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原名暹罗，1939年改名为泰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度恢复暹罗的旧称，1949年后再次改称泰国。战后初期，泰国华侨总数估计在300万人左右。一般认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泰国华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堪称华人与原住民友好相处的典范”。这种情况的发生，“既缘于中国政府正确的外交政策，也有赖于泰国政府宽松的同化政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历史的、文化的渊源”。此说固然不错，但以这样宏大的视角去观察二战后泰国的华侨问题却未必合适。在那个时候，泰国华侨政策的演变深受冷战格局的影响。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泰国在外交上选择的是反共亲西方路线。泰国当局尤其热忠于泰美关系的培育和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鞍前马后，有求必应。这一时期，泰国政府对华侨的限制和排斥与此种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并与美国自身对东南亚的华侨政策遥相呼应。不过，泰国在华侨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十分一致，时而宽松，时而严厉，并随着中泰关系的互动而演绎出一条复杂的曲线。目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主要关注泰国华侨政策某些方面的具体内容，而缺乏对该政策阶段性演变的宏观把握，尤其忽视了国际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銮披汶·颂堪（Phibun Songgram）和乃沙立·他纳叻（Sarit Thanarat）两任政府掀起的排华浪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隐秘角色，至今尚未得到详细揭示；而中国和平共处外交对泰国华侨政策的影响也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利用有关各方资料，尤其是美国解密外交档案，系统阐述冷战前期在国内外因素交织推动下泰国华侨政策的演进过程，并着重探讨美国冷战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既能深化泰国华侨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展亚洲冷战史的研究领域。

一、战后初期泰国国内外形势与华侨政策

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两年里，泰国政局由乃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及其“自由泰”运动所主导。这一时期泰国华侨所受待遇相对较好，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不受限制。这既得益于“自由泰”政府的民主倾向，也同当时泰国自身的处境息息相关。有学者已经指出，泰国在二战期间与日本合作的不光彩历史，使得它在战后想要加入联合国，进而融入由战胜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其实是有困难的。中国做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泰国需要争取的对象。这是战后初期泰国对华侨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1946年1月23日，泰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暹友好条约》。该约明确规定：任一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境内，可“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享有旅行、居住与从事各种职业及经营工商业之权利”以及“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受此鼓舞，泰国侨社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侨校的恢复与新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当局对华侨管制的放松，各地侨社捐资办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一大批华侨学校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1946年底，泰国侨校已达500所以上，一些华侨中学也相继重建，泰国华侨教育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在出入境管制方面，尽管泰国在1947年把华人移民配额限定为每年不超过1万人，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不超200人来说尚属宽容，况且华校所需中小学教师还不必算在配额之内。更能说明问题的，则是泰国对华侨从事政治活动的态度。比如1947年10月，国民党在泰国侨社举行了国会代表选举。虽然泰方事先明确表示反对，但在选举过程中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加以阻止。这一时期，泰国对中共、民盟等其他中国政党在泰国侨社的活动也并未施加过多的干预。

1947年11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自由泰”政府被推翻，銮披汶重返权力舞台并于翌年4月出任总理。銮披汶一向仇视华侨，他在二战前首次担任总理时就实施过一系列严厉的排华措施。参与政变的其他军方领导人也都倾向于排斥华侨。1948年3月，《骑兵》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反映了军方观点。该文标题为《惊慌失措的民众与放鞭炮的华人》。文章不仅嘲讽华人的个人习惯，还指责他们不忠诚和不愿意同化，并且攻击他们结成的社团像政府那样运作。受此影响，政变当局很快就改变了“自由泰”政府在华侨问题上的温和立场，使得泰国华侨的处境急转直下。

