比不匹配

在1965年通过《选举权法案》之前，美国国会中很少出现少数族裔议员的身影。据记录，1870年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海拉姆·罗德斯（Hiram Revels）和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约瑟夫·雷尼（Joseph Rainey）成为首次在国会任职的非裔美国人。首位在美国国会任职的拉美裔议员是1821年第17届国会中的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约瑟夫·马里昂·赫尔纳德兹（Joseph Marion Hernandez），首位进入美国国会的亚裔议员是1959年第86届国会中的夏威夷州参议员邝友良。《1965年选举权法案》通过，国会中的少数族裔议员人数也随之逐年增加。从图1可见，1965年至今，非裔、拉美裔、亚裔及太平洋岛民议员在美国国会中的人数逐年上升。1983年，分别来自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两个代表，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也进入了联邦众议院。2021年第117届国会中的非裔、拉美裔、亚裔及太平洋太平洋岛民议员人数分别为64人、50人和22人，已达到1965年第89届国会非裔、拉美裔议员人数的10倍，亚裔及太平洋岛民议员人数的5倍。少数族裔议员人数的增加是美国少数族裔精英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表现，极大提升了少数族裔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性，立法机构中少数群体数量的增加也提升了少数群体的利益。

虽然参众两院少数族裔议员人数逐年上升，但其占国会议员比重与少数族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比例远不相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在美国总人口中，拉美裔占比为18.7%，非裔为12.4%，亚裔为6%，夏威夷和太平洋岛民占0.2%。依照上述人口数据，如果非裔、拉美裔、亚裔及太平洋岛民想拥有与其人口比例相匹配的国会议员，进而获得与其人口规模相应的代表性，那么在有着435名有投票权议员、6名无投票权代表与常驻专员A的国会联邦众议院和有着100名成员的国会联邦参议院中，2020年国会中应拥有约66名非裔议员、100名拉美裔议员、33名亚裔及太平洋岛民议员。但实际上，在2019—2021年第116届国会中，仅有59名非裔议员、47名拉美裔议员、20名亚裔及太平洋岛民议员。国会参众两院中少数族裔议员的人数远低于其人口比重，这严重削弱了少数族裔在美国国会中的代表性。

此外，美国非裔、拉美裔、亚裔精英在美国国会选举中也存在明显差别。美国非裔国会议员人数虽然最初极少，但呈现较快速的增长，且在2021—2023年第117届国会中基本接近其人口比例应占份额，非裔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性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是较为充分的。拉美裔国会议员人数最初极少，后也随着其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而显著增加，但拉美裔在国会中的议员人数一直未达到其人口比例应占份额的半数，拉美裔在美国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性较低。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国会议员人数最初与其人口规模较为接近，后来该群体议员人数的增速明显低于其人口的增长，现今亚裔及太平洋岛民议员人数仅达到其人口规模应占份额的60%，在国会中的代表性也存在不足。

（二）草根阶层参与投票

1.少数族裔选民的登记率、投票率

参加投票是美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美国公民要参与选举投票的第一步就是要参加选举登记，第二步是公民投票。

美国人口统计局记录了美国各族裔在历届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登记率和投票率。观察图2、图3可知，在1972年至2020年的历次总统大选中，美国拉美裔和亚裔选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随着时间推移均呈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登记率的增长客观上也推动了投票率的提升，选民的政治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但其数值远低于非拉美裔白人选民，离在选举中展现出与其人口规模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仍有着很长的路要走。而拥有着长久的抗争历史和深刻权利意识的美国非裔选民，在选举政治中的登记率和投票率远高于亚裔和拉美裔，数值波动较小且稳定过半数，接近美国非拉美裔白人选民，这展现出了其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积极性，说明非裔选民的政治化程度远超其他少数族裔选民。同时，亚裔选民的登记率和投票率差值最小，说明已登记的亚裔选民最有可能最终参与投票，而非裔和拉美裔则存在较多已登记选民最终放弃投票的情况。

2.政治取向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程度各异

政治取向对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选择至关重要，它和种族群体成员身份密切相关。少数族裔选民的政治取向主要与宗教因素、政党认同、议题因素和候选人因素等密切相关。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取向上历来多偏向支持民主党。作为移民群体，少数族裔有较高比例人口在就业、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民主党所坚持的最低工资制度、平等的经济机会、政府提供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制度直接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但同时，共和党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保守主义主张也迎合着少数族裔中宗教保守主义选民的呼声。此外，由于不同时期的议题、候选人等各不相同，同时出生在美国的二代、三代移民不断增加，其政治取向与一代移民有着明显差异，这就使得各少数族裔选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取向存在着一定摇摆。

