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正式建交以来，中意两国双边合作日益密切。2019年，两国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缔结15周年之际又签署《中意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意两国的各方面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作为中意两国间联系的桥梁纽带，意大利华侨华人一方面为中意双边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与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同频共振，华侨华人社会亦在迄今50余年的建交历程中得到了发展。不同于东南亚、北美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华侨也就是持中国国籍者占绝大多数，以从事贸易行业的新移民为主体。那么，中意建交以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迁？此种独特性形成的内外因素是什么？本文拟从国家在场视角探讨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一、学术史回顾与国家在场视角

意大利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移民群体的组成部分，于20世纪90年代起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迄今所积累的学术成果较为丰富。从国内研究情况看，相关学术成果主要侧重于专题型研究，主要涉及华文教育、华商经济、华文媒体以及普拉托华人等方面，其学术成果的发表集中在近十余年间。从国外研究情况看，则侧重于意大利华侨华人的综合型研究。如20世纪90年代，卡尔凯迪（Francesco Carchedi）与费里（Mariea Ferri）在有关欧洲华人移民的论文集中发表《意大利的中国人在场：规模和结构特征》一文，作者从祖籍地、人口数据、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呈现意大利华人移民的在场，并结合居住地分布、职业构成等数据揭示该群体的生存特征与融入问题。意大利记者欧利阿尼（Raffaele Oriani）与斯达亚诺（Riccardo Staglianò）所撰写的《不死的中国人》，则从来自意大利当地社会的偏见与误解入手，通过走访多处意大利华人聚集区采集大量意大利华侨华人的案例，进而将更为真实的华人社会呈现在当地人面前。相较于海外学者对移民群体之社会融入问题的关切，国内学者则聚焦于意大利华侨华人的“侨胞”身份在海外的处境与回归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意大利华人社会融入与回归问题的探讨，揭示了跨国主义视角下祖籍国与住在国的国家在场影响。然而，国家的在场影响却常常被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国主义理论视角所遮蔽。而“跨国主义”主张以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视角来探究移民群体在住在国与祖籍国间的新流动特征，强调个人活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忽略了包括祖籍国和住在国在内的国家因素对跨国移民群体及其社会变迁的影响。德国学者费斯特（Thomas Faist）指出：“使用要求超越国家的跨国视界，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可以被忽略。被跨国移民由下而上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空间也受到由上而下的行为者所形塑，包括国家行为者在内。”纵观已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跨国主义，而有关国家在场关系对国际移民群体影响的研究尚付阙如。只有少数研究注意到中国与住在国在场关系对海外移民文化认同的塑造作用。

国家在场理论视角于20世纪90年代由以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旨在强调“国家寓于社会”（state-in-society）以及“社会是国家形成（formation）之产物”所揭示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并试图消弭学界关于“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与“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理论的纷争。随着高丙中将之引入国内学界，用以探讨象征符号与仪式，该理论视角为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内学者提供了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去中心化路径。借由该理论视角，学者们不仅能阐明国家所施行的政策条例、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所安插在地方社会中的官方代表对社会大众、民间仪式、以及地方组织机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能揭示社会生活中国家符号的存在。虽然国家在场理论视角已被众多学者用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地方宗族等领域的研究，但其鲜被用于探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而海外华侨华人作为跨国群体，其发展变迁不仅会受到居住国“国家在场”的影响，而且会受到祖籍国以及两国关系的多重“国家在场”的影响。运用国家在场理论可以更好地探讨国际移民群体与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更好地探讨国际移民群体发展变迁的外部动因。有鉴于此，本文将梳理自中意建交以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特点，进而揭示国家在场对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二、意大利华侨华人人口统计特征的变化

随着中意建交50多年的发展，意大利华侨华人在人口规模、性别比例、年龄构成、祖籍地来源、居住地分布、受教育程度、就业领域、国籍身份等方面皆呈现出值得关注的变化与特征。