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侨学校。1948年6月15日，泰国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包围泰国华侨教育协会和南洋中学等机构，以“秘密结社、非法募捐”之名逮捕了53人，是为“六·一五”事件。以此为开端，一系列取缔华校的行动接踵而至。仅1948年，全国各地被查封的华侨学校就将近100家。尽管国民政府以泰国违反《中暹友好条约》为由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毫无结果。为了进一步限制华校发展，当局还接二连三地抛出各种规章制度，使得华校稍有不慎即遭取缔命运。1949年，泰国政府还把华侨每年的入境配额从之前的1万人大幅削减为200人，同时规定，所有华侨之入境、出境、重新返泰、短期居留、过境签证等手续与所有一切外侨相同。这项规定影响重大，华侨大规模移民泰国的历史自此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銮披汶政府对华侨的限制和排斥并不区分他们在政治上是亲共产党还是亲国民党。比如在“六·一五”事件中，被逮捕的华侨及被关闭的华校基本是亲共的。而在1949年初，位于清迈的清华学校也遭到关闭，该校是亲国民党的。在这次事件中，当地60名亲国民党分子被一同逮捕，理由是他们不按规定募集资金。然而，当地亲共产党的星盛学校却没有受到干扰。显然，这种不分左右，对华侨一律打击的做法，主要是受泰国当局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所驱动，但它与这一时期泰国的外交立场实际上也是桴鼓相应的。

战后初期，泰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国际上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而避免与某一个国家走得太近。比如说，泰国愿意在商业领域与英国发展关系，但拒绝在军事上与之密切合作。在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上，泰国一方面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外交支持，但另一方面又与苏联保持适当的关系。1946年10月，“自由泰”政府还应苏联之请，正式废除了1933年颁布的防共条例，使得泰国共产党暂时获得合法身份。当銮披汶重返政坛时，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其向东南亚扩展的态势已隐约可见。不过，銮披汶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泰国的一种威胁。1948年7月，他对报界表示有意压制泰国共产党的活动，但他同时又强调共产党对泰国并不构成即刻的威胁。他说共产主义对泰国人没有吸引力，因为信奉佛教的泰国人难以接受主张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迟至1949年3月，他还表示泰国并不存在势力强大的极端左翼政党，他的政府也不打算取缔共产党。

相对于共产党问题，銮披汶更关心如何获得外界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这对于靠政变起家的他来说尤其重要。而此时正是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方式向其盟友大量抛洒美元之际，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只是美国的援助不是平白无故的，只有那些坚决反共的国家才有资格申请。銮披汶知道这一点。早在1947年初，他就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共人士。在与西方媒体或外交官谈话时，他总会刻意强调自己对共产党的厌恶。1948年6月25日，当一些美国外交官在曼谷举行会议，研讨东南亚形势及美国对泰国政策时，銮披汶就不失时机地在英文报纸《曼谷邮报》上发表声明，宣称泰国将坚守反共立场。这些做法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在美国人心中慢慢塑造出一个反共分子的形象。与此同时，銮披汶开始频繁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根据丹尼尔·法恩曼的研究，仅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间，銮披汶至少四次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然而，此时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泰国在东南亚冷战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但对銮披汶本人却充满了疑虑，对他的援助申请反应冷淡。尽管如此，銮披汶愈益亲美的外交立场为泰国华侨政策向反共方向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銮披汶倒向西方阵营对泰国华侨政策的影响

美国最初对銮披汶的冷淡，既源于他军事强人的身份及政变上台的背景，也是对其反共动机的怀疑。有学者指出：“泰国政治人物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主要关心如何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其政治对手，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政敌说成是共产党。”1949年8月，銮披汶宣称：他想邀请东南亚各国代表到曼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一下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共产党威胁。听闻此种消息，美国既感兴奋又满腹狐疑。9月1日，在发往驻泰国使馆的电报中，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分析说：这可能是泰国多年来第一次在国际政治议题上表现出鲜明姿态，此前该国在这类问题上通常是耍两面派的。但艾奇逊又担心銮披汶此举只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真心对抗共产党。显而易见，如果要取得美国的信任获得援助，銮披汶必须付诸更有实际意义的行动。

