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学术期刊《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由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主办，是国际移民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期刊之一。2003 年第3 期的《国际移民》以“理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人口迁移”为主题出版了特刊（以下简称“2003 特刊”），这是该杂志自1961 年创刊以来首次聚焦欧洲华人问题。时隔17 年，2020 年第3 期的《国际移民》再度出版了聚焦同一主题的特刊（以下简称“2020 特刊”）。

本文两位作者自20 世纪80 年代就致力于欧洲华人研究。作者之一朱梅是2003特刊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撰写了2003 特刊的“结语”一章。2020 特刊则由本文两位作者共同策划和组稿，并撰写了导言。作为既往三四十年欧洲华人研究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拟通过对两本特刊要点的比较和分析，梳理21 世纪以来欧洲华人社会在人口流动、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三个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动态，探讨欧洲华人研究的新动向。

一、欧洲华人人口流动新动态

2003 特刊的组稿和出版与2000 年英国多佛惨案直接相关。2000 年6 月18 日凌晨，当英国多佛港海关人员在对进港的一辆冷冻集装箱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意外发现了在集装箱内窒息身亡的58位中国人，此事当即震惊世界。一时间，“中国非法移民”问题吸引了欧洲各国从政界、媒体、学界到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2002 年6 月，国际移民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针对中国非法移民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发表论文的有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十几位学者。紧接着，国际移民组织又于当年10 月再次召集相关论文作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进一步深入交流。两次会议的成果汇集成2003 特刊的主要内容。

（一）20 世纪末叶中欧人口流动回眸

2003 特刊除前言、结语外，分为两大部分共收入9 篇论文。第一部分3 篇论文的作者系中国学者，分别探讨中国的出入境政策、中国的非法移民以及中国的高技术移民。第二部分的6 篇论文则由欧洲学者担纲，分别论述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地区的中国新移民。2003 特刊的目的性十分明确，旨在通过对欧洲华人新移民群体的剖析，回应多佛惨案引起的社会关注，为欧盟及欧洲相关国家如何强化针对中国新移民的治理提供对策建议。因此，非法移民或曰非正规移民是2003 特刊最重要的关键词。

3 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均基于在中国的实地调研。“从中国向外迁移：移出国的视角”一文追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民护照申领及相关出入境政策的发展过程，强调中国政府反偷渡的系列举措，并就如何规范人口向外流动提出若干意见建议。作者强调应重点理顺移出国、海外华人社会、和移入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需要强化对移民中介机构的监管。

“减少来自中国的非正规移民”一文作者基于多佛惨案发生之后在福建福清、长乐等重要移民输出地的实地调研，提出当时福建农村与欧洲国家之间劳动力收入的巨大差距是人口向欧洲流动的重要驱动力，跨国中介机构（蛇头）的操作使潜在移民有可能实现远距离跨国移民，而欧洲一些国家实施的身份合法化行动则令非法移民存在改变身份的合理向往。

“移民欧洲的中国高技术人才：趋势和前景”是一篇综述性文章，概述当时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潮的规模及影响，具体针对欧洲的内容相对有限。

2003 特刊第二部分的六篇论文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国家涉及中国新移民的统计数据。21 世纪初年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地区是当时中国非正规移民数量相对较多的国家和地区。特刊中关于法国、意大利和东欧的4 篇论文分别追溯了中国非正规移民的偷渡路线，跨国中介团伙（蛇头）的运作模式，涉及身份证件作假、逾期非法滞留、假结婚、假难民乃至有组织的偷越边境等。几乎所有论文都论及欧洲当地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各类大大小小的身份合法化行动（即民间俗称的“大赦”）对中国移民潮的直接影响。

