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华侨社会形成于何时，以往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观点，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社会学和华侨史的研究成果，明晰华侨社会的构成要素，进而以此为指标考辨学界关注的各个时期，并进一步对江户时期的“唐人社会”实态进行对照分析，究明日本华侨社会形成时期的社会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及学界主要观点

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标志着赴日华侨人数的规模化、中日间经贸往来的趋势化、华侨管理规范化，因此日本华侨社会的发端时间及其构成特点受到了学界的重视。综观中日既有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到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两宋时期。以罗晃潮、和田久德为代表的中日学者根据博多贸易带来的人口聚集、中日双方的互动等情况，认为此时已显现出日本华侨社会的轮廓，但整体来说并非学界的主流观点。（二）江户初期。这一时期是学界普遍拥趸的日本华侨社会形成时期。内田直作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华侨开始在日本定居是“在江户初期的长崎贸易时代后”。此外，华侨特有的集会场所和唐人墓地的兴建，以及贸易带来的人员剧增也是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们看重的依据。（三）幕末开港期。日本幕末的开港是日本历史上的关键事件，横滨开港资料馆馆员伊藤泉美视之为“日本华侨社会发生的契机”。开港以后从人数、定住情况以及贸易情况等方面来看更具备形成华侨社会的条件。可见，研究者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标准不同，对华侨社会形成时期的认定亦有所差异。

二、华侨社会的构成要素及观点辨析

追溯日本华侨社会的开端，首先要理解社会形成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安东尼·吉登斯与菲利普·萨顿提出社会“通常指的是生活在特定边界内，分享着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语言、价值观以及基本的行文规范的一群人。……由人们之间、群体之间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秩序模式，建构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可见，共同的文化、制度和群体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关键。费孝通指出“共同的文化”应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并阐释了物质条件、群体间共同的关联和环境对于社会构成的意义。综上可见，社会构成以一定范围内一定数量的人口为主体，以物质生产、精神生活和制度管理为基础和支撑，以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为联结。社会构成的条件自然同样适用于华侨社会，但需要考虑到华侨群体的特殊性。张秀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保护法》总结出了华侨的两个构成要素，“一是定居在国外，二是保留着中国公民的身份”。结合社会的构成和华侨的历史特点，笔者认为，华侨社会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海外居留的中国人，同时要满足具备人脉网络、精神寄托、经济生产以及政治管理等构成条件。

基于此，回看学界的三种观点。两宋时期“宋人百堂”和博多贸易孕育了华侨社会的萌芽，但移民流动性较大，且缺乏政治管理，并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江户初期的“唐人社会”已经具备了人脉联络、精神寄托、经济生产和统一管理的社会构成特点，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幕末开港后，相较前代更具有组织性的乡帮团体、更加庞大的华商网络以及更加规范的社会管理，都使得此时的新的日本华侨社会以更加清晰、完善和稳固的姿态出现在日本。综上，学界关注到的三个时期是日本华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江户初期形成的“唐人社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当时的社会实态反映了华侨社会初期的特点。

三、江户初期“唐人社会”实态

17世纪，中日两国都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逐步实施锁国政策，中国国内正处于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以住宅唐人和唐船商人为主体，并具有人脉网络、精神寄托、经济生产和政治管理的“唐人社会”正是生成于此种背景之下。

（一）人脉网络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日本“西海诸道沿岸各地，明舶来至互市，其商旅中彼土人士，散处潜居”。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明遗民、知识人、僧侣东渡日本。他们在广泛的互动中形成了以“乡帮”为纽带的华侨群体网络。“乡帮”是由住宅唐人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团体，也是以地域为划分依据的同乡人自治团体，言语差别和习俗差异是各“乡帮”集团意识构成的主要因子。当时，在长崎的乡帮主要包括三江帮、福州帮、泉漳帮。

（二）精神寄托

在精神层面，“乡帮”的集团意识体现在共同的祭祀活动和宗教思想上。唐人以“乡帮”为依托建立了唐三箇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唐寺在当时的长崎华侨社会中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宗教、祭祀和相互扶助团体的功能，并成为“华侨社会与长崎地域社会交往互动的空间”。江户初期，唐寺使得唐人群体之间得人脉网络更加清晰化，也在精神层面成为群体间共同的精神依托。

（三）经济生产

据岩生成一的统计，1611至1647年间约有近千只唐船赴日贸易。纷至沓来的唐船基本满足了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唐船商人也从中获利颇丰。无需赘言，唐船贸易就是当时唐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除此之外，唐船碇泊期间，诸如唐船商人及乘组员住宿的费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游玩的消费、船舶修补的费用等贸易附属的经济生产活动也创造了不少的收益。

（四）政治管理

江户初期唐人内部主要依靠自身的组织性实现政治管理，既依托唐寺、唐人墓地、唐船的帮际结合，也需要唐通事肩负内部管理的责任并从中协调。17世纪初期乡帮织就了唐人内部的人脉网络，是实现唐人内部政治管理的基础。而住宅唐人在当时的唐人内部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作为唐通事和唐年行司的任命对象，一方面联结乡帮、联络唐寺，维系唐人内部的制约纽带。

四、结语

追问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时期，既是追本溯源地梳理日本华侨史的必然，也是究明日本华侨社会特点和发展脉络的必由之径。结合社会学和华侨史的研究，江户初期唐人在日本的活动形式和群体样态已经符合了华侨社会的构成特点。日本华侨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具有断续和更新的特点，其萌芽于两宋时期，形成于江户初期，焕新于幕末开港时期。可以说江户初期在日本华侨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正是历史上各个阶段赴日移民的陆续侨居，为江户时代唐人在长崎汇集埋下了暗线，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人脉网络、精神寄托、经济活动和政治管理的华侨社会结构，而这样的华侨社会不断更新再造，在日本开国时期迎来新的发展。

（吕品晶，女，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江户时代赴日中国人及日本中华街等问题。迟皓，男，空军航空大学人文社会与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关系等问题。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