1950年2月28日，銮披汶不顾内部反对意见，执意承认了法国卵翼下的印支三国傀儡政权。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泰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泰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阵营。除了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之外，泰国还应美国要求积极参加朝鲜战争，并在其他各种国际场合支持美国，反对中国。应当指出，泰国国际立场此番巨变仍然是一种见风使舵的投机主义行为。銮披汶之所以投入反共阵营的怀抱，主要是想获得西方对泰国安全的保障以及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这也是他在泰国国内政治中稳固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披銮汶对美国的“诚意”终于获得回报。1950年3月初，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国务院主张立即对泰国进行军事援助，因为“泰国政府已经公开宣布自己反对共产主义，并且正在寻求与那些反共国家结为盟友。泰国需要军事援助以对付共产党的进攻”。杜鲁门很快就同意了这份报告。1950年财政年度，美国即批准向泰国提供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军还在泰国派驻技术小组，以帮助泰国军队按照美军模式进行重组和训练。1950年10月17日，《美泰共同防卫援助协定》在曼谷签字，泰国正式成为美国军事援助对象国。

美国之所以大幅度转变对銮披汶的态度，除了他在反共道路上终于迈出实质性步骤之外，也同美国对泰国形势的判断有关。在美国人眼中，泰国周边地区正陷入共产党势力的渗透和掌控。而泰国境内的300万华侨更被美国人视为心头大患。虽然泰国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加速华侨同化，如削弱华侨经济的影响，限制华侨从事职业的种类，控制华侨学校和社团，缩减中国移民入境配额等，但美国认为这些政策并不是很成功。在美国人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在泰国侨社的影响力正在急速衰退，而中共则利用华侨待遇问题发起宣传攻势，指责泰国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总之，“随着共产主义影响在华侨中不断扩大，泰国的华裔少数民族正在构成日益严峻的问题”。

然而，在华侨问题上泰国政府的思维方式与美国显著不同。銮披汶主要是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刻意打击和排斥华侨，禁止华侨从事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并不区分华侨的政治倾向，也不关注华侨问题与美国“反共事业”的关联。例如1952年1月，泰国突然把外侨随身证例费从20铢上涨到400铢。虽然该规定名义上是面向所有外籍人，但华侨一直占泰国外籍人的大多数，因此，该规定实际上就是针对华侨，明显是要通过压榨华侨以提高政府收入。这项法令大大增加了广大华侨的经济负担，导致侨社怨声载道。西方驻泰国外交使团普遍认为这项政策是愚蠢的，“它只会有利于共产党在华侨中的宣传攻势”。美国使馆明确指出，该法令会增加华侨对泰国政府的怨恨，损害华侨与当局合作的意愿，进而加强他们反政府及同情共产党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西方的冷战政策。不过，随着泰国对美援的依赖不断加深，美国对泰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力也在增强。在此背景下，泰国华侨政策逐渐朝着反共的方向发展。

1952年底，銮披汶在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共风暴。在这次风暴中，警方共逮捕了900多名共产党嫌疑分子，其中大多数都是华侨。但是，这些被捕人士中，最后真正被起诉的只有大约42人。这足以说明这次行动根本就是捕风捉影。銮披汶自己也承认：指控这些人是共产党，主要是靠审讯得来的供词，而并非确凿的证据。尽管如此，美国对这一轮反共行动仍然欢欣鼓舞。美驻泰国大使爱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评论说：“经过四年空洞的反共许诺后，这些逮捕行动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实例，它们表明泰国已经在执行真正强有力的反共计划了。”当时有舆论认为，泰国这次行动是受了英国和美国官员的影响。虽然斯坦顿并不承认这一点，但在他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却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去鼓励泰国政府继续推进目前的反共行动，但是又不能让人觉得泰国的行动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次行动也让銮披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稳固下来。

1952年11月，泰国重新颁布的《防范共产党行为条例》，更让美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该条例授予泰国政府镇压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权力，而此前泰国官员总是借口说他们权限不足。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泰国的反共政策却日益表现为对华侨，尤其是对左翼进步华侨的打击和迫害。就銮披汶而言，打着反共的旗号打击华侨，不仅可以向美国人邀功请赏，同时也能让激进的排华措施显得冠冕堂皇。这实在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銮披汶得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反对共产党就等于反对华侨。而防共条例就是反对华侨的一件合法外衣。