（一）人口规模百倍增长

受中意两国正式建交、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意大利移民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的驱动，意大利境内的中国移民数量于20世纪70—90年代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以持有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人数为例。该群体的人口规模从1975年的402人增长到1993年的2万余人。1996年，持有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数量约为3万人，2000年，这一数据翻了一倍。进入21世纪后，中国移民人数持续上升，于2013年突破30万，并在2016年达到最高值（333,986人）（见图1）。截止到2020年，中国移民已成为意大利第三大移民群体。不过，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国移民人数至2021年有所回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并未将非法移民计算其中。

从两国建交之初的不足千人，到50年后的30多万人，意大利中国移民的人口规模在五十余年间实现了百倍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引发的。有研究指出，颁布于1986年与1990年的新移民政策帮助中国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进而使得更多中国移民迁入意大利。而2002年的大赦政策让意大利境内的中国移民数量从6.2万增长到9.7万。有研究显示，“从1986年到2002年，意大利共实行了六次‘大赦’，使几十万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带动了新的移民高潮。”总之，意大利的大赦政策不仅使得境内的中国移民获得了居留许可与合法身份，还促使以连锁移民为主要移民方式的中国移民规模实现了百倍增长。住在国的国家在场因素得到了显著体现。

（二）性别比例逐渐均衡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意大利中国移民的性别比例日趋均衡。1992年，意大利中国移民群体的男性占比63%，而北非移民群体中88%的人口为男性，佛得角移民群体中87%的人口为女性。进入21世纪后，意大利中国移民群体的男女比例差距逐渐缩小，并在2020年后出现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现象（见表1）。

意大利中国移民由男性占多数到性别比例逐渐均衡，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意大利华侨华人主要从事纺织、皮革制品加工与餐饮行业，而这些行业对从业者性别的差异化需求并不显著，不同性别的劳工皆能胜任这些工作。其次，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意大利华侨华人多选择开办家庭作坊式的“夫妻店”，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男女比例之间的差距。再次，除了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种类外，留学移民中的女性群体亦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迁移的主力军。据统计，在2020年意大利境内新增的中国移民群体（总计4,731人）中，留学移民占50%（2,370人），其中，女性移民占留学移民人口总量的59%（1,408人）。可见，通过工作、家庭团聚、留学等方式开展的移民活动，女性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群体中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并且呈现出超越男性的趋势。

（三）年龄构成持续年轻化

虽然中国人移民意大利的历史可追溯至百年前，但绝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移民意大利的。再加上不断有新的移民补充，意大利中国移民的年龄构成长期保持着年轻化的趋势。1991年，25—44岁年龄段的群体占意大利中国移民总人口的六成。在非欧盟移民中，意大利中国移民相对更年轻，60岁以上的群体仅占中国移民总人口的2%。截止到2020年，在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中，30岁以下者占总人口的43.4%，仅有8.8%的中国移民年龄超过55岁。除了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外，新增移民群体的年龄构成也反映了意大利中国移民的年轻化特征。2007—2020年，来自中国的新增移民群体的年龄构成表明，这种年轻化的趋势仍在持续（见表2）。

从表2可见，18—59岁年龄段的群体是中国移民的主体，在2007年时占比达90%以上，目前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近70%。18岁以下的未成年群体占比不断上升，由2007年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成为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新生力量。而60岁以上的群体占比虽然略有上升，但总体比例一直非常低，最多时占比仅3%，2020年以后占比又回落至十年前的水平。由于以年轻人为主，老年人比较少，而且，年老者往往选择落叶归根，生病也回国看病，所以，有些意大利民众和媒体因此称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为“不死的中国人”。

（四）来源地以浙江为主日益多元化

由于历史渊源和移民网络，意大利华侨华人的祖籍地来源以浙江地区为主。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显示，意大利华侨华人有90%来自浙江省，其中又以温州、丽水两地为主。但自20世纪末90年代末以来，东北、福建等地逐渐成为意大利中国新移民群体的来源地，意大利中国移民的来源地日益多元化。来自浙江以外的中国移民也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当然，在人口规模上以浙江人为主体的局面仍未有太大改变，在意大利部分城市尤其如此。例如，2009年，来自浙江的华侨华人约占米兰华人总数的90%。又如，普拉托华侨华人中虽然福建人、东北人逐渐增多，但其中80%以上的中国移民均来自温州地区，在4万多华侨华人中，温州籍有近3万。