以意大利为例。1986—2002 年，意大利先后五次大赦无证移民。第一次大赦后，意大利的中国新移民总数从小几百人增加到约1600 人，1995 年大赦后猛增至1.6 万人，而2002 年大赦后更是达到4.7 万人。如果再加上获得身份者的直系家属，通过大赦途径获得合法身份的中国新移民总量可能将近7 万，而意大利华人民间的说法则认为总量超过10 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1986 年西班牙尝试第一次大赦，次年中国新移民人数即增加了53%。1991 年第二次大赦后，中国新移民人数较前一年又上升58%。显然，诸如此类接连不断的大赦政策传回移民家乡，其直接社会影响之一就是“非法移民”或曰“偷渡”被重新定位。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论述“侨乡社会资本”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乡里民间的议论中，‘偷渡’根本就不是什么违抗国家主权的犯罪行为，而只不过是靠自身‘奋斗’及‘运气’而选择的出国途径，只要获得‘成功’，就是一段可以炫耀的经历”。

2003 特刊相关论文以具体数据说明了当时中欧之间打工收入的巨大差距。例如，根据意大利学者对意大利华人制衣业的研究，在这些企业内部，无证者从“打杂”做起，或清理打扫车间，或剪线头叠衣服，每个月收入400~500 欧元。如果他们学会技术，能够上手成为车衣工、熨衣工甚至裁剪工，那么工资底薪就可以达到600 欧元以上，再通过加班加点，在订单饱满时月收入可能升至800~1000 欧元，甚至更高。当时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在1︰10 左右。这意味着，在意大利制衣企业无证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远高于同期在中国国内务工一年的收入！如此巨大的收入鸿沟无疑对于潜在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

相关论文还提及，在多佛惨案之后，欧洲各国媒体上充斥着骇人听闻的传言。俄罗斯一家通讯社的报道称：1992 年有100 万中国公民越境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1993 年增加到 250 万。另有媒体称，“（2000 年）据估计有多达10 万中国人在贝尔格莱德准备通过阿尔巴尼亚偷渡到意大利”。因此，当时普遍的共识是：“在未来几年，预计从中国到欧洲的移民将继续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失业者到海外寻找机会，中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会给欧洲增加非正规移民的压力。”

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

（二）21 世纪初叶欧洲华人社会新成员

仅仅相隔17 年，2020 特刊的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欧洲中国新移民在来源结构、移民动因、移民路径、自身素质及人口规模等方面的确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只是这些新变化与此前某些学者和媒体的预测却大相径庭。

进入21 世纪之后，中国走上了经济高速增长、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快车道。然而，同期之欧洲则不然，延续多年的严重的老龄化令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堪重负，接踵而至的2008 金融危机、2015 难民潮等更是挑战不断。在此大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不得不在人道主义、人力资源需求和公众的反移民情绪中艰难寻求平衡。其显而易见的结果，一是各国携手更为严格地控制非正规移民流动；二是相继修订或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年轻人及高技能、高资产移民的新政。如此动向，却意外地为走上“富起来”道路的另一部分中国潜在移民提供了特殊的移民通道。2020 特刊中的系列论文是这一最新动态的直接反映。

皮奥特·普莱瓦（Piotr Plewa）对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移民欧洲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2016 年是中国新移民结构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拐点。在此之前，从中国到欧洲的新移民主要以来自浙江、福建的无专业技能的农村人口为主；但2016 年以后，进入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显著地超过了前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更多父母有能力将子女送往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而在欧洲一方，当地教育机构无不关注到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生源市场”，有的直接进入中国建立留学代理机构，有的简化或放宽学生签证条件。2020 年的数据显示，在欧洲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总量达到20 万。而且，由于欧洲对于年轻高技术移民的需求增加，在欧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当地企业的欢迎，这样既能缓解老龄化欧洲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也有望降低高昂的跨国招聘成本，而那些希望拓展中国市场的欧洲企业更是注重吸收那些熟悉中欧两种文化的高素质留学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向西推进，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建厂或并购当地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德、英、法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为应对困境而逐步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但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具备较好的经济、法制基础，对正在瞄准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具有很大吸引力。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相关统计数据：在荷兰的中国企业有370 多家（2014年数据）；在德站稳脚跟的中资企业超过 3100 家（2018 年数据）。美国彭博社2019 年的分析显示，中国人拥有（或部分拥有）欧洲的4 座机场、6 个海港和13 支职业足球队。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总量在2012 年底即达到7148 家，企业资产总额增加至878 亿欧元，覆盖欧洲的35 个国家。如此数以千计的中资企业进入欧洲，必然带动由管理人员、技术员工及其家属组成的人员流动，故而在欧洲的中资园区形成了特殊的外派中国人的小社区。这是既往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

