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国际移民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并正在国内、国外融入很多学科的研究范围及研究活动之中。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王苍柏博士2020年12月份以英文出版的新作《离散华人的博物馆表达：移民历史与祖籍国的文化遗产》，就是华侨华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新作，是对学科发展的有力推动。

在收到该书英文版前，笔者曾读过暨南大学蒋婷博士、中山大学张朝枝教授发表在“UNESCO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微信公众号上对于该书的介绍。A他们的介绍将王苍柏的新作翻译为《博物馆空间中的离散华人：移民历史与祖［籍］国的文化遗产》。应当说，他们的翻译与原文有所不同。原英文书名可直接翻译为“离散华人的博物馆表达”或“离散华人的博物馆陈述”。这一翻译过分强调忠实于原文、严格遵循语法的翻译与中文的表达方式很不相同，而且译文也令人费解。“祖［籍］国”一词翻译中的括号也无必要，虽然现有译法反映了推介者对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多年来有关“祖籍国”与“祖国”讨论的了解。因此，本文拟使用更简洁规范的中译名，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该书的研究内容及主要特点进行介绍。事实上，作为研究中国近年来华侨华人博物馆体系建设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该书作者所运用的理论分析角度、研究方法及其主要研究发现对华侨华人研究具有独特的启迪、借鉴作用，很值得学术界同行的关注。

一

华侨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在国内外已有近50家。在2015年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及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华侨博物馆已经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对象、新资源、新角度，进而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现象。在这次研讨会上，王苍柏呼吁实现“移民研究的物质转向”。具体地说，就是建议将物质文化引入华侨华人研究当中，从华侨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和文化遗产的角度，推动和丰富现有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他认为应当改变以往华侨华人研究只重视“人”而不重视“物”的倾向。显然，他当时概括的现有研究的问题，以及“物质转向”的新分析角度，为他近期以英文出版的这部新作打下了基础，使这本书成为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拓展和深化华侨华人研究研究的力作。

该力作英文版共178页，含24张图片。除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外，全书根据作者在引言中总结、归纳出的国内四类华侨博物馆的分类，将全书的主题分为四个部分，其下共包括七个讨论章节。

第一部分着眼于作者所界定的第一类“象征性博物馆”，包括两个章节：第一章：“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诞生”，与“离散华人作为民族自我或他者的再现”。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品牌博物馆”，包括两个章节：第三章：“侨乡移民文化遗产确认中‘热’与‘冷’的认证”及“文物归还作为场所营建及身份认同构建的场域”。第三部分主题为“记忆博物馆”，两个章节包括：“身份的印记：集邮空间中离散华人表达的主观性”，及“房屋如何记忆？华侨农场归侨历史的物化记忆”。第四部分讨论“不太可能的博物馆”，该部分只有一章：“中国南方博物馆化离散华人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除上述目录主要内容外，作者在本书引言中还用了两节——第五节“华侨博物馆化：分类”及第七节“章节安排”，对上述博物馆分类做了更多的解释。第一类“象征性博物馆”主要分析的是中国侨联推动建立并领导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作为党和国家全面展示华侨华人发展历史和现状，宣传中华文化传统象征性的、自上而下的机构性安排。第二类“品牌博物馆”大多为地方政府支持并兴建的博物馆，如江门五邑华侨博物馆、江苏泰州单声珍藏文物馆，等等。这类博物馆在宣传中华文化和侨务政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动力是要打造所在城市及地区的侨乡品牌，以提高各个城市、地区自身在社会、经济发展竞争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与上述两大类“官方博物馆”不同，第三类“记忆博物馆”多为饱受离散之苦的普通归侨，为永远记住他们所历经的磨难而推动建成的。作者通过对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华侨邮票收藏展，以及一个地处偏僻的华侨农场纪念室的分析，展示了普通归侨参与的博物馆活动。尽管在动机、行动主体和展示对象上有所区别，但前三类博物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直接支持或认可，而作者分析的第四类“不太可能的博物馆”则不同。第四类代表了地方居民及归侨群体认为有历史或其他价值，但由于与现行话语体系不甚相符，而被认为不适于博物馆化的所谓“困难的遗产”。

在该书前言中，作者还简要介绍了从2009年开始从事国内华侨博物馆研究的经历。由此，华侨文物和华侨博物馆便构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在过去十余年中，作者搜集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研究了十几家华侨博物馆，并做了大量跟踪访谈，为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作为从博物馆学角度拓宽华侨华人研究的一本专著，该书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贡献。除了分析有关华侨博物馆的详尽材料外，该书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方面值得学术界同行学习、借鉴。

首先，作者沿用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研究方法或惯例，在搜集资料、田野访谈的同时寻找到了一个能用来统领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国际学术界的学术探讨之列。作者的研究文献分析发现，国际学术界在2014年前从未出版过任何一本关于中国博物馆的英文专著。而在2014年，就有三本英文专著出版，其中包括不幸于2016年英年早逝于墨尔本的、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原教授吕烈丹的最后一部英文著作《中国的博物馆：影响力、政治与身份认同》一书。

作者在评价到现有各种分析角度的优缺点后，确定采用一种称之为“宏观博物馆学”的分析角度，并认为这一研究视角具有四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补充的特点。第一，宏观博物馆学的视角纠正了以往单从时间角度考虑文化遗产的缺陷，使得从跨国、跨空间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成为可能。第二，博物馆的概念可以当作一个动词使用，而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这也就是说，博物馆可以在国家，或跨国环境下，成为不同行动主体确认文化遗产，或协商文化遗产确认的一种文化载体。第三，宏观博物馆学的研究视角并不是将博物馆视为大墙围拢着的空间，而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具体时间和空间特征的社会过程。第四，这一角度还将博物馆间看作是一个网络，而不是一个孤岛。因此，这一视角关注的是展示不同类型、规模和地点的离散华人人群的博物馆在处理这种既相同、又不同的关系中所呈现的发展模式。

其次，作者在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演示了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理论融合、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也很值得国内学术界同行，特别是年轻学者参考、借鉴。显然，该研究在确定了上面提到的大的“宏观博物馆学”分析框架后，又在具体分析各类不同华侨博物馆案例时，从若干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借用了各种中观或微观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以支撑、充实其“宏观博物馆学”分析框架，加深研究的理论深度。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作者几年前提出的以往华侨华人研究有只重视“人”不重视“物”的问题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他所呼吁的实现“移民研究的物质转向”却很有意义。结合该书所讨论分析的内容，所谓“物质转向”似乎有着两层意思。一方面，从狭义上说，华侨华人研究要加强以物化证据及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在物化证据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讨论，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应用性。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考虑，无论是以物化证据为基础，还是以华侨华人个人、群体或社区为研究对象，华侨华人研究应当进一步向实证研究转向。作者大量使用由访谈、历史文献等研究方法所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事实上也实现了向实证研究的转向。由实证研究得到的各类事实、数据、资料，相对于那些脱离研究情境，空谈特征、特点的所谓分析，不仅是一种物质化的转变，而且是一些研究者急需实现的方法论上的转变。

当然，从本文前半部分一些标题翻译可以看出该书的一个不足之处。由于该书由英文撰写而成，很多表达更多关注的是遵循英文的习惯，而忽略了翻译成中文的的难度和不可能性，导致有些英文在直译后很难理解。好在中文是该书作者的第一语言，期待作者尽早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高佳，男，博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澳洲华人新移民、澳洲华人社会变迁，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