条例颁布不久，当局就派警察包围了左翼的《全民报》社，逮捕数十名工作人员，吊销印刷执照，封存机器，迫使该报停刊。其他一些左翼华文报纸也相继遭到整肃。不仅是侨报侨刊，这一时期泰国对华侨教育的限制也更趋严格。例如对华文教师的泰文学历，此前规定是两年内须考取4年级文凭，到1953年改为必须一年内考取，而华文教师的履历也须送交公安局审查。1954年7月，教育部长还命令曼谷的华侨学校解雇152名教师，说他们是共产党同情者。这些措施的出台，既是为了加快华人同化的步伐，也是出于反共考虑。当时一些有权势而对中国认识不深的泰国政治家，就以“中文是共产国家的语文”和泰国实施防共条例为由，竭力主张限制中文教育。在经济上，泰国对华侨的排斥亦在不断加码。继1952年颁布新的《保留职业法令》后，泰国又把打击的领域转向侨汇。当局以防共条例为借口，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供给侨批外汇，就等于是资助共产党。此后，受制于严格的外汇管制，华侨汇款回家变得越发困难了。

三、万隆会议后泰国华侨政策的松动

泰国从1952年底开始掀起的反共及排华风暴，虽然是其投身反共阵营、积极追随美国的结果，但也与其国内的军人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这种斗争的发展最后威胁到銮披汶本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在国内发起政治民主化运动，在对外政策上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同时尝试改善泰中关系。而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也充分表明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泰国友好往来。作为这一系列政策变动的副产品，泰国华侨迎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

在当时的泰国政坛，乃炮·是耶暖（Phao Siyanon）和乃沙立都是握有武装的实权人物，銮披汶依靠在二者之间搞平衡勉强维持着总理职位。1955年4月到6月间，銮披汶对西方国家的广泛游历使他认识到政治民主化可能是稳固自身地位的唯一出路。回国不久，他便宣布政党合法、反对军人经商、允许民众批评政府等改革措施。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日益感受到中立不结盟思想在泰国的巨大影响以及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銮披汶明白，继续维持僵硬的亲美反共立场，既不利于泰国的国际地位，也不能帮他赢得民心。就泰中关系而言，銮披汶此前的反华政策也并非立足于坚定的反共信念，而只是基于某种利益计算的政治现实主义。这就为泰国在特定条件下重新评估泰中关系，改善对华政策留下了空间。而中国的和平外交姿态则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与泰国外长旺亲王进行了友好互动，强调中国愿与泰国和平共处。周恩来向对方保证，中国决不向泰国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还说在中泰两国未建交以前，泰国就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云南省实地考察。针对泰方的几点疑虑，周恩来逐一进行了澄清。比如中国在云南建立傣族自治州并非用来颠覆泰国；中国给予乃比里政治避难但不支持他从事反政府活动；中国不会利用华侨搞颠覆等。特别令旺亲王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提出泰国参加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中国的友好姿态让銮披汶政府印象深刻，并给予了积极回应，两国关系很快升温。1956年5月，泰国废除了与中国非战略物资贸易的禁令，同时取消限制泰国人民赴华的命令。受此鼓舞，从1956年至1958年10月，赴华访问的泰国代表团多达24个。与改善对华关系相呼应，泰国对华侨的看法和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1955年4月28日，亲政府的《曼谷论坛报》专门就中印（尼）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发表社论，同时高度评价泰国华侨，赞扬他们为泰国商业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还说他们愿与当地人同甘共苦，更将聪明才智奉献于斯，因而令泰人倍感荣幸。7月15日，銮披汶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政府将尽可能给予华侨与泰国国民几乎同等的权利，鼓励华侨同化，并减少外侨随身证例费。在施坚雅看来，这开启了泰国华侨待遇的一个新时代。压制华侨的做法被摒弃了，而赞成华侨同化的政策得以复苏。10月19日，銮披汶指令有关机构尽可能向外侨提供方便。他强调这些机构不仅要公正对待泰国人民，也要对外侨一视同仁，而不能让人觉得有所差别。

