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动荡。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取得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难，探索疫情期间与海外华人群体相关舆论的关注度、情感态度与信息传播机制，对于了解当前海外华人所处的社会舆论环境、评估相关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基于爬虫程序，对推特平台西班牙语文化圈群中相关推文内容进行采集，然后利用统计分析、情感分析与网络分析方法，对获得数据进行研究，以探析疫情期间西班牙语世界公众对华人群体的关注度、情感态度与相关信息传播特点。
在海外舆情研究中，学者往往多会关注英语主流媒体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尽管以BBC、纽约时报等为主的传统英文媒体仍在世界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不应将之等同于海外舆情。一方面，这是因为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等社交网站的出现，使得曾经由传统媒体寡头所主导、“意见领袖”为介质的信息传播模式正逐渐弱化，而信息“传受一体”的无介质传播模式则不断显现，越来越多的个人、组织或机构都能够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即时分享和传播自己的观点，实现快速多点传播。另一方面，在语言壁垒与网络信息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文化圈群”内部信息密切流动机制开始形成。这些变化使得传统西方媒体并非总能“步调一致”地带动其他“文化圈群”，同时也推动国际传播中形成了以不同历史文化为纽带、以共同语言为载体的跨时空传播网络，而“西班牙语文化圈群”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西班牙语文化圈群或西班牙语世界（以下简称“西语世界”），是指现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21个“西班牙语国家”，它们曾以西班牙为宗主国，居民多为西班牙人后裔，在传承其语言的同时亦与西班牙在历史和文化上有着深刻的联系，如今约有4.8亿人在这一语言纽带下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信息共享网络。从历史来看，该文化圈群与华人同样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拉丁美洲西语国家，其华侨华人历史均始于16世纪下半叶，连接西班牙、拉美与中国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开启了华侨华人前往西语世界的大门。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散落在西语世界的华侨华人群体，在经历几度沉浮起落之后在居住国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时至今日，西语世界华侨华人数量总和已达100万以上，其绝对数量虽然无法比拟东南亚或北美、澳洲等华人聚集地区，但这一群体充满活力，无论是在族裔规模、社会影响还是经商从政上均有着显著发展和突出表现，成为我国与西语世界沟通的重要纽带。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西语世界是具有代表性的“重灾区”，截至2021年6月30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以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为代表的西语国家总计确诊人数超过2200万例，占世界累计确诊病例的12%。与此同时，自疫情暴发以来，有关华人受到不公待遇与歧视的报道明显增加，B与此前相比，西语世界华人群体的公众舆论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文献综述、思路与方法
（一）文献综述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简单来说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于某一客体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态度，它是群众对该客体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纵观现有著述，关于海外华人舆情的研究近十年来才开始为学者所重视，这一方面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海外信息的传播，从而使相关研究更为便利；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华人群体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其中，大多数研究着眼于对具体时期某一个或几个主流媒体华人报道的分析，以探索舆论中的华人形象构建特点。例如，杨博基于美国《旧金山日报》《海格斯城邮报》《纽约时报》对早期美国媒体中的青年华人形象的流变与建构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建构的华人形象并非真实状况的反映，而是美国社会基于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定需要，对青年华人进行形象建构。2018年他再次对美国当时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周刊》等主流报刊中所展现的华人形象进行了分析，发现华人形象的呈现十分正面，与早期报道形成了巨大反差。与之相似，胡尔卓以加拿大《多伦多星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15—2017年加拿大华人的形象构建；孙成志与高欢以《每日新闻》等报纸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日本主流媒体中华人形象的发展等。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基于从主流媒体到社会大众的传统传播链结构，“自上而下”地探索了华人群体相关舆论以及公众形象的构建与发展情况。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当代信息网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信息提供者、传播者和阅读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之中，具有自由性、交互性、即时性与多元性的庞大虚拟信息社区业已形成，当下主流媒体已难以“自上而下”地代表与带动舆情发展，甚至有被“自下而上”倒逼的趋势。