（五）居住地分布集中并趋于稳定

目前，意大利华侨华人主要聚集在制造业、贸易业发达且交通便利的北部与中部地区，北部如皮埃蒙特、伦巴第、威尼托大区，中部如托斯卡纳大区和拉齐奥大区。然而，在移民初期，由于务工、创业等方面的需求，中国移民的居住地并不稳定。在《不死的中国人》一书中，作者便揭示了第一代意大利中国移民“极强的流动性”及其对时势变化的敏锐应对，从而采取“蜂拥而至”或“迅速撤离”的策略。不过，随着自身经济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纽带的建立，意大利华侨华人逐渐在特定地区开启稳定的居住模式。从近几年数据来看，近90%的意大利华侨华人居住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区（见表3）。

此外，即便受到疫情冲击、经济不振、国际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意大利华侨华人也并未出现大规模迁居潮。由此可见，经历数十年的发展，意大利华侨华人居住地分布已逐渐从早年的“极强流动性”转向稳定，中北部城市是华侨华人聚居发展的经济重镇。

（六）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中，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穷乡僻壤的中国移民大多只有小学甚至更低的文化水平，其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意大利境内其他的亚裔移民。然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一样，意大利华侨华人也相当重视子女的教育，除了将子女送回中国接受义务教育外，他们也积极让子女在当地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例如，1991年中国儿童在意大利学校的注册率仅低于摩洛哥裔儿童。此外，华侨华人大多会鼓励和支持子女完成高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意大利华侨华人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赴意大利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留学移民群体占比从2010年的7.1%锐增至2020年的50%以上（见表4），也使意大利中国移民的整体教育水平较大为提升，改变了意大利华侨华人受教育水平低的状况。

（七）就业领域多样化

意大利华侨华人早期主要从事餐饮、服装加工等行业，新世纪以来逐渐拓展到贸易、工业、运输业等领域，在就业领域上展现出从集聚化向多样化转变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新移民不断涌入意大利，底层劳工或非法移民等弱势、边缘群体数量日益增多。由于缺乏技能或财富，这些移民只能寄希望于在工厂或餐厅中拼命打黑工来实现经济资本积累。自20世纪90年代起，部分意大利华侨华人逐渐实现从务工向创办家庭作坊式小型企业的职业转型，并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有研究发现，将企业与家庭相接是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强项，即通过家庭式企业活动达到致富的目的。意大利华侨华人企业总体数量从2002年至2010年上升了150％。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华侨华人所创办的企业数量逾5.4万家，较2009年增长8.5％。意大利华商群体通过经营涉及贸易、餐饮等领域的跨国企业，使自身成为意大利华人社会享誉国际的重要名片。据统计，截至2020年1月，意大利华侨华人所创办的独资企业数量占意大利国内市场的13.9%（仅次于摩洛哥移民的16.7%），而从事贸易领域的商户在意大利国内占比达到36%。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大利华人社会中，华商只是少数群体，更多的是企业职员与手工业者，后者占比超过九成。而劳工群体所从事的行业领域也日益多样化。例如，2015—2019年间，从事运输业的中国移民工人占比从1%提升至8%，而从事工业领域的中国移民工人则从2017年的占比21%增长至2019年的28%。与此同时，意大利华侨华人新生代中从事法律、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人才日益增多。反映了意大利华侨华人就业领域跨领域、多领域的转变。

（八）国籍身份构成以华侨为主

就华侨华人整体情况而言，其国籍身份构成以华人为主，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90%以上为外籍华人，华侨只占10%。然而，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国籍构成却以华侨为主体，入籍意大利的比例很低。以米兰地区为例，在近14万华侨华人中，入籍的华人仅有2000人左右，占比约为1.4%，呈现出“老一代华侨落叶归根的思想较强，一般不太愿意入籍，华裔新生代入籍较多，融入主流社会意识较强”的特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意大利国籍法规定，父母双方为非意大利公民者，需在18岁成年后方可入籍。因此，多数华裔新生代在较长时段内仍然持有中国国籍。另一方面，意大利华侨华人普遍存在跨国家庭，家庭成员分居在住在国与祖籍国的情况很常见。例如，年轻的父母将年幼的子女托付给国内的长辈抚养，而自己则在意大利打工或创业。有研究显示，自身工作原因与对中国教育的认可是意大利华侨决定将二代子女留在中国生活的主要原因，“33.1%的学生小学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中国，这是意大利华二代的特别之处。”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创业发展的机会与空间越来越广阔，意大利华侨的落叶归根意识十分强烈，这是他们选择保留中国国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媒介作用

