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郁达夫的故事至今回荡在世界各地。

与无数中华儿女一般，在祖国千疮百孔、风雨飘零的年代，他以笔为枪，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大声疾呼。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亲口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

76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4天后，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一位抗日救国的中国作家正在家中与几位客人聊天，这时，有一名印尼青年来家里请他出门叙话，他穿着来不及换掉的拖鞋，走出家门，而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便是郁达夫留给世间的最后背影。

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1938年，42岁的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之邀，带着家人去往新加坡。当时的南洋可说是“文化的沙漠”，郁达夫一心想要在这片“沙漠”上建立一座海外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

起初，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的编辑，后接编和创办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双月刊等8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事实证明，这些报刊几乎都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在新加坡的三年时间里，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学评论，推动了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活动。

战火延续而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新加坡。当地群众掀起了抗敌的热潮，“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应时而生，郁达夫被推举成为团长，同他一样南下南洋的张楚琨担任组织部长。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临危不惧，机智掩护华侨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士，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开始了他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

为抒发感情，排遣内心的寂寞，郁达夫又开始写诗了，并且还开始蓄留短须。艰苦的流亡生活，并未使他意志消沉，相反，他诗里行间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居住地的一位侨领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这位侨领交涉些事情，双方正苦于语言不通，束手无策时，正巧郁达夫进来，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做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周围的日本宪兵都知道有一个名叫赵廉（当时郁达夫的化名）的华侨，精通日语。当时，占领苏门答腊岛的日军非常需要通日语、印尼语和华语的译员，因此不久后郁达夫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了酒。

在给日本人做翻译期间，郁达夫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居间折冲，用机智和决断帮助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渡过一次次难关。当时，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带人来到郁达夫所在的小镇，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使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前来的汉奸。那几个人见势不妙，只好抱头鼠窜而去。郁达夫也跟着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最好的纪念是铭记

在浙江富阳郁达夫故居，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一直珍藏着郁达夫的手迹，当年，为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郁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有人说，郁达夫前半生放荡不羁，后半生忠贞不屈，用生命谱写了英雄赞歌。有人说，郁达夫精神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的一个符号，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一种力量和精神指引。

他悲壮的一生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就像永远不会泯灭的星星一样。政坛老人胡愈之曾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人物。如今，在故乡富阳，有着以郁达夫名字命名的学校、码头、公园，每年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