2020 特刊中关于葡萄牙“黄金签证”一文则专门剖析了中国新富阶层的个体移民现象。葡萄牙于2011 年正式推出了被称为“黄金签证”的投资换居留政策，宣布欧盟之外国家公民向葡萄牙投资100 万欧元，或创造10 个以上工作岗位，或购置价值35 万欧元以上的房产，本人即可获得在葡萄牙的居留权，继而可进一步通过“家庭团聚”途径申请家人移民葡萄牙。该政策自2012 年正式实施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量一直居于各国之首。截至2018 年底，共有超过4000 名中国投资者及其家人依据“黄金签证”政策获得了葡萄牙的正式居留权。

总之，从数以万计的小学、中学到本硕博等不同阶段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伴随着数以千计中资企业入驻欧洲而带动的中国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朝向欧洲不同国家的流动，再加上受欧洲“黄金签证”政策吸引而出现的投资移民，他们构成了进入21 世纪初叶之后欧洲华人社会的新成员，这种人口流动的新动态十分引人注目。

（三）欧洲华裔青年移民新动向

2020 特刊还关注到出生、成长于欧洲的华裔青少年向中国大都市移民的新动向。

如前所述，2008 年后欧洲经济下滑的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由此对欧洲华裔青少年的人生选择给出了新的参照指标。西班牙年轻学者爱玲（Irene Masdeu Torruella）的研究提出，在她身边出现了一批在西班牙大学获得学位后选择“回归”其父母的祖籍国创业、就业的华裔青年。研究称，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涌现的大量新经济机会，对欧洲华裔青少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拉力，促使他们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重构新的跨文化定位。研究指出，这些回归中国的西班牙华裔青年几乎都曾经参加过由中国各级侨务机构主办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此类活动对他们认识、强化自身的华人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她同时也认为，这些华裔青年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父母的祖籍地如浙江的青田或温州，而是选择到像上海这样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国大都市去寻找机会；而且，许多人明确表示，自己最理想的目标是能够受聘于西班牙在中国的公司。她注意到，当年这些华裔青年的父母曾经历尽千辛万苦离开浙江农村到西班牙立足，而如今这些出生成长于西班牙的子女却回归到他们父母当年无论如何也要离开的土地。时隔仅仅一代人的反向流动，既是中国经济崛起和西班牙经济相对衰退的折射，更是当事人基于身为华人之归属感和自豪感而做出的理性抉择。

2020 特刊所探讨的这些新的移民动向既迥异于2003 年特刊的关注点，同时，更是形象生动地显示出自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内，中欧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变化如何影响了欧洲华人的人口流动，进而重塑着欧洲华人社会的人口结构。

二、欧洲华人经济活动新动态

欧洲华人的经济活动是2003 和2020 两本特刊的重要内容，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样显而易见且发人深省。

（一）20 世纪末叶欧洲华人经济活动回眸

在2003 特刊中，华人经济活动的许多内容同样直接或间接地与非正规就业相关。当时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正规移民非正规就业或非正规经营。例如，21 世纪初年的德国和丹麦是欧洲两个没有实施过正式大赦且对非正规移民管控较严的国家，这两国的华人移民多持有合法居留身份。然而，关于德国华人经济活动的数据显示，在当时德国成年华人正式的就业登记档案中，约有30%“未参与经济活动”。丹麦的相关数据也显示，“从未正式就业”的成年华人比例达38%。然而，德国和丹麦两位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在这两个国家许多由华人经营的家庭式小餐馆中，许多登记为“无业”的华人是以“家庭成员”的方式在餐馆“帮忙”，即从事不纳税的工作，或曰“打黑工”。