疫情暴发后，针对海外华人的舆情研究加速进入网络时代，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社交媒体中有关海外华人的舆情发展，有代表性的如耿羽的研究，他关注到了疫情期间海外华人面临的双向排斥问题，并利用微博等平台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疫情期间我国民众对于海外华人的公众舆论变化，着重探索了海外华人在国内社交媒体中从形象危机到修复的过程；刘健等学者则选取了Facebook、视频网站、网络论坛等6种境外媒体形态对国际网络舆情展开了研究，发现利用疫情排挤华人的言论与情绪正成为一种新型的“种族歧视”，应当引起注意。
（二）研究对象与问题的提出
在已有研究的启发下，本文尝试通过爬虫编程对西语世界中信息与意见交互的第三大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进行数据抓取与分析，重点围绕该文化圈群公众有关华人群体的言论展开研究。在时间范围上，本文选择2020年1月22日至4月30日的100天（下文称“疫情期”）作为核心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是世界面对新冠疫情暴发最为“措手不及”与“惶恐不安”的阶段，也是疫情在中国迅速增长并逐渐消退的重要抗疫阶段，更是中国被西方世界指责与污名化的典型阶段。因此，这一时期推特西语世界中所展现的华人相关舆情，在疫情期间具有重要性与代表性。
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三个相互联系并具有一定递进关系的舆情问题：
第一，疫情期间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关注程度发生了何种变化？作为舆论的表征与直观体现，本文将首先分析疫情期间认知主体对于华人群体讨论“热度”的变化情况，了解疫情从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华人群体在西语世界主体视野中的位置。
第二，疫情期间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言论情感展现出了怎样的趋势与特征？作为舆情的核心内涵，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了解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相关舆论的情感特征，重点探索积极与消极言论的变化发展及相关话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第三，疫情期间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相关言论的传播展现出了何种特征？作为舆情的延展动力，在解答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将更进一步对疫情背景下华人群体相关信息传播与扩散的信息网络构置进行分析，重点探索不同情感态度言论的传播图景并揭示其特点。
最后，本文将基于以上发现，对疫情背景下西语世界网络中的华人舆情进行总结反思。
（三）数据与方法
在数据采集上，本次研究基于Python语言开发的爬虫程序，以西语世界中常用来指华人群体与其社区的词汇为关键词进行数据抓取。为获得更为全面的数据，本文将采集时间区间定为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共计78个月，总计抓取与华人群体相关的西班牙语推文（及其对应账户、时间、转发、提及等关系）共计212845条，其中本次研究的主要阶段“疫情期”推文数量总计21353条。
针对前文所预设的三项问题，本文将使用不同方法与工具进行探索与分析：
一是进行统计分析。为探索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关注程度发生了何种变化，本文使用了SPSS对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78个月中推文的总体计数变化进行统计与观察，以可视方式勾勒出自2015年以来推特西语世界公众关于华人群体网络舆情关注程度的动态变化图景；随后重点讨论疫情期的计数统计特点，从而明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语世界认知主体对华人群体讨论关注程度的变化情况。
二是进行情感分析。研究使用了基于Python开发的计算机深度学习模型对推文进行情感分类，在模型训练中研究选取CNN（卷积神经网络）、BILSTM（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两种深度学习模型，并使用西班牙自然语言处理学会（SEPLN）与本研究专项编码训练集进行训练，并比较模型的准确性。D最终深度学习结果显示，CNN在测试集上准确率为68.5%，BILSTM测试集上准确率为71.9%。因此，研究最终选取BILSTM模型对所有推文进行情感分类，并重点分析和对比疫情期及其前后西语推文中积极与消极两种明确情感的变化情况。考虑到仍然需要关注言论所涉具体内容，研究还使用了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两种情感的推文进行词频统计，从而获得相关言论中与华人群体紧密联系的关键词汇内容。
