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云大峰的父亲为了谋生，离开老家海南文昌，远赴一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地方——沙捞越（现为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在其首府古晋舅父开的店里打工，后又回乡带着妻子一起重返古晋。

如今，位于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已纳入马来西亚的版图。但在历史上，它曾属于文莱，1841年英人詹姆士·布鲁克因协助文莱苏丹成功镇压叛乱而被任命为砂拉越总督，次年宣布沙捞越脱离文莱成为独立王国——布鲁克王朝。

1931年，云大峰呱呱落地，在他之前，父母还生育了一个孩子，因为落后的医疗条件不幸早早夭折。年轻的父亲一边手忙脚乱地照顾着新生的婴儿，一边心里还时时挂念远在故乡的年老体弱的父母。最终，父亲拍板，让母亲带着刚刚6个月大的云大峰回故乡，照顾云大峰的祖父母。直到1935年1月，父亲在古晋和堂叔合开的一间咖啡店有点起色，母亲才带着云大峰一起回到古晋。

幼年时期的这一段回国经历，懵懂的云大峰自然不大记得。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却埋下了一颗种子——我是中国人！这颗种子在心田安静地生长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参战后南下进占北婆三邦，以保护马来亚战役的日军侧翼，并计划以此为踏板，进占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和爪哇。马来亚战役爆发8日后的1941年12月16日，日本将领川口清健率军于沙捞越的美里登陆，于24日占领古晋。日本共统治沙捞越3年8个月。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文莱一并被日本划入北婆罗地区，由日本陆军第37军负责防御，驻地设于古晋。

在日本占领期间，云大峰在久镇（日本将古晋改名为“久镇”）第四小学读书，因不愿继续接受亡国奴教育，读了一年后就不再上学，选择留在家务农以及帮助父亲打理生意。直至1946年，他才升入古晋中华中学读初中。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求知若渴的云大峰开始接触到了进步新思想。家里一位比他大几岁的表叔给他带来了不少进步书籍和报纸。至今，他犹记得读到著名左翼记者邹韬奋的《萍踪寄语》里描写的苏联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多么大的区别。邹韬奋笔下的苏联成为他的理想之国。后来，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以及香港出版的《华商报》《正报》《文艺生活》等进步书刊。在进步思潮的感召下，云大峰的爱国热情高涨，他逐步认识到青年人应当肩负改造社会的重任，要有置身于革命的远大抱负。

也正是在这一年，邻家姑娘叶秋霞的俊俏身影吸引着云大峰。他默默关注着这位跟他一样，对进步思想求知若渴，有着共同理想抱负的姑娘。1947年，叶秋霞初中毕业，由于古晋没有高中，叶秋霞和一些同学打算赴新加坡求学。云大峰也憧憬着更加自由开放、能够学习到更多先进思想的新加坡，于是，云大峰跟着他们一起去了新加坡。云大峰进入了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以下简称“南洋侨中”），叶秋霞则进入了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

新加坡曾是英国海峡殖民地，长期受英国直接统治。在日本占领时期，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密集，也是南洋华侨的抗日运动中心，著名侨领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便发动东南亚八百万的华侨为中国抗战筹集了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落入虎口的新加坡华侨由于先前曾大力援助中国抗日，又组织义勇军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因而遭到日本的忌恨和疯狂报复。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占领超过3年的期间约有2万至5万名新加坡华侨惨遭杀害。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回到星马（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称），恢复了殖民统治。初期虽曾赞扬马共抗日有功，并对马共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授勋，但旋即于1948年6月颁布紧急法令，残酷镇压马共及与马共有关系的政治团体活动，同时也对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华侨进行打击。

南洋侨中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由陈嘉庚带头创办。在二战前后，战争、罢课、反殖民浪潮，使华侨中学成为学生运动的大本营。身处反帝反封建的桥头堡，身边又有不少热血青年，深埋在云大峰心里的爱国、进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云大峰阅读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些进步的书籍给云大峰的思想带来了极大震撼和启发，使他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