在此背景下，泰国政府就外侨随身证例费做出重大调整：一是规定六类外侨可申请免缴，如年龄不满15岁未能自立谋生者，60岁以上的高龄丧失劳动力者，外侨中的寡妇、病患等；二是把随身证例费从400铢减为200铢，并在相当宽松的条件下放弃征收逾期未缴的例费。这些做法照顾了缺乏谋生能力和有实际困难的部分华侨，颇得好评。在华侨入籍和华人公民权方面，这一时期泰国的政策也明显放松了。1956年，泰国重新修订《国籍法》放宽入籍限制。比如该法规定：任何在泰国出生的人，自动取得泰国籍；自申请入籍之日起，曾在泰国连续居住五年以上者，即可申请加入泰籍；对泰国有特殊贡献者，可获优先入籍的待遇等。与放宽入籍限制相配合，1956年颁布的《公民权法令》也规定，凡是在泰国出生的任何人都自动成为泰国公民；凡连续在泰国居住五年以上的外侨，都可申请归化；成为泰国公民后，可平等享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权利等。

泰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新姿态很快引起美国人的警觉。1955年6月，国务院有关官员即已注意到，自万隆会议以来，泰国企图在国际政治中脚踏两只船。国务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为此当面提醒銮披汶：“为了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邪恶势力，有必要维持一种强大有力的、积极的反共精神。”1956年6月，泰国解除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禁运后，美国又“深表遗憾”并告诫泰国说：跟共产党做生意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面对美国施压，泰国一方面不断保证它将坚守亲西方立场，既不会向左转，也不会滑向中立主义；另一方面则强调泰国需要更多的援助。泰国人报怨说，一些中立主义国家和亲共产党国家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援助甚至比美国盟友还要多。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泰美双方此番交涉的实质。就泰国而言，适度缓和对华关系既是为了获得贸易上的好处，也是未雨绸缪，防止自己落后于亚洲形势的发展。而表现出一定的中立主义倾向则可以在援助问题上“要挟”美国。就美国来说，泰中关系的缓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美国又不能通过强制手段迫使泰国就范，于是“耐心劝说”便成为美国的主要应对方式。劝说的办法，一是恶意揣度中国的外交政策，说中国与泰国交往别有用心；二是宣称泰中关系缓和会对泰国国内形势，特别是对泰国华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三是吹嘘美国援助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从最后结果来看，美国的劝说起到了一定作用。銮披汶政府始终没有碰触亲美反共这条底线，而泰中关系的发展也并未出现实质性突破。这反映到华侨政策领域亦是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华侨待遇虽有提升，但反共的幽灵始终萦绕着华侨问题。比如在举办华侨学校方面，泰国政府一度表现出重新考虑的意愿。1955年年中，当局召集华校校长、民校局局长以及中华总商会主席等人讨论复办华侨中学问题。6月4日，泰国外长旺亲王又谈到开办华文中学的障碍，主要就是如何防范共产党分子或左倾分子利用华校作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场所。他认为只要警方管制有力，其他则不成问题。11月，教育部还表示有必要让华侨学校开办高级华文班。然而到最后，这些提议均不了了之，这一时期泰国对华校的政策并未出现重大变化。

到1957年年中，美国眼里的泰国局势在不断恶化。“共产党在泰国的宣传攻势稳步推进，颠覆和渗透活动不断增强，这在泰国庞大的华侨社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另一方面，那些反美以及反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文章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刊登。这一切都让美国人十分担忧。然而，面对汹涌的左倾浪潮和高涨的反美情绪，銮披汶政府却束手无策。此时泰国军人集团的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乃沙立的势力如日中天，銮披汶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

四、乃沙立政变与泰国华侨政策的逆转

1957年9月17日，乃沙立发动政变，推翻了銮披汶政府。他夺权的理由是銮披汶选举舞弊，导致社会动荡。而乃沙立为自己营造的公众形象，则是廉洁选举以及公平政府的无私捍卫者。政变发生后，社会各阶层普遍期待他能带给泰国更加开放、民主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乃沙立尽管在骨子里倾向独裁、厌恶民主，但在掌权初期还不敢贸然废弃前任政府的民主化改革。这就使得政变后一个时期内，泰国的民主气氛更趋活跃，各派政治力量能够自由发展。在舆论界，反对追随美国，主张泰国走和平中立道路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不过，乃沙立对于缓和泰中关系没有兴趣。在銮披汶时代，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对华接触活动。在周边关系上，乃沙立全力支持他的表亲老挝右派领导人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而富米的对手北越正是中国的盟友。从这一立场出发，乃沙立敌视中国，并在政变成功后停止了与中国的一切官方联系。乃沙立对美国的态度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变前，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的助手和党徒曾积极投身反美活动，甚至他本人也公开抨击过美国。在他自己的政党里还有不少中左派人士。但政变上台后，乃沙立很快认识到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并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的亲美反共立场。然而，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他又不想完全切断与中左势力的联系。这就使得美国对他的反共意志深表怀疑。