三是进行网络分析。为了解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相关言论的传播展现出了何种特征，研究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推特平台中的账户和推文中的“提及”（mention）与“回复”（reply）所形成的信息传递关系抽象为节点与连线，形象化地揭示行动者及其所处的传播网络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本研究使用Gephi对由这些行动者节点与连线所组成的网络结构进行可视化处理，以勾勒、分析与对比疫情期及其前后所对应的信息传播网络图景，并分别以“出度”与“入度”作为衡量标准探索节点传播情况，从而揭示疫情期间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相关言论的传递构置特点。
二、研究发现
（一）统计研究分析
研究将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中所采集的21万余条推文依月份进行计数统计（见图1），并以月度为对比对象绘制箱型图（见图2），从中可以获得以下两个发现。
1.推文计数存在规律，关注度呈现周期变化
从图1中不难看出，在2015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间，推特平台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相关推文计数具有一定规律，波峰主要出现在每年2月前后，且相邻波峰间隔时间基本为1年，在其余月份里公众对于华人的关注讨论热度则相对较低。而图2则进一步表明，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关注确实存在明显的月份差异。除此之外，在所观测的78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中，推特西语世界对于华人群体的关注程度虽有波动，但幅度均在一定范围之内，基本符合以年为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在对波峰出现时间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其所对应日期均为每年农历新年前后，而这符合经验判断，农历新年正是各地华人社区庆祝之时，其独特的文化活动与氛围使之成为西语文化圈群中的关注热点。
2.疫情打破原有周期，关注度出现异常波动
从周期变化情况来看，每年3月与华人群体相关的西语推文数量应处于较低且稳定的水平，但2020年3月却出现了推文计数的极端变化，其数量不仅是以往3月份计数平均值的4倍，甚至还达到了整个观测周期中的峰值水平，是此前最高值的168%。而这一时间节点正处于“疫情期”之中，说明疫情暴发后西语世界网络舆论对华人社区产生了反周期性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极端变化并非持续性的，公众关注度在“疫情期”经历了激增与骤降两个阶段，随后便回归稳定，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疫情所带来的反常关注度持续时间有限，随着各国应对疫情措施的不断完善，西语世界针对华人群体的关注度也进入了“新常态”。
（二）情感极性分析
从定量分析角度，将爬取的所有推文依据其情感极性以“月”为单位进行计数统计后，可获得图3，其中白色与黑色分别代表当月具有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推文的数量。为进一步揭示“疫情期”舆论情感的微观变化特征，本文还以“日”为单位进行了情感推文的计数统计，考虑到此前所发现的西语世界公众对华人群体关注的周期性现象，研究选取了“疫情期”前后各一年的同期数据以进行对比（图4~图6），从中我们不难获得以下发现。
1.情感明显转向负面，疫情后期仍有影响
如图3所示，从整体来看，在进入“疫情期”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中，西语世界公众在推特平台上对于华人群体的相关舆论在整体上均以积极态度的言论为主，仅在个别月份中存在消极情感言论数量大于积极情感言论的情况（显露黑色部分）。但在2020年1月后，消极情感言论出现了显著增长，尤其在2020年3月前后达到了观测期间的峰值水平。尽管此后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但负面言论却在大部分时间中成为推特西语世界有关华人的主要言论。
更具体而言，如图4~图6所示，在“疫情期”之前，推特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舆论情感态度处在“动态平衡”之中，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性与绝对性的感情倾向，这从积极情感推文与消极情感推文为主的天数便可以发现，二者差距并不显著（41%与59%）。但在“疫情期”中，这种情感上的“动态平衡”被明显打破，具有明确消极感情态度的推文占据主要地位，以积极情感推文为主的天数仅占该时期的18%。而在2021年的相同时期，推特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舆论情感态度虽然趋于回归“动态平衡”，但以积极情感推文为主的天数仍仅占该时期的26%，明显小于“疫情期”之前，从数量角度而言，相关舆论的情感态度倾向依然显著。
2.推文极性显著分化，积极、消极情感并存
尽管“疫情期”公众情感在整体上呈现消极化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相关言论的态度自始至终保持不变，也并非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恰恰相反，从图5中可以看到，2020年3月17日前后推特西语世界中出现了积极情感态度推文数量在观测期内的极值，这种逆趋势的舆论现象表明，虽然“疫情期”导致舆论整体转向负面，但舆论的声音并非时刻统一，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存在某些“特殊事件”，使得舆情出现明显波动、公众情感出现极端分化，这也体现出“疫情期”是原有舆论情感态度“动态平衡”被打破与再塑的中间过程。
从质性分析角度，利用Nvivo12对“疫情期”及其前后各一年同时期的推文进行分析，并过滤掉大量无用文本信息后，A可以得到三个时期积极与消极情感推文所对应的关键词词云，如图7所示。进行对比与分析后可以获得如下发现。