自罗斯福新政缓解了非裔的经济困境并为其开辟了参政途径以来，非裔便在历次选举中坚定地站在民主党的身后，是少数族裔中最坚定的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者。在1984年至2020年的10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在非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分别为9%、12%、10%、12%、8%、11%、4%、6%、8%、12%，民主党在非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则分别为90%、86%、83%、84%、90%、88%、95%、93%、89%、87%。从上述数据来看，非裔选民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基本为1︰9，且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虽然不如非裔对民主党绝对压倒性的偏爱，拉美裔选民在选举中倾向于民主党的投票也基本保持稳定。在2000—2020年间的6次大选中，美国拉美裔选民一直保持着对民主党候选人的过半数支持，族裔的整体政治取向较为温和而自由。同时，拉美裔选民对共和党候选人一直保持着四分之一以上的支持率，这说明拉美裔族群中政治取向保守的公民规模亦不可小觑。需要注意的是，拉美裔是一个次族裔众多的群体，政治取向各不相同。古巴裔与哥伦比亚裔一直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而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多米尼加裔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亚裔虽然在近些年的大选中也保持着对民主党的偏爱，但其政党认同较弱，政治取向受到议题与候选人等短期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存在着较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亚裔选民对民主党、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差值远低于非裔和拉美裔。20世纪60年代，刚获得平等选举权的亚裔多数是刚到美国的新移民，更重视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生计问题，民主党在经济、就业方面的政策更好地满足了其利益诉求。随着时间推移，亚裔生活逐步稳定，拥有良好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相当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在总统大选中开始关注两党在国际事务、国内经济和移民等各项议题上所持的立场，并在20世纪90年代更加认可共和党的立场。1992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在亚裔选民中的得票率为55%，民主党候选人在亚裔选民中的得票率为31%。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在亚裔选民中的得票率为48%，民主党候选人则获得了43%的亚裔选民支持。但在21世纪以来的总统大选中（如图4），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取向从对共和党的温和支持转变为对民主党的强烈支持。此外，亚裔也由不同的次族裔组成，其中华裔、印度裔、日裔倾向支持民主党，而越南裔、菲律宾裔、韩国裔则倾向支持共和党。

（三）政治团体辅助选举

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团体为发挥更有效的政治作用，普遍会参与选举，帮助代表本群体利益的候选人取得胜利。其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主要有选民教育、选举动员以及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等。

1.选民教育、选举动员的力度不断扩大

随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的扩大与选民人数的增加，面对着低下的少数族裔选民登记率与投票率，其政治团体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方式的选民教育、选举动员，希望提升本族裔选民的选举政治参与热情，进而增强少数族裔族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吸引政府与领导者对少数族裔利益的关注。

加强选民教育，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少数族裔选民了解到自己手中选票的重要性、学习选举登记与投票的流程等，可以提升其投票积极性，减少投票过程中的障碍，鼓励更多的少数族裔走出家门进行投票。少数族裔团体的选举教育常常与选举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参与的过程是昂贵的，需要时间、金钱、认知能力和公民技能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其中。解决这些政治参与不平等的一个可能的万灵药便是基层政治动员。选举动员是政治动员中的重要一环。学界普遍认为，选举动员可以把那些原本位于政治边缘的人群变成政治参与者。

针对少数族裔选民影响较大的选举动员是“走出去投票”（Get-Out-The-Vote，GOTV）活动，各少数族裔政治团体都积极响应。“来我家投票”（Mi Familia Vota）组织是致力于为拉美裔选举政治参与缺乏的社区提供服务的全国性基层行动组织，是“走出去投票”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负责向拉美裔选民提供选民指南、选举信息和投票日乘车等资源。在2020年大选中，“来我家投票”在美国各州的网络媒体、西班牙语电视广播节目中共花费250万美元进行宣传，它还拨打了490万个电话，敲开了50万拉美裔家庭的门，发送了260万条短信、219,751封邮件，登记了55万选民，与9个州的700万选民保持联系。黑人政治行动委员会（Black PAC）是一个新成立的非裔政治团体，致力于激励非裔选民在各级选举中参加投票。在2018年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参议院特别选举中，黑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敲响了5.2万多扇门，向27.1万个家庭发送了邮件，并给阿拉巴马州居民拨打了7.2万个电话。最终，黑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的民主党人道格·琼斯（Doug Jones）击败共和党人罗伊·摩尔（Roy Moore），取得现代国会历史上最显著的选举胜利之一，该州自1992年以来从未选举过民主党人进入美国参议院。成立于2007年的亚太裔美国投票组织（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Vote）也在历次大选中采取多种方式动员亚裔选民参与投票，包括组织大规模登记活动庆祝选民登记日，主动接触那些被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的人，并提供语言热线以帮助其登记与投票。