为了把泰国继续束缚在自己的反共战车上，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援助就是其最大的筹码。政变后不久，美国驻泰国大使马克斯·毕晓普（Max Bishop）面见新总理朴·沙拉信（Pote Sarasin），要求当局镇压“不负责任的、挑衅的”反美宣传。但沙拉信表示，泰国的新闻媒体是自由的，就像在美国一样。10月下旬，国务院授权毕晓普提醒泰国领导人，如果他们“反对自由世界所追求的目标或者对共产主义的危险视而不见，那就不能把美国的援助看成是理所当然的”。1958年春夏，乃沙立在美治病期间，多次拜会美国政要，恳求美国增加对泰国的援助。美国则乘此机会直接向其本人施压。美方尤其提到泰国一些报纸“恶意曲解”美国援助的意图，希望乃沙立出面制止。乃沙立一方面强调他是坚决反共的，只要有他在，“决不会让共产党得逞”；另一方面又表示泰国的反美报纸并不受他的控制，他愿意采取行动，但不会诉诸武力。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立刻反驳说：“即便在发达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人也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把事实真相摆在人民面前。”由于乃沙立模棱两可的态度，美国拒绝提供任何额外的援助，任由他空手而归。美国新任驻泰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也准备与泰国领导人进行“一次长谈”，告诉对方“如果泰国想要改变它在美国援助计划中的优先级别，需要做出哪些决定”，而“变化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泰国手里”。

很明显，美国希望乃沙立在反共问题上做出决断。与此同时，泰国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危及到乃沙立自身的地位。不断壮大的中左派势力不仅猛烈抨击美国，而且迫使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软化立场，甚至于不得不考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橡胶。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议会补选中，乃沙立的国家社会党只得到9票，而在野的民主党却赢得13票之多。形势的发展让乃沙立难以忍受。1958年10月20日，他以“抵制共产党威胁”为名发动第二次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同时在全国实行戒严。随后，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封闭进步报刊。这次政变明显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美国不方便公开赞扬乃沙立的独裁专制，但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他的支持。12月22日，美国驻泰国大使当面通知乃沙立，美国已决定向泰国额外提供2000万美元的无偿赠款以及数千万美元的贷款援助，以支持泰国经济发展。听到这个消息，乃沙立激动得要起身拥抱美国大使。

泰中关系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继停止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后，乃沙立又于1959年下令禁止同中国的一切贸易关系。1961年，泰国还伙同马来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所谓“西藏问题”提案，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与此同步，乃沙立政府对华侨的看法又回复到泰国政府之前怀疑和猜忌的老路。1958年5月，乃沙立还在美国时，就曾对美方表示：三四百万华侨是威胁泰国稳定的一大根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忠诚于北京。二次政变发生后，即将回国出任外长的他纳·科曼（Thanat Khoman）也对美国官员说：泰国300万华侨让他深感忧虑，因为中共一旦进攻泰国，这些华侨就会立刻投向对方。他还说对付华裔少数民族是泰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决非纸上谈兵，而是剑及履及。政变后泰国立即对华侨展开新一轮迫害。