3.华人与“新冠”联系紧密，话语共现十分显著
无论是对于积极情感推文还是消极情感推文而言，新冠病毒（coronavirus）和病毒（virus）等词语皆是“疫情期”西语世界公众有关华人群体舆论中的高频关键词汇（加权词频0.87%与0.79%）。而这也证实在这一时期华人群体的确被与新冠疫情密切联系了起来。在对具体推文进行查询后，不难发现这种话语的共现联系存在消极的“因果关系”和积极的“对比关系”。前者倾向于将华人群体与本国疫情的传播和扩散建立因果联系，这种推文也常常伴随着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情感；后者则倾向于将华人群体的所作所为与当下政府及民众的言行进行对比，并突出华人群体对于抗疫的贡献与认可，此类推文往往具有感谢与敬佩之情。如2021年3月17日前后出现极值的积极言论便是由此类表述构成，而西班牙华人在该国各地进行的医疗防疫物资自发捐赠活动是相关言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华人抵达赫塔菲医院急诊室运送数千个口罩……华人社群在马德里的行为令人印象深刻……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张开种族主义大嘴之前应该考虑一下……（Ciudadanos chinos llegando a las urgencias del hospital de Getafe para entregar miles de mascarillas…… Impresionante el comportamiento que está teniendo la Comunidad China con Madrid…… Algunos deberíais pensar antes de abrir vuestra bocaza racista……）
最致命的病毒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华人社区谴责冠状病毒引起的对亚洲人口的仇外心理。当其他人赚钱时，中国人在Usera（马德里）赠送口罩；他们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处理了这场危机。（El virus más letal es el racismo y el fascismo. La comunidad china en Espa?a denuncia xenofobia hacia la población asiática por el coronavirus. Mientras otros hacen caja，los chinos regalan mascarillas en Usera（Madrid）；ellos， que han gestionado esta crisis de un modo admirable.）
4.认知出现双向变化，新旧形象皆有体现
通过横向对比三个时间段内相同情感推文的关键词，可以发现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认知出现了双向变化：一是对华人群体形成了正向的新认知与身份新定位。这主要体现在“疫情期”出现了较多此前并未出现过的高频关键词，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团结的（solidario）、捐助者（donante）与伙伴（compa?ero），三者在2019年同期的加权词频均不足0.01%，但在“疫情期”三者的加权词频分别上升至0.22%、0.37%与0.13%。除此之外，一些原有关键词的词频也出现了显著上升，如合作者（colaborador）和朋友（amigo）则分别从0.01%与0.17%上升至0.06%与0.29%。这些词频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疫情期间西语世界公众舆论对华人群体形象与身份所形成的新认识和新定位，尽管在2021年的同一时期上述关键词的加权词频又有所降低，但整体而言依然高于2019年的同期水平。二是对华人群体亦出现了负面的新印象，固有偏见加深。在疫情期间，相关消极推文中同样出现了此前并未有过的新关键词，如传染性的（contagioso）、受感染的（infectado）、有过错的（culpable）、不负责任的（irresponsable）等，这些关键词的加权词频均在0.10%以上，其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将华人群体与新冠疫情建立因果联系的重要话语表现。除此之外，原有消极情感推文关键词的加权词频也出现上升，但其上升并非出现在“疫情期”，而是出现在2021年，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非法的（ilegal）、坏的（malo）、脏的（sucio）、黑社会的（mafioso）等，这一方面体现出公众舆论中相关负面印象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华人群体的刻板偏见。
（三）社会网络分析
将“疫情期”及其前后各一年的同期推文中的“提及”（mention）以及“回复”（reply）关系进行整理后，利用可视化软件Gephi的forceatlas2进行布局，可得到图8所示的三个信息传递有向网络模型（Nt2019，Nt2020，Nt2021）。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不同的推特账户，而不同节点之间连线的颜色代表该信息的极性（灰色为积极情感，白色为中性情感、黑色为消极情感）。通过社会网络方法进行观察与对比研究，有以下发现。
1.信息传播规模扩大，观点更易扩散连通
三个网络最为表征性的不同特点体现在网络规模与其基本参数的差异上。从网络整体来看，Nt2019中参与信息传递的独立账户共有5304个，在此网络中具有间接信息传递关系的两节点之间最大距离为4（网络直径d=4）。而2020年“疫情期”的Nt2020则拥有独立账户节点17241个，参与个体数量较2019年同期扩大近3.3倍，具有间接信息传递关系的两节点之间最大距离也扩大一倍（网络直径=8）。Nt2021虽然在节点规模（9067个）与网络直径（d=5）上有所下降，但与2019年同期网络相比仍然较高。从网络节点的角度来看，三个网络中的节点平均度也有着显著差异。Nt2019中节点的平均度最低，仅有0.799，这也意味着该网络中的节点在相关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而Nt2020中节点的平均度最高，达到了0.916，这说明在“疫情期”所形成的关于华人群体的舆情网络中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信息的传递也更倾向于一对多的发散式传播模式。从中不难发现，处在“疫情期”的Nt2020显然在信息传递上的广度与深度更大，不同个体的信息、意见和看法也更容易得到扩散。