2.政治献金逐年增加

金钱一直是美国政治的“母乳”，这一点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少数族裔政治团体在选举中组建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为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负责汇集成员的竞选捐款，并将这些资金捐赠给支持或反对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投票倡议或立法活动。少数族裔政治团体在选举中的政治捐款流向与其政治取向保持一致，大多数投向了民主党候选人。国会非裔核心小组政治行动委员会（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PAC）是非裔中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其目标是筹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选举非裔和非非裔盟友进入美国国会。据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研究机构公开秘密（Open Secrets）披露，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政治行动委员会最初在1990年开始向民主党候选人捐赠竞选资金，金额为1000美元，随后逐年增加。2000年其向民主党候选人捐赠竞选资金为6.75万美元，2010年为22.15万美元，2020年为67.2万美元。拉美裔政治行动委员会（Committee for Hispanic Causes-BOLD PAC）是一个坚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组织，它在其官网首页明确标定了历次选举中的拉美裔候选人与它们认可的候选人，从2002年起它便进行政治筹款，并对其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政治捐款。在2002年至2010年的历次选举中，它分别向民主党候选人捐资13万、6.25万、12.73万、11.094万、12.5万美元；在2012年至2020年的历次选举中，它分别向民主党候选人捐资19.95万、11.45万、40.515万、43.302万、60.582万美元。亚裔美国人行动基金（Asian American Action Fund）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旨在增加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经资助了200多名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候选人。自2000年初次向民主党候选人捐赠1250美元以来，其保持着每年向亚裔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的传统，2010年继续向民主党候选人提供4.3万美元捐资，2020年为10.3万美元。与前面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同的是，亚裔美国人行动基金也向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政治捐资，但金额远低于其给民主党候选人的献金，2010年，亚裔美国人行动基金向共和党候选人捐资2000美元，2020年为2500美元。

三、美国少数族裔参与对选举政治的影响

（一）少数族裔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逐年提升

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其选民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拉美裔、亚裔选举参与积极性上升，以及选区重划带来的议席变动等为少数族裔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增长奠定了基础。

1965年美国相继通过了《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逐步落实了美国少数族裔的合法身份与平等的选举权。同时，少数族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1980年非裔、拉美裔、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9.8%，2000年占美国总人口的28.2%，2020年这一数据为37.1%，基本保持着每20年9个百分点左右的增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45年，美国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预计将降至50%以下。与人口总规模扩大相对应的是少数族裔选民人数的增长。据皮尤研究中心测算，从2000年到2018年，美国的合格选民人数从1.934亿上升到2.337亿，增加了4030万，其中拉美裔、非裔、亚裔或其他族裔的选民占据这一增长的76%。2018年，拉美裔合格选民占美国总选民人数的13%，非裔合格选民占13%，亚裔合格选民占4%。2000年非裔选民人数为2275.3万，到2020年有投票资格的非裔人数达到创纪录的3000万，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生活在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九个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爱荷华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高于居住在这些州的所有美国合格选民的29%。在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非裔选民现在占美国选民的12.5%，高于2000年的11.5%。2000年拥有投票资格的拉美裔人数为1315.8万，2020年增长到3200万，占美国选民比重由7%上升到约13.3%。2000年亚裔合格选民人数为460万，占美国选民人数的2.4%，2020年亚裔合格选民人数为1110万，占美国选民人数的4.7%。从2000年到2020年，美国亚裔合格选民的数量增长了139%。

除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之外，选举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也是其在选举政治中影响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依据表3、4数据，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登记率和投票率总体保持上升态势。非裔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登记率和投票率历来基本保持在60%和50%左右，是较高的选举政治参与水准，表明非裔拥有着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拉美裔和亚裔的登记率和投票率均有着明显的上升态势，拉美裔在总统选举中的登记率和投票率从2000年的34.9%和27.5%，上升到2020年的44.1%和38.8%；亚裔在总统选举中的登记率和投票率从2000年的30.7%和25.4%，上升到2020年的45.7%和42.8%。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的上升是其参与选举政治积极性上升的重要表现。

