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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研究】国际移民创业与族裔社区建设
——以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为例
2021年07月08日09:19  来源:中国侨联

本文旨在从社区的视角,审视国际移民创业的溢出效益。笔者首先简要地检视现有关于族裔创业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然后,基于从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的比较研究中所采集的质性数据,分析移民创业的效益。

一、文献回顾:少数族裔创业与社区建设

少数族裔创业可为个体和族群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个体和族群的平均收入水平缓冲主流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和就业竞争、培养创业意识并提供非正式的职业培训。少数族裔创业给个体及族群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带来了一定的非经济效益。

族裔社区(ethnic community)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不同少数族裔群体居住的街区(neighborhood)。族裔社区依靠同族经济,即“聚居区族裔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和同族社会结构的支撑。布勒东(Breton)于1964年提出的“组织完整性”(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概念指的就是根植于族裔社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社区组织和机构,以种类多样化(diversity)、密度(density)和同族性(coethnicity)来测量族裔社区中组织完整性程度和社会结构的强弱。社区组织完整性程度越高,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越强,越有自给自足的能力,越能满足其成员方方面面的需求。

在一定的条件下,族裔社区“组织完整性”程度越高,即同族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数量越大、种类越多,这个社区越有能力产生有助于同族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族裔资本(ethnic capital)。笔者认为,测量“组织完整性”程度的高低还需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阶级(class)。如果一个族裔社区没有中产阶级的介入和参与其日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个社区就会面临如布勒东所预测的结果,即永久性的社会隔离(segregation)和边缘化。基于此,笔者假设,族裔成员创业可以提高族裔社区的组织完整性进而导致族裔资源的再生产。从社区的结构层面看,社区内同族族裔企业和社团组织的密度越高,种类越多,对有形的或无形的族裔资源再生产的影响就越大。一个聚居区族裔经济不发达的族群,其社区组织完整性程度势必偏低,族裔资源再生产的能力也比较弱。

二、美国洛杉矶华裔与韩裔社区的比较

华裔和韩裔移民在移民较为集中的大都会地区都有各自的族裔性鲜明的社区,如唐人街和韩国城,都有各自的“聚居区族裔经济”,都以高自雇率、高度聚集的商业活动及高度多样化的族裔企业而著称。华裔和韩裔企业虽然地理分布较广,但大多集中在东西两岸的大城市如洛杉矶和纽约,超过五分之一的华裔企业和大约四分之一的韩裔企业集中在洛杉矶大都会地区。

根据自2000年以来对两个族裔社区的持续观察,笔者发现,洛杉矶的华裔和韩裔经济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之处。第一,当今的唐人街和韩国城虽然是多个少数族群聚集的社区,但与其他族裔社区不同是,两者都有着高度的“组织完整性”。第二,两者的经济活动范围均超越了城中心的唐人街和韩国城的地理界限。但是,华裔经济以“聚居区族裔经济”为主,比较集中在唐人街和新生的华人聚居郊区(简称“新华人郊区”,Chinese ethnoburbs)。而韩裔经济是由“聚居区族裔经济”和“中间商族裔经济”两大类别组成,其聚居区族裔经济较多集中在韩国城,而中间商族裔企业则散落在城市中南区(South Central)的贫困黑人区和拉美移民社区。

三、移民创业的溢出效益

华裔和韩裔社区的族裔经济发展,基本得益于移民创业。两个族裔社区都有较高的“组织完整性”。移民创业最直接的经济效应是:一方面为创业者和同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保证或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充实了族裔社区有形的、可观察的族裔资源,从而保证族裔经济的供求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族裔经济的发展是族裔社区社会结构的巩固和扩大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社区社会结构泛指位于族裔社区或与社区有密切联系的可观察的和虚拟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族裔组织,宗教组织,以及非营利的社区服务和人文服务组织。

唐人街和韩国城由于各自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而避免了本族群成员的社会隔离。密集而多样化的商业服务设施有效地吸引了白人和少数族裔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市雅皮士和游客前来光顾,但最重要的是吸引了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同族成员的回归。同族中产阶级的回归又对族裔经济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继而刺激了同族企业家的进一步投资,进一步发展族裔经济并强化同族社区的社会结构。如此一环扣一环地良性循环。

笔者的实地观察发现,在洛杉矶的唐人街、新华人郊区和韩国城,社区族裔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社团的数量,因而增加了族裔社区的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的社会空间。

移民创业还有一个显著的溢出效益,那就是社会资本的增值。华裔和韩裔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移民的“超高端筛选”致使整个族群的总体平均人力和物质资源提高,从而有利于移民创业。唐人街、新华人郊区和韩国城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社区的“组织完整性”程度,同时大大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增值。

四、结论

从上述对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政策性启示。第一,移民创业通常能为同族成员创造商业和就业机会,满足同族的移民个体和群体的各种特别的消费需求。然而,许多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创业规模较小,且比较集中在低端的零售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政府除了积极支持移民或少数族裔创业,还需注意引导并通过政策鼓励发展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从而有利于提高族裔社区组织完整性,吸引中产阶级的参与,推动跨阶级的社会互动。第二,移民创业由于地理区域不同,其社会效益也不同。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企业家与本族社区的社会结构联系紧密,由此生成族裔资本。而中间商少数族裔经济的企业家与异族社区的社会结构没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政府应采取有效奖励措施,鼓励和帮助中间商少数族裔企业家参与当地社区活动,与当地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异族顾客搞好关系,从而降低种族冲突的风险。第三,唐人街和韩国城虽地处贫困街区,但其经济发展为本族群体创造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而这些华裔或韩裔资源通常只能为本族群成员所用,对于居住于唐人街或韩国城的异族群体成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为此,政府应该致力于促进跨族裔的合作,帮助中间商少数族裔企业家向异族居民开放其社会资源,例如给低收入的移民家庭发放优惠券,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共享私营的课外补习和才艺培训设施。

(周敏,女,社会学博士,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亚太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移民社会学、海外华侨华人、移民创业、少数族裔经济、移民第二代教育、城市社会学、族裔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王大磊,男,教育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

(责编:王燕华、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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