自中意建交以来，随着意大利华侨华人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融入当地的加深，包括华人社会三大支柱在内的社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并且在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祖籍国的互动中发挥着媒介作用。下文将梳理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媒体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华侨华人社团是促进华人社会内部及祖籍国与住在国沟通的桥梁

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维系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华侨华人社团多以血缘宗亲、地缘同乡、业缘同行等为纽带而建立。不过，各地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意大利的华侨华人社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地缘社团更为普遍。在东南亚华人社会，血缘宗亲社团甚为常见。而在意大利，由于以新移民为主，缺乏悠久的血缘、族缘历史积淀，因此，更多地是以家乡来源地为纽带而组织的社团，如米兰文成同乡会、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等。二是以地区为纽带而结社的社团越来越多，如意大利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意大利东北四省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三是综合性社团提升了华侨华人社团的沟通凝聚作用。如意大利华人华侨民族事业联协会、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等。

有研究指出：“欧洲国家的华人社团的迅速发展，是欧洲华人社会与政治需求的产物，华人社团的广泛存在，发挥了维系祖国情感、传播中国文化、沟通华人网络、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的社会功能。”意大利华侨华人社团的媒介作用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联系与合作；二是搭建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沟通的桥梁；三是搭建华侨华人与住在国沟通的桥梁。仅举几例说明。意大利华人华侨民族事业联协会于2004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建设发展，坚决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努力为促进和平统一作贡献；积极促进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和民族团结；为意中两国的友谊作贡献，为意中两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于2011年成立。2017年，由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并通过“佛罗伦萨宣言”，重申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为核心理念的九二共识。在促进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民间合作方面，华侨华人社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温州籍华商黄勤海在创立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后与温州十几家商会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进而将意大利的商品出口至温州市场。华侨华人社团在与意大利政府建立沟通渠道以维护当地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贡献良多。例如，成立于1997年的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贸易总会作为与当地政府沟通的“对口组织”，协调意大利华商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官员、执法人员、居民等群体的矛盾。1999年，成功当选弗利市常务外籍议员的季志海担任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借助自身的参政优势为中意两国官员代表搭建交流平台，促成两国双边合作项目。华侨华人社团作为沟通媒介的功能日益显著，既为意大利华侨华人搭建起联络祖籍国的沟通桥梁，也为其提供与住在国的沟通渠道。

（二）华文学校强化华侨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传承

华文学校是华侨华人身居海外进行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对于第一代中国移民而言，中华文化作为具身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是其离开祖籍国后的精神寄托以及建立当地或跨国人际网络的符号纽带。随着华侨华人在意大利落地生根，华人社会人口结构进入迭代更新时期，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所出现的代际差异日益凸显。出生、成长于当地的华裔新生代所表达的三观都与第一代移民有显著差异，中华文化在他们身上已经被稀释了。这种代际差异不仅引发了移民家庭内部的隔阂，也使中华文化认同在华人社会的传承中面临着挑战。

意大利华侨华人意识到文化延续的重要性。而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华人社会中开始出现的“办学热”正反映了华侨华人群体内部对后代文化认同偏移之焦虑。借助华文学校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媒介作用，意大利华侨华人得以帮助华裔新生代强化中华文化身份认同，并弥合代际裂痕。例如，潘世立正是在目睹众多华裔新生代因缺乏中文教育而丧失中文读写能力后，决定建立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以便让这些华裔新生代的认同从“你是中国人”到“我是中国人”的转变。意大利华侨华人借助华文学校所传授的客观文化资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让华裔新生代了解长辈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蕴藏的“自我”世界的模样，进而消弭代际间的文化认同隔阂，实现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赓续。另一方面，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意大利华裔新生代积极学习中文的现象也愈发显著。有关研究显示，工具型动机是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华裔学生将汉语视作对未来自身发展有所裨益的语言。2001—2012年，佛罗伦萨中文学校的学生数量增长了3倍，班级数量从最初的4个增加到15个。截至2020年1月，意大利中文学校联合会中已注册的华文学校数量共计38所，包含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约1.3万人，教师600余位。