2.信息传递形成场域，消极推文传播频繁
相比于前后两个时期，Nt2020中信息的传递交错更为重叠，大量积极、中性与消极言论相互交织，一个节点往往会包含着来自大量其他不同节点不同情感的信息，这也反映了“疫情期”推特社交平台上传播主体与信息流动的复杂性，以不同账号为“行动者”，以不同声音与意见传递为形构（Configuration），形成了布尔迪厄（Bourdieu）所说的各方影响力相互博弈的舆论“场域”。在对三个网络中不同极性的传递关系进行统计后可以发现，无论是在Nt2019、Nt2020还是Nt2021中，消极信息的传递均比积极信息的传递更为频繁，三者积极与消极信息传递次数之比分别为1︰1.1、1︰1.3以及1︰1.4，说明疫情背景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此外，在疫情背景下该传播“场域”之中存在着具有明确感情的“行动者”及其所组织成的“朋友圈”，他们只发表或接受同一情感的言论，在推特西语世界相关华人群体的舆论中组成了单一情感的传播“中心”。
3.存在两类重要节点，华人群体缺乏声音
正如前文所说，节点的度中心性是衡量某一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与影响力的基础指标，某一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代表其与越多的节点相连。但考虑到信息的传递是有向的，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网络中节点的度又可分为“入度（In-degree）”和“出度（Out-degree）”两个指标，二者意义有重要不同：若某一节点具有高入度，则代表大量由其他节点发出的信息指向于此，这也意味着该节点在相关议题上被赋予更高的关注度。这些节点并不一定主动进行信息的传递，但同样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因而可以被认为是信息传递网络中的“被动”影响者；而高出度则相反，它代表相应节点能够积极且广泛地发起信息传递，主动与大量不同节点建立信息联系，在影响方式上具有主动性，因而是传播网络中的“主动”影响者。本文计算了三个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入度与出度，前10位见下表：
从入度来看，在三个时期所对应的传播网络中，位于前十位的账户主要以西语世界不同国家官员的个人或官方机构账户为主，表明在华人相关议题上西语世界用户更倾向与官方账户发生信息联系，将声音投向官方或响应官方言论，尤其在“疫情期”这一现象更为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方账户在西方世界网络中同样具有较高的“被动影响力”，如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方账户（@ChinaEmbEsp）与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魏强的个人账户（@weiaseca）分别在Nt2020与Nt2021有最高的入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西语世界民众在传递与华人群体相关的信息时，同样关注中国官员或中国官方机构，这些账号被视为当地华人群体的代表或是重要的沟通途径。
从出度来看，三个时期在传播网络中活跃的“主动影响者”大部分来自西语世界不同国家的个人账号，少部分为民间组织账号。他们倾向于将与华人群体相关的信息与意见进行广泛传递，是网络中重要的辐射节点。从其传递信息的极性来看，其特点各有不同，但多数为消极情感与中性情感。
无论从入度还是出度看来，华人个体或组织的账号在三个时期的传播网络中均难觅踪影，他们既非“主动”影响者也非“被动”影响者，在传播网络中处于“隐形”状态。
三、启示与建议
本文基于推特大数据，采用多种方法，分析了2020年1月22日至2020年4月30日疫情背景下西语世界关于华人群体的网络舆论情况与特点，重点关注了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的关注程度、情感态度与传递构置的变化，从中可以获得以下两方面启示。
第一，疫情对西语世界针对华人群体的公众舆论构成问题与风险。研究发现，疫情在西语世界关于华人群体的公众舆论中引发了诸多问题与风险。正如耿羽所说“疫情是放大镜，疫情又是催化剂”：一方面，疫情的发生的确从极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语世界公众对于华人群体原有的周期性关注情况，将华人群体置于西语世界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之下，导致华人群体的一些细微行为举止被放大甚至是过度解读，不同的声音、观点与意见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西语世界公众舆论的不稳定状态。另一方面，从情感态度上来看，疫情的暴发的确在整体上对围绕华人群体的舆论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言论中形成了“中国—疫情—华人”的话语关系与逻辑链接，部分原有对于华人群体的刻板偏见与排外主义也得到进一步“催化”，甚至存在部分极端言论。即便是在2021年，在疫情有所缓和、应对疫情经验不断丰富的情况下，围绕华人群体的消极言论依然没有完全从“疫情”与“病毒”这样的关键词中彻底剥离开来。除此之外，疫情的出现也显著延展了与华人相关信息的传播网络，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但正如罗伊·鲍梅斯特（Roy Baumeister）所说的那样，在“负面偏好”（negativity bias）的作用下，负面信息的传播明显更为频繁。在这一背景下，华人群体本身却并没有在这一传播网络中形成有力声音，甚至处于“隐形状态”，这意味着该群体本身对于与自己相关的言论缺乏足够影响与把控能力，既无法对有利于自己的言论加以有效助力，亦无法对负面信息进行有力回击，从而将自身行为与形象在公众舆论中的“解释权”与“塑造权”交给了外部行动者，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疫情背景下华人群体在西语世界的公众舆论风险。