另一类则为非正规移民的非正规就业。大量研究早已证明，跨国移民劳动力主要进入的是当地脏（（Dirty）、难（Difficult）、险（Dangerous）、劣（Demeaning）的“4D”工作领域。虽然发达国家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诸如服务业、建筑业等充斥“4D”岗位的行业却为本土所必不可少，故而成为包括无证移民在内之外来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西欧各国均为高税收高福利国家，无证移民因没有合法身份而不能进入当地正规劳动力市场，在法律上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一些雇主（包括华人和非华人）就利用政策监管漏洞，雇佣非正规移民，不纳税或少纳税以增收节支。这种做法看似雇主和打工者双方共同逃税，但实际上受害最大的还是打工者，因为他们不仅只能拿到低于当地标准的工资，而且失去了自己通过务工本应得到的福利保障。

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此类非正规就业的情况并未根绝，但是，随着前述中国新移民人口结构的明显变化、非正规移民数量大幅度下降、欧洲各国经济管控趋紧以及欧洲华人适应与融入当地国社会秩序深化，欧洲华人的经济活动已经显现出一系列新变化。2020 特刊对此进行了多层次探讨，值得关注。

（二）21 世纪初叶欧洲华人创业经营领域的新拓展

当前，欧洲华人当中已经成长起了一批与时俱进的企业家，除了传统的餐饮和以华人群体为主要客户的服务业企业之外，更有一大批以当地市场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企业应运而生。从大型进出口批发贸易，“快时尚”制衣一条龙产业链，到社区咖啡吧和零售小店，华人经济活动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新动态。

首先，中国自身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提供了跨国创业的新机遇。2003 特刊已经注意到世纪之交在南欧和东欧开始出现的批发、出售“中国制造”产品的华人商贸企业。然而，华人大型商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则是在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在巴黎、罗马、马德里、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莫斯科、贝尔格来德等重要城市，一座又一座能够容纳数百甚至近千商铺的大型华人商城相继出现，海量的中国制造以欧洲华商为中介走入了欧洲寻常百姓家。本文作者之一曾基于在欧洲多个大型商城的调研撰写了比较翔实的论文，剖析了欧洲华人商城经济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主要特点。

其二，意大利华人在普拉托成功构建的“快时尚”制衣一条龙产业链，是进入21 世纪后欧洲华人经济运营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动向。根据普拉托的历史记载，当地人从12 世纪起就开始从事羊毛织品加工，20 世纪50 年代后，普拉托已经发展成为欧洲的纺织品重镇。中国新移民大约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入普拉托，他们从为当地意大利人主导的纺织加工业打工、代工、包工起步，渐渐从意大利人手中盘下大小作坊，自己当起了老板。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之后，国际服装市场快时尚潮流高涨，年轻人追求服装的新颖、低价，而不再要求服装精致、耐久。这种需求正好适应了移民工人技术水平不高，却可以随时加班加点赶工的特点。众多意大利华人新移民踩着这一转折点切入了普拉托成衣市场，并获得高速发展。有关统计显示，1993 年时普拉托登记的华人企业有212 家，2011 年已猛增至4388 家。根据2019 年普拉托市政府的数据，当地正式登记在册的华人有24,906人，加上持各类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的“黑工”，普拉托华人约在5 万以上，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普拉托成为全欧相对于本地人口华人移民占比最高的城市。而且，由于普拉托位于欧洲本土，产品不受配额制约束，快时尚成衣可以就近快速进入欧洲市场，实现了华人快时尚产业与欧洲服装市场的最佳结合。

其三，由意大利华人接手原本完全由意大利人经营的咖啡吧则又显示出了另一引人注目的趋向。2020 特刊中邓婷（Ting Deng）的论文就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遍布意大利城市社区、以邻里住户为主要顾客群的小咖啡吧，一直被认为是意大利城市文化的重要表征。2008 年危机后，在意大利经济下滑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这些小咖啡吧的新老板。此事曾遭到一些意大利右翼势力的攻击，认为华人接管咖啡吧威胁到意大利的传统文化，华人是“外来文化入侵者”。然而，邓婷通过实地调研指出，由于咖啡吧是经营时间较长而利润率较低的行业，老一辈咖啡吧老板的子女大多不愿接手这一行业，华人新移民才逐渐取而代之。对这些华人新老板而言，工作时间长和利润低都不是问题，家人“无偿帮忙”更是习以为常。邓婷的研究还提出，虽然咖啡文化在意大利历史久远，但如今年轻一代意大利人已经不再青睐传统的社区小咖啡吧，而更愿意去那些具有“现代时尚色彩”的场所聚会，仍然习惯于社区咖啡吧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她还注意到，由于许多老顾客自身也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对老板是哪个种族并不太在意。当遇到一些新手老板时，他们甚至会主动帮忙，协助制作符合传统口味的咖啡，许多华人老板由此一步步了解、熟悉并接受了意大利的咖啡文化。作者进而指出，为了经营得道，华人移民接手意大利社区咖啡吧后，大多主动学习并遵从当地传统经营模式，维护社区中老年居民的交流空间，掌握意大利语言文化并热情地与当地民众交流。因此，他们不仅不是“威胁意大利文化的外来侵略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意大利传统社区咖啡吧文化守护者的特殊角色。