1948年2月，云大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在南洋侨中开展支援祖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革命工作，他的政治生涯由此开始。同年3月叶秋霞也参加了该组织。据云大峰回忆，刚刚开始开展工作时，由于时任校长极为开明，再加上有不少中国进步教师逃往南洋，带来了不少新思想和新信息。南洋侨中校内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既有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也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还有支持国民党的，各种学生组织都在借力宣传自己所拥护的思想，相互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云大峰所在的组织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与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针锋相对，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等等。

学生组织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左派思想的传播引起了英殖民当局的警惕，殖民政府教育局要求学生不问政事，专心读书，但显然是无效的。英殖民当局的镇压迫使云大峰所在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成员蛰伏以待时机。

1949年6月30日，云大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叶秋霞也于1949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南洋侨中的学生自治会下设执委会和议会，议会由每班选出3名同学担任议员组成，云大峰当时担任了议会会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洋侨中全校喜气洋洋，云大峰主持召开会议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活动的三项决议：一、举办庆祝文艺晚会；二、致电祝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三、全校师生集中升新中国国旗。10月9日，南洋侨中举办的庆祝晚会气氛非常热烈，除本校师生外，还有许多家长以及新加坡的几所华文中学的学生，总人数近千人。晚会开始前全场合唱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晚会上学生代表还宣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晚会宣言》，大家欢呼独立的、自由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诞生了。晚会结束后全体师生又合唱《团结就是力量》。10月11日，全校师生在学校的操场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嘹亮的歌声中冉冉升起。

这样的局面，显然是英殖民当局不愿意看到的。10月12日，英殖民政府致函南洋侨中说，学生会的庆祝活动“涉社团注册法令”，要求学生会在10月20日前申请注册，否则学生会将被认定为“非法社团”，“其人员将被监禁三年，学校也会受到惩罚”。10月14日，英殖民当局继续向学校施压，将学生们在礼堂里张贴的爱国壁报全部撕毁。10月20日，经学生自洽会议会讨论，成员们都认为学生自洽会议会没有涉及违法活动，因此拒绝申请注册，为防止英殖民当局继续发难，只能解散议会。此后，英殖民当局又派了数批警察和便衣特务到学校的学生自洽会和一些学生宿舍进行搜查，但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勒令学生自洽会的执委和议长集中起来，强行登记了所有人的姓名和居民证号码。

1950年5月31日，南洋侨中里冲进来200多个英国警察，他们借口搜捕马来亚共产党员，抓捕了包括云大峰在内的19名学生和1名老师，还逼迫学校开除了68名学生，云大峰是其中之一。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过了一个月后，在云大峰的父亲亲自前来保释下，云大峰被释放了，与父亲一起回到古晋。但他已被英殖民当局列入“黑名单”，在回到古晋后，他被英殖民当局叫去训话，被警告不准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并被没收了护照。叶秋霞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是南洋女中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在新加坡的华文中学中，南洋女中是最早举行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的，学生在10月4日举行了文艺汇演庆祝新中国成立。机敏的叶秋霞在听到云大峰被捕后，立刻逃回古晋，躲过了一劫。

经此挫折，这对青年男女丝毫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云大峰进入古晋圣约瑟英校继续读高中，表面上是个安稳的学生，实际上却和叶秋霞在当地华侨中开展拥护支持新中国的工作。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了1952年2月，云大峰和叶秋霞忽然接到了组织上的消息，通知他们撤退回国。

接到消息的云大峰和叶秋霞又惊又喜，他们心心念念，曾经为之奋斗过、努力过的祖国在召唤他们回去。一想到这，云大峰浑身的血液都似乎沸腾了起来，恨不得两胁生翅，立刻飞回中国。

但现实情况却是困难重重。其一，云大峰的家人并不知晓，也不会支持他参加如此危险的政治活动，因此云大峰的回国之旅必须要瞒着家里人；其二，古晋没有直达中国的飞机和轮船，要想回中国，必须先去新加坡，但云大峰和叶秋霞都受到了英殖民当局的监视，且没有护照，显然无法进入新加坡，也就回不了中国。

看着沙捞越的地图，云大峰想起了一个曾经十分要好，如今在印尼的许姓同学。沙捞越南部与印尼交界，而印尼当时已是独立国家，并不受英殖民政府管控，如果能够偷渡到印尼，那么应该能回去中国。