第二，疫情为塑造西语世界舆论中华人群体的新形象创造了机遇。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疫情所带来的风险背后同样蕴含着构建西语世界华人群体新形象的机遇。从关注程度上来看，疫情带来的“聚光灯”效应给予了西语世界华人群体展现自己的“历史性”契机，使得此前在认知主体看来“沉默的”“神秘的”“不愿融入的”华人群体获得了走向认知主体视野中心的机会，华人群体此时的积极行为与表态同样可以在舆论的“激发态”中被放大，进而引起西语世界公众更为广泛的回应，这也给予了华人自塑积极形象的重要“天时”；从信息传播与扩散角度来看，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推特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成为了高度开放与自由的信息交互场域，而疫情期传播网络规模的扩大、信息传递距离的增加与具有积极情感“阵营”的形成，为华人群体在西语世界舆论中宣传自身的积极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地利”环境；从言论情感而言，西语世界民众与华人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难以调和的根本性矛盾，而这也为积极情感言论与华人积极形象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如同我们在2020年3月所看到的，西班牙华人群体的慷慨捐助激发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公众言论，不少西语世界民众为华人群体发声并质疑与反思疫情初期针对华人群体的歧视与排外言行，华人群体身份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认定，这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以实际行动来影响西语世界公众舆论情感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也揭示了西语世界与华人群际间存在“人和”的重要基础。
疫情对华人群体公众舆论构成风险与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在西语世界舆论中塑造华人群体新形象的机遇。不过，风险需要监控，机遇更需要把握，做到二者却皆非易事。从本次推特平台西语世界大众所展现出的舆论特点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
第一，发现问题，定期监测，针对华人群体相关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得益于网络社交平台的隐私性与即时性，其中的信息、意见与表态往往更贴近真实的个体主观映射，因而关注网络舆情是我们及时了解当地民意的重要渠道。在西语世界，华人群体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少，且居住分散、技术新移民相对匮乏，因而仅凭借其自身往往无法及时有效地对周围舆论环境进行判断、分析并做出适当响应，这一特点在疫情之中体现较为明显。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针对这一群体的海外网络大数据舆情监测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定期对海外华人群体在网络中的舆情进行动态监测，重点关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中相关议题讨论热度与情感态度的变化趋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合理研判风险与机遇，组织专家制定相应对策，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消解潜在风险与问题，“有备而来”地把握相关机会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为海外侨胞在疫情背景下的生活及复产复工提供帮助与支持。
第二，把握机遇，谨言慎行，凝聚华人群体力量协同博弈传播场域。面对公共舆论的异常变化与关注度的聚焦，作为目标主体的海外侨胞应谨言慎行，科学应对，恪守当地法律法规，尽可能避免任何将舆论导向负面的行为，不给少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发挥的“把柄”。此外，华人群体应积极参与到传播场域不同声音的互动与博弈之中，这至少应从“凝聚声音”与“借势宣传”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若想在网络传播场域中参与博弈，那么作为离散群体的华人必须在社交网络中建立统一有力的发声渠道，能够表达华人群体的集体利益与诉求，以便进行信息的主动扩散与统一回应。侨领、侨社与侨报应发挥凝聚核心作用，不仅需要在人员上凝聚好广大侨胞，建立好信息沟通反馈渠道，还需要在信息上搜集华人社区的相关新闻，并重视社区动态尤其是“好人好事”在侨界与当地的“内外循环”，向西语世界公众打开认识华人群体的直接通道，输出积极“事实凭依”。同时，对传播场域中的积极声音应给予积极支持，而对消极观点则应给予疏导。另一方面，考虑到账户建立与运营的初期较难获得足够关注与影响力，为了能更好地将华人群体声音传递给认知主体受众，必须善于借助传播场域中已有的高影响力关键节点或积极情感“朋友圈”，通过与之进行积极的信息互动来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扩散效果，尤其要与我国官方账号形成协同作用，避免“无法控制我们在公众场合的代表方式”的情形出现，从而充分利用舆情变化与波动之机塑造华人群体新形象。
（摘自：王子刚：《疫情背景下西语世界网络中的华人舆情研究——基于推特的大数据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