（三）欧洲华人经营模式的新变化

比较2003 和2020 两本特刊，并基于本文作者在欧洲的实地调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华人的经营模式正在突破原先“族群企业”（ethnic enterprises）或曰“族群小生境”（ethnic niche）的单一性，朝着更多地为当地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岗位的方向发展。

以2020 特刊中《欧洲工人的中国模式》一文为例。该文对以捷克富士康电子厂为代表的大型华商企业和以意大利普拉托成衣厂为代表的小型华商企业的经营模式进行比较，进而与传统的族裔经济理论对话。创立于中国台湾的富士康是最早投资欧洲的中国企业之一。2002 年，受捷克“外资外企十年免税”等优惠条件吸引，富士康将其在欧洲的投资建设重点定位于捷克。时至新冠疫情暴发前，富士康已名列捷克第六大企业、第二大出口商。富士康在捷克建厂之初，其主要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均从中国深圳富士康调派，同时也选派捷克中层人员到深圳富士康受训，初创时期几乎套用了其在深圳的经营模式。然而，从工厂宿舍、流水线、最低薪酬到计件加班等曾经在深圳富士康习以为常的管理手段，在欧洲却遭遇了水土不服。当地工人不断请愿抗议，工会也要求政府必须严格规范富士康的经营模式。几番博弈后，捷克富士康一方面削减中国管理人员，另一方面雇佣捷克周边如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移民工人，后来又雇佣了来自亚洲如越南、蒙古的移民工人。作为一家华商企业，捷克富士康工厂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呈现出了多民族结构的趋向。

该研究对比了普拉托华商制衣厂经营模式所呈现的相似发展轨迹。在普拉托华人制衣业起步之初，从老板到雇工清一色是华人，其经营模式也是以厂家一体、加班加点、计件取酬为共同特点。然而，到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期，该厂员工的种族构成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结构：既有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甚至非洲的移民做着仓库搬运等体力活，也有许多其他非华人群体在从事专业服装设计、制版、会计、营销等工作。

研究者指出，人们习惯于将欧洲的华商企业认定为“族群企业”，似乎其只雇佣华人员工，完全按“中国模式”运营；然而，在员工种族多元化、企业文化本土化这两个层面，类似巨无霸的捷克富士康和中小型的普拉托华商制衣厂都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轨迹。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来自中国本土的无技能或低技能的新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不能再无限制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因而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移民工人取而代之；二是欧洲本土政府的制度性管控加强，企业必须守法经营；三是华商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优胜劣汰。

研究者进而出得了重要的结论：族裔经济理论往往强调移民企业的族裔化，并认为这是移民企业经营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移民企业的族裔化能否存在或延续，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是否能够从中获益。移民企业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制、维持一个本族裔的工作环境，而是要像非移民企业家那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本族裔雇员和原本习惯的运营模式不再能满足其牟利需求时，他们就会适时做出改变。因此，资本牟利而非族裔化，才是构建或调整移民企业运营模式真正的原动力。