可是如何偷渡呢？云大峰苦思冥想。他首先想到了利用假期出游的机会，与叶秋霞一起出逃，但叶秋霞当时已是一名教师，与尚在读书的云大峰假期时间并不重合。而若要就着叶秋霞的放假时间安排，身为学生的云大峰也不能旷课数天而不被发现。

如此一来，云大峰只剩下一个选择——休学。为了让父母接受自己退学，云大峰开始装病，他谎称自己头晕头痛，无法完成学业。父母将他送到医院看病，又抓了不少中药，但数月治疗下来，云大峰的“病情”依旧没有起色，无奈之下父母只得同意办理休学手续。

1952年6月，叶秋霞的假期即将开始，云大峰凭着精湛的“演技”，让父母相信自己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可以与朋友们一起外出郊游。但是，如果以和朋友们外出游玩为由而出逃，英殖民当局可能会将这些朋友逮捕审问。为了不给这几位既知情又非常支持他俩的朋友们添麻烦，云大峰想出了一条连环计：他先是跟父母声称自己将与叶秋霞及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去某地游玩数天，然后暗地里跟这几位朋友说好，到了出发那天，自己会让一个亲戚跟他们假称云大峰因病不能外出跟他们一起旅游，为表歉意，将云大峰母亲做的红烧牛肉送给他们在路上吃。如此一来，云大峰的父母和朋友都能避免引起英殖民当局怀疑，且父母也无法阻止云大峰出逃。此外，云大峰还预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将出逃真相和自己立志报国的决心写了下来。

1952年6月28日凌晨五点，云大峰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漱、喝了一杯咖啡，就骑着自行车将母亲给他郊游所准备的一桶红烧牛肉送到了那位亲戚的住处，并将信交给亲戚。为避免亲戚被父母责问，云大峰让亲戚将信交给一个相熟的朋友，让朋友过三四天后再交给父母。

做好所有准备后，云大峰来到叶秋霞家，两人租了一辆车，搭乘数十英里到了一个镇，在镇上过了一夜，然后再坐车到了印尼与沙捞越交界处。到此处之后，车辆无法通过边境，云大峰和叶秋霞雇了一个向导，带领他俩在羊肠小道上走了三天的路，每天都要走七八个小时。后来，他们在印尼遇到了一群正在郊游的印尼华侨学生，便混进他们的车到达了印尼的山口洋，一天之后再到坤甸，顺利到达许同学家。

许同学热情地接待了云大峰和叶秋霞，并积极为他们改名换姓办理护照。云大峰和叶秋霞在许家的安排下在印尼住了半年。直到1952年12月，印尼有大批爱国华侨学生返回中国，两人准备好护照后，许同学的哥哥还亲自带领云大峰和叶秋霞搭乘水上飞机到达雅加达，买好船票送他们上了一艘荷兰轮船回国。

上了船的两人终于松一了口气，但随即他们才知道，这艘轮船竟然要在新加坡停靠，因为还有新加坡的乘客要上船，那就意味着新加坡移民厅的官员也会上船执行公务，两人又忙不迭地在船上躲避了一番。直到轮船驶离新加坡，船上的华侨青年如释重负，朝气蓬勃的脸上都展露出兴奋和期待。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大家都唱起了熟悉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随后，船上掀起了一阵为抗美援朝捐款的热潮，不少华侨不仅慷慨解囊，许多人甚至连自己身上的手表、金项链也都捐了出来。此情此景，六十多年后的云大峰仍然历历在目。

1952年12月31日，轮船抵达香港，港英警察严格盘查后，武装护送这批乘客搭上火车去深圳，云大峰和叶秋霞又辗转到了广州。在离家半年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入住广州的一家招待所后，就像谍战片里的场景，云大峰拨通了一个牢记于心的电话号码，报出了神秘的“接头暗号”，然后与接听人约定了第二天在中山纪念堂见面。回国半年后，云大峰和叶秋霞成为北京中侨委政策研究室马来亚科的科员。

1954年，在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下，越南在法越战争中击退了法国的进攻。同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国签署了《日内瓦协议》，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被分割成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与亲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北越由胡志明领导，南越由保大帝领导。