总之，不论是出于对代际文化认同的担忧，还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认可，意大利华文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其强化华侨华人文化身份认同传承的媒介作用日益凸显。

（三）华文媒体是信息传播与文化沟通的媒介

意大利华文媒体是意大利华侨华人传递、接收资讯的重要媒介。由于部分意大利华侨华人意大利语的听读能力较弱，社会融入程度较低，难以直接通过意大利语媒体来了解与接受当地资讯，语言问题是他们在当地生存发展与融入的巨大障碍。因此，华文媒体成为他们了解与接收当地资讯的重要媒介。例如，华人头条、欧华头条等华文媒体在疫情期间对意大利防疫、移民、出入境等政策的翻译、转载，使意大利华侨华人能及时、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政策从而采取因应形势的策略。另一方面，移民社会亦对祖籍国的新闻资讯、文化产品有高度需求。而以《欧华联合时报》《新华时报》为代表的多家华文媒体，便成为意大利华侨华人了解有关中国的社会时事与政经要闻等资讯的重要渠道。

除了向华侨华人群体传递实时资讯外，华文媒体还在消弭族际文化矛盾方面展现自身作用。2013年，孙运之成为意大利金砖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并担任意大利国际广播传媒责任有限公司（IIRM）监管运营人，其所经营的电台有意大利语和华夏之声中文两套体系，前者即是向意大利当地社会传递中国文化与资讯。他表示，做华文媒体新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让在意大利的华人听到你的声音，而且要用当地的语言把你的观点说给所意大利人听！要倾心打造中意人文交流的媒体矩阵，以意大利本土化方式传播中国好声音，激发渠道叠加优势，筑就中意民心相通工程。由于移民群体常被本地居民不仅视为经济代理人还视作政治和文化代理人，故导致族际矛盾的产生。华文媒体通过以当地语言、面向当地民众为传播对象进行资讯的传播，增进当地的非华人群体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认知，从而起到缓和族际文化矛盾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疫情初期国际社会存在一些歪曲或抹黑中国的舆论，致使部分意大利民众对中国产生偏见。意大利华侨华人通过华文媒体及当地社交媒体传递中国抗疫正能量，使当地民众对中国疫情防控有了客观公正的认知，改变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也缓和了族际矛盾与文化冲突。

四、国家在场对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中意建交50多年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一方面受内部因素制约，体现了移民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作为跨国群体，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受祖籍国因素、居住国因素、工具性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移民及移民网络所形成的移民资源体现了既是本地资产又是跨境传输带（border-crossing transmission belts）的双重特征。这种双重特征反映了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与住在国、祖籍国的互动日益密切。国家在场理论视角下，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性”体现在祖籍国在场关系与居住国在场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即祖籍国在场关系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以及居住国在场关系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交融。这种影响与交融同时体现在国家意志与华侨华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此外，中意两国关系也是形塑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一个“国家在场”因素。下文将围绕住在国国家在场、祖籍国国家在场及中意两国外交关系在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住在国的“国家在场”