三、欧洲华人政治参与新动态

在2020 特刊中，陈秀琼（Emilie Tran）和庄雅涵（Ya-Han Chuang）以巴黎华人在2010 年之后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举行的五次大规模集体行动为例，着重剖析了华人社群如何提升政治参与意识，将维权诉求付诸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2010 年6 月1 日深夜，在巴黎华人区美丽城一家酒楼门口，一群歹徒公然对参加婚宴后步出酒楼的宾客实施抢劫，一位华裔青年愤而举枪，打伤了一个劫匪。法国警察到场后，逮捕了开枪的华裔青年。此事随即引爆巴黎华人圈，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十多天后，巴黎华人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示威，两万多华人高举“反暴力·要安全”的标语牌走上街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养女英瑶·特拉塞、巴黎19 区区长罗热·马德克等法国友好人士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此次抗议活动吸引了法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巴黎警方随后增加了在美丽城的巡逻警力，抗议取得了一定效果。

然而，整个大巴黎地区的治安依然不容乐观，甚至又接连发生了两起当地华人被伤致死的命案：2016 年8 月，在位于巴黎东北郊法国最大华人商业区奥贝维利耶工作的张朝林在下班路上被三名歹徒殴打身亡；2017 年3 月，巴黎华人刘少尧在家中被射杀。时至两位作者写作该文的2018 年，法国华人已经先后举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两位学者详细梳理了五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的具体背景，描述了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组织发动过程，剖析了华人维权行动的社会影响，展示了“不再沉默”的法国华人运用和平示威方式以维护权益的新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重点探讨了第一代华人移民与华裔新生代在组织抗议活动中显示出的不同行动思路。根据作者分析，前者突出强调“中国人受到攻击”，而后者侧重于强调普适的“人权”和“正义”；前者更依靠中国大使馆的指导和支持，游行时大多数人高举的是五星红旗和中文口号牌，后者则更多地与法国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携手，大多数人高举的是法国国旗和法文口号牌；前者行事较为谨慎小心，确保和平集会，后者则较为大胆激烈，甚至出现与警察的肢体冲突。

两位作者认为，五次抗争性集体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华人区的华商和居民成立了以维护社区安全为主旨的社团组织，法国警方也主动与华人维权社团建立联系，共同促进包括华人区在内之大巴黎的社会治安。研究进而指出，在平安社区建设中，政府和警方的立法、执法保障，包括外来移民在内之社区居民的主动积极参与和配合缺一不可，这应是巴黎华人维权实践的启示。

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欧洲华人移民在当地外来移民总量中所占比例一直极为有限，而且，因为华人移民大多不是直接进入当地国劳动力市场，而是埋首于具有族裔标签的中餐馆或加工坊，故而华人一直被当地人视为一个自给自足、逆来顺受、对外封闭的小群体。然而，如前所述，随着欧洲华人群体结构和经济实力的显著变化，华人社群与当地社会的各种联系大幅拓展，与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相继突显。因此，无论是华人的主观意愿还是其所处的客观现实，都决定了他们不再可能沉默，只能选择集体行动维权的道路。

笔者认为，既往关于欧洲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多着眼于宏观的社群行动，该文作者的研究将分析推向细化，指出虽然同是为华人群体声张正义，但两代人的具体行事原则却显现出差异，其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追踪研究。

四、结语：三点思考

以下是我们基于上述对历时性变迁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之后的进一步思考，专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公民权商品化的趋势和影响

西欧曾经一再以“人道主义”为移民接纳的重要原则，许多西欧人曾经“把接收移民看作一种施舍行为”。为此，二战后，尤其是冷战时期的西欧曾经接纳过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同时也对“家庭团聚”类的人道移民网开一面。

然而，时过境迁，尤其是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多国相继对移民签证明码标价，移民接纳成为吸引外资外企、减缓本国经济危机的特殊路径，2020 特刊中论及的葡萄牙“黄金签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随着力主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移民治理模式的理论主导，经济资本持有人得以用手中的钱财为所欲为地铺就改变自身政治隶属国的道路，进而获取作为入籍国公民能够拥有的政治、经济权益。伴随着公民权商品化趋势可以预见到的，将是某些人的国籍选择、某些国家的入籍规定更加工具化、弹性化或情境化。这种趋向，将会对立法执法之主权国、移民之个人和家庭、移民之原籍国等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值得追踪观察与探讨。