在短短十几天内，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的华侨就达22人。从政变到1959年8月，至少有四十多名华侨被逮捕。他们有的被污蔑为潜入国境打探消息，有的被指藏有入党申请书和“训练共产党员的课本”。长城书局负责人马烈三之所以被捕，竟是因为他藏了印有长江大桥图样的信封。在证据尚未充分的情况下，乃沙立还公开处决了5名“纵火嫌疑犯”。这5人无一例外都是华人。有学者认为，乃沙立此举是为了讨好那些敌视华人的泰国民众。乃沙立还取缔了所有左派报纸，不管是中文的还是泰文的，对其他中文报纸也进行严格审查，专栏作者和报刊编辑都不允许报道中国。警察总部通令搜查各府每一间华校，拘捕所谓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华校负责人。为了控制和监视华校，教育部要求它们使用政府指定的课本，并设立“学监”进行监督。政变当局还制定了所谓“防范共产党渗透倾复计划”，要求绝对禁止中国公民进入泰国作长期或短时居留。对于国内华侨，则宣布取消1955年公布施行的准予六类外侨免缴随身证例费的规定。华侨经济亦是打击的重点。政变次日，当局即下令解散华侨3个商业公会。1959年1月又发布命令，规定十类职业有雇佣工人10名以上者，应雇佣50%的泰人。当年7月，政府还着手制定管制外侨职业条例，扩大保留职业范围和修改国籍法，以加强对华侨职业的限制。

对于二次政变后泰国实施的一系列强化控制措施，美国相当满意。在美国人眼中，泰国的不安定因素大大减少了，不负责任的媒体被驯服，极端左派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禁言。美国还认为，乃沙立虽然废除宪法，在全国实施某种程度的戒严，但泰国还算不上一个警察国家，而乃沙立的内阁几乎是泰国历史上最稳定的。美国对乃沙立排华政策的效果也比较认可。1961年5月，驻泰国使馆向国务院报告说：“泰国庞大的华侨人口虽然仍是一个问题，但使馆认为目前的形势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好的；积极反共的泰国政府禁止同红色中国开展贸易，镇压华侨社区的共产党宣传，严格控制华侨学校，大力改善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而富有成效的同化政策也使这一问题降温。”

五、结语

综上所论，二战后泰国之所以倒向西方阵营，并非缘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基于对现实利益的精心计算。而美国始终以援助为手段，诱使泰国充当其反共马前卒。二者之间是一种典型的相互利用关系。尽管泰国领导人也承认，该国面临的所谓共产党威胁并不严重，但为了向美国人表明决心，当局还是发起了一系列反共行动。旅居泰国的华侨不幸沦为这些行动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点上，泰国的内政与外交实现了某种怪异的结合：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华侨。由此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泰国政府是如何刻意利用亚洲冷战形势以满足其国内政治需求的。如前所述，泰国以美国为靠山，拒绝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使中国政府难以通过外交渠道维护泰国华侨的利益；而与泰国保持“官方”联系的台湾当局又因实力衰弱，亦不能对华侨提供任何有效的保护。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銮披汶与乃沙立掀起的排华风暴，虽然不尽符合其对东南亚华侨的一般政策，但泰国坚定的反共立场却足以超越一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泰国无端指责华侨为中国的“第五纵队”，随心所欲地打击和排斥他们。

然而，亚洲冷战毕竟是外部因素，泰国华侨政策终究还是要受其国内政治主导。激进的排华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泰国狭隘民族主义的诉求，但它并不符合泰国的根本利益。于是我们看到，在乃沙立时代后期，泰国的华侨政策便已开始向温和同化的传统立场回归。这可以从一份制定于1965年的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得到证明。这份文件警告说，对当地华侨华人采取压制性政策，“只会导致动乱、怨恨和国家内部的摩擦”。要鼓励所有政府部门想方设法把当地华人转化为忠诚的泰国公民。为此，政府应该公正对待那些忠于泰国的华人，给予他们同等的权利，表彰他们当中为泰国作出贡献的人；要大大减少中国移民的数量，确保那些已经归化的华侨放弃其原有公民身份；要悄悄鼓励种族通婚，并采取措施降低华人出生率；同时还要加强对华侨学校的控制，阻止中国政府对泰国华侨施加影响；至于那些仍旧保持外侨身份的华人，则要严加限制他们的活动。总之，这份文件的原则精神，就是要尽可能使用温和手段同化泰国华人。此后，这种温和政策一直延续下来，促成了泰华两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摘自：刘雄：《冷战格局下泰国华侨政策的演变（1946—196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