此外，选区重划带来的议席变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联邦众议院的435张选举人票和席位的分配是按照各个州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大小来确定的，一个州的人口占比越高，其拥有的选举人票和议席也就越多。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后，各个州所拥有的联邦众议员议席将重新分配，这将会对美国选举产生重大影响。拉美裔、非裔和亚裔的人口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较为集中的南部和西部各州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南部和西部各州众议院席位和选举人票数的增加，这些州在总统选举中的重要性也在提高。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众议院议席向南部和西部呈净转移状态。1940—2020年，国会众议院议席向南部和西部转移了总共84席，这两个地区选举人团票也增加了84张。其中，得克萨斯州仅2000年以来就增加了8个议席，佛罗里达州增加了5个议席，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各增加3个议席，这些州所拥有的选举人票也相应增加。随着南部州和西部州在众议院议席数和选举人团票的增多，它们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10年人口普查后获得新增众议员席位的8个州，在过去10年中拉美裔人口均得到迅速增加。少数族裔人口集中的州获得更多的选举人票和议席，相应提升了少数族裔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

（二）在少数族裔聚居的州发挥“关键少数”作用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在总统大选中，美国多个州形成了坚定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和坚定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的分裂局面，每次总统选举中，红蓝力量基本势均力敌。由于大多数州使用赢者通吃的方法来确定他们的总统选举人，因此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往往由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艾奥瓦州等几个“摇摆州”的选情决定。摇摆州经常是总统候选人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从人口分布来看，大量的少数族裔选民集中居住于“摇摆州”，如2000年，拉美裔人口占据内华达州的18.66%、科罗拉多州的16.37%、佛罗里达州的16.5%。到了2020年，拉美裔人口占据内华达州的28.7%、科罗拉多州的21.9%、佛罗里达州的26.5%。在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几个“摇摆州”中，非裔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这些州的合格选民的10%。

从选举结果看，几次大选中少数族裔选民都曾在“摇摆州”发挥了“关键少数”的作用，成为左右“摇摆州”选情的关键因素。以古巴裔为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截至2018年，美国拥有140万古巴裔合格选民，其中65%居住在大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2018年，拉美裔占佛罗里达州注册选民的16.4%，古巴裔则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拉美裔合格选民群体，占据拉美裔选民总数的31%。2000年大选，在佛罗里达州，小布什赢得了82%的古巴裔选票，最终凭借比阿尔·戈尔（Al Gore）多出来的500余张普选票赢得了佛罗里达州25张选举人票而登上总统宝座。同样也是在佛罗里达州，2012年总统大选中，巴拉克·奥巴马凭借拉美裔60%的支持率，以50%比49%的微弱优势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的选举，战胜了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并获得了连任。

四、结语

虽然美国少数族裔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必须承认，成功当选的少数族裔精英人数与其人口占比并不匹配，少数族裔在美国政府与国会中的代表性依旧不足。同时，少数族裔选民的大选登记和投票积极性也显著不足，严重影响少数族裔的政治表达力量。此外，少数族裔团体的选举政治参与，不论从规模、资金还是影响力，都与美国主流政治团体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少数族裔选民较低的登记率与投票率已引起较大关注，学者们开始聚焦于对少数族裔选民的政治动员研究，政治精英和政治团体也在采取各种方式呼吁他们走出家门走进投票站。可以预见，随着少数族裔选民投票积极性的提升，将有更多少数族裔精英走上美国政治舞台，少数族裔群体也将逐步壮大，越来越多少数族裔的声音将出现在美国主流社会。

美国少数族裔的选举政治参与给华裔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华裔是美国人口数量最大的亚裔群体，2021年总人口达到540万。与大多少数族裔相似，美国华裔的政治取向总体倾向于民主党，政治精英也逐渐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草根群体的选举登记率和投票率与非拉美裔白人仍有较大差距。为提高华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族裔利益，在选举政治中，华裔政治精英应主动提升政治素养，积极参与竞选和助选活动，以增加美国政府、国会中华裔的代表性；华裔草根群体应认识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重视手中的选票，积极走出家门参与选举登记和投票，助推华裔候选人当选；华裔政治团体也应更多开展选民教育和选举动员活动提高华裔的选举参与积极性，同时合理利用政治献金获得政治回报，提升华裔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力，增强美国社会对华裔利益的关注。

（摘自：张代雄、万晓宏：《1965年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参与选举政治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