（二）移民跨界生存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时至20 世纪后期，可以说，欧洲华人开中餐馆是必然，开咖啡吧乃属偶然；欧洲华商雇佣华人尤其是自己的老乡是必然，雇佣非华人员工乃属偶然；中国人想方设法移民欧洲打工开店当老板是必然，在欧洲出生成长的华裔返回中国择业乃属偶然；欧洲华人自给自足、低调行事是必然，为维护自身权益组织起来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则几乎前所未闻。可是，不过短短一二十年之后，欧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偶然”正在转化为“必然”。

偶然与必然乃辩证的统一：无论是开中餐馆还是开咖啡吧，都是移民从当地市场当下的可能之中寻找得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无论是雇佣“自己人”还是雇佣其他族裔员工，都是企业家基于资本牟利之本质性驱动的运营方式；无论是移民欧洲还是回流中国，都是当事人对欧、中就业市场机会成本进行比较之后的理性选择；至于是低调行事、逆来顺受还是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其涉及的因素则较多，包括所在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华人社群的综合实力，社群领袖或核心人物的认识水准等等。华人移民欧洲似属偶然，而寻求生存空间则为必然，他们需要以自身具有的不同于当地主体社会的异质特长，突破设置在主体社群与外来移民之间的重重屏障去谋求生存与发展。个体命运或许会有许多偶然性，但群体命运的相似性则必然因某些历史性的共同因素作用之而使其然。“移民的意义从来不仅仅是身体的重新安置，而更基本的是技术、经验和其他‘人力资本’的全球再配置，它是使各国、各洲旧貌换新颜的文化发展的过程。”欧洲华人移民跨界生存发展实乃欧洲不同民族跨界移民的缩影之一。面对欧洲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必然挑战，移民与主体社会的关系随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而不断调整，无论是必然的延续还是偶然的转化，实际都是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进程中推动当地社会形成认可、容纳外来移民的新秩序，“偶然”出现的移民及其生存方式正是在博弈中一步步转化为当地社会“必然”的组成部分，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三）嵌于历史情境中的生命历程

美国学者埃尔德（Elder）于20 世纪70 年代著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是一部社会学名著。20世纪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是那一代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1932 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几位学者以奥克兰地区一批十来岁的孩子为样本，建立了一个追踪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纵向研究项目。三十多年后，埃尔德接手当年的样本，追踪查询并实地调研当年样本中那些儿童后续的人生经历，探讨大萧条年代的磨难对他们日后的成长经历、职业生涯、家庭结构乃至个性习俗产生了什么影响，评估童年时期吃苦挨饿的身心伤害如何影响了当事人的一生乃至他们的后代，从而开拓性地建构了一个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如何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学理模式，即当今社会学界耳熟能详的“生命历程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向欧洲的人口流动已经历时近半个世纪。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在浙南温州、青田等地骤然涌起的移民潮，到今日遍及中国各地多元构成的新移民流，再到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出现的在欧洲出生成长的华裔朝向中国的移民流，不同历史情境中不同代际之不同人生抉择构成的生命历程，同样值得我们通过对史实的积累、对样本的追踪、对个人在不同生命节点的抉择或在同一生命节点上不同群体的不同抉择进行纵横比较，将现象问题化、问题学术化，进而将学术问题抽象升华为超越个别现象、问题的学术理论。

诚如埃尔德所言：“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力量塑造着家庭、学校和工作的发展轨迹，反过来它们又影响着行为和特殊的发展途径。人们能够选择他们所要走的路，但是他们的这些选择并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做出的。所有的生活选择都取决于社会的和文化的机会以及历史的制约因素。”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同一期刊相距17 年之两辑同一主题特刊相关论题的纵向比较，尝试以历时性的眼光对欧洲华人群体的发展变迁略作梳理、比较与剖析。然而，欧洲华人社会的历时性变迁如何嵌入中欧两地的国家规制、人口结构及历史文化所融合生成的社会情境之中，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的批判性整合，基于中国跨国移民的现象与问题去丰富国际移民理论建构，无疑任重道远。

（摘自：李明欢、朱梅：《欧洲华人社会新动态——<国际移民>两辑“欧洲华人研究特刊”之比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