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如移民政策、经济政策、劳工政策、防疫政策等，都对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使大量非法移民通过“大赦”获得当地合法居留身份，并吸引了大批中国公民通过连锁移民前往意大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便是于1990年通过的“马尔泰利法”（Martelli Law），该法首次尝试对意大利境内的移民进行规范与整合。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正是在此后不断扩大，性别比例亦随着大量家庭移民的进入而趋于平衡。普拉托市则借助一波波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吸收了大量中国手工业者与贸易业、制造业商户，成为今日纺织业享誉全球的“华人城”。伴随中国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及其生产经营出现的问题，意大利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范中国移民的经济活动。其中，税务稽查是意大利官方管控华侨华人商业行为的常用手段，旨在以此控制华侨华人商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有研究显示，近年来逐渐民粹主义化的意大利移民政策使得当地警方对中国移民企业采取歧视性的监管措施，例如突袭工厂，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移民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的、有潜在威胁的群体。为此，一些意大利华裔新生代选择加入意大利国籍，试图以参选地方议员、成为社会组织领袖等方式应对针对华侨华人的歧视问题。此外，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入籍程序十分繁琐，帮助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等，都使得意大利华侨华人意识到自身的边缘性与作为“他者”的疏离感。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中国移民入籍成为意大利公民的念头，导致意大利中国移民入籍比例不高。总之，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规模壮大得益于住在国的移民政策，而其难以“落地生根”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住在国政策相关。于意大利而言，被当地排外群体贴上“中国在场”标签的华人社会既是振兴当地社会经济的人力资本来源地，又是“效忠”于中国的反常的“他者”聚集地。

（二）祖籍国的“国家在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入境政策、吸引外资政策、侨务政策等，都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向世界开放的大门，出入境政策不断完善，出国潮经久不衰，形成了1000多万人的新移民群体。意大利中国移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百倍增长受益于这一政策的推动。而中国引资政策的日益完善，也吸引着包括意大利华商在内的海外华商回中国投资创业。特别是浙江地方政府实施的吸引华侨要素回流政策，更是引发了意大利华商的回乡投资潮。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侨务政策，为意大利华文学校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教材、师资等多方面支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华商的发展迎来新的更多的机遇。而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不断提升使得海外华侨华人更看重中国国籍的价值。中国公民身份的保留，一方面让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中多数倾向“落叶归根”的年长者回国更为便利，另一方面，中国公民身份也为他们在海外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比如，疫情期间，在意大利的中国公民能够优先获得中国驻外机构所分发的抗疫物资与生活用品。总之，中国视角下的国家在场，使意大利华侨华人在国籍与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更倾向于中国。

（三）中意两国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场”

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正式签订，该协定旨在加强中意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贸易商机。同时，该协定也激发了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此后，《中意经济合作协定》又于1991年5月正式签订，标志着中意两国的经济合作愈加密切。中意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推动着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就业领域从打工到创业、从“三把刀”到跨国贸易的转型，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经济资本不断累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意两国的外交合作同样推动着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发展。以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为例。2001年，该校作为“中意文化交流协会”重要项目在中意两国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正式开班授课。该校由佛罗伦萨市政府提供校舍，中国国务院侨办无偿提供海外中文教材，瑞安市政府和教育局把中文学校作为涉外教育基地，每年从结对的“姐妹”学校中选派两名教师，帮助解决其师资问题。目前，佛罗伦萨中文学校已成为意大利华侨华人联接中意两国文教合作的重要媒介。

2004年，中意两国政府就“建立稳定、友好、长期、持续发展的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并强调两国将“在文化、科技、教育、环保、旅游、卫生、司法、信息和其它相互感兴趣的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增加国内市场需求与扩大境外投资两方面的努力让中意战略伙伴关系走出了此前20年不对称竞争与异步性机会（asynchrony of opportunities）的循环特点，为意大利创造出口机遇。在多元合作的形势驱动下，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就业领域逐渐多样化，他们将目光从传统的纺织、皮革加工延伸到电子商务、医疗科研、高新科技等领域。据统计，2018年，中意双边贸易额以3578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纺织服装等，进口主要商品包括医药品、汽车和金属加工机床等。意大利华商冯亚斌见证了其中的变化，即20年间中国出口意大利的主要货物从服装、鞋帽等小商品转变为各类电子产品、高科技产品。

中意建交50多年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迁，影响这种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国家在场视角，揭示了中意两国及两国关系这些“国家在场”因素的影响。开放、包容的国家政策与良好的外交关系能够促进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稳定、良性发展，使华侨华人群体受益于双边合作的同时也为双边合作发挥作用。基于中意两国长期维系的和平友好关系，意大利华侨华人在中意“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中将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然而，面对后期疫情时代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中意两国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能否更好发挥，都有待日后进一步的研究。

（摘自：包含丽、夏培根：《中意建交以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以国家在场理论为中心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