越南北部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因此自古以来便有不少中国人移居越南。据资料显示，1951年，越南华人约有150万人，其中分布在南越135.7万人，北越9万人，越南中部5.3万人。1951年越南北部有华侨华人商号3821家，主要集中于海防、岘港、归仁、番切等地。华侨华人主要经营工商业，包括碾米、制糖、轧棉、纺织、造船、酿酒、化工等行业，活动范围十分广泛。

根据《日内瓦协议》规定，法军应该在10个月内完全撤出北纬17度以北地区。但是在这10个月期间，法军却“小动作”不断：他们用各种手段煽动北越华侨华人迁往南越，以期打击北越的经济。而此时，身处北越的华侨华人对新生的北越共产主义政权也不甚了解，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因此，胡志明请求中国政府协助安抚在北越的华侨，加深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使他们在北越能够安心生活。

1954年9月，云大峰和叶秋霞这对曾经共患难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同年12月，新婚不久的云大峰被调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职员，与其他两个同事以及一个电影队一起从北京搭火车到广西南宁市，再辗转来到与越南交界的边境，在部队的兵站住了一宿。第二天，越南的几辆军车载着他们穿过友谊关，一路赶到了北越首都河内。

到达河内的当晚，恰好是除夕夜，胡志明举办了一个庆祝晚会，邀请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众多工作人员参加。云大峰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在晚会上见到了穿着橡胶鞋的胡志明。晚会即将结束时，在胡志明的指挥下，大家激情昂扬地用越南语唱起了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云大峰等人到越南后就由大使馆安排参加由二等秘书戴路领导的，开展越南第三大城市——海防的华侨工作。但由于当时海防仍然处于法军控制范围，尚未解放，因此工作组无法直接进入海防。河内与海防相距大约120公里，在这段路程的中点，有一座城市——海阳，距离海防的边界仅有18公里，因此成为工作组的落脚点。为了做好海防的华侨工作，越方还将一些在海防的华裔成员交由工作组领导。工作组就通过这些成员组织海防的华侨华人陆续到海阳来看中国电影和开座谈会，给困难华侨送温暖，以及做各种宣传活动等等。1955年5月13日，北越军队接管海防。5月15日，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从海防撤出，海防获得解放。工作组也进驻海防，成立由戴路领事为首的中国驻越南海防领事馆，云大峰也随之成为新领馆的职员。

1955年9月，云大峰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组织华侨回国观光是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一部分，中国希望通过观光将华侨争取过来，解除他们对中国的顾虑，使他们成为中国开展对外工作的线索和桥梁。因此，经过一番筛选和邀请后，云大峰和另一位同事陪同30位越南华侨登上了回国的火车，赶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典。

这趟观光之旅是云大峰永生难忘的记忆。因为在北京，他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9月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宴款待来宾，并不是所有来观光的华侨都能参加国宴，但幸运的是，云大峰陪同的30位越南华侨都受到了邀请。国宴开始前，一身中山装的周总理站在门口迎接来宾。云大峰带着30位越南华侨和其他来宾一样，排成一队准备进去。他排第一个，轮到他时，周总理亲切地问道：“你是从哪里回来的？”

云大峰下意识地回答：“越南。”周总理笑着和他握了握手。多年后，云大峰回想起这一幕，仍然十分激动，“我这么一答，让总理把我误认为是华侨了，我真是不好意思，但是能够和总理握手，我可太高兴了！”

庆典结束后，云大峰陪同越南华侨赴南京、上海、杭州、南宁等地参观游览名胜古迹、工农业、手工业、文化教育事业、市政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后来，云大峰还先后在中侨委国外一司印尼处、韶关广东大宝山矿、广东省侨联宣传部、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等部门任职。1990年1月，云大峰离休。

1991年，云大峰和叶秋霞回到阔别已久的古晋探亲。当年云大峰不辞而别后，云大峰的父亲于1961年去世，父子俩再也无缘得见，而云大峰的母亲则在1975年到中国探望过儿子一家。“我们那一代人，虽然在外国出生，但是骨子里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父亲一辈子虽然不怎么关注政治，但是他在古晋挣了一点钱，也要想方设法在国外买木材，用帆船运回中国老家盖房子，就是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我离开家的时候，心底里也知道这一走此生不一定还能回古晋，但是没有犹豫，也没有后悔，因为为祖国奋斗是我一生的理想。”云大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